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层：夹缝中生存

案例：母亲的职场“玻璃天花板”

乐乐今年读小学二年级，弟弟1岁，妈妈是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课程营销员。疫情发生后，出于防控的需要，全国各地都叫停了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服务，乐乐妈妈只能暂时在家“待业”。

在怀二孩前，乐乐妈妈由于工作努力、业绩突出，本来已经被谈过话，准备提升为部门主管，但由于怀孕期间需要保胎，请假较多影响了业绩。为了保住岗位，在儿子刚满4个月时，乐乐妈妈就请来外婆带娃，自己赶紧返岗，但部门主管已经被另外一名男同事顶替了。儿子在家嗷嗷待哺，每天出门上班，乐乐妈妈都会很纠结；但如果辞职带娃，一家四口的开销又难以维持。乐乐妈妈工作忙忙碌碌，每天在简陋的卫生间挤奶，儿子又时不时头痛脑热，要么厚着脸皮请假，要么上班也心神不宁。每每看着自己窘迫和狼狈的样子，乐乐妈妈就悲从中来。

疫情期间，培训行业受冲击不景气，从上到下相应减薪。乐乐妈妈按普通职员级别只能拿基本工资，收入骤然减少至不足2 000元。全家上有老下有小，只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每月还要还房贷4 000多元，生活一下子十分吃紧。

“待业”在家，乐乐妈妈成了全家的“免费保姆”。要管全家的吃、喝、拉、撒、睡，从原本每天做一顿晚餐到一日三餐、点心水果。同时，乐乐在家上网课，手机网络升级，电脑、打印机配齐，不仅一下子又多了三四千元开销，日子过得更紧巴了，而且还要辅导孩子的英语、数学，乐乐学习习惯不太好，有了手机经常偷偷玩游戏，这让妈妈十分恼火。

而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为了让乐乐未来进好一点的学校，3年来一直花重金让乐乐在某知名校外培训机构参加奥数和英语学习。为享受团购优惠，新学期刚刚一次性打包买课缴纳了4万元。疫情期间，很多课程都转战线上，效果难以保证，但钱花出去了又收不回来，自己又“待业”在家，这让小乐乐的妈妈十分焦虑。

分析：生存与生活哪一个更重要？

养家还是养娃的两难

中国母亲群体的职场角色，呈橄榄型分布：一头的职场精英与另一头的全职妈妈占比很小，呈现“两头尖”；大部分母亲，是处于中间主体地位，在母亲与职场双重身份挤压中求生存的“兼职妈”——一边工作一边带娃的白领、蓝领、服务业人员等。

“夹心层”母亲们首先所面临的焦虑是精力分配：养家和养娃如何兼顾？在孩子的婴幼儿时期，现实矛盾造成的心理压力与焦虑尤其严重。如案例中的乐乐妈妈，儿子在哺乳期，正是需要妈妈长期陪伴，形成安全感和健康依恋关系的关键期，但她不得不出去工作。而在工作过程中，怀孕保胎、孩子生病等亟需母亲承担的事务，又会在客观上分散女性的精力，母亲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保住工作，赚得养家糊口的收入；而一旦失业，又会对家庭生计带来挑战。

升职还是生育的矛盾

孩子婴幼儿时期对孩子照料的任务，让很多母亲在事业发展和孩子的养育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如案例中，乐乐妈妈工作投入和付出很多，业绩也名列前茅，有升职的潜力，但是由于照顾家庭的需求使业绩受到了影响，而没有办法上升到相应的岗位，获得更高收入。

“夹心层”母亲在职场中与男性竞争时面临隐性歧视和“玻璃天花板”，这些现象在现实中普遍存在。随着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推进，我国女性的职场地位不断提高，前些年在招聘时仅限男性、男性优先等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做法被叫停。不过，在现实中，生育、哺乳、出差不便等原因在客观上对母亲们的职业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将母亲们置于不利境地，时常面临隐性歧视。

生育还是升职的现实矛盾，不仅使母亲们倍感纠结，而且让不少大城市女性因为悲观的职业发展预期而推迟生育，或者不愿意生育二孩，因此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并导致生育二孩意愿持续走低。

养育与教育的压力

“夹心层”母亲们面临的经济和精力的焦虑，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孩子的教育成本和投入在不断增加，其本质是家长想努力创造条件去帮孩子实现阶层流动，这种愿望与家长教育能力、家庭经济能力之间的落差造成了家长的焦虑。

如案例中，对于很多类似于乐乐妈妈的工薪阶层家长来说，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帮助孩子在未来胜出的唯一途径。所以很多经济并不宽裕的工薪阶层，给孩子报各种课外补习班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能力，以期帮助孩子踏上更好的升学之路。而无论是补课还是购买学区房，巨大的成本会给“夹心层”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

策略：社会托底保障关键期

延长和增加生育假，社会托底

工薪阶层母亲在育儿和工作之间的矛盾，首先要通过社会托底来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从机制上解决现实问题，帮助母亲舒缓焦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工作地位，当时的托育服务主要由社会来承担，各企事业单位都有幼儿园、托儿所，当时产假56天，托幼机构从第56天起就可以为小月龄的婴幼儿提供看护服务，以解决母亲的后顾之忧。而且，这种托管服务是公益性的，收费相对比较低廉，可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婴幼儿发展的科学认识的推进，母亲的陪伴在婴幼儿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得到重视，低龄婴幼儿的看护服务逐步由社会转向家庭，女性的产假时间也逐步延长。同时，产假和哺乳期间女职工的哺乳权利和收入保障等权益都有了明确保障，以减轻母亲在照料孩子与工作养家方面的双重压力。

随着二孩政策的推行，机制进一步完善。2019年11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开始实施，其中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育有子女的夫妻，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共同育儿假。规定女职工比例较高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为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提供便利。此前，江苏省鼓励用人单位，在女方产假期间，安排男方享受不少于5天的共同育儿假。2020年出台的《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提出，落实产假政策，支持母亲重返职场。

关键期任务排序

对于女性在升职还是生育之间的两难，包括在子女婴幼儿时期需暂时中断自己的职业生涯所带来的焦虑，建议母亲们采取“关键期任务排序法”，有策略地根据轻重缓急安排任务，“弹好钢琴”，保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像案例中的乐乐妈妈，一手抓业绩，一手抓二孩，还要再抓大宝的功课，各种压力累积产生了焦虑的“共振”。现实中，不管职场角色还是带娃任务，不管养家糊口创收还是孩子的身心健康，对母亲来说都是“必修课”。建议根据关键期来排序。如在孩子0～3岁的时候，母亲的陪伴能够让儿童更多地形成安全感和依恋感，所以这时候母亲可能更多的精力确实要放在育儿方面，这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而对母亲来说，升职、职称晋升等，是职业发展关键期。做计划安排时，要尽量将这2个关键期错开。而如果多项任务、关键期交织，则需以某一个任务为中心，其他任务统筹安排。如在孩子0～3岁的时候，不妨这样排序：做80分的母亲、70分的员工、60分的自己。首要任务是做母亲，多抽时间和精力照料和陪伴孩子；其次，工作方面抓大放小，聚焦核心业务，保证不掉队；最后不要忘记给自己预留发展空间。而其他时期，如评高级职称等职业发展关键期，则更多侧重于职场，努力争上游，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用自己在职场上打拼的榜样去带领孩子成长。

推进教育公平，舒缓择校压力

舒缓“夹心层”父母养育和教育的压力，根本之举在于推进教育公平与均衡。

在中国，在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的孩子占绝大多数，基础教育具有典型的政府公共服务属性。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政府应推动教育资源向更优质平衡的方向发展，满足“橄榄型”中部的大部分家长的教育需求。

上海近些年通过新优质学校、委托管理、“双名工程”的倾斜等措施，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减轻家长的择校焦虑，通过社会的体系性保障来整体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教育资源向更优质均衡的方向发展。同时，教育管理部门通过摇号政策以割断和减少民办学校筛选生源与学生的课外补习之间的关联，为学生减轻课业负担，也为家长减轻经济负担，从根本上疏解“夹心层”父母的教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