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动因[*]与控制

对大部分人而言，控制具有某种内在价值，人们想要把握控制权，并愿意为此付出某种代价。当私立制度或公共制度限制了某些选择，或者妨碍了动因时，人们便会抗争，即使行使控制权有时不会带来实际的好处，甚至会产生损失，但依然如此。不过，有时候人们也会放弃控制，因为激发动因将不堪重负，代价高昂。

本书主要阐述动因和控制，即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进而讨论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能力，以及什么可能会干扰这种能力。

助推正是为了同时保持动因与控制而设计的手段，助推促使人们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但它同样允许人们走自己的路。[2]如果你想的话，你尽可以忽略助推。

提示消息属于助推，警告同样也属于助推，GPS导航属于助推，默认规则也是助推。想想你手机或者电脑的自动出厂设置，你可以任意改变它。披露相关信息，比如有关吸烟风险或者借贷成本的信息，同样也是助推。劝告属于助推（“如果你想要减肥，那么不要再吃甜食了！”），允许雇员将他们未来工资的一部分存入养老保险计划，这种“明日多储蓄计划”（Save More Tomorrow Plan）也属于助推。[3]和“明日多储蓄计划”相仿，那些捐赠者将部分未来收入捐给慈善机构的计划也属于助推。[4]

在法律和政策领域，不管这些规则是否叫作“助推”，这种机制都随处可见。它们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在《创世纪》中，不管是撒旦、夏娃还是上帝都曾经使用过助推。在21世纪，公共机构敏锐地意识到了助推的优势，并将助推机制作为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助推在美国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环境保护、国家安全、扶贫、金融监管、肥胖防治以及教育。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下的美国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中都使用了助推措施，助推不仅仅出现在“助推小组”的各项措施中，也出现在白宫以及政府各部门出台的措施中。2012年美国成立了白宫社会与行为科学小组。

2009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行为研究小组，将助推和选择框架广泛应用于促进各项社会成就上，并获得了显著成效，节省了大量开支，同时挽救了许多生命。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大量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助推小组”。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专注于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的年度报告全篇都着力于介绍各项行为学工具的使用，特别强调助推的作用。[6]2016年，卡塔尔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成立“助推小组”的国家。开放型政府伙伴计划同样也可被视为是为了防止分裂、进行公民教育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实行的一种助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看到行为科学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更高级别的政府计划中。事实上，就政府部门而言，行动规模正在逐月增加。

我们不应忽视助推兴起的原因。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某些工具使政策达到效果，在降低执行成本的同时，还能保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无疑政府会十分重视此类工具的使用。在储蓄计划、气候变化、维护稳定和医疗卫生领域，行为科学介入的解决方案已经获得了相当的重视。在其他不计其数的领域中，行为科学的介入也引起了变革，并造福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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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gency一词在现今经济学译著中通常被译为“代理”，但按照其他社会科学的用法，agency是指个体的能动性，或者说社会结构中的个体的能动性。比如维基百科把agency定义为“一个行为人在给定环境中行动的能力”，见https:// en. wikipedia. org/wiki/Agency_（philosophy）。心理学中agency被译为“能量”，agent被译为“动因”，见凌文辁，方俐洛.英汉心理学词典.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但在班杜拉（Bandura，1999）等经典文献中，agency被译为“动因”，比如见Bandura，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An Agentic Perspectiv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2：21-41。由于本书阐述行为经济学的思想和相关研究成果，而行为经济学的主要源头就是认知科学，因此，本书采用“动因”的译法还是比较妥当的。实际上，本章开头也表明了作者对agency的定义就是和心理学文献一致的“动因”。——译者注

[2]见Richard H. Thaler and Cass R. Sunstein，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 piness，6（2008）（定义并探索了选择保留政策）。有关简化决策战略的研究，见Edna Ullmann-Margalit and Cass R. Sunstein，Second-Order Decisions，110 Ethics 5（1999）（Thaler and Sunstein 2008；Ullmann-Margalit and Sunsatein 1999）。

[3]见Richard H. Thaler，Misbehaving：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309-322（2015）（Thaler 2015）。

[4]见Anna Breman，Give More Tomorrow：Two Field Experiments on Altruism and Intertemporal Choice，95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49（2011）（表明“明日多储蓄计划”实施后，储蓄显著增长）（Breman 2011）。

[5]见David Halpern，Inside the Nudge Unit（2014）；Cass R. Sunstein，Simpler：The Future of Government，Behaviour Change，H. L. Paper 179（2011），http：//www. publications. parliament. uk/pa/ld201012/idslect/ldsctech/179/179. pdf （Halpern 2014；Sunstein 2013）。

[6]见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