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考满与考察概况

一 考满与考察释义

“考满”，就官员个人而言，论其“一身所历之俸”[1]，是任官年资与考绩相结合的一种考核形式，以官员的任官年限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其任内的工作绩效等进行考核，作为官员升迁的一种资格限制。官员一任历一考或数考，方可升迁。“三载考绩，三考，黜幽陟明”这种满考方迁的做法，有明确史载：“（南朝）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齐初，官员迁换去来，以小满为限。[2]唐初，在任官员“四考即迁”[3]。“宋初循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4]至明，官员“升必满考”[5]。

“考察”，就官员集体而言，“通天下内外官计之”[6]，是考绩与监察相结合的一种考核形式。[7]明政府定期对内外官的任官状况予以考核，并依考核结果而作出相应的黜陟。追溯官员考察的历史，时间也较早。史载：西汉宣帝时，“上亲政事，群臣得以径奏封事。上五日一听朝，丞相以下，各依职奏事，采纳其言……及拜刺史、郡守、辅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质其言”。[8]西汉末，王莽新朝被推翻，“及更始（刘玄）至洛阳，乃遣光武（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9]北宋哲宗时，“吏部侍郎彭汝砺乞稍责吏部甄别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录，尚书暨郎官铨择以闻。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则引对，次即试用，下者还之本选”。[10]明代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构成文官考核的基本形式。

明制，“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11]任期九年，共考三次，将三次考核结果综合起来决定官员升、留、降否。具体程序为：“官满者，则造为牌册，备书其在任行事、功绩。属官先考于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考核焉，亦书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状，书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三曰不称。既书之，引奏取旨，令复职。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计三考所书者，以定其升降之等。”[12]三个等次依据上下相抵而取中的原则而定：“九年之内，二考称职，一考平常从称职；二考称职，一考不称职或二考平常，一考称职或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考者，俱从平常；二考平常，一考不称职从不称职。”“初考称职，次考未经考核，三考称职；初考、次考不给由，三考称职者俱从称职。初考不给由，次考称职，三考平常者，初考平常，次考不给由，三考称职者俱从平常。初考不给由，次考平常，三考不称职者从不称职。”[13]

“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自弘治时，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14]

二 考满与考察制度的确立

（一）官员考满

明初官员考满，从文献记载来看，没有明确考满始于何时。明建立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令：“府州县正官三年一考课，于吏部核其贤否而黜陟之。佐贰及首领官在任三年，所司具其政绩，申达首部，吏目、典史在任者，给由赴京。”[15]此诏并未说明考满由此开始。洪武三年（1370）六月，河南“嵩县典史刘某任满入觐”，朱元璋见其“衣服垢弊”而赏“以布帛”[16]。此事说明：该典史任满朝觐，若以三年计，则朱元璋吴政权期间即有考满之令，这当然也顺承元朝的考满制度。若以一年一朝计，则洪武元年即有此例，典史任职时间当在洪武元年六月或之前。由此也看出，洪武二年关于府州县官的诏令并非始诏，且其后考满的规定也有变化且不断完善。

洪武九年（1376）废行省，设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并行。年终，对地方各司及按察使司官员考核作出规定：“自今诸司正佐、首领、杂职官俱以九年为满，其犯公私罪应笞者赎，应徒流杖者纪，每岁一考，岁终布政使司呈中书省、监察御史，按察司呈御史台，俱送吏部纪录。各处有司、知府以实历俸月日为始，每年一朝觐，其佐贰官及知州、知县每三年一朝觐。”不久，又规定知府也三年一朝。[17]

此诏，从确定有司、知府朝觐的时间标准来看，以“实历俸月日为始”作为官员个人朝觐考满，非官员整体朝觐考察。明确了地方官任职九年为满，三年一朝的制度。

洪武五年（1372）六月，定六部职掌并“岁终考绩，以行黜陟”。[18]六年二月，改群牧监为太仆寺，官员“任满，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为殿最焉。”[19]

洪武十三年（1380）废丞相，六部及各衙门直属于皇帝。洪武十四年（1381），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官员考核办法。主要内容包括：重申“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陟”的原则；确定了内外官“取自上裁”、正官考核属官的考核原则、依官职繁简而定的黜陟标准以及繁简条件。[20]

此次确定的考核原则、奖惩办法成为后续官方政书《大明会典》“考核通例”条的重要内容。至此，关于文官考满的相关制度基本确定。其后经调整、完善，成为固定的官员考核法。

洪武十六年（1383）进一步规范了京官考核方式，将洪武十四年所定“取自上裁”的衙门属官划归衙门正官考核，正官吏部考核。主要涉及通政使司、光禄司、翰林院、尚宝司、考功监、给事中、承敕郎、中书舍人、殿廷仪礼司、磨勘司、判禄司、东宫官、监察御史、太医院、钦天监及王府官。[21]

洪武十九年（1386），确定地方各司、府州县、卫所首领官“三年一考，九年任满给由”，本司、本衙门正官考核，布政司、按察司复核，监察御史、吏部通考黜陟的考核办法。[22]

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学官考满以“科举生员多寡为殿最”[23]。

（二）外官考察

关于外察类型的划分，学界有三类说，即巡视考察、朝觐考察与“闰察”[24]。本节专指一定时间内对文官的集体考核，即朝觐考察。

明政权建立之前，已有朝觐之制。事起于朱元璋命所辖地府县每年举贤才及武勇谋略者，“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俟来朝治其罪，未当朝觐者岁终逮至京师，治之”。[25]由此看出，朝觐有朝者，有未当朝者，是官员个人非集体行为（即朝觐考满）。

官员朝觐，除个人的朝觐考满，也有每年一次的正旦朝贺。“国初，外官每年一朝。”天子、东宫、藩王、文武百官、属国使臣同贺新年，赐钱赐宴。除此，皇帝还要训诫官员，奖赏优异。洪武六年（1373）正月癸卯（初一）朔府县来朝，命赐酒馔。次日辞后，谕之曰：

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于人。小人养其贼，故殃流于众。朕举廉兴孝，崇德劝善，惟欲移风易俗。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宜免修厥德，广施惠政，以副朕怀。[26]

洪武八年（1375）春正月辛酉（初一）朔，“各省郡县入朝”，济宁知府方克勤因“善政，赐燕仪曹”。[27]

洪武十年（1377）十二月，地方各道按察司来朝。朱元璋上谕：

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风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风宪者，宜体朕此意，以公正为心，廉洁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焉。至于奸民犯法，吾所甚恶，必务除之，不可贷也。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视民相去远矣，不思问民疾苦，公其听断，将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为考，非一日积也。汝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鬼神鉴之。[28]

此谕道出按察司监民纠官之责，并期“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鬼神鉴之”之望，透出对官员群体考察之意。转年正月，诏地方布政使及知府来朝，上谕：

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职，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职，所以承流宣化，抚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则治，否则瘝官旷职，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才，天下何忧不治。

此谕为廷臣赞誉“忧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尧舜询事考言之道”。[29]很明显，朱元璋已表明诏其来朝“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之意。按照龙文彬《明会要》的说法，朝觐考察之制自此始。

（洪武）十一年正月，征天下布政使及知府来朝，命吏部课其殿最。称职、无过者为上，赐坐宴。有过，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毕，然后退。朝觐考察，自此始。[30]

此次集体考察，官员范围明确在布政使、知府。

洪武十五、十六、十七年，逐步完善了朝贺正旦入觐的制度，为朝觐考察奠定了基础。洪武十六年（1383），明确了朝贺正旦到京时间，“命天下诸司官来朝明年正旦者，期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俱至京师”。[31]同年，又“命天下诸司官，来朝明年正旦者，预进功业册”[32]。洪武十七年（1384），对朝贺正旦诸司官作出全面规定：“各书其事功于册，仍绘土地、人民图来上。且计道里远近，俱期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其服色各以品级为差。惟云南远在边鄙，特免其来。”[33]至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实施一次严格的朝觐考察，此次考察范围广，人数较多，处分比例近17%。

“天下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朝觐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绩，称职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称职四百七十一人，贪污百七十一人，阘茸百四十三人。”“称职者升，平常者复其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免为民。”[34]

洪武十八年（1385）六月，定府州县官一年一朝为三年一朝。上谕吏部：“天下府州县官一岁一朝，道里之费得无烦劳，自今定为三年一朝，赍其纪功图册，文移藁簿，赴部考核，吏典二人从，其布政司、按察司官亦然。著为令。”[35]

洪武二十年（1387）确定了地方各司正官、首领官及盐运司官入觐。二月，给事中侯庸等奏“天下有司官员以明年入觐”。得旨：“每司止令正官、首领官、吏各一人来朝，盐运司官亦令其来。皆以所行事迹开具纪功图簿，隔眼草藁，亲赍奏考。俱期以岁终到京，舟车之费官给与之。禁毋驰驿扰民。其云南道远者不必来朝。”[36]

在洪武十八年（乙丑年）、二十一年（戊辰年）朝觐考察基础上，洪武二十九年（1395）“始定，以辰、戌、丑、未年为朝觐之期。朝毕，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奏请定夺”[37]。至此，明代三年一次地方官朝觐考察制基本定型，一直延续至清康熙年间。

（三）京官考察

与地方官相比，京官对民生不发生直接影响，故京察迟于朝觐考察。由于史料缺载，京官考察始于何时未明。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所述条理清晰，明确了宣德三年、四年，正统元年，天顺八年，弘治十四年、十七年京官考察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宣德三年（1428）十二月，南京刑部侍郎段民以“廉介端谨”[38]受命考察南京百官。而宣德四年二月南京都察院及六部进行了一次考察，考察结果：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圯奏，奉敕考察得：御史沈善、刘兟、王懋三人皆贪淫无耻，萧全、郑道宁、杨昭、萧升、曾泉、木讷六人皆不达政体，王恭、栾凤、潘纲三人皆不谙文移，陶圭一人曾犯赃罪，请悉如例降黜。又奏，会同六部堂上官考察得：户部郎中黄汜等十七人贪污，户部郎中陈懋等一十四人奸懒，户部郎中周砥等四十六人不谙文理，刑部郎中徐旿等九人才力不及，亦宜黜降。[39]次年正月，黄圯等十七人，陈懋等十四人送至北京治罪。[40]

从宣德九年（1434）段民去世的祭文可知，当时户部、刑部“皆以不治闻。民至，纪纲修举，宿弊以革”[41]。由此推断，段民考察南京百官与宣德四年都察院及各部京察同为一事。这是一次比较正规的京察，只因复都南京，南京官为京官无碍。

正统元年（1436），明确南京、北京官员考察原则：“两京各衙门属官、首领官从本衙门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验实，具奏定夺。”[42]

天顺八年（1464）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不拘现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上官考察”。[43]明确了京察十年周期。

因京师地震，灾异迭见，时隔五年，成化四年（1468）九月，六科谏官奏：“近年内外群臣贤愚不辨，输忠效力者少，怀奸挟诈者多，望严加考核。其有老疾无为、贪淫素著者，内从吏部、都察院，外从巡抚、巡按从公考察，其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其有怀禄固宠及考核不公者，许科道劾奏。”[44]得旨议行。此次考察京官“年貌衰惫，不堪任事致仕者，户部郎中边永等十二人。操行不谨，冠带闲住者刑部郎中高闰一人”。[45]转年春，“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纶、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明，会各衙门掌印官考察庶官，奏罢老疾、罢（同“疲”）软、贪污官户部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员”。[46]

成化十三年（1477），时隔九年后，“令京官十年一考察，诏翰林院会内阁自考其属官”[47]，重申了十年考察周期。

弘治五年（1492），有御史奏“南京五部以下官年久未经考察，宜会同考察”。吏部议覆，“从之”[48]。这样看来，即使规定十年周期，实际上也没有严格执行。至弘治十四年（1501），关于两京官员考察周期又出现了新提法。闰七月，吏部议覆，南京吏部尚书林瀚等奏：“惟两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太阔略，请如瀚等所奏，今后例六年一考察”。奉旨得行。[49]

弘治十七年（1504）五、六月间，围绕六年、十年考察周期，及科道、吏部、各衙门堂上官考察主体责任问题，展开反复商议，最后明确了六年考察一次，两京吏部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上官公同考察的京察体制。

先是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因灾异频繁，奏请“两京五品以下官通行考察，照例黜降，如有遗漏偏徇，听科道官纠正。以后每六年一次，永为定例。其两京堂上官曾经弹劾者，悉令自陈休致，取自上裁。罢黜数人，用儆有位”。下部议。吏部覆议：“两京五品以下官名位未崇，责任亦薄，以此弭灾恐非急务，宜仍照旧例十年一次考察。其文职四品以上，请如天锡所言，令尝经弹劾者各自陈休致，取旨去留。”[50]实际上吏部否定了六年一察的周期。六月，吏部再次议覆许天锡所奏。按照吏部的说法，“两京五品以下官旧例十年一次，本部（吏部）会同各衙门堂上官考核。但恐访察未真，徒为劳扰，乞行两京科道官会同访察，指实劾奏。如有疏虞，本部访实奏黜”。对此，吏科左给事中任良弼等认为：“今若令科道先行访察，而后本部举奏，其于事体恐亦未安。乞仍敕两京吏部会同各该堂上官照例考察，如有遗漏偏徇，臣等照例纠举。今后或六年或十年一次，取自上裁，著为定例。则行之久远而无弊矣。”“监察御史翁理等亦以为言”。吏部解释十年考察缘由，并奏请皇帝裁决考察周期及科道官京察主体责任。覆奏：“言官纠劾百官不职系是旧制，后来法纲稍疏，止论列两京堂上大臣而不及庶官，所以言官建议欲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遂著为十年一次之例。近累会议，欲五六年一次，俱奉旨照旧。今科道又所奏如是，乞赐裁处。”得旨：“仍令两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上官从公考察，今后每六年一次，著为令。”[51]至此，明代的京察制度定型。

三 考满与考察异同

明代考满和考察异同相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考核方式。

京官考满，四品以上官员向皇帝自陈功过，去留升降由皇帝定夺；五品以下官员由本衙门正官考核。“六部、太常司、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国子监、太仆寺、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仪礼司属官、五军都督府、各卫军职文官、应天府首领官并所属上元、江宁二县官，俱从本衙门正官考核”，开写考语“送监察御史考核”，[52]然后吏部覆考，最后上报皇帝决定官员黜陟。“东宫官、王府官、五军十卫、参军府、尚宝司、承敕郎、中书舍人、掌科给事中、磨勘司、判禄司、大理寺、审刑司、考功监、仪礼司、行人司正官从本衙门以应考官员功过具奏，送（吏）部考核。”[53]

地方官员考满，府正官从布按考核；府州佐贰、首领官，及所属州县官、卫所首领官从府州正官考核；县佐贰官、首领官，及属官由县正官考核，最后全部再由布按二司考核，吏部考功司覆考。[54]洪武二十六年定：藩臬二司首领官、属官由本衙门正官考核；臬司首领官由监察御史考核。藩司四品以上，臬司五品以上，三年考满由都察院考核，吏部覆考，最后由皇帝决定官员升降。[55]弘治年间定：布政司堂上官仍咨都察院考核，按察司堂上官直接都察院考核，俱吏部覆考。首领官等从河南道考核，吏部考功司覆考。[56]

考察与考满方式大致相当。京察时，四品以上官员自陈，黜陟取自上裁。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各衙门堂上掌印官共同考核。地方“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麗以八法。”[57]

第二，考核内容。

为官一任，能够被纳入考核范围的基本包括该员操守、政绩、才能、年龄等项，考语也据此作出。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吏部具题京官与地方官考满评语为例（摘录）。

葛守礼

年三十八岁，山东济南府德平县人，由进士任礼部仪制司署郎中事主事。本部（吏部，下同）考：心淳而操履廉约，学赡而政事坚明，称职。

杨愽

年三十三岁，山西蒲州人，由进士任兵部职方司署郎中事员外郎。本部考：学明赡而练达戎机，行端饬而裁抑幸进，称职。

虞文诩

年四十九岁，浙江义乌县人，由举人任刑部福建司员外郎。本部考：操履约饬，听断平明，称职。

雷遇春

年五十三岁，云南左卫人，由译字生任鸿胪寺百夷馆通事主簿。本部考：谙晓夷语，与称。

聂启良

年五十八岁，顺天府通州漷县人，由乐舞生任太常寺方泽坛祠祭署奉祀。本部考：老而未衰，平常。

王仪凤

年三十五岁，山东济南府章丘县人，由举人任直隶真定府通判。本部考：才识通敏，政务详勤，称职。

钞奇

年四十三岁，河南彰德卫人，直隶河间府献县籍，由举人任直隶宁国府宁国县知县。本部考：操履不移，名誉自著，与称。

王朝璲

年四十二岁，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由举人任湖广德安府应山县知县。本部考：才力素优，操持不变，称职。

王济众

年四十三岁，直隶广平府永宁县人，由监生任山西行都司经历司都事。本部考：性本质直，才亦干济，称职。

贾埙

年四十九岁，山西平阳府蒲州人，由监生任直隶沈阳中屯卫经历司经历。本部考：行既有常，才亦可用，与称。

贾潮

年五十一岁，直隶保定府博野县人，由吏员任山东东昌卫经历司知事。本部考：安分效劳，与称。

王果

年五十岁，直隶保定府祁州束鹿县人，由吏员任山东都司断事司吏目。本部考：守法供事，与称。

尹相

年四十一岁，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由承差任大宁都司宽河守御千户所吏目。本部考：才力可用，称职。[58]

从上述材料来看，考满关照官员具体的岗位职责，就京官而言，如兵部之戎机，刑部之听断，鸿胪寺之夷语等，地方官则要求才力之可用，州县官“以任内户口増，田野辟为上”[59]等。而不论京官还是地方官，操守是考核普遍关注的。事实上，考察的内容与之并无多大差别，无外乎明末“守、才、心、政、年、貌”[60]六柱，二者更有别于考核的目的与结果。

第三，考核目的和结果。

考满、考察各有奖惩，从并行初衷来看，二者具有互补性，各司其职，各有侧重。考满更侧重官员政绩如何，“依职掌事例”对官员任内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考语。其贤者或言其文学政事，或言其气节操守，其否者或指其贪，或指其酷，或指其昏庸，送都察院及本部（吏部）覆考。贤者备他日之推用，否者仍会同都察院每年黜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官邪”。[61]考满的结果侧重官员合格的一面，是一种官员升迁的资格限制，黜者也不过一二人。[62]而考察（京察、外察）更侧重官员不合格的一面，按照“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察其劣迹，以“八法”惩不法，在整肃官僚队伍方面，考察的作用更大。归根结底，考满重“政绩”，考察重“法纪”，[63]即前者重奖，后者重惩。

四 考满与考察之奖惩

（一）考满的奖赏与升迁

关于“一品二品官考满，赐羊酒、纱锭。尚书、都御史六年考满，加太子少保，九年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有三年即加太子少保，六年加太子太保者。内阁三、六、九年考满应升官秩，取自上裁。其一品九年考满，或赐宴，或赐敕奖励，及诰命、荫子等项，俱出特恩，奉旨查例，议拟奏请。凡督抚官考满，三年六年考满日，移咨到部，具奏复职……宣大、蓟辽、保定、山陕、延宁、甘肃各边巡抚，系佥都御史，三年升副都，即照三品例荫子，再考，升侍郎，加从二品俸；系副都御史，三年除本等荫子外，升侍郎，加正二品俸级服色，再考，升部院正官，即与二品应得诰命。其以侍郎及右都御史或尚书总督三年考满者，侍郎升右都御史，右都御史升尚书，尚书量加宫保，再考，各于前官上递升一等，即给予应得诰命”。[64]

外官考满升迁，“府同知一考无过者，升知府；知县二考无过者，升知州；县丞一考无过者，升知县”。“有司官九年考满，不分前任后任，但事繁、历俸日多者，升二级，事简、历俸日多者，升一级”。[65]

（二）外官考满依据任职繁简进行奖惩

外官考满奖惩依据官职繁简[66]划定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的奖励和处分。

繁而称职无过升二等，有私笞公过升一等，有纪录徒流罪一次本等用，二次降一等，三次降二等，四次降三等，五次以上杂职内用。

繁而平常无过升一等，有私笞公过本等用，有纪录徒流罪一次降一等，二次降二等，三次降三等，四次以上杂职内用。

简而称职与繁而平常同，简而平常与无过本等用，有私笞公过降一等，有纪录徒流罪一次降二等，二次杂职内用，三次以上黜降。

考核不称职，初考，繁处降二等，简处降三等，若有纪录徒流罪者杂职内用。[67]

（三）考察降黜

明代京察、外察紧紧围绕为官操守、才能、政绩、年龄四项，逐步完善处分制度，犯其中之一者，按照程度轻重给予处分，基本结果或充军，或降调，或休致，或冠带无职，或黜官为民，这也成为清代八法处分例的制度根源。

1.京察处分

景泰三年（1452）定：各部属官有才力不胜者，外调降典史，年老有疾者保留冠带身份致仕。

成化四年（1468）定：京官年老无为、贪淫、酷暴者革职。后细化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贪者为民，不谨者冠带闲住，浮躁浅陋、才力不及者降一级调用外任。此例成为定例。[68]

2.外察处分

宣德五年（1430）定：外官贪污者发配边地卫所充军，年老有疾、鄙猥者为民。

天顺四年（1460）定：老疾者致仕，罢软者冠带闲住，有赃者发原籍为民。后细化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并在逃者为民，才力不及斟酌对品改调。[69]

对比考满和考察后对官员的处置结果也可以看出，每一次考满结果关乎每位官员的仕途，考满等第决定其升、留、降；而考察则主要对不能正常履行行政职责的官吏进行处罚，以清厘任内不法及不合格官员，弥补由于考满周期长而减轻对不法官员处罚的不足。即使有奖励也多是荣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