二 中国文化特殊性带来的问题

上面我们用较多篇幅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质，目的是想让大家明白，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哲学”是日本人西周翻译西方philosophy使用的一个名词，近代才有。过去我们只有经学、子学，没有哲学。如果以西方哲学做参照系，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路数有很大的区别。

其一，西方哲学关注宇宙本源问题，中国哲学很少关注这类问题。对西方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们非常注意探究世界的本源。但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市场，道家还沾点边儿，儒家则基本不管。儒家关注的重点是国家怎么治理，个人如何成德的问题。放着这些问题不管不问，总是探究世界的本源，在儒家看来，就是不务正业，就是旁门左道。

其二，西方哲学一般都有自己的体系，中国哲学大多没有完整的系统。西方哲学不管哪一门哪一派，一般都能注意由一个起点开始，逐渐引向深入，最终形成一套学理系统。中国哲学不大注意这些。我们读《论语》《老子》，前一句后一句，东一句西一句，很难看出有什么系统。

其三，西方哲学重视概念的清晰性和准确性，中国哲学过分注意直觉，概念不严密。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不够清楚。比如，老子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按照日常语言，道就是说不清的，如果能说清楚，那就不是道了。再一个是孔子的仁。仁是孔子的一大创造，孔子论仁的地方特别多。但他对于仁只是随意指点，没有给仁下过定义，以至于过了两千五百多年了，现在还在为仁究竟是什么争论不休。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如此不同，结合前面的内容，并不难理解。西方有一种说法，叫作哲学起源于惊讶。宇宙好神奇，好伟大，它的本源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古人对这些问题不断思考，于是就有了哲学。这个说法没错，但需要提醒注意，关注此类问题的前提是必须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中国哲学不是这样的。先秦诸子产生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特殊背景之中，我们的先贤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我常讲，如果说西方哲学产生于悠闲，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闲出来的，那么，中国哲学则是忧天下之忧而忧出来的。当古希腊哲学家身上涂着橄榄油，晒着太阳，思考世界本源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先贤在烽火硝烟中忧天下，忧民众，忧出了自己的哲学。西方哲学产生于闲，中国哲学产生于忧。要了解中西哲学之差异，这一不同的背景，不可不知。

因为有这种不同，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大合格，或者干脆断言哲学是西方的产物，中国没有哲学。前些年又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意思是说中国哲学有没有资格称为哲学，这是有待讨论的。要弄清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从什么是哲学说起。什么是哲学？很多人都说不大清楚，即使哲学系的老师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师傅很健谈，聊了几句就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你猜吧。他说，你不像当官的，也不像经商的，你是老师吧？我说，是呀，你很有眼光嘛，我在复旦大学教书。他又说了，复旦是好学校，我的儿子要是能考进复旦，我一辈子就满足啦，就是那个家伙不争气，学习不好。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在复旦教什么呀？我说，我教哲学，我在哲学系。听我这么说，那个师傅就不再问了，因为他不知道哲学是干什么的。我们在高中学过，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进了大学，就不要再这样讲了。在我看来，哲学根本不能概括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追问的反思。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

首先，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的追问。形上是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叫作“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形而上简称形上，不是我们过去讲的“形而上学”的那个形而上，不是机械的、不变的代名词，而是指有形有象之上的东西。世间任何一个物都有形有象。比如，这是教室，这是男同学，这是女同学，这是复旦大学，这是北京大学。有形有象者为器，属于形而下。既然有形而下的器，那么这个形而下的器一定有其本源，而这个本源是无形无象的。无形无象的本源即为形而上。世界上任何一门具体学科，讨论的问题都属于形而下的范围。比如，水是怎么组成的？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量子的结构如何，它是怎么运动的，怎么能够借助量子的特性开展通信联系？哲学不管这些，它管的是这些具体东西的本源。哲学不讨论水的分子是什么，量子的结构是什么，它追问的是这些东西的本源。这个本源就属于形上问题。

其次，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追问的反思。只是对于形上问题的追问，还不能称为哲学。宗教也可以追问世界的来源，基督教的《创世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仅有这一步还不够。哲学是对这些追问的进一步反思。如果你说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了整个世界，那你是宗教家。只有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思，才是哲学。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理论层面上说，哲学高于宗教，不能倒过来。哲学的层面太高了，因此它既不能赚钱，也不能发家，什么用也没有。但哲学又有大用，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在最高层面上都由哲学来管，而世界上所有具体问题，也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得到了解决，才能算是最终的解决。这是哲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加深对philosophy的理解。在古希腊，philosophy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爱，一个是智慧。哲学就是爱智慧。但需要注意，哲学爱的不是一般的智慧，不是水是怎么构成的，量子是怎么运动的，它爱的是作为这些具体问题的终极根源的那个智慧。这个终极根源不涉及具体问题，但所有具体问题都由它来管。这样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词metaphysics。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后人在编辑其著作的时候不知道应该归入哪一类，放在物理类不对，放在数学类也不对，于是就把它放在了物理学这一部分的后边。metaphysics直译就是“物理学之后”。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不能把哲学归入任何一门具体学科，它是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那个形而上之道。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只要达到一定高度，都可以对形上问题有所追问，都可以对这种追问进行反思，都可以有自己的哲学。前面关于哲学的定义中特意加入“人类”二字，强调哲学是“人类”对形上问题追问的反思，用意就在于此。我曾举酿酒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很多都学会了酿酒。世界上的酒有很多种类，有啤酒，有葡萄酒，有白兰地，有清酒，有白酒。啤酒是古巴比伦人发明的，葡萄酒是古波斯人发明的。中国人好喝酒，酒的品种也多，有黄酒，有米酒，最重要的是白酒。白酒又分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这些酒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叫个性，白酒不等于清酒，清酒不等于葡萄酒，葡萄酒不等于啤酒。但所有的酒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含酒精。我举这个例子旨在说明，恰如世界上很多文化到了一定阶段都学会了酿酒一样，不同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不仅会对形上问题有所追问，而且会对这些追问进行反思。我们不能说啤酒是酒，葡萄酒不是酒，白酒不是酒。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说西方对形上问题追问的反思是哲学，中国对这种追问的反思不是哲学。应当承认，philosophy确实是西方的概念，但它不能霸占哲学，就好像葡萄酒不能霸占酒是一样的。philosophy只是哲学的一种形态，不是一手遮天的法则。中国同样有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有着独特的价值，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裁定我们自己的哲学。以后大家还会听西方哲学的课，西哲老师会说西方哲学很多好话。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一定了解，就会明了，中国哲学在总体上并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作为中国人，应当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

把握中国哲学的特点，区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这个话题今天讲起来很轻松，其实是我们走了整整一百年的冤枉路才明白的道理。前面说了，近代意义的哲学研究，算起来也就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金鸡破晓时期。大致从1919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后期。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了。此前谢无量也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但影响力比较弱。胡适这本书的写法有点像开中药铺。根据西方哲学的内容，把中国哲学的相关材料摘出来，分别予以归类。西方有认识论，有辩证法，有形而上学，胡适就在中国文献中找出相关的材料，放在认识论、辩证法、形而上学一个个小抽屉里面。这种做法问题很大，但毕竟有开创之功。到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又出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冯友兰的这本书，写作模式同胡适没有本质区别，同样是开中药铺，但比胡适更为完整，更为系统。这本书后来还出了英译本，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影响很大。

第二个阶段为大江分流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78年。胡适的书，特别是冯友兰的书出来之后，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同时受到两个不同阵线人物的批评。持传统立场也就是后来说的国粹主义的人，批评冯友兰把材料分得越细，离中国学问面貌的本相越远。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责备冯友兰的书没有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讲阶级斗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后来导致了分裂，节点可以定在1949年。那一年，喜欢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从南往北走，喜欢传统方法的人，从北往南走，形成了大江分流的奇观。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大江分流之后，对中国哲学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持传统立场的那些人。他们经过不懈努力，做出了很大成绩。而那些没有重视中国哲学特质，盲目跟着西方走的人，则乏善可陈。

第三个阶段为落叶归根时期。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明白了，我们这么多年走错了路，根本原因是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特质，把中国哲学仅仅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镜像，从而重新反省中国哲学的特点。这40多年是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哲学研究最好的一段时期，有很多好学者，好著作，其中不少是可以传世的。这一辈的学者多是半路出家，基础跟他们的老师从小背“四书五经”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因为赶上了好时候，其成就总体上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前辈。我讲这些是想说明，上天真的厚待大家，大家应该充分珍惜自己的运会。运会这种东西不能不承认。如果运会不好，再聪明也没有用。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能有那么多好的哲学研究成果吗？重视中国哲学的特点，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是我们用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牢记于心，万万不可轻视。

我还想把话题说得大一点。我有一个大胆的预判：如果中国今后数十年不犯原则性、战略性错误的话，用不了多久，世界将会再次出现大致相当于17、18世纪欧洲的那种中国热。人们会以穿中国服装、讲中国语言、吃中国饭菜、按中国方式做事而骄傲。那个时候，不管我们在巴黎，在伦敦，在纽约，人家问我们：where are you from？我们都会挺直腰板，铿锵有力地讲出那五个熟悉而伟大的字母：C-H-I-N-A。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珍惜自己的运会，不要犯根本性的错误，否则就会痛失历史良机，那就是罪过，就是造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