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石家庄文化通史》按年代分为《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共五卷，大约200万字，本书为《明清卷》。《石家庄文化通史（明清卷）》主要研究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840），即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石家庄地区的主要文化事项及其发展。当代石家庄地区，明朝时候为真定府，清朝改称正定府，因为明朝统一全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正定府由明朝以前的中原政权和周边政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和过渡地带骤然上升为防卫首都北京的畿南重镇，成为中央政府联系全国尤其是西北、西南各省的交通中心，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位发生变化且明显提升，文化学术、诗歌创作、城池建筑、学校教育、宗教信仰、农田水利、金属冶炼铸造等各项文化事业获得大发展，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众多。

目前尚无专门探讨明清时期石家庄文化发展及其成就的专门著作，此种状态一方面凸显出本卷填补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增加我们写作本卷的难度。学术价值和研究难度并存，且呈现为正比例关系。为保证写作质量，我们首先了解借鉴有关石家庄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成果，著作包括孟繁清主编的《河北经济通史》（第二卷）、张岗著《河北通史》（明朝卷）、袁森坡等著《河北通史》（清朝上卷）、孙万勇主编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第二卷）等，论文包括周亭宇的《石珤诗文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杜聪的《赵南星诗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肖银的《赵南星年谱》（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以及刊载于河北省文物局主办的《文物春秋》期刊上的众多论文。上述研究成果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研究现状，也是对我们写作的鞭策和鼓励。其次研究明清时期石家庄文化史，我们努力学习，拓宽背景知识，提高理论水平，认识文化事项的来龙去脉，这方面的著作有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通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申的《中国儒教史》、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卢嘉锡等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纲》等。通过阅读上述著作，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理论分析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通读了我们所能搜集到明清时期编纂的正定府、州、县志等地方志文献，因为没有财力购买纸质文献，我们只能阅读近六十种地方志文献的电子版，而且这些版本都是明清时期的影印版，繁体字、竖排版、没标点，阅读难度大，然而经过努力，我们终于迈过原始文献的难关。基于以上三点，《石家庄文化通史》（明清卷）基本保证了写作的原创性、研究的理论性和知识的连贯性。

《石家庄文化通史》（明清卷）分为两编十五章，主要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明清时期石家庄的建置沿革与行政区划。明清时期因为定都北京，正定府成为屏藩首都的畿南重镇，所以正定府成为直隶省各府中所辖州县数量和人口最多的。正定府各州县普遍修建城池，城墙高度多在两丈以上，城墙由土质城墙改为外包砖质城墙。明朝时期威胁北京的主要力量来自北部蒙古和东北女真，正定府屏藩首都的功能必须增强，所以明朝时期正定府直辖五州二十七县，管辖范围较大。清朝建立后，东北各族和北部蒙古各部成为维护清朝政权的基本武装力量，正定府屏藩首都的功能下降，所以清朝时期正定府直辖的州比明朝减少三个，只有赵州和晋州，而明朝时期由正定府直辖的定州、深州等改由直隶省直辖，正定府的管辖范围缩小。

第二，明清时期石家庄的社会学术思潮。明清时期，因为正定府各州县普遍建立州县学校和书院，普遍传播明清政府认可的程朱理学。正定府是处于北方的农业大府，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工商业不如南方长江中下游流域发达，代表工商阶层利益和思想观念的阳明心学在正定府基本没有市场，石家庄的学术思潮以程朱理学为主。

第三，明清时期石家庄的学校教育。明清时期正定府普遍建立府州县学和书院，乡村普遍建立社学和义学，以供普通乡民子弟利用秋冬农闲时间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康熙年间栾城建成义学16所。学校基础设施完备并得到经常维护，有明一代真定府学重修增修多达19次，比较贫困的平山县县学重修增修也在8次。学校师资力量齐全，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培养了不少进士和大批的举人和秀才，明朝一朝真定府各级学校共培养179名，举人560名，贡生2047名，三者合计为2786名。清朝时期正定县学培养进士不少于24名。科举考试虽然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教育的内容却十分丰富，要学习明清的政策法令、历代文学和射箭。在学生员享有相应的福利和特权使学校对下层社会普通农民始终具有极高的吸引力。近代以后，科举制废除，明清时期建造的府州县学等基础设施被新式教育所充分利用，为新式教育和公共服务机构准备了较充分的基础设施条件。

第四，明清时期石家庄的祭祀文化。明清时期的祭祀分为官祀和民祀文化。官祀和民祀文化祭祀的目的是感念正义的神祇、先圣先贤，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也就是说祭祀的功能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官祀文化由政府官员主持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主要包括城隍祭祀和文庙祭祀，其他的还有社稷坛祭祀、厉坛祭祀等。民祀文化由百姓自发举行，而祭祀对象则是政府允许认可的，主要有东岳祭祀、关公祭祀、主水旱之灾的龙神河神祭祀等。总体而言，民祀文化始终在地方政府和士绅的管控之下进行，这样就避免了淫祀的泛滥，也限制了佛教、道教等宗教脱离其宗教理论和修行而向百姓日常生活领域蔓延，从根本上限制了淫祀和宗教的泛滥，从而形成了政权高于教权管控教权的格局，避免出现政权和教权分离对立的现象与格局。

第五，明清时期石家庄的宗教文化。明清时期石家庄宗教中本土宗教佛教和道教发展快、规模大，尤其是佛教。寺院建造众多，遍布乡野山村，佛教文化成为广大乡民文化生活的有机构成。明清时期石家庄地区没有出现唐末五代时期闻名全国的临济义玄禅师、赵州从谂禅师等著名禅师，石家庄地区的宗教主要向通俗化方向发展，并且始终以解决“了生死”问题为核心，其功能具有个人性，生命性，与祭祀文化的功能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以“了生死”为核心问题，明清时期最盛行：一是以念佛为修行方法、以往生极乐世界为旨归的简洁的净土宗弥陀信仰；一是以念诵咒语、供养诸佛众神，超度所有鬼神的水陆信仰。

第六，明清时期石家庄的科学技术。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主要表现在农田水利、河流治理、冶金铸造、棉花种植纺织等方面。正定府毗邻北京，农田水利、河流治理等对农业生产、人身财产安全影响巨大。农业减产、旱涝灾害等发生不仅影响石家庄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影响到首都北京的安全。所以明清时期正定府的河流治理、农田水利等事业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多次治理滹沱河、木刀沟等河流，减少洪灾，修建水栅、水闸，充分利用河水发展农田灌溉。地方官员组织乡民开掘水井，制作水车、辘轳，积极抗旱，灌溉农田等。

第七，明清时期石家庄的文学艺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学校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石家庄的文学创作进入新阶段。文学创作成就最丰硕的领域是诗歌，文学创作人员除了本地或因公私事务路过正定府的官员、文人，更多的是本乡本土士绅。明清以前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山水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他们吟咏歌颂的对象，极大的丰富石家庄地区山水草木的文化品位。

第八，明清时期的民俗文化。明清时期，正定府不尽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各州县市的民风民俗虽有差异，但更有共同之处。心理民俗上的淳朴厚道、勤劳节俭、勇敢尚义、好尚儒学，既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就了这一方水土上的有为人物。正定府的物质民俗方面，明清时期的服饰和发式有风格上的巨大变化，而饮食习俗和居住习俗则主要表现为山区和平原地区的明显差异。社会习俗方面，节日风俗、庙会民俗、礼仪习俗和婚丧礼俗等则共同构成了当地民众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融入了他们的集体意识中。

本卷写作得到石家庄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同事袁丙澍博士为我们提供了明清时期编纂的正定府府州县志的电子版，河北省图书馆古籍部的李艳丽女士、中南民族大学的齐子通博士在资料上提供众多便利，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因为本卷作者知识结构单一，理论水平有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或样的不足，我们静待学界的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