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什么是公正

第一章 黄金年代

“上帝啊，请赐我以平和，去接受不能改变的；请赐我以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请赐我以智慧，去了解二者的差异。”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骑摩托车的男人抓住一个女孩，一溜烟骑走了。女孩的妹妹尖叫着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赶忙跑到两个女孩之前玩耍的路边。但街道上一片宁静，她6岁的女儿，留着齐肩棕色短发的、大眼睛的漂亮女孩，已然不见了。

陌生人绑架案并不多见，但在2016年9月14日那个星期三的下午，它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发生了，在市郊一条车道的尽头，一个孩子被绑架了。绑架者曾因猥亵另一名6岁儿童入狱，在北卡罗来纳州监狱服刑16年后，搬到附近居住。他带着女孩向郁郁葱葱的树林进发，途中经过一辆校车，最终驶离柏油路，驶入树林深处。但在当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陌生人绑架案的死亡率很高。执法人员知道，如果不尽快找到这个孩子，她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大家开始疯狂寻找，当地联邦调查局也加入了治安官的行列。新闻媒体开始播送安珀警报，许多志愿者和警官整夜都在滂沱大雨中搜寻。

第二天早上，联邦调查局总部例行召开高级职员会议。会上，主管刑事调查部门的助理局长史蒂夫·理查森告诉我，16个小时前，有个小女孩在北卡罗来纳州被绑架了。他解释道，尽管威尔明顿市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已经熬了一个通宵，寻求了各种可能寻求的帮助，但依然没能找到这个小女孩。我们知道嫌疑人应该是一个有前科的猥亵儿童者，还有一辆摩托车，但这个案子很可能不能善终。我感叹“这是个什么世道”，并让他有新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两小时之后，理查森急匆匆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张8厘米×10厘米的彩色照片递给我看，“而且她还活着。”我低头看向这张大照片。那个小女孩直视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她的小脸上有几个蚊子包，不过依然美丽，只是毫无表情，仿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根粗铁链绕过她的脖子，把她绑在一棵树上，那树距离她的头只有几厘米远。她抬起头，看着一位警官记录下她身边的场景，其他警官用电锯割断了她脖子上的铁链。一件军用雨衣盖在了她身上，遮住了因为在大雨里与昆虫共处一夜而显得有些粗糙的皮肤。

看着这张照片，我流下了眼泪。我根本无法把目光从它上面移开。我抬起手臂，手心对着理查森，一是向他表示感谢，二是请他离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他说：“长官，现在是个好世道。”他走了，我一直盯着那张照片看。我想到了那个小女孩、她的妹妹、她的父母，也想到了我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最终没有被找到、没能生还的孩子。

她是因为一条小线索而得救的。在滂沱雨夜的搜寻之后，一个校车司机告诉调查人员，前一天下午，他在树林边上看见一个男人骑摩托车载着一个小女孩。两位副治安官立刻采取了行动。队长肖恩·狄克森把他的汉诺威猎犬贝恩带来帮助搜查。他先让贝恩闻了闻女孩的校服和枕套，然后让它进入树林。走了180多米后，没带警犬的J.S.克鲁姆中尉最先看见了她。小女孩蜷缩成胎儿的姿势，胳膊和腿都缩进了粉色衬衫里，一条粗链子把她的脖子绑在了一棵糖橡树上。他当时觉得她肯定已经死了，一边喊住狄克森一边跑向她。“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叫我名字的方式，我知道他肯定有所发现，”狄克森说，“我的心都快掉出来了。”后来，克鲁姆说，当时那个小女孩静静地躺在地上，他一碰，她就扭过头来，眼睛瞪得很大，问他是不是来带自己找妈妈的。克鲁姆的声音穿过了丛林，狄克森听到他大声喊“孩子还活着，她还活着”。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坚强的小姑娘，”狄克森说，“她只是盯着我看。我问她你冷不冷，她说冷。我一看，她浑身都湿透了，全是蚊子包。”几位警官拦下了一辆过路的承包商卡车，还借了一把充电电锯。狄克森把他的手放在树和铁链之间，克鲁姆锯断了铁链。孩子被火速送往医院，克鲁姆站在大树旁，嚎啕大哭。而现在，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照片泪流不止。

47岁的道格拉斯·纳尔逊·爱德华兹因绑架、谋杀未遂和奸淫幼女获罪入狱。他不会再有机会伤害别的孩子了。那时，世道清正严明，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世道的清正严明。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加入司法部，我只是想获得法学学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已。但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达成我的愿望。不过，从法学院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教会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我是一名书记员，其实就是“法官助理”，只不过叫起来好听而已。当时，我为纽约南区的一位庭审法官工作，纽约南区包括曼哈顿、其他大区和北部郊区，而我的工作是花一年的时间帮助这位法官进行法律研究和写作。

书记员的工作对一个刚入行的律师来说很难得，通常只有在学校里成绩拔尖的学生才能申请到这样的职位。我毕业时的成绩还可以，但远没到拔尖的程度，所以很多法官都拒绝了我的申请。雇用我的法官约翰·M.沃克是个新人，我毕业那年他刚刚成为一名法官。在罗纳德·里根任命他为联邦法官之前，他一直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当时的副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是他的堂兄。但对我来说，当时的时机正好，因为当沃克法官开始寻找他生平的第一位书记员时，那些拔尖的学生手里都已经握着大把工作机会了。说实话，他有点着急招人，我也有点着急工作，所以我俩一拍即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雇的人成绩都比我好。

作为一个新人，沃克非常想干出一番事业。尽管他的履历十分出色，但还是有人说他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而他竭力想改变人们的看法。沃克法官每个工作日都要在法院工作12个小时，每个周末至少出一次庭。如果他在办公室，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必须在那里——但他总是在办公室。我那时才25岁，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实在让我筋疲力尽。我们都认为他应该多出去走走，我们也应该出门走走。沃克法官45岁，却依旧单身。他十分英俊，身价不菲，工作又是个铁饭碗——受美国宪法保护。无论是个人条件还是外在条件，都很招人喜欢。他换上法袍出庭的时候，总会把西装外套挂在办公室里。那时候，我就会以送案件备忘录为由溜进他的办公室，从他的夹克口袋中掏出皮面日历，看他晚上是否有约。如果他有约，那我们也可以出去走走。

那年夏天有一天，沃克法官去参加一个司法培训，一整天都不在。我和我的同事在小办公室里面对面坐着。我手里捧着一本大部头的书，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我们去海边吧。”我抬头说。

杰克笑了。

“我说真的呢，我们去海边吧。回我公寓拿点东西，开我的车。”当时我住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恰好在去海边小镇斯普林莱克的路上。我们和十几个朋友在斯普林莱克租了一间夏日海滨别墅。我们知道法官的日程安排，他今天不在。

“今天不去，就不知道哪天能去了。”

“你能回去取东西，我可什么都没有。”杰克说的有道理，他的公寓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不顺路，又太远了。我可以把我的短裤和衬衫借给他，但我的鞋太大了，他穿不了。

“等等，我有办法。”杰克和法官的体型差不多。我去法官的私人办公室，拿了他的运动鞋。他有时候开庭之前会穿这双鞋做一做运动。“这下咱俩都有的穿了，走吧！”

就这样，我们在新泽西海岸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工作日，那种天气就应该出门游玩。我们在那里游泳，打篮球，在沙滩上跑步。沃克法官并没有发现。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把法官的运动鞋放回了他的衣柜。

事后看来，我应该在外面拍打一下运动鞋的鞋底。几十年来，沃克法官一直很困惑，为什么他在曼哈顿温暖的晨光里穿上从未穿出过城的耐克鞋，却在办公室的深蓝色地毯上留下了沙子的痕迹。他跟秘书说过这事，秘书只是耸耸肩表示不清楚，但他从没怀疑过我们——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在沃克法官的职业生涯初期，他曾在纽约南区出任过联邦助理检察官。他给我们讲过那些苦乐参半的日子，说那是他做过的最棒的工作。他提到了在那里做的工作、交的朋友和办过的案子，后来再也没有那样的好日子了。他谈到他当年的工作和办公室时，泪眼蒙眬，言语中充满敬意。

直到坐在庭上观摩庭审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他话里的含义。确实有很多很差劲的律师，他们草率、准备不充分、迟到、狡猾，甚至无礼。但联邦检察官则不同，他们大部分都比其他律师更年轻，身姿更挺拔，扣上衣扣子更迅速，回答问题更直接。他们能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所有工作，也愿意承认自己的知识盲区。要是法官在什么地方纠正他们或是告诫他们，他们会回答“好的，法官大人”，然后就真的不再犯同样的错。

但这些人与其他人不仅仅是风格不同。我注意到法官，甚至对方律师都愿意相信他们的话。当他们描述某个事实，得出法律结论，或提出一个判例，抑或只是在电话里做出解释，法庭上的每个人都会接受他们的说法，即便他们压根不认识这些检察官。这些检察官背后有看不见的力量，让人们愿意相信他们。彼时25岁的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太神奇了。但我被这份工作深深吸引了，我想过这样的生活。在我26岁那年，我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出任过司法部内的各种职位，直到最后，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内被唐纳德·特朗普解雇。我喜欢在司法部工作，也喜欢隶属于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是个十分复杂的组织，由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10万多人组成，包括：

· 特别探员和法警；

· 联邦检察官，他们大部分在美国50个州的94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工作；

· 民事律师，他们在诉讼中代表美国政府，全国各地都有；

· 分析师、科学家、律师助理、秘书、书记员、机械师、教师、警卫，以及成千上万使这个庞大的组织得以运转的其他工作人员。

这就是司法部。这些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都依靠同样的东西开展工作——那是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律工作者，与沃克法官一起出庭时感受到的，是司法部赋予他们的东西，是这些检察官第一次在法庭上起身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说点什么之前，可能都没意识到的东西。其实，无论是在法庭上、会议室里，还是在某次野餐会上，只要他们张嘴说话就会发现，素不相识的人瞬间就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之所以有人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说话时，不代表民主党，也不代表共和党。他们被视为独立于美国公众生活之外的个体，是一个个努力做正确的事情的人。我将司法部赋予他们的东西称为“信任池”，它是司法人得以履职行善的基础，是司法人的背书。信任池是由以前的司法人建立起来的，现在的司法人甚至不知道那些前辈都是谁。一代代司法人一点一滴将信誉注入其中，他们做出了牺牲，履行了为信任池做贡献的承诺。他们也会犯错，但勇于承认，他们顶着政治和特权的高压做出艰难的决定，寻求事实，依法办案。

司法部的所有员工都有义务保护信任池，一代代将其传递下去，传给那些可能并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后辈。想要维护良好的信誉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千里之良堤，只要一个蚁穴便可一夕崩塌。维护信任池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相，并认识到司法人的行动可能会损毁这项造福无数人的长久事业。

作为一名新上任的联邦助理检察官，日后我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尽力将全部真相公之于众，这比打赢任何案件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