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三反”条尝言：“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汎，弥奢弥吝。”民国学人张舜徽读书至此，推其意以观“近世学者”，也发明“学术三反”之说，谓“弥言考证，而记诵弥衰；弥言词章，而文笔弥劣；弥言义理，而内行弥不可问，此亦学术之三反也”（《爱晚庐随笔·学术三反》）。顾、张二说各有语境，当然是有所为而作，尤其激于所处年代周遭之“风俗”“风尚”“风气”，而寓志于学，以为“匡时”“补世”。易言之，他们大概都属于章实斋所贵之能“辟风气”“持世而救偏”者，而不同于那些“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的“世之言学者”（《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风气”中。精于“谈艺”的钱锺书便说，“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这需要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标准、要求等等，去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这样看来，无论是“趋”“徇”，还是“持”，也难逃“嗜好矛盾律”（Law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的笼罩，如钱先生道出的一种惨酷事实——“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中国诗与中国画》）。世风同一，已然遍被华林，惟能“呼吸而领会之者”，不多得而已。

“由征观风”的史学，提示了灵动和高妙的境界，哪怕是追迹的“捕风”，也尽有它的“伟大”处。被观之世或观者所处之世，既均有风气，则风气中人不能不有所惕厉憬悟，诚因“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文史通义》外篇一、三，《淮南子洪保辨》《上辛楣宫詹书》《答沈枫墀论学》）。风气一旦而成“时趋”，则必有“可畏”处，或借用章太炎更加决绝的刻深之言，“学术本以救偏，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国粹学报》），这也便是前引顾、张二氏在各自时代观察到的“三反”情状之根由。

收在本集中的文字芜杂，大概是近十年（2011—2020）我在研究论文以外发表的“小文章”的部分，其范围仍不出学术史和学术评论两个方面。此次汇编一辑，聊迹鸿爪。我在自己的前一本书序言中自承为“一个尚待检验能否出师的学徒”，对于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自然还是懵懂，绝不敢有任何“学以持世”的妄想；至于文章之道，更远在三界之外，绝不敢取了一些化名“随笔”或“散文”、实际也只是在“随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义的劳什子玩意，楞充什么“第二副笔墨”。我想，集内文字大概可以看做一个资浅但好问（有时近于好辩，不免“地命海心”）的当代学术亲历者自发、自愿所作的一点记录，间或也流露些微个人读书的偏好和趣味，至于“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全赖读者的理解和判断了。

我要感谢促成这些琐末、任性甚而有些不合时宜的文字变为铅字的诸报、刊编辑同仁，恕不一一具名，惟有铭念。集内有部分篇章，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发表之际出以笔名（此或亦本人“徇风气”之一端），此次各归本位。在此我要郑重感谢“日知丛书”主编的公心和雅量。这一插曲，或许也不自觉地充当了当代学术生态的一个微小见证。

本书书名拜内子所赐。“流水”者，语出唐代诗人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之名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原诗以洗练的拟喻传递漂泊不定、变幻无常、岁月如流、年华易逝的意象，言近旨幽，令人心折。本书中论及的近代史家郭廷以也喜引李白诗句“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拟史事为前水、后水，视作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过去十年，是家国巨变的十年，也是个人成长的十年，我们仿佛已然告别了什么，但不清楚即将迎来什么。其间遭逢的胶着、迷惘，我与我战，固不足与外人道，但有类似经验和心态者，必非仅见。《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事迹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入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傅斯年对此评论道，“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自知与终身之事业》）我想，时间的价值，仿佛流水，流水不争先，但终有它归海的方向，这大概也是一个持续的自我确认的进程。我实在不敢讲以何为“终身之事业”“终身守之”云云，但渐求“自知”而稍“自树”，不轻易为他者惑，倒是可行、可致的。至少，记取所从事者乃“为己之学”，勿忘己徇人，不要做傅斯年所不齿的那种“心气薄弱的中国人”，或流为乡先贤章实斋所讥“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

庚子十一节于复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