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理论与方法
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与战略
肯尼思·奥耶(1)
一、导言
国家存在于持久的无政府状态中。主权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会受到集中权威的限制。这种共同的条件产生了多样的结果。国家间关系集中表现为战争和协调、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贸易战和贸易休战、金融恐慌和金融援救、竞争性贬值和货币稳定。国际关系中集中权威的缺乏有时会阻碍共同目标的实现。因为国家不可能将对自身行为的最终控制权交给一个超国家的主权者，它们不能保证将会遵守其诺言。违反诺言的可能性会阻碍合作，即使合作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国家的确在无政府状态下通过合作实现了共同的目标。虽然没有任何最高的国际权威，国家经常约束自身行动以促进相互受益。虽然没有国际主权者来实施协议条款，国家能通过默契式合作、正式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以及国际机制的创建来实现共同的利益。问题在于：如果国际关系既近似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又近似于洛克式的市民社会，为什么合作在一些情况下会实现，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会实现？1
这一专题论文集的作者既从解释层面也从建议的层面提出了这个永恒的问题。第一，哪些环境条件便于出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鉴于缺乏集中权威来保证对协议的服从，情势的哪些特点鼓励或允许国家约束自身的行动以实现相互受益？情势的哪些特点阻碍合作？第二，国家采取哪些战略来改变它们面对的环境以促成合作的实现？政府并不必然接受给定的环境。情势中对合作的阻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有意识的矫正？国家能够通过何种更高层次上的战略来创造合作的前提条件？
解释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然而，由于习惯使用的术语不同，具体的应用不同，两个领域之间无法进行结论上的比较。在本书中，源自初等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而形成的统一的分析框架贯穿于国际安全和经济事务的案例。运用严谨抽象的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具有几个优点2：第一，表面的差异经常模糊两个领域中问题、解释和建议的类似性。通过基本概念的化约，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要素的运用使我们得以辨识这种类似性。第二，财富和福利政治与战争政治之间的固有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建议。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明确辨别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之间在程度、原因和前景上的差异。第三，知识的不均衡发展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建议，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便于有用的概念在两个领域中相互转换。3
在这篇导言中，我提出三个环境维度，既作为对合作的大致解释，也作为促进合作的长期战略目标。本章包括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定义了一个维度，解释该维度何以有助于说明合作和冲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发生，并检验促进合作实现的相关战略。
在题为“报偿结构（payoff structure）：共有偏好与冲突偏好”的部分中，我讨论了报偿如何影响合作的前景，并提出了通过改变报偿来改善合作前景的战略。正统博弈理论家通过划分定序博弈的类型来确定占优战略（optimal strategy），他们日常的洞见提供了讨论的起点。4安全研究、微观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近期的文献提出了改变报偿结构，进而改善合作前景的战略。5
在下一个题为“未来的影响：单轮博弈与重复博弈”的部分中，我讨论了持续的互动前景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6检验了回报战略（strategies of reciprocity）何以在重复条件下提供实现合作的直接路径；7并提出了延长未来影响（shadow of the future）的战略。8此外，这一部分显示，辨别和控制能力——区分他方合作和背叛的能力以及采取同类行动加以回应的能力——会影响回报战略的力量，并提出了改善辨别能力的战略。9
在第三个部分“参与者数目：两人博弈与多人博弈”中，我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数目的增加，合作会变得更加困难，提出了在多人（N-actor）情势下促进合作的战略，并提供了通过将行为体数目减少到实现共同利益的程度以促进合作的战略。博弈理论家和垄断理论家很早就注意到，随着数目的增加，合作将变得更加困难。他们的洞见提供了讨论的起点。10政治经济学的近期著作强调在多人情势下促进合作的两种战略：机制功能主义者提出了在大数目行为体条件下增加合作可能性和稳固性的战略；11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特别讨价还价分析者则建议，双边和区域分解战略可将行为体数目减少到实现某些共有利益的程度，当然这也同时减少了巨大的合作收益。12
上述每一个环境维度既作为对合作的解释，也作为促进合作的战略目标。本章的结论部分提供了测试这些基本解释和战略的路线图。本书将这一共同的分析框架应用于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案例，并寻求这些案例在合作的发生率、原因和前景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作者希望这样做有助于深化对国际合作的理解。
二、报偿结构：共有偏好与冲突偏好
在给定轮次下的报偿结构——相互合作（CC）相对于相互背叛（DD）的收益、单边背叛（DC）相对于无偿合作（CD）的收益——是分析合作问题的根本。这种观点依次包含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合作的重要性。更狭义地讲，在什么情况下合作——根据有意识的政策协调来定义——对实现共有利益是必要的？第二，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和稳固性？第三，国家通过何种战略来改变报偿结构以增加合作的长期前景？
在转向这些问题之前，先简单考虑一下报偿结构某些有形和无形的决定因素。安全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文献检验了军事力量结构和信条、经济意识形态、货币储备规模、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诸多其他因素在国家评估其自身利益中的效用。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解释了进攻性军事技术和战略的扩散何以能够增加背叛的报酬，并因此减少合作的前景。在《国际机制、交易和机会：战后经济秩序中的内嵌自由主义》一文中，约翰·鲁杰（John Ruggie）展示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扩散如何增加了相互经济开放相对于相互封闭的预期收益，并因此减少了非对称背叛相对于非对称合作的预期报酬。在《企业和关税机制变革》一文中，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表明了商业周期的低迷阶段如何改变了国家对贸易保护的偏好，并且因此减少了相互开放相对于相互封闭的预期收益，并增加了非对称背叛的预期报酬。13
在本书中，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论文和肯尼思·奥耶关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冲突的章节，强调了意识形态和知觉因素对国家偏好的决定作用。罗伯特·杰维斯关于体系战争结束后协调的出现的论文阐明了报偿的国际结构因素。约翰·科尼贝尔（John Conybeare）关于贸易战的比较研究、肯尼思·奥耶关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冲突的研究和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关于银行家困境的研究，检验了报偿结构中的宏观经济因素。乔治·唐斯（George Downs）、戴维·罗克（David Rocke）和兰道夫·西韦森（Randolph Siverson）在其关于军备竞赛中的合作的论文中考察了报偿结构的国内结构因素。报偿结构成为认知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结构因素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干预变量。
1．报偿结构与合作
报偿结构如何决定合作的重要性？更狭义地说，在什么情况下，合作——根据有意识的政策协调来定义——对实现共有收益是必要的。如果存在共有收益，行为体会认为相互合作比相互背叛更可取。因为协调对于实现共有收益是必要的，行为体必然认为单边背叛比无偿合作更可取。这些偏好顺序是和我们熟知的“囚徒困境”、“猎鹿”和“胆小鬼”博弈相一致的。实际上，因为合作是可取的但非自动的，这些博弈已经不成比例地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实现相互收益,而不诉诸最高集中权威的能力,这对共同利益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国际情势并不符合这些类型的博弈。第一，考虑一下实现共有利益并不需要合作的情形。如果行为体认为无偿合作比单边背叛更可取，就没有欺骗的动机存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管他方如何行动，将会自动导致共有收益。例如，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学家中比在贸易官僚中更为普遍——相信无偿开放比单边保护更可取。自由主义者相信，不管他方如何行动，开放都是最好的。在一个由纯粹自由主义者构成的世界中，实现开放并不需要政策协调。在这样的情势下，利益是完全和谐的，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能力与共有利益的实现无关。14
第二，考虑一下通过合作也不能实现共有利益的情况。如果至少一个行为体认为名义上的相互背叛比相互合作更可取，政策协调就不能导致共有收益，“合作”一词将无法适用。对称的和非对称的僵局博弈（games of deadlock）属于这种类型。例如，如果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军备竞赛比军备控制更可取，冲突将不可避免。再考察一个贸易中的例子:自给自足政策的信奉者认为相互保护比相互开放更可取，因此，在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给自足的信奉者之间谈论合作毫无意义。在和谐盛行的时候，共同利益的实现并不需要合作。当僵局出现时，“合作”一词毫无意义，冲突不可避免。无论是和谐还是僵局都无法吸引博弈理论家的充分注意，因为合作和冲突的结果可以直接地和简单地从报偿结构中推导出来。
和谐博弈和僵局博弈在本书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在诊断课上，医学专业的学生被教导：“当你听见马蹄声，先想到的是马，而非斑马。”哈里森·瓦格纳（Harrison Wagner）向国际关系分析家提供了类似的建议。15他警告说，“猎鹿”、“胆小鬼”和“囚徒困境”经常并不适于摹画国际情势。当你观察冲突时，在困惑于为什么共有利益未实现之前应先想到僵局，即缺乏共同利益。当你观察合作时，在困惑于国家为什么能够抵制背叛的诱惑之前应先想到和谐，即背叛不能带来收益。通过将大量注意力投向对报偿结构的详细说明，作者们试图注意到上述的警示。
在一系列博弈中——包括“囚徒困境”、“猎鹿”和“胆小鬼”——合作对实现共有利益是必要的。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在这些情势下合作的可能性和稳固性呢？“囚徒困境”与“猎鹿”或“胆小鬼”相比，合作更难实现。为了理解为什么如此，通过链接其名称起源的说明性故事来考察每一个博弈。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两个囚犯具有犯罪嫌疑。当局只持有少量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如果两个囚徒互不揭发，两人都会因仅获少量指控而被轻判（CC）。如果一个囚徒揭发，而另一囚徒沉默，滑头将被释放（DC），而傻瓜将被判重罪（CD）。如果两人相互揭发，两人均获中等处罚（DD）。每一个囚徒的偏好顺序为DC＞CC＞DD＞CD。如果囚徒预期仅仅博弈一次，每个囚徒都将选择相互告发而非沉默，不管其他的伙伴选择做什么（DC＞CC和DD＞CD）。滑头报偿的诱惑和傻瓜报偿的恐惧将使单轮囚徒困境走向相互背叛。不幸的是，如果两个囚徒都按这一推理行事，他们将会遭受主要的指控而获致中等处罚。而合作却可以使其仅因次要的指控而获致轻判（CC＞DD）。在单轮囚徒困境中，个体的理性行动产生了集体的次优结果。
猎鹿（Stag Hunt） 一群猎人围捕一只鹿。如果所有人相互合作来捕鹿，所有人将会吃得很好（CC）。如果一人背叛去追逐路过的野兔，鹿会逃走，背叛者得到少量食物（DC），而其他人一无所获（CD）。如果所有人都追逐野兔，所有人都有机会捕获野兔，从而获得少量食物（DD）。每个猎人的偏好顺序为CC＞DC＞DD＞CD。丰美鹿肉相对于其他所有结果的共同利益有力地减轻了背叛的诱惑。然而，因为到手的野兔好于逃跑了的鹿，只有在每个猎人相信所有猎人会合作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合作。在单轮的猎鹿博弈中，保护自己免遭他人背叛伤害的背叛诱惑被鹿胜过兔这一强大的偏好抵消。16
胆小鬼（Chicken） 两个司机从相反方向驶向路中心。如果一人转弯，而另一人没有转弯，第一个人将得到胆小鬼的污名（CD）。而第二个人将被看作英雄（DC）。如果双方都不转弯，他们将遭致迎头相撞的惨祸（DD）。如果双方都转弯，每一个人的名誉损害都是有限的（CC）。每个司机的偏好顺序为DC＞CC＞CD＞DD。如果每个司机都认为对方将转弯，每一个司机将为背叛所诱惑，从而继续驶在路中心。做一个活着的英雄好于做一个活着的胆小鬼。如果双方都抵挡不住这一诱惑，背叛将导致相撞。由于担心对方不会转弯，这就减少了在路中心对峙的吸引力。在单轮胆小鬼博弈中，单边背叛的诱惑为相互背叛的恐惧所抵消。17
在非重复博弈中，只有定序的偏好起作用。在单轮博弈的情况下，依序而定的博弈类型中定距层次上的报偿并不能够（在理论上）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在上述说明中，占优战略的讨论并不取决于报偿之间的数量差。然而，CC和DD之间与DC和CD之间数量差即使没有精确的衡量，亦可大可小和可增可减。结果价值上数量差的变化会通过两种路径影响合作的前景。
首先，与结果相连的值的变化能够将情势从一种定序的博弈类型转化为另一种博弈类型。例如，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中，罗伯特·杰维斯描述了在相互合作的收益相对于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有所增加时，较困难的“囚徒困境”如何演化为较少挑战性的“猎鹿”。他将包偿结构与进攻和防御主导的传统概念联系起来，将进攻和防御主导与技术和信条转换联系起来。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玛丽·帕特·威廉姆斯（Mary Pat Williams）和唐·巴巴伊（Don Babai）强调了知觉一致在技术合作中的决定作用。关于技术的本质和效应的共同观念的扩散提高了合作的预期收益，减少了出自背叛的预期收益，有可能将某些“囚徒困境”转化为和谐。18
其次，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在给定类型的博弈中，报偿间的数量差是合作的重要决定因素。出自相互合作的收益（CC—DD）越多，出自单边背叛的收益（DC—CD）越少，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重复博弈的情势下，CC和DD之间与DC和CD之间在当下和未来轮次上的数量差影响当下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未来的影响”部分将详细讨论。
2．改变报偿结构的战略
如果报偿结构影响合作的可能性，那么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矫正报偿结构来改变情势，进而增加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这一部分开始所讨论的报偿结构中的许多有形和无形决定因素可以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战略来进行有意识的矫正。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罗伯特·杰维斯提出了通过单边战略改变报偿结构的具体建议。采购政策会影响合作的前景。如果一个超级大国认为采购防御性武器比采购进攻性武器更可取，就会减少它从突击实现的不当利用中获得的收益（DC），减少对手对不当利用的恐惧（CD）。联盟成员经常采取措施将部队部署在存在纠纷的边界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将部队作为人质加以使用，目的在于减少自己从背叛中获得的报偿——减少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DC）——因而使其伙伴更少可能采取防御性的背叛。协议公开化减少了与背叛协议相联系的报偿，并因此减少了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对国际关系的这些看法和微观经济学中近期的发展相类似。奥立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认为，企业所采取的单边和多边技巧可以减少不当利用的收益来促进企业间合作。他区分了与遵守协议相联系的专用成本和非专用成本。专用成本，例如专门的训练、机械工具和工程建设，并不能在协议破裂后追回。当缔约方陷入较高的专用成本时，背弃承诺将会导致明显的损失。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获取专用资产作为可持续合作的抵押来减少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非专用资产，比如通用的卡车和飞机，即使协议破裂也是可挽回的。企业可通过最大化非专用资产的使用来减少对被不当利用的恐惧，但是这种资产不能作为抵押减少来自不当利用的收益。19单边战略可以通过减少被不当利用的成本（CD）和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DC）来改善合作的前景。企业间合作的新文献间接地提出了一个国际关系中的老问题，即促进合作的单边战略的成本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限制自己从不当利用中获益的单边行动会增加自己被他国不当利用的脆弱性。例如，一国如果允许比较优势部门的扩张和无效率部门的清理就会减少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规范中背叛的收益。因为专用化的经济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抵押，这种战略无疑增加了国家对自由主义承诺的可信性，但是它也有另一效应，即增加了这一国家对他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脆弱性。在地面部队作为人质的例子中，部署部队的国家通过消除盟国对抛弃的恐惧促进了合作，但这样做导致了它对盟国不当利用自己的恐惧。在新保守主义核武器文献的例子中，保罗·尼采（Paul Nitze）、科林·格雷（Colin Gray）、威廉·范·克利夫（William Van Cleave）以及其他人假定发展反导导弹而非针对工业和城市的导弹，断定这种从反击力武器向反价值武器的转换会减少来自不当利用的收益，但提高了被不当利用的脆弱性。20认知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报偿结构，并且影响对改变报偿的单边战略的成本收益和限度的知觉。
单边战略并非穷尽国家可以用来改变报偿结构的选择范围。双边战略——以议题联系战略最为显著——可以通过混合并不相似的博弈来改变报偿结构。因为采取议题联系往往需要重复博弈，议题联系如何用来改变报偿的分析将在“未来的影响”这一部分提出。进而，双边“启蒙”战略旨在改变其他国家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关于利益的知觉转变。例如，美国谈判者在美苏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SALT Ⅰ）谈判中寻求苏联同行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逻辑。21
多边战略聚焦于国际机制的形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改变报偿结构。第一，机制产生的规范可以为国家内部化，进而改变报偿结构。第二，机制产生的信息可以改变国家对其利益的理解。正如哈斯所言，新机制可以收集和分配信息，这些信息说明了先前并未得到理解的因果关系。对目标—手段等级制知觉的变化会导致对利益知觉的变化。22
三、未来的影响：单轮博弈与重复博弈
对于自利者之间实现合作而言，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乃为根本：一是各方之间的类似交易不可能再次发生；二是未来互动的预期会影响当下的决定。正如上一部分所表明的，在类似于单轮“囚徒困境”或单轮“猎鹿”、“胆小鬼”博弈的战略情势中，国家总是为来自单边背叛的瞬时收益所诱惑，总是为来自无偿合作的瞬时损失所忧虑。持续的互动如何影响合作的前景呢？这个问题可以依次分成以下四个步骤。第一，重复条件为何改善了“囚徒困境”和“猎鹿”中合作的前景，而减少了“胆小鬼”中的合作前景？第二，回报战略如何在重复条件下改善了合作的前景？第三，为什么回报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博弈的条件——行为体区分他方合作与背叛的能力以及采取相应措施的能力？第四，通过何种战略国家能改善博弈的条件和增大未来的影响？23
在转向这些问题之前，考虑一下重复情势的特点。第一，国家必须期望相互之间持久交往。在实践中，这一条件并不是特别严格。除非发生全球热核战争，国际政治的特点在于未来互动的可预期性。第二，报偿结构并不一定随着时间发生实质性改变。每个轮次并不改变未来的博弈结构。在实践中，这一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例如，当进攻居于支配地位时，打算突击的国家就处在具有许多单轮博弈特点的情势中。这种突击改变了未来互动轮次的选择和报偿。相反，打算增加或减少军事预算的国家处于具有许多重复博弈特点的情势中。开销选择和与之相联系的军事力量的边际递增或递减可能在未来互动的轮次中保持相对稳定。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准备或担心在金本位制下贬值的政府处在具有许多单轮博弈特点的情势中：货币贬值会一次性地减少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价值，而储备的减少也会一次性地减少可能的损失。相反，准备在浮动汇率制下以最低储备进行干预的政府处于具有许多重复博弈特点的情势中：货币的贬值或升值并不会产生储备的一次性损失或收益。第三，对未来贴现率的大小影响博弈的可重复性。如果一国没有赋予未来报偿任何价值，它就处于具有许多单轮博弈特点的情势中。如果它为未来的报偿赋予了很高的价值，它就处于具有许多重复博弈特点的情势中。例如，如果和为寻求再次当选的政治领袖相比，处于最后一个任期的政治领袖可能会赋予未来较低的价值。
1．未来的影响与合作
未来的效应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在没有一个主权者的单轮博弈情况下，遵守协议往往是非理性的。考虑一下单轮“囚徒困境”。每一个囚徒都可以通过揭发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无论其伙伴是否决定揭发。由于没有持续的互动，背叛将成为占优战略。因为两个囚徒既不可能求助于一个实施合作协议的集中权威，也不期待未来的报复能够威慑当下的背叛。合作在单轮博弈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如果囚徒期望置于未来的相似情势下，合作的前景将得到改善。实验证据表明，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下，合作的概率显著提高。24即使缺乏集中权威，通过相互沉默也可以经常达到和保持默契式合作。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下，潜在的背叛者将对来自告发的瞬时收益和由于告发所导致的未来收益的可能损失进行比较。25在单轮的“猎鹿”中，为了保卫自己免遭他人可能的背叛，每个猎人都为背叛所诱惑。为了抵制这种诱惑，基于可信赖性的声誉减少了背叛的可能性。如果猎人处在永久的团体中，预期彼此再次共同捕猎，单边背叛相对于无偿合作的瞬时收益将为未来没有合作的成本所抵消。无论是在“囚徒困境”还是在“猎鹿”中，当下的背叛减少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因此重复性改善了合作的前景。26在“胆小鬼”中，重复性会减少合作的前景。在单轮博弈的情况下，单边背叛的诱惑为相互背叛所带来的撞车的恐惧所抵消。 重复性如何影响这种平衡呢？如果博弈可以无限重复下去，每个司机都可能避免当下转弯，而迫使对方在未来转弯。每个司机寻求获得不转弯的声誉以使对方转弯，在重复的“胆小鬼”中，司机当下的背叛减少了对方在未来背叛的可能性。27
2．回报战略与博弈条件
现在将战略引入解释。虽然正如上文所说明的，持续互动的预期对合作的可能性具有不同的效用，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中采用回报战略可以改善“胆小鬼”、“囚徒困境”和“猎鹿”中合作的前景。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认为，回报战略通过在行为体当下行为和预期未来收益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方式产生了促进合作的效应。“一报还一报”（tit-for-tat）或者有条件合作可以通过塑造当下合作或者背叛的未来结果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
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和“猎鹿”中，回报战略突显了当下合作和背叛的未来结果。上文提出的观点——重复性提高了在这些博弈中合作的前景——取决于这个假定：当下的背叛会减少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例如，采用以下含蓄的或明确的战略，如以沉默回应沉默、以揭发回应揭发、以逐兔回应逐兔、以合作捕鹿回应合作捕鹿等等，就会证实这一假定。在重复的“胆小鬼”中，回报战略会抵消关涉未来合作前景的声誉考虑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回想一下在可重复的“胆小鬼”中，每个司机都会限制当下转弯以迫使对方在未来转弯。在重复的“胆小鬼”博弈中，含蓄地或明确地采用一报还一报战略改变了和当下背叛相联系的未来收益。如果回报战略是可信的，与未来撞车相联系的相互损失会鼓励当下的转弯。在所有三种博弈中，用未来的合作回应当下合作的诺言与用未来背叛回应当下背叛的威胁可改善合作的前景。
回报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博弈的条件——行为体有效区分他方合作和背叛的能力以及采取同类行动加以回应的能力。在上面的说明中，背叛和合作的含义是明确的，两分法选择——在揭发或者沉默之间、逐兔或者捕鹿之间、对撞或者转弯之间——限制了错误知觉的可能性。进而，所有行动都是透明的。鉴于情势的定义，囚徒、猎人和司机能够有效地辨别他方的背叛和合作。最后，行为体的定义消除了控制问题的可能性。整体的囚徒、猎人和司机并没有受到派系的、组织的或官僚机构的功能紊乱之苦，而这些紊乱会阻碍回报战略的实施。
在国际关系中，博弈的条件会限制回报战略的有效性。合作和背叛的定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例如，苏联和美国根据《基本原则协议》所陈述的缓和条款对背叛赋予了明显不同的含义。28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在国内部门政策是否包含间接出口补贴的问题上也意见不一。进而，行动可能是不透明的。例如，政府也许不能发现他国违反军备控制协定或提供间接出口补贴。如果背叛并不能被有效发现，当下合作对可能的未来报复的效应将会减弱。而且，模糊的定义及缺乏透明度会限制国家辨别他方合作与背叛的能力。
因为回报要求灵活性，控制和辨别一样重要。国内派系的、组织的和官僚机构的功能紊乱可能会限制国家实施一报还一报战略的能力。兜售一种不变的政策路线可能比兜售一种为回应他方行动而转换政策路线的战略要容易得多。例如，军备供应者和防务计划者往往抵制武器系统的销毁，即使销毁是为了回应对手的行动。进口竞争型行业往往反对取消进口壁垒，即使贸易自由化是回应他国的自由化。有时，国家决策者不能实施回报战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决策者不得不为兜售其回报战略而付出大量成本。由于这些原因，国家决策者会对有条件战略有所顾忌：追求这种战略的国内成本可能部分抵消了有条件合作政策预期产生的未来收益价值。
正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提到的，辨别和控制问题可能会限制回报战略的有效性。在这本论文集中，这些问题以几种方式得到检验。《军备竞赛与合作》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拟，旨在评估一报还一报战略的敏感性,以便与完美的辨别和控制相区隔。案例研究和结论评估了辨别和控制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回报战略的有效实施。29
3．改善辨别和增大未来影响的战略
在多大程度上国家可以通过创造有利的博弈条件和增大未来的影响来促进合作？国际机制文献提供了创造有利博弈条件的技巧。规范的明确制定会限制定义上的模糊性，澄清行为标准、定义合作和非合作行为的适当行动，可以使回报战略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进而，监督的实施——例如军备控制协定中的核查机制或关于国内部门政策的性质和影响的信息共享——可以增加透明度。在实践中，提高辨别能力的目标往往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谈判中居于中心地位。
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文献提供了几种方式来增加情势可重复性的特点。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分解时间段的技巧可以增大未来的影响。30例如在一次用300亿美元购买10亿桶原油的交易中，如果交易被拆解成多次支付和交货，背叛的诱惑将得以减少。如果军备削减和领土分离必须一步达成，则在削减或分离上的合作将很难实现。如果削减和分离被拆解为几个环节，合作的问题将更容易得到处理。最后，议题联系战略可以用来改变报偿结构，并将可重复性的因素插入单轮博弈情势中。国家间关系很少限于非常重要的单轮博弈议题。当国家在一个议题上面对单轮博弈情势时，当下的背叛会因在其他可重复博弈的议题中报复的威胁而放弃。例如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如果其他国家将其货币贬值，担心以前储备损失的国家会将贬值和可重复的贸易博弈联系起来。通过在一个单轮博弈中的当下行为和一个可重复博弈的未来收益建立直接联系，含蓄的或明确的跨议题联系可以增大未来的影响。31
未来的影响、回报战略和报偿结构在决定合作可能性上相互作用。合作和背叛的动机是跨越当下和未来的预期报偿贴现。贴现率的大小影响未来收益的价值。“一报还一报”战略提供了当下行为可能如何影响对手未来行为的明确观点，并因此扩大了合作和背叛预期报偿之间的差值。在每一轮次中，报偿结构都被贴现和预期。
四、参与者数目：两人博弈与多人博弈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根据两人博弈情势讨论了报偿结构和未来影响对合作前景的效应。当重要行为体数目增多时，合作前景又当如何？在这一部分，我要解释为什么合作的可能性会随着数目的增加而减少；检验国际机制的功能可以用来回应大数目（large numbers）问题；提供通过改变情势以减少重要行为体数目来改善合作前景的战略。
数目问题在社会科学很多领域中居于中心地位。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强调囚徒困境的多人视角。我们在讨论重复囚徒困境下合作时的乐观主义要让位于公共物品供给中合作分析的悲观主义。从卡特尔化到联盟中公共物品供给的各种问题通过应用奥尔森的理论，突出了搭便车对合作的重大阻碍。32数目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的两次争论中曾居于中心地位。两极体系稳定还是多极体系稳定的长期争论可以化约为重要行为体的数目对国际冲突的影响。33近期关于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机制论之间的争论可以化约为大数目问题对合作稳固性的影响。34
1．行为体数目与合作
数目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至少有以下三种影响渠道:35第一，合作既要求辨别促进共有利益的机会，也要辨别一旦这些机会出现时的政策协调。当参与者数目增加时，交易和信息成本也会上升。用简单的术语来说，多人情势的复杂性减少了辨识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会。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避免核战争需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在这一特别棘手的危机中，交易和信息成本虽然很大，但没有阻碍合作。相比之下，在1914年的多人博弈的情况下，辨识重要行为体、确定利益和谈判、达成体现共有利益的协议，这些问题则要困难得多。在多人博弈情况下，与获得合作结果相联系的派生成本减少了CC和DD之间的差值。更重要的是，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加，预期其他参与者行为和给未来赋值具有更大的内在性困难。即使在纯粹演绎的意义上，解决多人博弈的复杂性也阻碍了这一问题形式化工作的发展。在现实情况中，这种复杂性更加严重，起到了阻碍多边合作的作用。
第二，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加，自动背叛的可能性和辨别与控制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合作行为依赖于预期效用的计算——包含贴现率、报偿结构和其他参与者的预期行为。贴现率和计算方法可能因行为体而异。随着参与者数目和行为体异质性的增加，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会减少。随着博弈中国家数目的增加，包括对未来大打折扣的、很难发现、反应和实施回报战略的、不能有效区分他方合作与背叛的、远离最低理性标准的国家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加。例如，对核扩散后果的许多悲观主义分析强调，随着有核国家数目的增加，核威慑更可能崩溃。36
第三，随着行为体数目的增加，制裁背叛者的可行性会下降。即使没有引发合作的崩溃，回报战略将更难实施。在两人博弈中，“一报还一报”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因为背叛的成本集中于对方。然而,在多人博弈中，如果背叛向所有各方都施加了成本，回报战略的作用将被削弱。制裁背叛者的不可行性产生了搭便车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将重复囚徒困境中行为体的数目从两个增加到二十个，会发生什么？其中任何一人的坦白都会导致所有人被判以重罪。因此，以未来背叛来报复当下背叛的威胁会给所有囚徒施加成本，从而导致在接下来的轮次中大规模的背叛。例如，在1914年联盟体系中，对联盟中一个成员的报复等同于对联盟所有成员的报复。在多人博弈中，有条件背叛的战略可能会产生扩散背叛而非限制背叛的效应。
2．制度化战略与分解战略
如果参与者数目较大是给定的条件，国家采用何种战略能够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呢？创立机制可以在多人博弈中增加合作的可能性。37首先，惯例能够提供概算规则（rules of thumb）以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其次，集体实施机制既减少了自动背叛的概率，也便于采取对规范违反者的选择性惩罚。国际机制的这两个功能直接提出了大数目行为体所造成的问题。例如，日本和北约成员宣称，在限制具有军事用途的物资和技术输往苏联上具有共同利益。显然，具有军事用途的物资和技术的所有供给者必须合作才能阻止苏联获得这些物资和技术。虽然各国政府在评估某些物资和技术的军事价值上并不一致，但它们在禁运项目的冗长清单上达成了共识。通过禁运清单上的协议，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CoCom）为哪些出口构成背叛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定义。通过定义背叛的范围，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清单预先阻止了国家在输送技术和物资上属于共识的背叛行为，从而使报复变得不必要。38一般而言，合作是机制创立的前提条件。概算规则和集体实施机制的创立与机制的维持和管理,需要相当程度的合作。这一问题限制了通过机制战略矫正类似情势的范围。
哪些战略能够减少博弈中重要行为体的数目进而使合作更加可能呢？当政府在全球层次上不能合作时，它们经常转向差别对待战略（discriminatory strategies）来鼓励双边或区域合作。在行为体之间加以分解的技巧有时改善了合作的前景。减少行为体数目战略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下面的讨论中得到了明显的展示。第一，行为体数目的减少往往需要以合作的收益为代价。区域性开放的收益小于全球性开放的收益。双边清算安排在经济效率上低于多边清算安排。在博弈中，减少参与者数目的战略也减少了合作的收益，尽管这样可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和稳固性。39第二，减少行为体数目的战略从总体上看向第三方施加了可观的成本。这些外部性因素可能激发第三方削弱合作的有限范围或者促进第三方扩大合作的范围。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大规模采用促成了排他性商业开放区域的建立。当面对市场份额的缩减时，英国采用了较不自由的、具有更多差别对待特点的商业政策，以确保其帝国内的特惠待遇,并破坏其他国家之间达成特惠协议。随着美国市场份额的下降，美国采取了较自由的、具有更多差别对待特点的商业政策来增加其对出口市场的准入。但是，并非在所有情势下都可能减少参与者的数目。例如，比较一下有限的商业开放的例子和有限的战略禁运的例子。为了减少贸易战中行为体的数目，市场准入仅仅给予一个国家，而拒绝给予其他国家。与之相比，只要一个供给者背叛，战略禁运的目标国就能获取关键的技术。这些问题限制了通过在博弈中减少参与者数目的战略来矫正类似情势的范围。
五、结论
正如我在开篇所提到的，本书提出的分析路径以含蓄的方式突破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安全研究的传统边界。对合作的强调、对三种环境维度的依赖和改变环境的相关战略分析，并不专门适用于安全事务或者专门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这章和下一章互补性的导论《国际政治的博弈理论》确定了三组抽象的解释性和建议性命题并将其操作化，并且讨论了在国际政治的经验研究中博弈论的使用和滥用。在本书的主体中，6篇经验性论文通过探察安全和经济事务中各种情势、战略和结果，提供了对这些命题的有限检验。40
作为安全事务的三个案例研究中的第一个，罗伯特·杰维斯解释了大国协调的概率、范围和持久性。他一开始就提出反霸战争是协调出现的必要条件，然后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协调能够从1815年延续到1854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协调努力却失败了。他的分析强调国际结构因素——反霸战争——以及协调自身对合作前提条件的影响。
斯蒂芬·范·埃弗拉解释了1914年脆弱的和平为何崩溃。他的分析强调了思想谱系——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统治精英关于其利益和彼此利益的知觉的影响。范·埃弗拉表明，这些思想破坏了合作的所有三个情势条件，对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必要的。
乔治·唐斯、戴维·罗克和兰道夫·西韦森超越了军备控制分析家关于战略的某些肤浅争论。他们的论文确定了单边行动、默示谈判和公开谈判可能减少军备竞赛强度的决定条件。他们在分析19世纪和20世纪并未在战争中结束的军备竞赛时，强调报偿结构的效应与辨别和控制问题对军备控制战略效力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一个案例中，约翰·科尼贝尔（John Conybeare）检验了促进和阻碍商业合作的因素，他解释了在反复持续的英国—汉萨冲突中，为什么合作是不稳固的，权力的非对称性起初是如何阻碍19世纪晚期法国和意大利的合作，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公布如何阻碍了20世纪30年代的合作。
在1930年到1936年之间，国际货币关系的特点就是固定汇率制的崩溃和竞争性贬值、双边和区域合作的出现，以及在《三方稳定协议》之下的有限货币合作。肯尼思·奥耶考察了决定20世纪30年代货币合作概率与范围的环境和战略因素。
在金融危机时，单个债权人将会从限制敞口以规避拖欠的行动中获益。但是，如果很多债权人都限制敞口，就必然发生拖欠。在这篇论文中，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注意到当时的债务重新安排要求数以百计的债权人合作，并解释了为什么私人制裁和制度背景会促进合作。
通过运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沿着传统次领域学科边界安排两组案例，本书的作者希望引发以下思考。第一，安全事务和政治经济中的案例在多大程度上分属由三个情势维度所定义的不同空间领域？第二，在安全事务和政治经济中，准备采取的相关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会有不同？第三，在安全事务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哪些方面并不能够为本书运用的核心路径所解释？第四，哪些额外的情势和战略变量可以改进解释的效力？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罗伯特·基欧汉考察了这些问题。他们在一开始检验了可观察的合作和冲突以及三组情势的前提条件之间的适应性。然后他们回顾了案例研究，评估了改变报偿结构、增大未来影响和创造博弈的有利条件,以及减少参与者数目战略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特别强调了回报战略和机制建设的作用。阿克塞尔罗德和基欧汉最后走向新的综合。他们提出，国际机制可加强回报并将其制度化，国家可以通过融合个体性的回报战略和机制建设来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注释
1．本章强调民族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国家偏好具有主权性，并假定不可能最终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我们强调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非利他主义的合作。
2．在本章中，我以纯工具方式运用初等博弈论。首先，虽然提供了一些形式化的参考文献，本章并没有为不同类型的博弈均衡点的存在提供形式化的证明。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指出的，形式博弈理论家所确定的均衡解法会稳定数学家的收敛预期，但除非通过“不太复杂的替代性路线”来达到均衡，这种解法对国际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参见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13—114。相应地，本书作者寻求“不太复杂的替代性路线”来达到共有收益的均衡点，并寻求简单的战略重构情势以创造共有收益的均衡点。
3．关于博弈论在国际政治的经验研究中运用与滥用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本论文集中邓肯·斯奈德尔（Duncan Snidal）的“国际政治的博弈理论”。
4．关于定序博弈的确定分类，参见Anatol Rapoport and Melvin Guyer, “A Taxonomy of 2×2 Games”, General Systems 11（1966）, pp.203—214。关于根据报偿结构对危机讨价还价的进一步重读，参见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5．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January 1978）, pp.167—214；Oliver E.Williamson, “Credible Commitments: 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1983）, pp.519—540；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tephen D.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6．关于正统博弈论对重复重要性的分析，参见R.Duncan Luce and Howard Raiffa, Games and Decisions（New York: Wiley, 1957）；Appendix 8, David M.Kreps, Paul Milgram, John Roberts, and Robert Wilson, “Rational Cooperation in Finitely-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7（August 1982）, pp.245—252。关于实验室试验的结果，参见Robert Radlow,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operation in Prisoners' Dilemma Ga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9（June 1965）, pp.221—227。关于商业交易中无限重复对合作出现的意义，参见Robert Telsor, “A Theory of Self-Enforcing Agre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53（January 1980）, pp.27—44。
7．关于重复囚徒困境如何完全选择“一报还一报”战略,参见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关于在重复博弈中回报影响均衡结果的形式化表述，参见Drew Fudenberg and Eric Maskin, “The Folk Theorem in Repeated Games with Discounting and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forthcoming。
8．关于分解时间段报偿来提高重复性，参见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p.43—46,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p.126—132。
9．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p.139—141.
10．参见Martin Shubik, Games for Society, Business and War: Towards a Theory of Gaming（New York: Elsevier, 1975）。关于重复博弈中参与者数目影响合作的形式化表述，参见Fudenberg and Maskin, “The Folk Theorem in Repeated Games with Discounting and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11．参见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和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12．参见John A.C．Conybe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Summer 1980）, pp.307—334；Kenneth A.Oye, “Belief Systems, Bargaining, and Breakd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29—1936,” 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 1983）, chap.3。
13． 参见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Ruggie,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Timothy J.Mckeown, “Firms and Tariff Regime Change: Explaining and Demand for Protection,” World Politics 36（January 1984）, pp.215—233。关于偏好模糊性对合作前景的影响，参见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的结论部分。
14．关于区分合作与和谐的进一步讨论,参见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p.51—55。
15．Harrison Wagner,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June 1983）, pp.330—346.
16．肯尼思·华尔兹借用卢梭的猎鹿寓言来说明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共有利益的不可行性。卢梭运用猎鹿寓言说明在原始社会相互依存的第一阶段合作的可能性。卢梭认为，个人可通过“某种没有任何强制的自由联合”在“相互担保”上合作来实现“当下的和可认知的利益”，而且只要形成它的一时需要出现就会延续下去。本文回归卢梭关于猎鹿的寓意。参见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and Jean Jacques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trans； Roger D．and Judith R.Masters（New York: St.Martins, 1964）, pp.165—167。
17．上述偏好顺序在多数成熟的观察者看来是违反常情的,司机不必将其置于博弈中。
18．Ernst Haas, Mary Pat Williams and Don Babai, Scientists and World Order: The Uses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19．Williamson, “Credible Commitments: 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
20．关于这一传统的初创,参见Paul Nitze, “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n Era of Detence,” Foreign Affairs 54（January 1976）, pp.207—232。 尼采的建议取决于是否接受核利用理论的规则，而杰维斯的建议取决于是否接受确保相互摧毁的规则，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21．参见John Newhouse, Cold Dawn: The Story of SALT Ⅰ（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3）。
22．参见Haas, “Words Can Hurt You；Or 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s,” i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23．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和Telsor, “A Theory of Self-Enforcing Agreement”。
24．参见Anatol Rapoport and Albert Chammah, Prisoners' Dilemma（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以及接下来在《冲突解决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25．对于上述一系列的论辩，一种普遍的反对意见是：如果“囚徒困境”的顺序具有一个已知的终点，合作就是非理性的。在已知的最后一轮中，既然双方都知道在最后一步合作是非理性的，来自告发的瞬时收益并不能为未来合作的预期所抵消。如此可以回推到初始的步骤。这种分析将重复“囚徒困境”瓦解为单轮“囚徒困境”。对国际关系研究来说，这种反对意见的价值很有限。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实验者宣判一系列“囚徒困境”会在何时结束。虽然任何系列交易或早或晚会结束，但政府一般并不知道最后一步会何时发生。在所有轮次中，未来互动的可能性为行为体的决策划定了条件。关于不确定的时间范围导致“囚徒困境”解决的形式化分析，参见卢斯（Luce）和雷法（Raiffa）的《博弈与决策》，附录8。诸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ω”一类折扣系数会反映不确定性的效应。可能的未来报偿被打折扣的原因，既可能是未来的收益值低于当前的收益，也可能是博弈结构的变化中断了未来的收益流。
26．这一结论依赖于二元互动适度独立的假定。对于背叛如何通过阻碍其他行为体的进入而提供（外在于二元互动）收益的观点，参见Shibley Telhami, “Cooperation or Coercion: Tit for Tat and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pub.（Swarthmore College, January 1985）。注意合作也会促进其他行为体（相互受益）的进入。
27．关于重复的“胆小鬼”，参见Snyder and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p.43—44。
28．参见Alexander L.George, Managing U.S.-Soviet Rivalry: Problems of Crisis Prevention（Boulder, CO: Westview, 1983）。
29．阿克塞尔罗德表明，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当行为体能有效区分他方合作和背叛并采取同类行动加以回应时，“一报还一报”战略能够比其他战略做得更好。当辨别和控制是完美的，重复环境对合作的出现极为有利。
30．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p.43—46；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p.126—132.
31．对议题联系的分析，参见Robert D.Tollison and Thomas D.Willett, “An Economic Theory of Mutually Advantageous Issue Linkage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3（Autumn 1979）, pp.425—449；Oye, “Belief Systems, Bargaining, and Breakd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29—1936,” chap.3, “Bargaining: the Logic of Contingent Action”；以及阿克塞尔罗德和基欧汉在本论文集中的结论。
32．参见Mancur Olson,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8（August 1966）, pp.266—279。近期关于集体行动困境主要文献的精练概括与扩展，参见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33．参见Kenneth N.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93（Summer 1964）, and Richard N.Rosecance,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September 1966）, pp.314—327。
34．关于霸权,参见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p.258—259。关于两家寡头垄断，参见Timothy Mckeow,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and 19th-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Winter 1983）, pp.73—91。关于机制与合作，参见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和Kra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关于两人博弈和多人公共物品问题，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June 1981）, pp.242—254。
35．参见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第6章对这些观点的扩展。
36．参见Lewis A.Dunn, Controlling the Bomb（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除了为大数目问题提供部分解决方案，当规范被内部化时机制可以影响行为体偏好的顺序和强度，当互动更频繁时机制可以增加情势的可重复性。
38．关于东西方贸易中联盟内合作的全面分析，参见Michael Mast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 U.S．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37（July 1985）, pp.503—531； Beverly Crawford and Stephanie Lenway, “Decision Modes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hange: Western Collaboration on East—West Trade,” World Politics 37（April 1985）, pp.375—402。
39．关于私人交换可以作为公共管理替代的纯自由主义观点，参见Conybe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40．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示了严格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历史案例如何既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又促进了对历史的理解。
(1) 我衷心感谢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拉尔夫·金斯伯格（Ralph Ginsberg）、乔安妮·戈瓦（Joanne Gowa）、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戴维·莱克（David Lake）、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保罗·夸克（Paul Quirk）、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及本书其他撰稿人提供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