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古代家具最重要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家具具有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特点。胡床（也称马扎）在东汉时从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中原，对之后的高形家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席地而坐开始向垂足坐过渡，高足式家具逐渐形成，并日臻成熟。最早的胡床出现在北魏时期，见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须摩提律经》（图13）。

东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在南北朝兴盛，佛教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佛教的普及和北方及西北民族的内迁，家具的造型发生了变化，宗教家具的佛座、供桌、香案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床、榻、几、案、架类家具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佛教的日益兴盛，家具装饰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具有佛教风格的火焰纹、莲花纹、忍冬纹、缠枝纹等装饰纹样。

其中的火焰纹饰以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木板床屏中所绘制的屏床最具代表性（图14）[1]。所绘的列女，题材来自《列女母仪图》《列女仁智图》《列女贞顺图》。屏床造型与后世的罗汉床[2]类似。床面上有三面围子，围子较高，围子格角攒框镶板，镶板内有斜方格装饰。屏床带四足，腿为板足式[3]，板形构造，是由两块板垂直相交而成，板足间的牙条为火焰纹饰。唐代家具中流行的壸门是由火焰纹演化成的锯齿纹，之后曲线变得圆弧柔和，演化成壸门轮廓。开始是几组较短的壸门，最终成为大曲线的壸门轮廓。

这一时期家具朝着大型化发展，四面平箱体式家具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四面平壸门结体的家具逐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家具形式。

大型四面平结体家具较早的图像资料出现在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第203窟中，菩萨跪于榻上（图15），榻为四面平箱体板足结构，四面券口[4]开光[5]，每一面券口各开光两组，边抹平做，板足式挖缺成曲尺形。前面的小座四足落地，四面平板足式，足端加宽，挖缺成曲尺形，是较早出现的带腿足家具的画例。两件家具均造型简约，形制优美。

大型家具的出现可见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床（图16），床座为四面平壸门箱体式，壸门牙板呈锯齿状。床的四角立柱，上有顶，顶面平面镶板，边抹立面平做，之下四周有帷幔。床座上采用高围屏式，中间两扇围子可以开合，围屏正面攒框镶板，框内侧沿边起线，围屏背面攒框镶小格子，围屏的高度在人的腋下，高于后世的床围，床的高度已经达到垂足坐的标准，是古代家具中最早出现的四柱床形制。

北齐画家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中有一张大型四面平壸门箱体式榻（图17），高度已经完全满足垂足坐的要求。榻上铺席，壸门开光，前后有四组壸门组成，壸门为多组出弧线出尖角构成，并未形成后来的大壸门弧线。板足下端向内弯弧与贴地的托泥单交圈[6]，在牙板上做出弧线，说明板足起着结构支撑的重要作用。贴地一周的托泥中间加直枨。此床形制已非常成熟，造型优美，是四面平壸门箱体造型家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的例证。

壸门最早的形制出现在辽宁义县花雨楼窖藏出土的西周青铜双铃俎上（图18），面为长方浅承盘式，下连壸门式板足，上阴刻云雷纹和兽面纹。板足空档两端各悬挂椅扁形小铃。汉魏也出现了壸门结构形制的家具样式，如西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禅修》（图19）中的一禅僧趺坐的四面平壸门榻。壸门在南北朝发展成较为典型的壸门样式，是之后唐、宋家具中最主流的形制之一，明式家具中也有少量的壸门式家具留存至今的实例。

从西晋开始，席地坐、跪坐的礼节观念逐渐淡薄，人们开始向垂足坐的方式发展变化。杌凳[7]、筌蹄[8]频频出现，以适应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北魏时期的在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中绘有腰鼓形筌蹄（图20），第257窟中绘有方杌（图21），垂足坐的方式在画例中得到佐证。

这一时期凭具造型出现较大的变化，除了直线造型外，如安徽马鞍山三国东吴朱然墓出土的黑漆曲形三足凭几[9]（图22），长69.5厘米，宽12.9厘米，高26厘米。木胎，几面呈圆弧形，抛圆形成混面[10]，沿边倒圆，下有弯曲三蹄形足。通体髹黑漆，色泽光亮，造型光素，磨制精细，工艺精美。此凭几是迄今最早的一例实用凭具。

[1]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17页。

[2] 罗汉床：三面装有围子的床。

[3] 板足式：用厚板拼接而成，而非实木。

[4] 券口：三根牙板安装在方形框架中形成拱圈状。

[5] 开光：家具上攒边框，框内空透，或安券口，内镶文石，或锼挖、雕刻，均可称为“开光”。

[6] 交圈：两个同构件相互衔接连贯，弯转如圈。

[7] 杌凳：凳子在北方的称谓。

[8]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束腰，至五代演变为各种绣墩。

[9] 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文物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第6页。

[10] 混面：线脚的名称，即凸起的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