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刻书业的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不仅推动了技术层面的变革，而且与社会科学相呼应。在印刷业中的体现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一）石印、铅印技术的运用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石印和铅印书局。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初，石板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中国丛报》中记载了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巴达维亚使用该技术印刷中文书籍，1832年他将该技术带到了澳门。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回忆录中提及了石印技术印刷工屈亚昂[1]。较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是位于上海的墨海书馆和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创办的书局不断增多。1872年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1894年，《申报》馆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专售铅印书籍”[2]。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出版的具有时代影响的成果是《申报馆聚珍版丛书》。1884年，《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是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1875年，英商美查创办书局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康熙字典》缩印，出版了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1884年，该局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以图文互释的形式推动了大众文化传播[3]，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外，石印书局还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1882年，同文书局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技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1887年，蜚英馆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它用石印技术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先印大部要书数种，必须善期尽善，精益求精，驾乎诸家之上”，并代印私家珍贵藏本，获利颇丰。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钟寅伯创办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所印各书，无不钩（勾）心斗角，各炫所长”[4]，石印书风靡一时。传教士将铅印技术和设备引进以后，更提高了印刷质量和印制速度，进一步推动了出版业的迅猛发展。

（二）传统刻书业的挑战和变化

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仍是传统的刻书业。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发展。但在石印和铅印技术竞争之下，逐渐丧失了优势地位。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政府在全国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咸丰末年，地方督抚创设了官书局。如，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1864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创设金陵书局（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史”、《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1896年，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5]。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并入京师大学堂。晚清官书局从同治初年兴起以后，逐渐成为官方主要出版机构，所出诸书涉及经、史、子、集及西学，甚至出版了一些教科书，但是设立之主要目的还是振兴封建文教[6]，所译西学书籍数量较少，影响有限。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其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王朝恢复地方的科举考试，急需刊印经史书籍，“诚令学校经史重完，士子深于经者，窥圣学之原，深于史者，达政事之要”[7]，以满足士子参加科举的急迫之心。晚清，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东昌府、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东昌府的旧书业“四大家”（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170多人，刻书近2600种之多[8]。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9]、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10]等都是较著名的丛书。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江楚编译局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60余种，占所刊行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11]。另外，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在清末民初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上海著易堂，1891年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该书局还翻印出版了大量新学图书。

在铅石印法引入之时，“初不必逊于木刻，至于省工省费，则又远过之，二者并行，实不相悖也”。三十年后，情形大变，“我国出版界基于世界潮流之趋势，几使铅石印法占有崇高地位，伟大的势力，以致木刻渐呈没落景象；加以生活日昂，工价倍蓰，刻字匠人之收入，不敌排印工人之丰厚，相形之下，优绌斯分，趋舍自异矣”[12]。因此，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伴随着新学知识的传播，风气渐开，国人“识见言论，颇有异于昔日，从前自尊自大，自居于中国，而鄙人为夷狄之心，多有悟其非者”[13]。在强学会被查封之后，全国两年内出现大量私立的学会、学堂、报馆，以传播西学新知为己任，见表0—1。

表0—1 1896—1897年各省私立学会、学堂、报馆情况[14]

续表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国内社会需求的增加，中国译介外国的著作不断增多，新知识的迅速传播开辟了一个世俗化的政治领域，社会精英群体了解域外世界局势的渴望不断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