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耳穴诊疗的渊源与发展

一、耳穴诊疗的起源与早期应用

耳穴诊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医学疗法，在国内和国外都有悠久的历史。

我国最早于1973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就记有与上肢、眼、颊、咽喉相联系的“耳脉”。在以后出现的《黄帝内经》中不仅将“耳脉”发展成为手少阳三焦经，而且还对耳与经络、脏腑及人体各部位的生理、病理关系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载：“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行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之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又云：“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又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后世医家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了《黄帝内经》的理论，如晚清医家张振鋆与其族弟张地山继承明代医家周岳甫的学术思想，增补校订著成《厘正按摩要术》，其中最早提出了耳背分属五脏的理论，并绘制了耳背图，成为继《黄帝内经》之后，论述耳与脏腑生理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图1-1）。

国外，关于耳穴的应用和记录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埃及就有人注意到了。如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曾用割断耳后血管的方法治疗过阳痿和男性不育症，希波克拉底还发现外耳与“情绪低落”有关。此外，古埃及也有针刺耳部以达到妇女节育的记载。

二、现代耳穴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针灸于17世纪传入法国，该国里昂的医学博士、外科医师Nogier·P早年学习过针灸，1957年Nogier·P在《德国针术杂志》3～8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根据压痛法提出耳穴分布大致如一个倒置胎儿的“耳针治疗点图”（图1-2）。将耳穴扩充到了42个，从此耳针传入德国及其他国家，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

“耳穴”虽然在我国历史悠久，但由于封建制度的保守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时对中医的歧视，这种方法虽然一直在民间流传，却从未大放异彩。1956年山东莱西发表的《耳针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充分反映了耳穴在基层的使用情况。1958年中国学者叶肖麟首次将Nogier·P的文章摘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年第12期上（图1-3），引起了我国针灸医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开展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使耳穴诊疗方法取得了质的飞跃。

1982年我国针灸学会更是受到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办事处的委托，协助世界卫生组织耳穴专业术语的标准化制定。我国耳穴研究工作者充分发掘和收集古代文献和民间经验，借鉴和验证国外的研究经验，对近50年来国内大量临床诊疗、耳针麻醉和实验室研究中发现的耳穴进行整理，1982—1987年，中国针灸学会先后4次对全国耳针协作组的建议方案进行了试用—召集专家修改—再试用—再修改，对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1987年召开的第一次耳针术语标准化会议，提供了建议草案（图1-4）。后因各种原因，世界卫生组织耳穴术语小组工作只停留在书面交流探讨上，至今未推荐出国际通用、完整的标准化耳穴术语方案。

自我国针灸学会1988年公布“耳穴标准化方案”后，该方案已初步用于医、教、研、出版及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并于1992年10月16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1992版耳穴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部位》（GB/T 13734—1992）（图1-5），从1993年5月1日起开始执行。

历经14年的推行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再次起草了“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部位的补充修订”项目，在2006～2007年对1992版耳穴国标进行首次修订，并于2008年4月23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定位》（GB/T 13734—2008）（图1-6）代替了1992版耳穴国标，在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

2013年5月，在《耳穴名称与定位》方案基础上的耳穴标准，即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Acupuncture Trade，Auricular Acupuncture Point（WFAS STANDARD-002：2012）成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国际行业标准。

国标耳穴的制定，是耳穴诊疗领域百家争鸣的一个总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为耳穴的医疗、教学、科研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流的语言，同时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