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真定府的地位

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立，定都南京，洪武二年（1369）三月设置北平行省，领有北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平滦、顺宁、开平十府。洪武三年（1370），开平府被废，洪武四年（1371），顺宁府被废。同年，平滦府改称永平府。洪武九年（1376），北平行省，改为北平承宣布政使司，领有八府。洪武十二年（1379），设置大宁府，归北平布政使管辖，北平布政使领有九府。洪武二十年（1387），大宁府被废，北平承宣布政使领有八府。永乐元年（1403）北平府改称顺天府，建北京于顺天府，北平布政使改称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改北京行在称为京师。洪熙元年（1425）又改京师为行在，正统六年（1441）罢行在之名，定为京师，又称为北直隶。正德九年（1514）北直隶领有8府，至明末未有变化。这8府是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永平府。

顺天府正德九年（1514）后领州5、县22，府辖县7。保定府洪武十三年（1380）后领州3、县17，府辖县12。河间府洪武十三年（1380）后领州2县16，府辖县10。真定府洪武十三年（1380）后领州5，县27，府辖县11。顺德府洪武十三年（1380）后领县9。广平府洪武六年（1373）后领县9。永平府洪武七年后领州1、县5、直辖县4。真定府领州5，县27。

由此来看，北直隶所属的八府之中，真定府所领有的县最多，辖地最广。原因当与真定府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军事和交通上的重要性有因果关系。

从军事上说，元朝以前真定府是中国北方、南方、西南、西北地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的交汇地，是两种文明、两种政权的边疆；元朝以后北京成为中国大一统政权的首都，明朝也定都北京，真定府不仅是两种文明、两种政权的交汇地和边疆，更是保卫政治中心北京的掎角之地和南大门，也是中央政府链接政治中心都城和中国南部、西南和西部的纽带。在北京和真定之间虽有保定这一重要地区的存在，然而在卫护京师的军事地理价值上真定府并不低于保定府。清朝初期的地缘政治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做过详细的论述，他首先讨论了真定府的地理位置的军事价值：真定“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道梁宋，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原也。盖其地表带山河，控压雄远”[12]。所以，北宋时期，为了国家安全，将真定府作为防卫辽金之重镇。“五代时，契丹为河北患，常恃真定以抗之。真定覆，而滹沱以南不可为矣。宋以真定为重镇，河北之安危系焉。及衅起燕云，而真定先罹其毒。”[13]

元朝统一全国后，真定府更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地区，“蒙古取河北，亦以真定为要地，屯兵置镇，分辖三十余城。及定都于燕，以近在畿辅，防维常切。”[14]元朝认识到真定府的军事价值，极为重视真定路的行政建制，其所辖地区和辖县多于大都（今北京）周围的几个路。

明朝建立后，真定府的建置基本继承元朝真定路的基础。清朝直隶总督李卫在《相形势以正经界疏》中对明朝真定府的建置给予积极评价：“伏查国家定鼎京师，北控幽燕，南屏保定，以河间扼东路，以正定总西路，抚有万方，宰制群动，天下都会，朝贡奔走者，不出河间，则出正定。西南九省之冲，正定实为咽喉要镇，从前（指明朝）三十二城大小，维持臂指承使，雄关环峙，城郭恢宏，股肱上郡，气象不同……诚如古人所云：地因其宜，天运其施，而王政惟时，悉合荡平正直之规度矣。”[15]可以说明朝真定府所辖县远远多于北直隶的其他七府，是因为真定府特殊的政治地位、军事地理意义。

从交通上说，明朝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偏居北部边疆，与中国东南、南方、西南与西部的交通联系就变得极为重要。北京联系中国沿海与内地，除了大运河之外，陆路有两条，一条偏东，从保定府，出河间府，通往山东、安徽等东部和东南各省；一路从保定府，经真定府，向南出河南，以联系长江中游和西南省份，经真定府向西达到太原、西安，以联系西北省份。这就相当于两条交通干线都要经过真定府。明朝程春宇所著《士商类要》记载的明代交通要道中有三条经过真定府、北京由真定府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陆路、从北京经陕西至四川陆路、北京经真定府至山西陆路。其中前两条在真定府的路程相同，在真定府的主要驿站有定州的永定驿、明儿店，新乐的西乐驿、真定县的伏城驿、拐角铺，恒山驿、氺河铺，栾城县的关城驿，赵州的王莽城、柏乡县的槐水驿，向南进入顺德府。[16]北京至山西的路程从定州至真定县与前两条相同，至真定县后向西经过获鹿县的镇宁驿、井陉县的陉山驿，继续向西进入山西境内的平定州。真定府所辖的定州、赵州、新乐、真定、获鹿、井陉都在交通线上。可以说这些州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维护这三条道路的交通顺畅。而在这一交通线西侧的县份也有从西侧捍护这一交通线的职能。例如行唐、灵寿、平山、元氏、赞皇、高邑等。此交通线西侧为太行山区，太行山区山多地少，植被条件差，经济文化不发达，匪患较多。他们会出太行山在交通线上抢劫，危害交通安全。上述六县多为平原山区兼备的县份，山区在西，平原居东，县城设置于东部平原，镇守平原地带，防止土匪从山区东出，危害交通。在此交通线的真定府东部各县完全是平原，处于北京至开封和北京至南京两条交通干线的中间地带。发挥着横向沟通两条交通干线的作用。

我们从真定府的军事地理价值和交通的重要性上比较容易认识理解真定府何以为北直隶八府中辖县最多的府。

从真定府各县县域幅员看，县域兼含平原、山区、盆地的县面积幅员较大，如井陉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赞皇县和元氏县。山区自然环境劣于平原，经济落后、人口较少、交通不便。若单纯在山区设县则会提高行政成本，故这些县兼含山区平原，且各县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平原部分。各县以其县治为中心的县域四至少有超过百里的，平原县县治至四方边界基本在50里以内。县域含有山区的各县县治至县界，因为山区纵深较大而到达百里左右。比如平山县治所在至西部县界120里，至西北部县界170里。

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划定县域幅员是明确基层管理界限和确定上一级行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期对于县级政区幅员大小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17]。也就是说以百里见方的面积作为县的幅员基数，再以居民的数量做调节。人口稠密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小些；人口稀少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大些。确定县域幅员方圆百里的理由，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政务需要、管理水平和通信条件相适应。假设以县治为中心，四至为50里，相当于今天的25公里。官民因工作和生活需要往返与居住地和县治之间的最长距离为40公里，徒步当日往返完全能够做到。秦汉时期中国人口为6000万，明朝时期中国人口2亿多，是秦汉时期的3倍，而真定府县域四至在50里以内也就容易理解了。因为人口增加，管理任务增加，县域幅员自然缩小，真定府的平原县幅员更小，如真定县从县城起东至藁城县界18里，东南至藁城县界12里，南至栾城县界35里，西南至获鹿县界25里，西至平山县界25里，西北至灵寿县界35里，北至行唐县界40里。栾城县以县城为起点，东至藁城界20里，东北至藁城县界20里，南至赵县界20里，东南至赵县界20里，西至元氏县界20里，西南至元氏县界20里，北至获鹿县界20里，西北至获鹿县界20里。

明朝真定府以及所辖各县基本继承了元朝正定路的基础，尤其是县域政区名称、幅员基本没有变化。从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看，统领县级政区的高级政区变化较大，而县级基层政区变化不大。新建立的政权为了尽快建立基层政权，往往在前朝旧县级政区的行政资源基础上任命新官员，尽量发挥旧有县级政区的各种资源。所以明朝时期真定府所辖各县名称、县治、幅员与元朝时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了行政区划变迁中的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