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跨国遗产继承案

日本葛城县。

邻人们像往常一样安静而忙碌地生活着，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中国料理”小餐馆与往日有什么不同。

何淑珍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似睁非睁。屋子里很暗，一盏微弱的电灯在房间一隅无力地守望着她。不知什么时候灯光跳了一下，何淑珍颤了颤，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显现在她那苍白憔悴的脸庞上。

她看见自己沿着时光隧道走回了茅山，走回了长荡湖。

她走了很久很久，却总是走不出茅山的春天，走不出那层层叠叠的绿色。天然生长的高大挺拔的山槐、白桦、榉树和茁壮的白胡椒，六月雪，还有那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茅草，错落有致地点缀涂抹着沉默的山脉，汇集成漫山遍野处处流淌的绿色，湮没了砂石的喧闹。山风吹来，绿色林海浪潮般涌动，锦缎般翻腾撕扯出风情万种。

那长荡湖总是被茂盛的绿萍和一簇簇野菱覆盖，草盛鱼肥，雪白的鹅子在水中游戏徜徉，扰得湖水絮语涟涟，给黛色的山脉罩上一层迷蒙空灵的莹光水气。

何淑珍很想抓住一点儿什么，哪怕是一丁点儿，但是，一只无形的大手，牵引着她仅有的残存的气息，一步步远去。

少年的何淑珍担着一捆柴火，赶着两头牛走下山坡，油绿的青草在脚下顺从地匍匐。她放下柴火，又过去拴了牛，随手从湖边割了几把青草甩了过去，湿润的泥土撒落下来，老牛惬意地咂巴起来。她抹了把汗，很自然地扭了扭刚刚发育的身子，原本破旧的衣裳更显得局促，肘部又撑开一道口子。她噘噘嘴，跑到湖边掬起一捧湖水扑在脸上，一阵清凉，水珠一串串抖落下来，水中的淑珍摇晃着脑袋一圈圈散开去。

淑珍倚着树干坐了下来。一股湿润的青草香气钻进鼻孔，她揉揉鼻子，出神地望着天边丝丝缕缕的白云出神。

妹妹阿英、腊梅寻了过来。一个趔趄，腊梅哇哇大哭，淑珍掏出中午省下来的一块蒸饼。那饼上洒了些盐巴和韭菜末，那是主人给的，腊梅立即停止了哭声，阿英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那纯纯的饼香好像又闻到了，何淑珍微微翕动的鼻翼费力地捕捉着……

何淑珍就这样带着她那无限的眷恋，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日本葛城家庭裁判所，一份档案记载着旅日华侨何淑珍的身世：

何淑珍，女，1924年7月1日出生于南京市郊区，1925年春随父母讨饭来到江苏省金坛市薛埠镇新浮村落户，自小帮人家放牛打杂。1942年被一名日本军官太太看中，带回家做女佣。194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随日本军官去了日本，后定居日本。20世纪50年代，何与旅日华侨钱梦生结婚，婚后无子女，其夫1966年病故。此后，何孤身依靠经营饭馆业为生，直至1993年10月14日病故。生前住所为日本国葛城县北葛城郡新庄町大字姜115-8北京楼。

还有一些身世资料，是后来遗产争讼过程中逐步披露的：何淑珍之父何开源、母亲陈氏共生一男三女，何淑珍为长女，长子何庭山于1961年病故，次女何桂英现住安徽省东长市农村，三女何腊梅于1995年病故。

何淑珍死后，留下包括不动产、土地、存款、债权在内的共4700万日元的巨额遗产。

她未曾生育，生前也未留遗嘱。

在对何淑珍是否有合法继承人的调查过程中，财产暂由日本葛城家庭裁判所指定的管理人——山口久美子律师代为管理。

4700万日元遗产究竟有无继承人？

一场旷日持久而令人喟叹的遗产争夺战自此拉开序幕。

一

茨城到大阪，乘火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本田枝子和她的律师三浦次郎，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站台。她中等个头儿，体态丰腴，浓烈的香水味不断散发开来。那股香气裹着他们，出了车站。

太阳特别明亮。本田的心情却不怎么明亮。自从何淑珍过世以后，本田就在奔波忙碌着。

孤独老人何淑珍的巨额遗产，有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她，使她不止一次地亢奋起来，像刚刚吸入可卡因。也难怪，这也许是本田枝子四十多年黯淡无光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机。她早已厌倦了过去的生活。然而，在她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她不得不提前行动。本田有一种尚未准备充分，便不得不仓促登台亮相的慌乱。

本田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朝前走。三浦次郎律师看了看走在前面的本田枝子，掖了掖公文包，跟了上去。

这是1995年春天的一天。

这一天，距何淑珍去世已经有一年半时间。

在葛城家庭裁判所葛城支部，三浦次郎代表本田枝子小姐，向何淑珍财产管理人山口久美子，递了“要求继承何淑珍遗产”的申请报告。申请人本田枝子自述与死者何淑珍共同生活多年，现何淑珍死后，遗产无继承人，要求以“特别关系人”身份继承遗产。

山口久美子不解地走了过来。

山口看完了申请，抬起头，问：你有什么证据材料吗？

没有。话刚出口，本田突然意识到不妥，又随即补充道：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供有关的户籍证明。

你说的都是事实？山口又问。

当然。本田不假思索地说。

她很有把握。她是台湾人，25岁来到日本，十年前在何淑珍餐馆打工时，由于何淑珍不识字，便由她代写家信，所以对何淑珍在中国的亲属情况很清楚，知道何淑珍生前父母已故，没有子女，在日本孑然一身。

山口不想再跟她兜圈子了。她告诉本田枝子：何淑珍在中国有养子。

本田枝子的脑袋轰地响了一下。

她终于明白所谓“养子”的听闻，原来是一个确切的消息。她稳定一下情绪，对山口说：什么，养子？这不可能！

是吗？山口朝她看看，说：这儿有他的证明材料，中国津门市人，他叫钱国法。

这不可能！本田再一次叫了起来。

她对山口说：钱国法只是何淑珍丈夫的侄子。

事实已经很清楚。就在本田枝子千方百计通过中国大陆的日本侨办、外办等机构，试图找到何淑珍的直系亲属，从而制造出一个能够继承遗产的合法身份，以便顺理成章地将何淑珍的遗产接收下来的时候，有人竟抢先了一步。

二

津门市玻璃器皿厂工人钱国法匆匆往家赶，在经过河北大街天桂里时，有几次差点撞了人。他急急地说声对不起，又闷头骑车向前。

惠芳，惠芳！刚刚推开门，他就喊起老婆的名字。妻子刘惠芳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

你看。钱国法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打开了给妻子看。

大娘死了？刘惠芳似乎不太相信。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妇女又认真地将传真看了一遍，尽管上面的字不全认识，但意思是肯定看得出来的。

那后事咋办？大娘身边又没有人。

我去侨办的时候问过的，他们说日本那边说了，由那边办。

哦，刘惠芳又问：大娘咋个死的？

这么大年纪，心脏又不好，身边没人照顾……

善良的女人不再言语了，呆坐了一会儿。

夜里，钱国法怎么也睡不下，侨办老何的话总是在耳边响起。

老何说：老钱啊，你大娘说走就走了，也没留下什么话。我记得她是开了店的，不晓得你上次的手续后来办成没有？

钱国法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手续？

老钱啊，你大娘无儿无女，还能办什么手续？老何连声啧啧。

钱国法咀嚼这几句话，一种深切的痛楚从心头涌了出来。

手续手续，这几年自己为手续跑得还少吗？他钱国法虽然比别人少念几年书，但是从农村到城市，也摔摔打打长了不少见识。他自信自己的脑子不比别人转得慢，这不，老婆孩子的户口经自己和派出所片儿警隔天诉苦，隔天拎两瓶老酒，三磨两磨，不就快办成了？

钱国法早就想办个养子公证，好先去日本打工，谁晓得怎么也没办下来。

钱国法摸摸硬硬的胡茬儿，想到“公证”两个字就觉得窝了一口气。

1986年为了公证的事情，他一直讨好大娘那儿那个叫何玉玲的女人，好歹让她寄两份由何淑珍签字的材料，公证处的申请表也填了，批下来的却是侄子、侄媳的公证书，当然出不了国。

他怎么也想不通。可人家说“过继”不是收养，他和何淑珍不是养母子关系。什么意思嘛，还不是有意难为人！

他想想就来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大娘这么快就突然死了。他知道大娘多年来一直开着一家小餐馆，这笔财产咋办的？他记起老何说大娘“没留下话”。

他明白了。

钱国法啪地打开台灯，下床，躺在里边的刘惠芳睁了睁惺忪的眼睛，以为他要解手，就转身睡过去。

钱国法翻箱倒柜，找出一只信封，小心翼翼抽出里面的纸。

钱国法这时候开始动起了以养子身份继承何淑珍遗产的念头。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补办一份公证，然后去日本继承遗产。

他以为只要公证书到手，就万事大吉了。

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到，一场因遗产而引起的轩然大波正在暗暗酝酿着，他费尽心思弄来的一张公证书，到头来只是废纸一张。

三

本田枝子又去找山口久美子。

不巧，山口外出，未能遇上。

第三次，她又去了。

山口对她的到来感到有点儿奇怪。

有些情况我想应该补充一下。本田说，她跟何淑珍生活了这么多年，又都是华人移民，感情一直十分亲密，早就以母女相称，家里还保存着何淑珍妈妈的照片呢。

山口问：有没有什么手续能证明养母养女关系？

本田语塞。

山口又问：为什么上一次是以“特殊关系人”身份申请继承遗产，现在又突然改称是“养女”了？

本田一时回答不出来。

律师三浦次郎在一旁说：当时我们认为何淑珍反正没有更近的亲属继承人，枝子是继承人，所以就无所谓了。

山口看看他俩，心里觉得好笑又好气。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材料掂了掂，特地告诉他们：钱国法的继承人身份材料，都是经过中国公证机关公证的。

三浦次郎接过这沓材料，在一边认真地看起来。

山口面对本田，觉得和她继续谈下去会纠缠不清，想快刀斩乱麻。可用什么办法好呢？

她想了想，有个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即本田虽不具有继承人资格，但考虑她与何淑珍曾共同生活过，而且是本国公民，可以凭“特殊关系”身份申请对她进行一定经济补偿。

山口觉得这样做，很稳妥，对本田也是一个安慰。

可她过低估计了本田的能量。以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让她看清这一点。

本田坚决不答应。

这么一点儿经济补偿对她那燃烧的贪欲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她本田枝子需要的是大把大把金钱的滋润。

樱花漫无目的地盛开着，茫茫白云般一簇簇一片片，白得干净雅致，纤尘不染，竟有几分残酷，全没了粉色的梦幻。

本田为自己的感觉吓了一跳，随即又醒悟过来，樱花依旧是美丽的，只是自己心境不同罢了。

本田一肚子怨气，那个干瘦的日本女人山口久美子不同意自己作为继承人继承遗产，还搬出那个钱国法。她是知道钱国法的，1985年她在何淑珍那儿做事时，代何淑珍与钱国法通过几次信，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何淑珍收他为养子，自己不可能不知道，凭直觉她觉得这个“养子”身份有些蹊跷。同时，她认为自己已入日本籍，又以“养女”身份向山口提出申请，无论如何，山口应该将遗产发给自己才对。

回到茨城县水海道市的家中，本田通过律师三浦又多次去电与山口联系。

山口坚决地告诉他，本田的情况她已做了调查，仅仅是1985～1986年在何淑珍的餐馆内打工，户籍上登录的“同居人”与本田所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而且，有着公证材料的“养子”钱国法，一旦被认可财产继承人的法律地位，她将尽快结案，通过中国侨办发放遗产。

三浦朝本田递了个无可奈何的笑，他表示自己竭尽全力了。

本田却不愿意，那样做不是她本田的性格。她从随身手提包里掏出一只信封，塞进三浦的办公桌抽屉内。三浦想阻止，本田反过来将他的手按住，轻轻地握了握。

三浦有些心跳。本田若无其事微笑着说，三浦律师你先拿着，事情办成之后我会重重谢你的。

三浦想说什么，本田嗔怪地看了他一眼。三浦犹豫着低下头。

金钱和女性的柔情，本田运用得熟练之至。她不知道三浦后来为此很是自责，她没有去想那么多，她只是认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她的父亲是个算命先生，她也非常相信这玩意儿，她想起前几年父亲曾为自己算过一次，说她中年财运畅旺，可以投资获利，若是理财有方，将有经济丰收。当何淑珍病故的消息传来时，她觉得这是冥冥之中上帝的安排，是命运使然。她无比虔诚地在神龛面前跪下拜了几拜。虽然从事情发展的态势来看，并不如想象得那么顺利，但是她相信命，相信自己的能力。她有些兴奋起来。

山口久美子，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那两只眼睛精神气很足，一下子就把自己看穿了，她很恼火。这是她目前的一大障碍。

四

拐弯抹角，钱国法打听到刘惠芳的一个亲戚的老乡在市公证处工作，可能还是个头头儿，只是这个叫张大进的亲戚已好多年没来往了。

钱国法左思右想，决定让妻子打这个电话，顺便邀请张大进和那个老乡一起吃饭。

刘惠芳明白了丈夫的意图，不放心地问：“这行吗？”

钱国法说：“能行，能行。”

打了四五次电话，总算和张大进联系上了，刘惠芳随即让钱国法听电话。

钱国法说：表叔，我养母在国外去世，我要办理公证，去国外继承遗产，我想请您跟公证处那边说说。主要是时间太紧，最好约个时间吃个饭，大家也好认识认识。

那边张大进说：这样吧，我和公证处的张有林联系一下，你等我电话吧。

隔天张大进打电话来说：吃饭就不要了，还是上门去谈吧。

第二天晚上，钱国法拎了一包礼物跟着张大进敲开了公证处副主任张有林的家门。

大进跟我说过，有什么事？张有林很客气。

是这样的。钱国法顾不上太多的客套，就把何淑珍的情况讲了一遍。

没有继承人？

不是的，我大爷大娘虽一直没有生育过，但在我十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了他们。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来往的。你看，这是我大娘1986年写的申请。

张有林很快就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他顿了顿，是不是要办养子公证？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钱国法连连说。

张有林接过钱国法手中的纸，看了一遍，问：“除了这些外，还有些什么材料？”

“没有了。”钱国法回答。他考虑着该不该将当年办公证的事情说出来，他看看张大进。

张有林看出来了，他笑着说：“怎么，不想说？”

钱国法想了想，这事还是不说为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便连连表示没有什么。

张有林又问了情况说：“凭你现在的状况办公证是有困难的，第一是收养人何淑珍现已死亡；第二是你与何淑珍没有抚养关系，尽管你手中有何淑珍的申请材料，收养还是很难成立。”

张主任，钱国法将椅子向前挪了挪，身子也倾到了前面，急忙说：“我与大娘有收养关系，这一点好多人都知道，并不是我现在才提出来的，这一点你可以调查，还有，我养母无儿无女，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继承人，这笔财产很可能白白地被小日本没收掉。”

不知道是不是后面一句话打动了张有林，他沉默片刻后说：“这样吧，你是不是先搜集一些材料来，我再考虑考虑。”

钱国法来了精神，好的，我这就去办。

从张有林家回来后，钱国法又为一件事犯了难，张有林要他提供何淑珍的身份以及与自己过继母子的证明，这本身并不是难事，但是何淑珍老家在江苏，自己一直生长在河北及津门市。

路途遥远事小，主要是人生地不熟，现在到哪儿办事都要有关系，自己这一去很难说办得成，想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大娘在江苏还有些亲戚，自己这一去那些亲戚肯定会知道，会不会节外生枝，带来麻烦？

不，江苏无论如何不能去，钱国法心里喊道，那么这些证明在哪儿出呢？他想到老家河北故城县，那儿亲戚熟人还不少，对，就到故城去试试看。

钱国法忍不住拍了一下大腿。

十二月初，由钱国法家乡河北省故城县乡政府和故城县侨办出具的有关本县侨民何淑珍与钱国法的过继母子关系证明，以及县公证处出具的事实收养关系证明一起被送到了张有林手中。

一份单位证明钱国法却拿不出来，他清楚地知道，厂里对他家庭情况是再了解不过了，他父亲钱永有就是从厂里退休的，1987年就是因为厂里给他出了与何淑珍婶侄关系的亲属证明，自己才未能如愿。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钱国法一方面频频出入张有林家及公证处，另一方面与中国驻日使馆联系，请他们与遗产管理人山口久美子交涉。

50多天过去了，尽管钱国法催过多次，但是日本方面坚持要有公证材料才可办理遗产继承手续，而这边，钱国法依然拿不出按程序规定必需的单位证明。

他又找到张有林。问公证书啥时候办下来啊？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

你不是不知道，能帮的我都帮着敷衍过去了，但你那证明没有，实在是让我不好再开口了。

主任，你不晓得，日本那里又来催了，再不办过去，财产就要交国库了，真要人命。

张有林不吱声了，闷头抽烟，烟雾很快将他笼罩其中。

大哥，你真想帮我？钱国法竟称比他小几岁的张有林“大哥”。张有林看着眼前这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人，从他亲戚那儿知道他家在农村，生有二子一女，家境并不富裕。

那当然。

能不能明天先把证明开给我，我给日本寄去，手续我很快就补过来，好不好？厂里基本答应我了。

第二天，也就是1994年1月25日，一份事实不充分、程序违法的涉外公证就这样诞生了。

三天后，钱国法在公证处填写了《办理涉外公证申请表》《公证报批表》，副主任张有林签了“同意发证张有林1月28日”的字样。

五

1995年7月27日，本田枝子向葛城地方裁判所葛城支部递交诉状，诉何淑珍和钱国法之间的过继养子关系无效，被告为山口久美子。

在“请求原因”中这样写着：

“被告认为亡何（指何淑珍）之夫之弟（已去世）钱永有的第二个儿子钱国法是何的养子，并认定钱有继承权，为何的继承人。原告认为何生前没有想让钱过继为自己的养子，更不用说提出正式申请。因此，第一顺序过继养子是无效的，而且，何年老后，是与原告同住同生活的，并委托原告为其以后的守墓人。”

起诉状还附有1985～1986年何淑珍、本田枝子同居一处的户籍抄本，以及一份与何淑珍关系的说明。

那份说明的大意是这样的：

我和森本在德岛结婚以后，他的性格越来越粗暴，稍稍侍候不周到就打骂我，我俩难得有几天不吵架，邻居们都劝不下来，婚姻状况越来越糟，我很痛苦。在日本，女人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但这样下去我实在忍受不了。听人说，葛城那儿的原神宫很有名气，好多人都到那儿去参拜，我还想挽救我的婚姻，就选了个日子去庙里烧香，祈祷我的婚姻幸福。

那天进香的人很多，山道上拥挤得很，这样下山的时间就耽误了，下来的时候天色已晚，来不及回去了，我就决定在附近住一晚再回德岛，想必森本不会多讲什么。

我向四周看去，附近路边几个餐馆陆续亮起了彩灯，人进人出生意很不错，一间小杂货店的两个营业员一个在算账，口中念念有词，另一个正在货架上取东西，我进去买了一瓶水，开了盖慢慢地吮吸，无意间我抬头一看，对面开着一家“中华料理店”，我想我平时一个人难得出来吃饭，在家也都依着森本做日本菜，这下可以吃到自己家乡的可口饭菜了，我就进去了。

店面并不大，呈“L”形，面积总共20多平方米，店堂被漆成红色的长长的柜台隔开，柜台外是两排餐桌、餐椅，其中一排紧靠着柜台前，客人可以边吃饭边和伙计聊天。柜台内的白瓷砖贴面的墙壁上有一面三层的吊柜，摆放着碗、碟、佐料之类的东西。店堂后面有一个木梯通到楼上。

我当时点了两个炒菜，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餐馆的主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老太，个头不高，当时店里吃饭的人不多，我主动上前和她说起话来，她告诉我，丈夫早就去世，她无儿无女孤身一个人在日本，家里姐妹都在大陆，她觉得很孤单，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她还问我的家庭情况，也很同情我，我们那天聊了好长时间，很投缘。

晚上分手的时候，她再三对我说，你要经常来我这儿，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难事互相照料，不要见外。

从这以后，我们就经常互通电话，相互问候。

不久，我和森本还是分开了，我带着女儿离开了德岛。

上哪儿去呢？我想到了何淑珍，在日本她算是我当时最亲近的人了，我们在她那儿住了下来，我每天帮她经营着小餐馆的生意。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过着日子，关系越来越亲密，我开始称她“妈妈”，她也称我为“我的女儿”。

她把家中的事情都讲给我听，告诉我她是在中国江苏的金坛长大的，那里有茅山、丫髻山，还有长荡湖。她把家乡的来信拿给我看，这些信她都很仔细地收存在一个小铜箱子里，用一块花布包着。大陆再来信，她就让我给她写回信，她先讲出来，我再照她的意思写下来，最后读给她听。

妈妈很爱我，她多次跟我说，玉玲，我真想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不分开。我很理解她的孤独，说，我不会离开的。

二楼是妈妈的住处，摆放着钱梦生的灵位，前面常年摆放着供品，后来我也住了进去。

我们想过办养女手续这个问题，曾经一起到当地警察署办理登记，警察署回答，何淑珍是外国人，户口簿上没有这个项目。妈妈当时很生气。后来妈妈又为我去过几次，还是没有办成，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影响感情。

后来，大概是1986年，我遇到了本田小村，他很喜欢我，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一年后，本田小村提出结婚的请求。

我要离开妈妈了，妈妈对我说，玉玲，我要你经常回来，不论你走到哪里，这儿都是你的娘家。她对我俩在一起的生活非常眷恋，还表示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把孩子留在她那儿，妈妈还为我准备了一些嫁妆。

到水海道市后，我们仍经常打电话，她有时到我这儿来看我，我也经常到她那儿去，每过一段日子，我们就约好一同出去旅游。

有次她遇上车祸，住进了医院，我连忙赶过去，在她身边照料了四五天。

……

对于山口来说，本田枝子来找过几次，最近安静下来，山口以为本田放弃了幻想，前几次只是家庭妇女碰碰运气而已，她没放在心上，却没料到一纸诉状递到面前。

山口仔细地看了诉状，于10月17日进行了答辩。

她的答辩理由有三点：

一、根据日本法律，在申请确认过继养子无效的诉讼及确认关系的诉讼中，被告是否有法律利益，是问题的关键，而原告是没有诉讼利益的。

二、在向特别关系人分配继承财产的申请期之间，原告并没有提出申请给特别关系人分配继承财产。

三、在这场诉讼中，被告作为财产管理人，让继承人继承遗产，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被告是没有法律资格的。即山口久美子没有资格成为被告。

山口答辩状显示了较高的法律水平，本田虽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三浦劝本田冷静下来，本田问三浦目前这个情况怎么办。三浦吸了口气，他很清楚，按照法律和事实，本田想继承遗产应该说是行不通的。

其实，本田也知道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只是，她必须通过诉讼程序拖住山口久美子，以免山口把遗产发放给钱国法。虽然自己养女身份是假的，她却不能允许山口把这笔遗产发放给假养子钱国法。

接下来该怎么办？本田与三浦磋商后，决定将这场注定打不赢的官司继续打下去，以期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本田枝子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与此同时，她启程去中国大陆。三浦替她分析过，如果不把钱国法假养子身份搞掉，本田想继承遗产的梦就只能是梦，永无实现的可能。因为，财产管理人山口久美子的律师责任感，注定了她只能对法律负责，对合法的财产继承人负责。

相比坚持法律正义的山口久美子，三浦有点儿内疚。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三浦对本田的个性为人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沓强行塞给他的钞票日益成为他的心病。他知道，不到他的使用价值穷尽的那一天，本田枝子是不会放过他的。船已驶离岸边，上边的人是下不来的。

三浦问，何淑珍在中国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好像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本田眼睛紧张地盯着三浦看。

按照中国的继承法，父母、子女、配偶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是第二顺序继承人。

你的意思是？

如果要排除钱国法，就必须首先证明何淑珍的遗产实际上是有继承人的。

三浦看到本田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三浦接着说，目前看起来他们还没有提出要求，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何淑珍去世这件事。这当然对我们有利。

对于钱国法，我想是可以提出些东西来的，也可以试着与钱国法先做些接触，如果不动干戈，由双方共同继承遗产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本田恍然大悟，拍着手叫了起来。

六

“养子”公证办成之后，钱国法委托律师丁聪与日本联系，准备以继承人的身份继承何淑珍的遗产，日方已基本认可钱国法财产继承人的法律地位。

由于钱国法的一再催促，财产管理员山口久美子将遗产中的不动产部分处理变卖。

日子一天天过去，钱国法心中充满喜悦和期待。

他盘算着钱一拿到手，首先要做的事是买一套宽敞的房子，让妻子儿女住下来，这些年来，家里经济、居住条件一直很不好，也真该改善改善了；其次是两个儿子大了，过几年该成家了，得每人给一笔钱，了却为人父母的心事；第三是女儿正在上中专，毕业后工作不好找，肯定要花钱……

一封寄自日本茨城县水海道市的来信放在桌上，钱国法看了看，是那个叫何玉玲（本田枝子）的台湾妇女寄来的。

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信封，看着看着眉头皱了起来，这个一直被他称为“玉玲妹妹”的妇女提起何淑珍遗产，并直言不讳地要以“养女”的身份与钱国法共同继承这笔财产。

钱国法将信又看了一遍，心里直发笑：玉玲你真是，其他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不就是代我大娘写了几封信，在那儿住了两天，便拿了鸡毛当令箭，起了当继承人的心思来。虽然你我之间一直有联系，那只是作为朋友来看待的，可不是让你来分我的家产的。

遗产的事，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月25日公证书办好后，钱国法立即让律师发往中国驻日使馆，请他们速交家庭裁判书，有关事务包括不动产、债权债务等，现在基本做了处理，只等山口发还遗产了。

现在却冒出个本田枝子，异想天开地来和他分割财产，打工妹继承人？钱国法虽不懂法律，但此刻他觉得好笑。

他不屑一顾地将信扔到了垃圾袋里。

钱国法现在可是胜券在握啊！

那边本田总不见钱国法回音，又寄两封信过去，仍石沉大海，她又挂了国际长途，钱国法又避而不接。

她清楚了，钱国法不想让她搭这班车，这笔财产他要独吞。

她愤怒了，你钱国法当初有求于我写东西时一口一声“玉玲妹妹”，说得那么好听，现在你不需要了，就翻脸不认人，自己发大财，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回事，自己心里清楚！

七

1996年4月的一天晚上，安徽省东长市谕兴乡黄桥村的村头匆匆走着一男两女，其中的一男一女农村人装束，另外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面色红润，体态丰满，上穿大红羊毛衫，下穿一条米白色休闲裤，手提一只咖啡色暗花皮包。

这红衣女人是本田枝子，那一男一女是何淑珍哥哥何庭山的二儿子何忠小，儿媳朱桂芳，三个人正往何淑珍唯一在世的妹妹何桂英家中赶去。

本田是一个月前来中国的，她凭着记忆，一下飞机直奔江苏省金坛市薛埠镇，在那儿找到了早已去世的何庭山的儿子何忠小家。何庭山共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何忠保，二儿子何忠小，三儿子何忠海，小儿子何忠权，何忠权因病前几年已死亡。由于何庭山去世很早，家里生活一直很困难，弟兄几个都没上过几天学，加上天性木讷本分，至今几个人仍住在薛埠镇的新浮村里，靠着农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本田告诉他们干妈何淑珍去世了，她代干妈来看看娘家人。一声声“哥哥”“嫂嫂”，再送上从日本廉价买来的衣料，何忠保一家心花怒放，本田瞅瞅破旧的房屋，哥哥你这房子不能住人了，等以后我回日本给你寄些钱，重盖一下，再添些家具。真是天上掉下个好妹妹！不光弟兄几个，连村里都知道何家从日本来了个姨表妹，嫂子朱桂芳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本田一有空就与何家兄弟或朱桂芳聊天，知道何家四兄妹目前在世的只剩住在安徽东长市的何桂英，老大何庭山1961年就去世了，小妹何腊梅也于1995年死了。本田抹了把眼泪，问朱桂芳：大姨现在可好？朱桂芳告诉她，何桂英快七十岁了，两眼瞎了，一家过得也很苦。

本田站了起来。说是临走前日本那边让她在中国这边代办一些干妈的亲属证明，好了结干妈的后事。

何忠保忙说，没事的，开什么证明，你说吧！

何桂英的家很快就到了，这是一座朝南的三间瓦房，西边有一间厢房，听何忠保说，何桂英的丈夫早就去世了，她共有一儿一女，儿子邵学金精神有些痴呆，四十多岁还没成亲，女儿邵学云招了个上门女婿，家中的房子前些年曾被一把大火烧掉了，现在的瓦房还是在何淑珍的资助下盖的。

三人进了屋，屋子里空空荡荡的，除了只可坐五六个人的方桌和几张破旧的凳子之外，墙角处还堆着钉耙、铁锹等农具。邵学云见来了客人，连忙搬出凳子，本田刚一坐下，凳子就歪向一边，原来是个“跛子”，何桂英闻声摸着墙边走过来。

何忠小说，二姑，这位小姐是从日本来的，叫本田枝子，是大姑的干女儿。

干女儿？何桂英嘀咕了一声，怎么没听姐姐提起过？唉，也许人老记忆差，记不住了。

姨妈，我是本田枝子，在日本我同干妈一起生活了20年，干妈临终前一再要我来看你，那边又走不开。姨妈你身体怎么样？

第一天，本田枝子让何桂英的女儿邵学云陪着到镇上去给何桂英全家人每人买了一件衣服，另外给何桂英买了两斤纯毛毛线和两双线袜，何桂英心疼地说：你花这些钱做啥？这么大老远来看我们就很好了，我这么大年纪，也不图什么。

本田将买来的一塑料袋香蕉打开一个个递到家里人的手上。

第二天，本田枝子问何桂英，我从日本汇了五万块钱，让津门市的钱国法带给你们，你们收到没有？

何桂英茫然地摇摇头，一边的女儿女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朝本田摇摇头。

没有？这个钱国法怎么这样？本田的声音高了起来，显得有几分尖利。

会不会还在路上，要再等两天？邵学云当然希望能早一天拿到钱，这穷日子她真是受够了。

我已经寄了好几个月了，共十万块钱，两家各五万块，看来是他独吞了。我要告他！本田枝子气愤地站了起来，那张凳子歪了两下。

本田此刻像个高明的导演，让这几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担任着可笑的角色。

何桂英连连摆手说：“别，最好别这样，要是跟钱国法去要，家里亲戚，闹起来多不好。”

不成，这个钱国法太坏了，姨妈，我们对他不要客气。你们生活这么苦，干妈不是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帮一下，这样吧，我身边还有点儿钱，先给你们。她掏出一把100元、50元的大票子，递给何桂英500元，其他人分别给200元或100元，共给了1000元。

一屋子的人都心存感激地望着本田。

东长市是安徽省由西向东伸入江苏的腹地，北连盱眙，南接六合，东邻高邮湖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信息闭塞，经济发展迟缓，农民脱贫奔小康成为一项迫切的要求。本田来这里后，一方面惊叹于内地的贫困，另一方面发现何桂英家人文化贫乏，尤其是老太太本人大字不识一个，她心中暗暗窃喜，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快到中午了，邵学云忙着捉鸡、鹅，准备好好招待这位稀客，本田枝子又从包里掏出200元钱，让邵学云去买菜，邵学云推辞着，怎么能老让你花钱呢？本田说，客气什么？本来想请大家去饭店里聚餐，想想还是在家里自在，只是辛苦你们了！

邵学云和女儿很快买了一大堆熟菜。七碗八碟凑了一桌，邵学云又将宰杀的花母鸡煨了一锅汤端上桌。

下午，家人陆续散去，本田扶着何桂英到房间里，两个人坐在床边，本田说，姨妈，我干妈已经不在了，大舅和三姨也都不在啦，如果去年回来多好，还可以和三姨见上一面，大陆这边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长辈了。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何桂英转动着那双无神的白多黑少的眼球，那是白内障造成的，当时没钱治，眼睛便耽误下来。她说，姑娘，你来了就好，姐姐去日本之后总共回来了三次，最后一次大概是1990年，这一晃，又过去几年，没想到她一去就回不来了，娘家几个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唉，看到你，我就当看到她，就当我们老姐妹又团圆了，这多好，这多好。

老太苍老的眼睛内有泪光闪动。

老太又说，她一个人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也不容易，还开店，她说过她最后还是要回来，她总是想到家里，我这房子也是她帮着盖的呢，她是要回家的，要回家的啊。

本田接上去说，姨妈，我想干妈让我寄给你的五万块钱不能就这样让钱国法拿去，我想好了，找个律师把这笔钱要回来，你看，表哥多么需要这笔钱，以后可以娶个媳妇回来。

这……老太犹犹豫豫。

姨妈，你放心，这一切让我来办好了，但是——但是有些事情你要配合我，要听我的。本田说着从皮包里翻出一沓白纸，她想了想，从外屋搬来一张凳子，又掏出已准备好的红印泥，让何桂英分别在几纸白纸上摁下了鲜红的手印。看着到手的红指印，本田觉得不虚此行。

第三天，本田和何忠小夫妇一起离开东长市。到了金坛市，她将何忠小夫妇打发走，在金坛市住了下来。本田需要一个律师，一个经验丰富的大陆律师。在常州天虹律师事务所，本田见到了她的被委托人，一位叫戚永荣的律师。

八

戚律师五十开外，老成持重，他在听了本田关于何淑珍遗产及与钱国法关系的叙述，以及她要求撤销钱国法“养子”公证书的诉讼目的后，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里面有些名堂，戚律师决定开始调查此事。

那么，谁作为此案申请人呢？也就是说谁作为诉讼委托人？

本田很想作为申请人或委托人，戚永荣在详细询问过她的身份经历后，认为她不具有当事人的法律资格，申请人只能由何淑珍的亲属承担。

本田当时多少有些失望，从她本意来说，既想告倒钱国法，又不愿何桂英加入进来。因为迄今为止，何桂英对遗产之事一无所知。她去东长找何桂英，无非看中了那几枚指印，可以作为对付钱国法的武器。只要能推翻钱国法的“养子”公证，日本那边她本田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

她知道，何桂英虽然双目失明，没有文化，但她具有的特殊身份不能说不是一种威胁。

但身为律师的戚永荣，只能从法律角度陈述利害，并坚持如果以本田枝子身份去诉讼，这个官司根本无法打。

本田枝子只好同意，让何淑珍亲属何桂英或其他人作为诉讼申请人以及律师事务委托人。

戚永荣着手对津门市公证处的材料进行分析。

他发现津门市公证处把“过继儿子”证明视同为收养关系证明，而国家司法部曾明确规定过“带有封建宗教色彩的过继不能作为收养关系”。

关于收养关系，有关的收养政策和法律规定：凡是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必须能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解除，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

戚永荣依据现有的材料和调查很快就作出如下判断：

1.钱国法与何淑珍的“过继”关系，不能简单确认为收养关系；

2.钱国法从未与何淑珍共同生活过；

3.与生父母未解除权利义务关系（生父钱永有退休后，申请由儿子钱国法顶替进厂工作）；

4.钱国法与何淑珍之间未达成任何收养协议或手续（涉外收养有规定）。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何淑珍与钱国法之间根本不能成立收养关系。

戚永荣对此案有了不小的信心。

4月26日以何桂英、何忠小为申请人，委托代理律师戚永荣起草了一份申请复议书，申请书说明了事实与理由，证明钱国法与何淑珍养子公证与事实不符，违背公证证明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两天后，戚永荣与本田来到津门市公证处，向公证处主任王刚提交了申请书。

王刚打量着戚永荣和本田：你们认为公证书有出入？

是的，戚永荣回答。

你们调查过？

对的，我们对事实经过进行过全方位的调查，认为这是一例错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王刚神色不自然起来：这个，也许我们工作中有疏忽大意现象。

5月6日，公证处给戚永荣出具了一份“受理通知书”，说明复查工作需要60天。

60天？

戚永荣摇摇头。时间太长了。

戚永荣决定对津门市钱国法方面的情况，侧面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解。

钱国法与生父钱永有均为津门市玻璃器皿厂工人，了解钱国法的家庭情况应该从这里作为突破口。

戚永荣在出示了律师执照后，先查阅了钱国法的职工个人档案。

在《职工登记表》中“家庭成员情况”栏内，写着“父子（关系）钱永有、母子（关系）王玉兰”及妻刘惠芳和子女当时的一些情况；在“国外社会关系情况”栏内清楚地写着“大娘何淑珍，女，59岁，关系密切，现居住日本国葛城县北葛城郡新庄町大字姜115-8北京楼经商”字样。填表时间为1983年。

查看钱永有的职工档案，在1956年填写的《津门市玻璃厂职工登记表》中“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是否同居供养”栏内，有“钱国法7岁，父子（关系），同居抚养”字样。

1970年《职工登记表》的家庭成员中，写有“钱国法，男，22岁，群众，父子关系（农民）”字样。

1977年《职工登记表》的“家庭成员情况”栏内，仍填有“钱国法，男，1950年出生”等字样。

特别是1980年12月，钱永有退休，按当时政策规定，可以由子女一人顶替，在津门市劳动局印制的《招收职工子女审批表》中，钱国法以儿子身份顶替父亲，上报审批。

从津门市回来，戚永荣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津门市玻璃器皿厂的所有材料无一不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信息：钱国法从未与钱永有脱离父子关系。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一个稍具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的。

戚永荣把津门市公证处1987年出具的（87）津公字第362号公证书和（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放在一起，发现津门市公证处就同一背景、同一当事人，证明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他感到实在不可思议。

他提笔写下了《关于津门市公证处个别公证员出具事实虚假公证书的情况反映》。

他写道：调查结果使我大为震惊。原以为该案有可能是工作不细所致，可是，根据我调查到的证据证明，这绝不是件因工作失误而造成的错证，而是一件由公证申请人与公证人员恶意串通，为达到使公证申请人能非法侵吞他人财产而制造的假证。这绝不是工作上的疏忽大意。津门市是三大直辖市之一，津门市的公证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曾在同行中出过不少好的经验，水平这么高的公证处，高级公证员云集，办理这么普通的亲属关系公证，出现这么不合情理的失误，用“疏忽大意”来解释，可能很难说服法律界的同行们。在这里我们不妨试问一下津门市公证处的这位公证员一个简单的问题：“（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养子女关系的成立，依据的是什么法，第几条，第几款？”

两天后，戚永荣决定向公证处的主管部门——津门市司法局再次提起复议请求，以特快专递寄往津门市司法局。

一个半月过去了，仍未见任何回应。

6月22日，就在戚永荣准备再次发函至公证处时，对方作出“不予撤销（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的复查结果的决定”。

文中没有过多解释，“事实存在，证据确凿”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像六月的天气一样沉闷。

戚永荣掩卷沉思。

作为当事人的委托律师，他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同样，他一直也以为，作为国家行政执法部门的公证机关，毋庸置疑应高悬法律之剑，公平执法，公正执法。

经过短暂的酝酿，戚永荣征得当事人何桂英的同意，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7月28日，原告何桂英向津门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书，状告津门市公证处，要求依法撤销津门市公证处（94）津公字674号证明申请人钱国法是关系人何淑珍养子的公证书。

在“事实和理由”中，作了这样陈述：

……

1993年10月14日，大姐何淑珍在日本国葛城县北葛城郡新庄町大字姜115-8北京楼病故。随后，于1994年1月25日，在大姐何淑珍死后数月，钱国法即向津门市公证处申请办理钱国法是关系人何淑珍的养子公证，寄往域外，意图借用公证行为侵吞我大姐何淑珍的遗产，隐瞒我是大姐的同胞姐妹，是大姐的合法继承人，津门市公证处在未能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调查情况和取得合法真实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即根据钱国法事先在故城县通谋好的有关部门及个别群众出具所谓证明，就草率出具违背事实与法律的养子公证书。

钱国法现年46岁，自出生后从未去过日本国，对定居日本国50多年的何淑珍从未尽过赡养义务。我国改革开放后，钱国法在1986年、1987年意图去日本做工，曾要求我大姐写信以养子之称，骗取申请出国护照。何淑珍为协助夫侄钱国法去日本做工，请人代书了几封信，其目的也是帮助钱国法出国做工办理手续。我大姐何淑珍三次回家探亲，从未提及与钱国法有收养关系。

1980年12月，钱国法在其生父钱永有退休后，接班在津门市河北区玻璃器皿厂工作，至今仍与生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

按照我国收养法的规定，凡是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必须能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解除，因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协议或因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

原告认为，钱国法在我大姐死后申请办理养子公证，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没达成任何收养协议和其他确实证明收养关系成立的事实依据，再者，钱国法从未与我大姐何淑珍生活过，也没有与其生父母解除权利义务关系，户口一直在国内，且生父钱永有退休后由其接班在津门市工作，故未与何淑珍形成事实收养关系。

按照我国涉外收养办法的规定，何淑珍是侨居国外的侨胞，如果来我国内地办理收养公证，收养人应该向我国公证机关提供该国家或地区公证书，并经我国外事机构认证出具同意收养的声明书和委托书。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只是一般的书信往来（为了帮助被收养人外出做工的目的），大姐何淑珍生前并未向我国外事机构办理过合法收养手续或声明收养关系的成立，送养人也从未有过送养意志表示。津门市公证处于1994年1月25日出具的确认收养关系成立的证明，是背离我国涉外公证程序的，是不合法的。

当原告得知大姐何淑珍病故后，钱国法串通有关部门出具不真实证明材料办理假公证，意图非法夺取我应继承的遗产，即于1996年4月26日向津门市公证处请求复议，5月20日、6月23日，原告又委托律师向津门市司法局对（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请求复议，要求撤销（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津门市公证处不实事求是地于6月22日作出不予撤销的决定，津门市司法局至今拒绝复议答复。

现原告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津门市公证处（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

九

在戚律师忙着“请求依法撤销津门市公证处（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诉讼的同时，本田来到东长市公证处，开始了她第二步行动计划。

在东长市公证处，本田花了一天的时间和那些公证人员闲聊。她的声音柔软得很，又嗲嗲地让人不忍心拒绝，到下午竟已经叫得出各自的绰号。

何桂英坐在门口树下剥毛豆，时不时用耳朵谛听远处的声响。树荫从她头顶上覆盖下去，撒落了一地，不时欢快地抖动，如罩了活鲤的鱼网。有风过来，何桂英鬓角的白发飘动起来，身边响起树叶的沙沙声。

天真热，她弯下身子又抓起一把毛豆。

虽然几个月前为那个什么津门市钱国法“养子”的事，她被本田领着去过一次城里，由人家帮着写了些字据，她并不认为那事情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她总以为那是本田的事。可自己花了人家本田的钱，帮人家一回也是应当的。

回来后，她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生活也一如先前，平静而充实。

姨妈！老远处有人喊。

她侧耳分辨了一下，是姐姐的那个干女儿。

哦，你又回来了。何桂英站起身来，被本田搀着一起慢慢走进屋。

姨妈，回去之后还真想你，你坐下。本田为老人搬来凳子。

不，我给你弄饭去，你肯定没吃饭。

不用，这次回来我还有事情要办。妈妈走得突然，好多事情没来得及做好，只好由我慢慢地处理，妈妈的丧葬费用是我借的钱，也没有来得及还给人家。

何桂英的女婿何忠平进屋来，好不容易在一个木柜里找到一个杯子，杯口有两个缺口。他用开水烫了又烫，给本田倒了杯开水。

借的钱？何桂英想说什么，又住了口。她心想，不会是姐姐生前有些什么债务，让本田到这儿来吧？

大约是猜到了何桂英的心理活动，本田忙说：这事不用劳烦你们，我会想办法的。这次回来，就是为处理善后办一些手续。前几年我在日本存了一笔钱，是以妈妈的名义存的，现在她不在了，我要取钱就很麻烦。唉，她走得这么急，哪里想得到。

老实善良的何桂英只会跟着本田为自己姐姐突然病故叹息，其他什么也没有意识到。

她女婿何忠平却觉得奇怪，问：你存钱怎么会用别人的名字？

日本和大陆不一样，对老人有好多照顾的规定，比如存钱的话就不用收税，不然费用是蛮高的。本田早已料到会有人这么问，便滔滔不绝做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最后本田要何忠平帮她出具关于她代何淑珍去日本银行取款的证明手续，何忠平照办了。

本田又回到东长市公证处，小施伎俩，拿到了东长市公证处出具的“全权委托本田枝子办理有关姐姐何淑珍遗产继承、处理事宜的公证书”。

本田小心翼翼地将“公证书”收了起来。

本田很高兴。她对自己说，从现在起，我算是三根拐杖走路，除了两场官司外，还有一个护身符。

她设想着，如果把山口告赢了，自己当然取得了遗产继承权，山口也没有办法，中国这边就不需要考虑了。如果告倒了钱国法，何桂英取得继承资格，我本田作为何淑珍的委托代理人，照样能从日本提取遗产。

本田本想把这消息告诉三浦，犹豫一下打消了这个念头。

本田却没有意识到，由于过于精明，使她在这细小处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十

津门市公证处于8月13日向津门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

答辩状说：钱国法提出公证申请后，他们派人调查了故城县外办主任，里老乡寒下村村主任、村支书等人及钱国法的亲属，“证明钱国法自幼过继给其伯父母钱梦生、何淑珍夫妇为养子，这一事实已被当地政府和群众公认”。

这一解释，明显含糊其词，当地政府和群众公认的过继关系，是否就一定是收养关系？事实上，封建色彩浓厚的“过继”在我国法律上是不予承认的，只有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形成收养关系。

对诉状中提出的“钱国法对何淑珍未尽过赡养义务”，答辩状解释为主要“因两人长期分居两国这一事实使他们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何淑珍每次回国探亲均居住在钱国法家与其共同生活”。

何淑珍丈夫钱梦生的外甥刘玉胜（钱国法的表兄弟）在津门市人民农药厂工作，对钱国法与何淑珍的关系，他作了如下描述：

何淑珍生前到过中国三次，第一次是1975年6月至9月，一直在我这儿住，后去金坛、杭州、故城；第二次是1979年9月，入境后直接去了金坛，后来让我去西站接她，再从北京回日本；第三次是1990年4月，先去了河北故城县，后来到我家住。她一直牵挂老家金坛，对老家的亲友很眷恋，精力也一直放在老家金坛，如果我大舅妈（指何淑珍）同意收养钱国法，为什么三次回国都没有和他去办收养公证……

对于钱国法未与生父母解除权利义务关系，答辩中说，是“当时政策并非一定要直系亲属”，钱永有“本着照顾何淑珍的养子，利用他与钱国法的血缘关系的原因，让钱国法顶替上了班”。

既然政策并不一定要子女顶替，为什么当时钱永有、钱国法在所有文件中以“父子”相称？这显然自相矛盾。

公证处的答辩状难以自圆其说，事实终究是事实。

1996年10月，何桂英诉公证处一案开庭，津门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津门市公证处1996年6月22日作出的《关于对（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复查结果的决定》和（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

戚永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而在他背后的本田枝子简直是欣喜若狂了。

此后，津门市公证处于12月2日提出上诉，表示不服一审判决。

经过充分准备，戚永荣律师的那篇4000余字的民事答辩状送至津门市高级法院，要求依据事实和法律驳回一审被告的上诉，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天空飞雪飘飘，很快淹没了村庄田野。

戚永荣和他名义上的当事人何桂英，面对面坐在东长市谕兴乡那简陋空寂的房子里。

何桂英一声不响，眨动着失神的双眼。

戚永荣心里一阵发紧。几个月下来，他的代理费分文未收到……

1997年3月18日，津门市高级法院传来消息，法院认为（94）津公字第674号公证书程序违法，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天，距何淑珍辞世已三年多了。

就在国内为钱国法那一纸公证书诉讼最激烈的时候，日本方面本田枝子和山口的官司也到了白热化阶段。

与国内这场官司不同的是，本田的诉讼在法院呈节节败退之势。

1996年7月18日，葛城地方裁判所判决本田败诉。

本田不服，提起上诉。

同年12月20日，大阪高等裁判所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本田枝子的上诉被驳回。

十一

时间到了1997年。

戚永荣那边传来消息，钱国法的“养子”公证被津门市高级法院推翻。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最高裁判所也对本田上诉“告财产管理人一案”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宣告本田想从日本直接继承遗产的梦想破灭。

本田枝子想，在日本肯定不行了，幸好在中国东长市那边，已经顺利进行，而津门市公证处的败诉，则让本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来当初到大陆去，这一步棋算是走对了。

她把自己已经成为何桂英委托代理人的事情，得意扬扬地告诉了三浦次郎，言语之间颇有炫耀自己的意思。

谁知三浦律师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原可以及早告诉我全部情况，如果我能早点知道你在中国的进展情况，与财产管理人的官司就不必这样较真儿地打下去，直到上诉到最高裁判所。因为我们激怒了山口，她又知道你的底细，你认为她会让你如愿以偿吗？完全可以断定，只要你一出现，山口绝不会放出一分钱的。你太自作聪明了！

三浦很不客气地教训她。

早在两个月前，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就发函给三浦，告诉他本田的官司从一开始就是无望的，她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要三浦劝说本田就此罢手。

其实，他三浦何尝愿意跟着本田穷折腾，作为律师，他不可能不了解本田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本田过高的期望值和穷追不舍的旺盛精力，使他常常处于赶鸭子上架的困顿和无奈之中。他感到可怕，这是个厉害的女人。

然而，本田的大陆之行既然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为什么不早点跟自己通个信息，使自己在最后一刻明智地撤诉。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三浦既保住了免于败诉的面子，又可以给最高裁判所法官一个人情，更重要的是缓和了与财产管理人山口久美子的紧张关系。

本田枝子愣在那里。

她清楚地明白了两点：一是要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显然还不是件容易事；二是三浦律师，她的智囊将离她而去。

不过，本田并没有泄气。因为在中国大陆她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布局。

本田带上一份财产分割协议书，直奔中国。

此刻的本田枝子简直心急如焚。这时她仿佛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她要到中国大陆来增加她的砝码。

炎夏的蝉们正拼命地嘶叫，完全不理会本田心中的烦躁。

戚永荣看了本田起草的财产分割协议书，沉吟起来。

本田说，这个官司实际上是我打的，只是借了何桂英的名义，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一路上的车旅费，以及所有费用全是我掏的，何桂英一分钱也没出，财产应当怎样分配，还不是明摆着的事情。

戚永荣却有不同看法。

他说，你所垫支的费用在分配前可以算账支付，但何桂英是何淑珍的合法继承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法律和道义上讲，我都应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至于你付出的劳动，我们也有数，在分配中会适当补偿一些，但你终究不是何桂英的近亲属，咋好由你来继承？

因为摆在戚永荣面前的，是一份既不符合法律规范也不尊重道义的协议书。

按照本田的协议书：给津门市钱国法5%，安慰安慰他；何桂英那儿给15%，农村人又不会花钱；其他给个5万元钱就高兴得不得了；而本田枝子却想得到80%。

我不能同意。戚永荣说，这样做明显违反了法律，我绝对不能答应。

戚永荣希望本田能拿出一个稳妥的、对各方面都比较公平，又大体上不能出乎法律规范的方案。

本田火了，说：不管谁继承不继承，我都应该得到这笔财产。

本田可能感觉到口气太硬了一些，又软下来说：戚律师，你有没有替我想想，我一个女人家，为这事吃了多少辛苦，耗了多少精力，好几次我都差点儿累晕倒了，这你不是不知道。

戚永荣回顾这件官司的始末，自然也想到，如果不是推翻津门市的假公证，财产已经被津门市的假养子得去，而合法继承人的权利确实也无法得到保全。从这层意义上说，本田也还是有功劳的。

戚律师犹豫了一下，缓声劝她：你的要求以及你的功劳，我们可以向合法继承人提出，并尽量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偿，不过按80%比例分得财产是不合法的。作为一个律师，我绝不能这样做。

有什么不能？本田瞪大了眼睛，她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考虑得很周全，想不到戚永荣仍然不同意，忍不住一阵激动，哭了起来。

她一屁股猛地坐到了藤椅上，椅子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她抹了一把眼泪，前额的头发挂在鼻子尖上，伤心地边哭边说，声音也越来越大。

隔壁办公室探出几个好奇的脑袋。戚永荣觉得不能在这儿跟她纠缠了，便推说有事，提了皮包便走。

第二天早上，刚刚到办公室，戚永荣就发现本田已在那里等他。

戚永荣想转身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本田一脸微笑：早上好！戚律师。

戚永荣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句。

戚律师，我昨天与三浦律师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这样比较好。本田说着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

戚永荣原以为本田听进了自己昨天讲的话。

这会儿只见本田那肉嘟嘟的手指打开纸头，“协议书”三个字跳入眼帘。内容仍是关于遗产分割问题，本田提出在日本发还，数额比例仍为本田80%，何桂英15%，钱国法5%。本田已签上自己的名字，她让戚永荣代表何桂英签字，最后她再去找钱国法。

我不能答应！戚永荣斩钉截铁道。

他心里很清楚，这不只是财产比例问题，还牵涉到继承人的范围。

因为除何桂英外，何淑珍1993年去世时，她的小妹妹何腊梅还活在人世，其子女可以继承母亲应得的那一部分遗产，何腊梅的儿子涂锁林也已办理相关的公证材料。

本田仍然微笑着。

她走近戚永荣，轻轻柔柔地说：戚律师，昨天怪我不好，你就不要生气了。

但戚永荣低着眼睛，没有看她。

我俩应该什么事都好商量的，这样吧，这次你就关照一点，到时候我从我那里汇20%到你的账上，行吧？

本田轻轻地几乎耳语似的说道。

80%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我是违法的。戚永荣压住自己的火气，对本田说，即使对你再照顾，也只能把争议部分的40%分给你，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咚，咚！”发怒的本田将戚永荣桌上的办公用品一股脑儿用肘部扫荡到地上，砸碎的墨水瓶跳到戚永荣的脚边。

本田将协议揉成一团摔到老远，哭起来：你给不给，给不给，啊，为什么……来找你？我瞎了眼！

本田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找来的律师会不帮自己讲话。在她眼里，我请律师是花了钱的，律师就应该为我说话，为我服务。

本田此时又想起了何桂英。

于是，东长市谕兴乡黄桥村的村头，又出现了本田枝子的身影。

姨妈，我又来了！本田亲热地拉着何桂英的手。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她神秘地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何桂英手掌中。离开金坛之前，她在一个小商品市场买了镀金戒指和手链，又买了两个首饰盒，分别装了进去。

什么呀？何桂英把脸转向一边，用手颤巍巍地抚摸着。是戒指？

对了。本田拿起那金光闪闪的东西，轻轻地在阳光下摆了摆，随后给老太戴上。

哎呀，这不好，又让你花了这么多钱。老太连连说着，老太这辈子也没戴过金首饰，这闺女多孝顺，多贴心啊。

你过来！本田喊过邵学云，递给她一个小绸布盒子，这是给你的手链。

邵学云兴奋得脸通红，抓着手链不知往哪只手上戴。

本田紧挨何桂英坐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何桂英转过头来，问道：怎么了？

姨妈，你不知道，钱国法那边的案子虽然了结了，但是还有好多事情，我已经觉得受不了了。

你也真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事情办下来。你这孩子也真能吃苦。何桂英感慨地说。

姨妈，幸亏有您老人家的帮忙，不然我妈妈名下的这笔财产真不知要落到什么人的手中。

快别说了，都是自家人，你对我们又这么好。

姨妈，我已经想好了，本田轻轻握住何桂英的手，慢慢地说，我过几天回去先把财产收下来，然后汇款70万元人民币到金坛，请金坛公证处给你们，这70万元中，给金坛的三姨家一部分，怎么分你们商量，就算我对两位姨妈尽的一点孝心吧。

本田已对戚永荣恨得牙根痒痒。如果他答应代何桂英签个字，何、钱两方的支出至多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并且可以少费好多口舌。戚永荣不答应，自己只好到这儿做工作。本田知道，何腊梅的儿子涂锁林不是个省油的灯。

何桂英一家听到本田要拿出几十万块钱给他们，顿觉喜从天降。对于穷困中的人们来说，确实如本田所说，一点小恩小惠就足以使他们感恩戴德。更何况，这件事都是由本田在操办，人家只是借了她何桂英的名而已。

哎呀，这么多钱！老太想说什么，感到女儿女婿正用眼睛盯着自己，连忙改口：行，行，随你，随你。

还有件事，戚律师总不肯跟日本律师联系，我都急死了。时间拖长了，说不定日本那儿把妈妈的钱给钱国法或者交给国家，那就坏了。我想，干脆我们重找个律师。

好，好的。老太直点头。

本田心里很得意：钱国法已解决掉了，剩下的何桂英像面团一样，随我捏揉，只要何老太在我手里，你戚永荣能把我怎样？看我炒你的鱿鱼！

第二天，本田带上何桂英和邵学云到东长市公证处，以何桂英的名义办理解除戚永荣与何桂英委托关系的协议。理由是戚永荣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随后，本田与邵学云一起将协议书送到戚永荣家里。

戚永荣怔住了。

他知道，所谓的理由都是幌子，关键是没有维护她的不合法权益，他得罪了本田枝子。

何桂英不放心地问：你不是还有事情没办好，没有律师咋办？

找律师？本田笑了起来：你就不用担心了，天底下律师多的是，有的律师还愁办不到案子呢，当然，要找就找能干的。本田坚定地说。

姨妈，本田看着何桂英苍老的面孔，这是一张饱经沧桑和艰难的脸，老人斑爬满面颊，分不清颜色的衣服打着几个补丁。看着看着，本田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从这段日子的交往中，她已感受到何桂英和她家人的纯朴善良。

姨妈，过几天我就回日本了，你要当心身体，等我把钱汇来后，你不要太节省了，该吃就吃，该穿就穿，还有，以后我每个月寄钱给你用。

本田枝子回日本后没有完全食言，她开始给何桂英寄钱，每次300元人民币，总共只寄了4次，共计1200元。

1997年8月24日，本田枝子通过东长市公证处的介绍，和何桂英一起找到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的陈洪生律师。

十二

看过所提供的材料后，陈洪生对案子有了一个大体的印象。

在钱国法、本田枝子都被法院否认后，委托人何桂英作为唯一在世的遗产继承人，能否为日本方面所承认，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何淑珍的财产在日本，如果何桂英的身份仅为中国承认，那仅是一纸空文。

何淑珍的遗产究竟是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何桂英的名字，山口仅在津门市高级法院的判决书中见到过，没有充足的理由，山口是不会答应的。

陈洪生打定主意，便发函给山口，首先说明自己的身份，提出告知何淑珍遗产具体数额、种类及转移财产的程序、时间的要求，同时，陈洪生附了几份材料。

1.何桂英公证声明。

2.亲属关系公证书。

3.津门市中、高级法院判决书。

4.解除戚永荣办理遗产转移继承的委托关系证明。

隔了一天，山口复函了。她认为钱国法的继承人身份有大量证据证明，如果何桂英要求继承遗产，那么只有在钱、何二人达成协议后，才可以发还遗产；并要求提供何桂英合法继承人身份的法律声明；另外，告知遗产现有3200万日元。

看来，山口先入为主，坚持钱国法的继承人身份，对何桂英的法律地位持有怀疑态度，竟想让钱、何二人共同继承遗产。

这是不可能的。

陈洪生立即发函日本，强调何桂英是何淑珍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不料，这一去，日本那边没了动静。山口沉默下来。

陈洪生耐心等待着，每天都要竖起耳朵听听有没有日本的消息。

在随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陈洪生数次发传真、打电话给山口，可她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陈洪生又发函到家庭裁判所，仍如石沉大海。

陈洪生举步维艰。

那边本田的电话倒是三天两头打来，急急地询问案情的结果。

对于这个本田，陈洪生当时并不太清楚她的真实情况，只听她说过自己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是台湾去的留学生，等等。

本田不时地夸赞“陈律师年轻有为，前途远大”，不时将戚永荣大骂一通。她说，戚永荣真不是个东西，心太黑，想敲诈她30万元钱，她不答应，他就不给她发钱。还说，戚永荣的儿子看上了她，戚永荣就托其他人跟她说，要娶她，她都没理他，戚永荣就和她过不去。

每次通话，本田都喋喋不休。

陈洪生感到肩上的压力也在一分一分地增加。

根据日本法律，遗产继承人迟迟不出现，就会超过时效，遗产将被上缴国库。从法律上来说，钱国法的“养子”地位被否定，本田也败诉，距何淑珍去世已有四年，日本政府完全有理由随时收缴遗产。从这一点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很不情愿的。

这时，熟悉法律事务的陈洪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财产管理人山口对本田这样一个身份以及她一再的纠缠，很为不满。

陈洪生担心，山口一旦发现他的委托人何桂英后面还有一个本田枝子，这案子就无法了结。

为此，陈洪生将其利弊说与本田听，劝告本田枝子，如果想让何桂英继承案顺利办下来，你本田就请安静地等待吧，不必出头露面。

事已至此，本田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按陈律师的话去做。不过她的日本长途电话依旧常常打到南京来。

这时，何淑珍的外甥涂锁林（已故何腊梅的儿子）也打来好几次长途电话。他们似乎也醒悟过来，再三声明他们也是遗产继承人，让陈律师秉公办事，千万不能把他们给忘了。

夕阳沿着窗檐矮了下去，办公楼里安静下来。陈洪生这才发现早已过了下班时间。

秋叶飘飘荡荡地离开了枝头，大模大样铺在门前屋后的园子里。秋天有成熟的温馨，也有失意的凄清。人们开始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

面对山口的冷漠，陈洪生感到一味地等待等于放弃机会。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搏一回，他下了决心。

十三

1997年11月7日，陈洪生登上飞往日本的波音“747”飞机。

飞机在日本成田机场降落，前来接他的是本田枝子。

这次行踪，陈洪生事先没有通知山口。他知道，由于山口被这个案子牵涉得很深，也许，自己的突然造访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又经过几小时的旅途颠簸，跟着本田枝子来到水海道市她的家中。水海道市是日本的一个普通县城，街道上行人不多，也不繁华，现代气息并没有渗透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居住的大多像中国苏南一带常见的那种两层一幢的小楼房。

本田的家是两座普通的平房，中间围起院子，正对门搭起神龛，里面有一座张飞塑像，两炷正在燃烧的香火的烟气袅袅升腾。院子顶部全部用一种透明建筑材料盖起来。

本田让陈洪生就住在她家的客厅中。这不禁让陈洪生暗暗吃了一惊。

本田首先介绍了她的家庭成员：女儿本田惠子，15岁，正在上学；还有替人算命的父亲。

本田特地加重语气，对陈洪生说：我父亲很高明的，什么事情他都能算出来。本田的样子很神秘。

等了半天不见她介绍丈夫本田，一问才知道本田小村不常回家，住在郊外他的厂里，陈洪生便更加觉得不自在起来。因为按中国人的习惯，如果男主人不在家中，一般是不会将其他男人留宿在家里的。

陈洪生想说什么，本田很快就猜到了：说不要紧的，住在家里方便，这儿的旅店远了些。

其实，刚才快到本田家时，陈洪生看到路旁有一家看上去颇像样的旅店。看来本田是不准备让陈洪生住到旅店里去。

陈洪生一住下来，就和真砂江美通了电话。这真砂江美是陈洪生一个朋友的妹妹，20世纪80年代东渡日本留学，现在今出屋有限公司工作，已入日本籍。出国前陈洪生就通过公司请真砂江美具体协助遗产案的有关工作。今出屋公司地址在东京，真砂表示马上就跟山口联系。

山口没想到中国律师会来到日本办案。在她的印象中，中国人办事都是拖拖拉拉，有始无终的。这起遗产案已进行了三年多，把自己都给卷了进去，那个本田枝子一再控告她，扰得她好一阵不得安宁，硬说她是偏袒那个钱国法，现在又出现个何桂英，而且这两年本田在中国来来去去，谁搞得清她们有没有串通一气，孰是孰非，真假难辨。

山口感到很头疼，加上她本身就事务繁忙，所以前一阵子干脆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心里想隔了这么远，你中国律师也不能怎么样，要折腾就由你们折腾去吧。

这会儿接到真砂江美的电话，山口先是一惊，真没想到这个姓陈的中国律师还真有点儿狠劲，竟然一口气追到日本来。

自己没有任何准备，还是先避开吧。山口想了想，回答说：很不巧，最近手上案子很多，明天就要出差，还有两个案子要开庭，没有时间接待。

对于陈洪生来说，这次日本之行他是抱了较大希望的。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委托人何桂英的继承人身份。这一点，无论是中国法律，还是日本法律都是能够认定的。对山口，陈洪生虽未谋面，但他相信，只要是一名具有责任感的律师，是会依照法律对何桂英的身份作出正确的判断的。当然，这中间也许需要一个沟通过程。

对山口的托词，陈洪生觉得既出乎预料又在意料之中。没有难度，他陈洪生根本就没有必要跑到日本来。

他直接拨通山口的电话。

山口一听出来是陈洪生，忙不迭地重复已说过的理由，反复说这几天实在没有时间。

陈洪生问山口：什么时候开庭？

山口说：9日下午和11日上午。

陈洪生说：你的意思，在这之前肯定没有时间了？

山口说：是的，有时间我一定会和陈律师见面的。

陈洪生思考片刻说：那我们就等你开庭之后约个时间，好不好？

山口可能觉得不好再推托，便答应说：行。却把见面的时间定在下午6点，并且说谈话时间为一小时。

放下电话，陈洪生感到很不是滋味。下午6点，即快下班的时候，这种时候见面，本身就说明了山口的态度，还能指望通过谈话解决什么问题？

陈洪生的心高高地悬了起来。

真砂江美很看不过去。她觉得山口太不像话，陈律师为了办案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日本，你山口与何淑珍遗产案也是有职务关系的人，却一再推托刁难，便气愤地说要对山口的做法进行公开报道。

陈洪生说：算了，一小时就一小时吧。如果我们把握好这一小时，也许会成为一个转机。

不行。真砂很坚决地说：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现在不讲好，说不定以后就更被动了。

真砂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告诉山口：中国律师跨国办案诚意可嘉，你却不负责任地将其拒之门外，还刁难阻挠，直接影响到办案的成功与否，严重损害了日本律师的国际形象。你如果继续一意孤行的话，我们就把你的行为捅给新闻界曝光，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承担。

陈洪生悄悄捏了一把汗。

他不了解日本国情，也不了解山口的个性为人，真砂这一招成功则罢，不成功的话，陈洪生则又一次面临僵局，钻进深深的死胡同。

可能是怕把事情闹大，山口答应考虑考虑。

二十分钟后，她同意将见面时间改在11日下午1点。

本田过来告诉陈洪生，三浦律师来过两次电话，说是山口三番两次问他知不知道中国的陈律师来了日本，把三浦问得莫名其妙，便只好来问本田。

陈洪生问本田，你怎么回答的？

当然是不知道，你不是关照过的。本田回答。

陈洪生满意地点点头。

三浦的电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山口对陈洪生不放心，怀疑本田和何桂英合谋，这证实了陈洪生原先的猜测。

无论如何，本田与此案的联系，绝不能让山口知道一丝一毫。一旦被山口发觉，她就会死死抓住遗产不放，继承就会化为泡影。

陈洪生与真砂商量了一下，决定提前一天动身到大阪。

本田也要去，陈洪生想想就答应了。

十四

三个人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旅店的主人是真砂的一个朋友。

按日本习惯，住宿都是一人一个房间，陈洪生让真砂和旅店老板打了个招呼，慎重地让本田与真砂合住一间，以防万一。因为这样本田就不用进行登记了。

三个华人以不同的身份，为另一个华人的遗产继承案在异国聚在一起，陈洪生一时感慨万千。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下午1时，在山口久美子的办公室，陈洪生与山口开始了一场艰难的谈话。真砂江美在一旁翻译。

陈洪生首先介绍自己的身份，说明了来意，请山口多多关照，并送上在国内备好的小礼物。

聪明的真砂翻译得婉转动听。

山口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她慢慢地讲述起事情的经过。

她说：我接管财产的时候，所有的财产都已由葛城警署厅登记，交给警察署葛城地方检察厅，我打开后做了登记。这时裁判所确认何淑珍遗产日本没有继承人。后来中国驻大阪领事馆一位领事告诉我，津门市有个叫钱国法的人是何淑珍的养子。接着钱国法的委托律师传来了津门市的公证书及翻译件，我要对方出具了书信及证明材料。材料是很多的，法院的两份判决书是津门市公证协会寄来的。钱国法的律师表示虽然败诉了，但仍准备要公证。我对他说，公证是不行的，除非法院再作判决。后来大概是在1997年6月9日，领事馆又有人来找我说，是中国外交部委托他办理何淑珍遗产的。我看他一无材料，二无文件证明，就没有同意。

本田枝子是后来出现的，她最初的想法是，何淑珍没有继承人，她以特别关系人身份继承，我就将钱国法的情况告诉她的律师。这时枝子才对我说，她是养女，而在这之前她从没有讲过，而且她也没有任何手续。

山口喝了口水，继续说道：当时我是这么考虑的，本田没有跟何淑珍入籍，现在在何淑珍死后才要登记为养女，可以作为特别关系人要求。实际上我进行了调查，何淑珍的葬礼，本田枝子没有花一分钱，都是邻居和居委会安排的，费用不到30万日元。

陈洪生听完山口的叙述，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沓材料放到桌上，对山口道：

钱国法的养子身份，已由律师做了大量的调查，两审法院也做了判决，确认其养子身份无效，是终审判决。这些情况你已有所了解。

关于何桂英，你可能知道得并不多，何淑珍共有兄妹四人，哥哥1961年就病死了，小妹也于1995年去世，她是何淑珍目前唯一在世的亲妹妹，何淑珍没有亲生子女，本田不能成为养女，钱国法的养子身份也不存在，那么按照中国的法律，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何桂英继承。总之，我认为钱国法不是继承人，钱国法、本田枝子的继承人资格应予否定，何桂英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山口粗略地看了看这些材料，微微抬起头说：何桂英的继承人资格我不怀疑，但是这么多钱放出去，总要有足够的证据。

山口接着换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公证的作用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也听说公证处在中国很有力量，但中国公证处的做法与日本不同，很奇怪。

陈洪生和真砂都望着她，等待她的下文。

山口接着说：钱国法的公证书发来后，我认为这是有效力的，已经确认了他。如果不是本田枝子的出现，很可能已放出财产了。当然，法院推翻了钱国法的公证书，应该说判决是有法律效力的。看来中国的公证处是不行的，公证的严肃性和作用都有点儿奇怪。

山口拐弯抹角地说着。

山口又说：何桂英的身份过去我怀疑了，现在听了你的介绍，你做了这么多的调查，我不怀疑了。但老实说，钱国法这么多的材料都被推翻了，判决否定了他的养子身份，何桂英既然是财产继承人，相反却没有判决，我希望对何桂英的身份有个合法的判决。

山口看来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言下之意，钱国法这么多材料都公证无效，难道何桂英的身份公证就一定算数吗？

这里，除了反映出山口对钱国法的先入为主外，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她以为中国和日本法律一样，可以自我申请裁决。

陈洪生只好解释说：中国公证与日本公证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都是合法、有效的。提起诉讼，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人提出相反的证据要推翻它，不存在另有判决或裁定。如果认为何桂英的材料不够，我可以回去补充。至于钱国法，其身份已被否决，但考虑他与何淑珍的亲戚关系，可以说服何桂英给予其适当的经济补偿。

山口只好承认何桂英是合法继承人，但她提出要报裁判所最后确定，要陈洪生静候她的通知。

这样的结尾可以有多种解释。但第一次会谈，陈洪生也只能说到这里。

陈洪生又试探性地问：能不能让我了解一下何淑珍的遗产情况？

可以的。山口并不介意。

她查了一下记录，报出这样一组数字：

何淑珍去世时，财产折合47031257日元。

1995年前的支出，由丧葬费、不动产管理费、公告费、裁判所手续费、固定资产评估费组成，共支出2011003日元。

1995年结余45020254日元；1996年结余32720000日元。

陈洪生没有懈怠，他提出请山口作出会谈纪要，以确认何桂英的合法继承人地位。

谨慎老练的山口知道陈洪生的意思，并不答话，笑笑。

陈洪生见她不表态，随即提出两个人合影的要求，山口答应了。

回到饭店，本田急忙上来问怎么样了。看得出来，她比谁都急。

陈洪生和真砂商量，山口今天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从她自己说的情况来看，基本认可了何桂英的合法继承人身份，而且告知了何淑珍遗产的大致数目，这些应该说是好的兆头。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最后确认，更没有形成任何文件手续，山口回去后会不会变卦，这很难说。

陈洪生决定拜访大阪律师协会山本会长。

山本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律师跨国办案的工作精神十分赞赏。他召集几名部下，认真听取陈洪生的情况叙述，表示会尽快去做山口的工作，尽力促成这件事。

回到本田家中，她的丈夫本田小村刚好也回家了。这是个瘦瘦高高的日本男人，看上去比本田大三四岁，他对陈洪生笑笑，也不多说话。

本田大概是因为案子的事比较高兴，特地多弄了两个菜。

本田夸赞说：陈律师，你真能干，不像是在大陆的律师，倒像是香港律师，能干事。

陈洪生说：哪里，其实中国能干的律师很多，只不过人们不了解罢了。不谈其他的，我们所里就有好多这样的人。

本田说：妈妈死了以后，我一直很伤心，难过，我们两个人感情很深，想不到她这么快就离开了。现在一到母亲节我就特别思念她。

本田的眼圈红了，继续说：以前过母亲节的时候，我就送花给妈妈，和她一起旅游，她一直要办手续让我做她永远的女儿。唉！

本田竟抹起眼泪来，鼻子一抽一抽的。

这些话，陈洪生已经听她说过两遍。他留心了一下，即使何淑珍当初有心收她为女儿，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还是日本国的法律，本田都不符合条件。因为前者规定被收养人年龄不超过十四周岁，后者规定要经过法院证明。

这样就好了，有你陈律师的帮助，案子马上就可以结束了。我一定要让妈妈的愿望实现。本田用手帕擦了一下眼泪。

“丁零零”电话响了起来。本田抽泣着去接电话，说着说着，大概对方传递了一个什么好消息，本田竟眉飞色舞，咯咯地笑了起来。

陈洪生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可思议。

吃了饭，本田挨着陈洪生坐下，说：陈律师，如果案子办下来，你看给何桂英多少钱？你知道，她一直在乡下生活的。

陈洪生已逐渐了解到她的心思，知道这句话是来摸底的。

他很想告诉她，这笔遗产只有何桂英是唯一合法继承人，他是何桂英的代理人，应当维护的是何桂英的利益。

但这时如果如实告诉本田，她一旦不满足，会立即跳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毕竟当时一些费用是由本田先垫付的，何桂英根本没钱。

如果案子办成，除结算有关费用外，对本田可酌情额外给予补偿。

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底细。

陈洪生淡淡地含糊其词地说：这我是知道的，但何桂英有她的地位，我是个中国律师，你这儿，方方面面我会权衡的。

本田枝子说：何桂英是个乡下人，给了钱都不会用，给她一点儿钱就够了。陈律师，你这么远来日本，吃了这么多苦，他们谁知道？何桂英也不知道，只有我是知道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陈洪生不置可否地应着。他心里全明白了。

离签证的时间还有几天，陈洪生希望能在这几天中等到山口的消息，顺便到真砂江美所在的今出屋公司看看。

他收拾着东西。

无意中，一样四方方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这是一张印有本田枝子照片的中国公民使用的身份证。

陈洪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仔细定了定神，没错，确实是本田。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将身份证抓了回去。

陈洪生转头一看，正是本田。她面有愠色，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

十五

回到南京，陈洪生征得何桂英同意，抓紧时间补充了《关于继承胞姐何淑珍遗产的申请报告》《关于何桂英身份相关的公证书的效力问题的说明》《关于何桂英是其胞姐何淑珍遗产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说明》和《关于给予钱国法先生适当经济补偿的请示报告》，再次强调何桂英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提出给予钱国法100万日元的经济补偿请求。

发完传真，陈洪生坐在桌前，闭上眼睛。

他要好好想想这个案子，下一步该怎么办。

山口那里结果未卜，本田这儿已经显得迫不及待；而且津门市钱国法对案子上诉结果很是恼火，已提出申诉。只要最高法院向日本发出“此案正在审查”的公告，则山口再也不会放出财产。与本田的联系一旦被山口发觉，也是一样的结果。

真砂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陈洪生离开日本前，再三委托真砂协助做好山本会长的工作。利用山本会长的威望，也许会对案子有些好处。

想到何桂英，陈洪生心中不禁叹了口气。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却根本不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时候听什么信什么，谁都可以哄她。

想到这里，陈洪生警觉起来。

案子办到今天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现在觊觎这笔财产的人，远远不止钱国法一个人。老太太的贫穷无知，很容易被别人利用。

果然不出所料，陈洪生下班刚回家，就接到涂锁林的一个本家叔叔以涂的名义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陈洪生，钱国法已派律师来过，找了何桂英和涂锁林，说服他们达成财产分配协议。

你们答应没有？陈洪生问道。

暂时还没有。钱国法的那个律师的意思，你办不下来。对方有意顿了顿，接着道：而且，对于我们来说，你是代理何桂英一个人，认她一个人说话，根本没有我们的身份。

陈洪生听懂了他的意思。

他耐心地向他解释，钱国法已被法院否定，何淑珍的遗产现在只能由她的姐妹继承。你们和何桂英是亲戚，要团结起来，相信法律，不要受其他人的干扰。

陈洪生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何桂英有没有签过字？陈洪生又问。

估计没有，津门市来人已经到了东长市。对方回答。

陈洪生二话不说，放下电话，拎起皮包就走，当晚就赶到东长市。

津门市律师只得悻悻而归。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日本那边，本田枝子自从认识真砂后，很快就套起了近乎。她在真砂面前无话不谈，自以为处了个知心朋友。

特别是知道了将来财产要经由今出屋公司保管，本田更是三天两头打电话给真砂，亲热得不行，常常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

她对真砂说：真砂，如果那笔钱转来了，干脆就交给我去处理。你也知道，这件事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如果拿到中国去，肯定没有道理。

真砂一听，这样显然不合适，就推说这事自己不好做主，陈洪生是通过公司办了手续的。

本田接着就说了陈洪生一大堆不是。

后来，本田又总是找真砂说在日本放钱的事。

其实，真砂对陈洪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她凭直觉，感到陈律师责任心强，有正义感，办事果断稳重。她担心本田背后会对陈洪生使坏，想来想去，还是把本田的想法告诉了陈洪生。

陈洪生知道后，不动声色，一如既往地与本田应付，周旋。

对何桂英方面，陈洪生进行了必要的安慰和告诫。

本田枝子一方面笼络真砂，另一方面在三浦指点下，又与东长市进行了频繁的联系，她认为现在可以作几手打算了。

转眼1998年春节到来了，陈洪生回到家乡和父母团聚。

一路上盛开着的一簇簇的迎春花，黄澄澄，俏生生，说不出的欢喜和妩媚，给陈洪生郁闷的心田注入了一丝丝清甜。

2月中旬，山口终于告知，她和家庭法院都确定何桂英为何淑珍遗产唯一合法继承人，要求陈洪生迅速前来办理遗产交接手续。

十六

1998年3月24日，陈洪生再次来到日本。这一次，他住在东京的一家旅店里。

之所以这样做，陈洪生是有所考虑的。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化，本田枝子想取得遗产的心情越来越迫切，目的也逐步公开化了。她已经不想做更多的掩饰，对陈洪生一本正经的态度感到恼火：你陈洪生是我本田请来的律师，没有我，这笔财产早就交给国家了，你应该听我的。

春节期间，按中国人习俗，亲朋好友熟人之间应互致问候，本田枝子一连数天没有消息，直到正月十六才给陈洪生打了电话。

她还没讲两句话就说：陈律师，就按原来讲好的，到时候我给你20万元吧。

陈洪生听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本田却挂了电话。

这次下了飞机，陈洪生在机场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本田才姗姗来迟。和陈洪生见面后，她也不解释迟到的原因，更没去问陈洪生吃饭没有。

本田面容憔悴，脸色阴沉。

为了取得遗产，她奔波折腾了三四年。从日本的茨城到大阪、东京，从中国的津门到金坛、东长，一路上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和汗水。她是在不断与人较量中前进的。从山口开始，到钱国法、戚永荣。现在面对的，应该说是何桂英和陈洪生了。对付何桂英，应该不成问题，东长那边自己已基本上取得支持。但是，陈洪生看来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要费点儿力气。可她本田不怕，这么多的崎岖险路都已经走过来了，还怕什么沟沟坎坎。她从小养成不服输的脾气和逆反心理，哪怕千难万难，想得到的东西，千方百计一定要得到。

不住在本田家里，主要是易于陈洪生摆脱她的干扰和控制。

本田也觉察出什么，她强忍住心头的怒火。

初春的日本，依然潮湿寒冷。

白天，也许由于太阳的温热浸润了土地，万物便有了几分蓬勃生机；而到了夜晚，人们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很是清冷。粉红色的樱花全都藏起了它们的笑脸。

这次来日本，本田垫付了12000元人民币给陈洪生。后来陈洪生发现数额不够，提出要本田枝子再增加几千元。本田一直没吭气，直到陈洪生住了下来，本田仍对费用只字不提。

陈洪生只好当着本田的面，与真砂商量：如果拿到遗产，再从财产中扣除掉，费用不足部分由真砂公司垫付。

真砂爽快地同意了。

26日，陈洪生和真砂、本田一同到了大阪。

下午1点，陈洪生在山口的办公室办理了财产的交接手续。

至目前为止，何淑珍遗产尚存3200多万日元，还有一些金饰品及照片等遗物。

陈洪生在家庭裁判所的记录簿上签了字。

这么多现金，显然不方便携带。陈洪生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将钱由当地三和银行汇往东京今出屋公司账号上。

钱汇出之后，陈洪生又和山口马不停蹄地赶到葛城，再转乘出租车来到何淑珍骨灰存放处——一座叫锡仗院的寺庙。

寺庙内冷冷清清。只有一炷香火孤零零地冒着青烟，香气并不很浓。镀金的佛像在高大的屋顶下朝人们无声地对视。跨进门槛的时候，一道灵光在人的上空升起。

何淑珍的牌位摆放在上面。陈洪生跟在山口和寺庙管理人后面，祈祷死者亡灵早日升天安息。

管理人是一个年过五十的红脸汉子，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话不多，给人谨慎小心的感觉。从他和山口断断续续的交谈中，陈洪生只听懂“真可怜”“不简单”之类的话，看来是在议论何淑珍。

按照日本习俗，寺庙管理人已将何淑珍的骨灰分成一大一小两份，小份装在一个器皿中，是留给后人供祭的；大的装了盒子，是准备入土的。

在知道陈洪生他们的来意后，管理人告诉他们，一个叫本田枝子的女人已经来过。他答应她，无论谁来取骨灰，都要给她留下一点儿，让她尽尽孝心。

于是，陈洪生从骨灰盒中小心翼翼捡出两块小骨片，算是留给本田的。

锡仗院的大门沉重地关上了。

九泉之下的何淑珍，也许以为就要回到她日夜思念的那块土地了，连陈洪生也感受到她的灵魂在欣喜地颤抖。

回到大阪山口的办公室，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

陈洪生为事情的迅速办结深感庆幸，由衷地感激山口的真诚相助。

他感到人的真诚是没有国界的。他邀请山口和真砂一起共进晚餐。

山口摆摆手，说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陈洪生再三道谢，就相互告辞了。

陈洪生和真砂江美赶回旅馆，本田正坐在房间的沙发上看着电视。

吃饭的时候，陈洪生和真砂说说笑笑，都觉得蛮轻松的，却发现本田闷闷不乐，埋头只顾吃饭，并不搭话。一会儿，本田忽然又与真砂亲热起来，左一口真砂小姐，右一口真砂小姐地攀谈起来，并不理会陈洪生。

很快，四周的空气变得有些僵硬。

陈洪生便主动跟本田说：我们今天已经把钱接下来了，你说说看法吧，有什么要跟我谈的。

陈洪生想让本田谈谈对这件事整个过程的看法。

没有什么，我们按合同办就是了。本田简短地回答。

陈洪生听了一愣。

他知道，本田把他的话，理解为他跟她要钱，谈收律师费的事了。按协议商定，遗产继承按遗产定额的3%收取代理费。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本田的口气明显不对头，而且提出这些费用，包括东长市律师的代理费。这个东长市律师当时只是挂了名，合同上并没有。

陈洪生知道，她准备摊牌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也不吭声了。

真砂显然也不适应这个场面，在一旁不作声。

吃完晚饭，三个人上了大阪—东京的火车。

列车沿着新干线飞驰，两旁的电线杆和建筑物飞快地往后倒去。车厢里灯火通明，旅客们有的看书，有的闲聊，有的在车身有节奏的运动中打起了瞌睡。行李堆上了钢架，但骨灰盒放在上面显然是不合适的。

陈洪生不由得朝本田看看。

因为这时候只有她接过来是最合适的了。

她却装作没看见。

陈洪生感到奇怪：你不是她的干女儿吗？

真砂这时打起圆场说：算了，我来拿吧。

说着，她捧过了骨灰盒。

返回东京已是27日凌晨1点了。由于出发时担心当天不能回来，已经将房间退了，这会儿那旅店回答说房间已住了人，恕不接待。他们连续跑了附近街上的几个旅店，都已客满，只好又回到那家旅店。好说歹说，人家总算空出了两个房间，他们这才住了进去。

人住下来了，骨灰怎么办？

陈洪生找来几张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和毛巾将骨灰盒和其他行李一道交给旅店保管。

中午吃饭的时候，本田仍然气呼呼的，那张富态的肉脸绷得紧紧的。饭吃了没一会儿，就和陈洪生大吵起来。

本田重提东长市那个挂名律师的事情，显得很委屈，对陈洪生说：做人要有良心。

陈洪生一听，不由得也火了：你也配提“良心”二字！你还有什么良心可言？

陈洪生越想越气愤，忍不住声音也高了。

周围桌子上的客人不由得都朝这边看来，虽没什么人听得懂汉语，但从语气上他们判断出，这儿正在爆发着一场剧烈的争吵。

真砂不时两边劝着。她要本田冷静些，不管怎么说，陈律师大老远跑到日本来，是为你们办案的，你应该配合才对。

本田哭着，肩膀在不停地颤抖，浅绿色的羊毛衫被揉皱了角。抹过泪痕后的本田，脸上已没有了往日飞扬的神采，中年人的伤心和疲惫一览无遗地展现出来。

送走本田后，陈洪生反复考虑：任性的本田此刻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她的想法，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已经钻进了牛角尖。遗产继承问题，目前已到了节骨眼儿上。遗产虽已从山口手中转出，但面临着的是由本田还是陈洪生处理，处理的结果显然大不一样。关键问题，是本田在争夺这笔财产。

从房间往下望去，道路上人涌如潮。东京是繁华而拥挤的城市，处处散发着现代化都市亢奋的激情与魅力。新筑成的一条条道路，在拔地而起的高楼间穿梭、流淌，东京古老的城市之风湮没在喧嚣的尘世之中。

身在异国他乡，陈洪生这时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苦闷。

心中诸事诉与何人？本田的无知任性和肆意妄为，让人难以把握，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愤怒的女人会干出些什么。

他突然想到，应该立即更换住处。

他当即就换到了另一家旅馆，要真砂暂时对本田保密。

29日，真砂告诉陈洪生，钱已由大阪汇到东京今出屋公司的账上。陈洪生说，准备回国后再作处理。

这几天，本田枝子一刻也没闲着。她已经感到陈洪生是不太可能将这笔钱交到她手中了。她感到很生气，你陈律师吃、住、行的费用都是我付的，为什么财产就不想给我？当她知道那笔钱在今出屋公司的账上时，就想到真砂，如果真砂肯放钱其实也是一样的。现在和真砂搞好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她和真砂联系，自我感觉平时和真砂处得还不错。

真砂和她通话也很亲热，但就是不肯答应放钱给她。

本田一遍遍地把自己的理由讲给她听，真砂只是说：“陈律师这么远跑到日本办案，你应该支持他，钱的事情是陈律师一手办的，没有他的同意，公司也不好放钱。”

本田有些泄气。

真砂劝她：不管怎么说，你应该配合陈律师把这个案子办完，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何必像现在这样，大家都别扭。

本田辩解说：不是自己的错。

真砂打断她的话说：不管怎么说，过两天陈律师要回国了，还要经过香港办事，你还是多陪陪他，正好也可以多谈谈。

本田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临走的前一天，真砂陪着本田过来了。陈洪生回程的机票已买好，是31日上午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班机。

本田自言自语地说：回去的时间差不多。

真砂问：谁回去？

本田说，我要回去，到东长市去。

陈洪生没有多想，说：干脆骨灰请你带过去算了，我要去香港办事，骨灰在身边不方便。

本田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她想了想，又不愿意了，说：陈律师还是你带吧。

真砂扯了她衣服一把。

她朝真砂看看，才不吱声了。

31日上午，陈洪生郑重其事地将何淑珍的骨灰交到本田的手上。

本田伸手接过了。

陈洪生再三叮嘱，本田要保证将骨灰带到何桂英那儿，并要本田写收条。

本田说：陈律师你不要这样说。

陈洪生奇怪地问：怎么了？

本田说：我不同意什么“保证”的写法，像犯人似的。

陈洪生说：你总要有个收据吧。

本田这才拿起笔，写了起来。

收条

我本人本田枝子现收到陈洪生律师交给我的何淑珍的遗骨灰，送到何桂英家中，何桂英确认后，给陈律师收条。

本田枝子笔

1998.3.31

真砂作为见证人签了字，后来有事先回去了。

陈洪生和本田经过中转站，到达机场，一路上两个人的话很少。

就要登机了，陈洪生站了起来，拎起皮箱。

本田不知从哪儿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卷什么东西，塞进陈洪生的右边西服口袋。

这是干什么？陈洪生问。

我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本田枝子有些尴尬地答道。

陈洪生伸手掏出来一看，是大约三四万日元。你留着吧，我不会要的。

陈洪生返身丢给了她，一脚跨了出去。

陈洪生前脚刚走，本田随后就到了东长市。

她把骨灰留在了日本，并且以何桂英口气写了一份关于何淑珍骨灰问题的意见，大致意思是：由于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前去日本，骨灰就留给何淑珍养女本田枝子安葬。

本田哭着让何桂英摁手印。

何桂英心一软，摁上了。

做好这一切，本田就问何桂英：让陈律师带回来的金银首饰你们拿到没有？

大家自然说没有。

本田说：这个陈律师心真贪，连金银首饰都想拿去。

何桂英女儿女婿想了想，觉得不可能。

本田说：不可能，那他为什么不送来？

第二天，本田喊上何桂英、邵学云和何忠平到了南京陈洪生的办公室，开口要问陈洪生的说法。

陈洪生说：现在遗产还没发。

她眼珠一转：还有首饰呢？

陈洪生说：那是遗产的一部分，到时候该给谁就给谁。

本田说：什么到时候？你就是不想给他们吧！你要把东西扣多长时间才发？

陈洪生说：案子是我办的，我自然会等案子结束的时候办理，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本田一听这话急了：我不操心！我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花了那么多的钱，我不操心谁操心？

你支出的钱请放心，到时候肯定要和你算账，你花的精力我也知道，也会补偿给你。

本田根本不想听这些话，或者说，她要听的不是这些话。

陈洪生责问道：为什么不把骨灰带回来？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我害怕。本田忽然觉得这句话讲得很不是时候，就补充了一句：我姨妈现在又没有意见，这有什么。

陈洪生心里笑了起来：本田，你真的认为自己很聪明吗？

离开陈洪生那儿，本田又直奔东长市公证处。

这一次，她在何桂英那条件极差的家中一住就是二十天。

连邵学云都在心里说：这女人真能……

十七

过了两个月，也就是1998年6月初，本田又到了东长市，住在东长宾馆。

随后她就和公证处的靳福明和赵罗生去何桂英家，拿出已拟定好的财产分割协议，要何桂英摁手印。

这时候的何桂英，经过陈洪生及其家人的影响，已不像过去那么轻信本田了。

她不肯摁。这是本田所没有料到的。

于是，她就把何桂英拉到房间里边哭边诉：姨妈，无论如何你要把这件事办一下，我本田枝子也不是太坏，我给你寄钱，又给你买戒指，办这个事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

何桂英就有些慌了，忙去安慰她。

本田赶紧握住何桂英的手，眼泪啪嗒啪嗒直掉。

本田握着何桂英的手慢慢走了出来，本田也停住了眼泪。

何忠平忍不住了，上前说：这边的事情，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我做代表。

本田很快地朝他看去。

何忠平不理睬，继续说：这个事情怎么这么急？我们还没有商量，你们就写了。

赵罗生将协议送到何忠平跟前说：你一看就知道了，我们也是为你们好。如果钱汇到南京，你们是拿不到钱的。

何忠平不相信地用眼睛瞟着他，走到屋子门口，倚在门框上蹲了下来，闷起头来扒拉着鞋帮上的干泥巴。

靳福明也笑嘻嘻地劝何忠平答应这件事，早一点把这事了结。

何忠平想了半天，抬起头说：我们上次到公证处去，司法局的头头儿也在场，都说金坛那边是有继承权的，分钱也有他们的份儿，这会儿他们不在，我们不好签字，哪能这么随随便便摁手印呢。

本田朝他乜斜着眼睛，不等他说完，就说：何忠平，你今天不签字，一切后果你要负责。现在公证处的人都在这儿，我要控告你。

本田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看得出来，她很恼火。

何忠平只是说：金坛他们人不在，你有本事把涂锁林他们找来，光是跟我说有什么用。

本田见何忠平不松口，一时没有什么结果，只好走了。

紧接着几天，本田和身着制服、头戴大盖帽的公证处的人不时地跟何忠平讲这件事，要他签字。

何忠平始终不同意。本田就口口声声要控告他。

何忠平心里没了底，有些疑惑起来：这大盖帽可是代表了政府和国家，他们跟在本田后面像模像样的，别到时候找我的麻烦。

正在这时候，涂锁林过来了。

何忠平就跟他说这个事情，问他咋办，说：人家陈律师是真心帮我们办这个案子，现在公证处来拆人家的台，真不是个东西。

涂锁林说：我也找人研究过法律，遗产应该我们得。他们现在又要我们签什么协议？

何忠平说：你干脆就住我家吧，有事也好商量。

涂锁林便在何忠平家住了下来。反正现在田里也没有什么活计。

这天，本田跑过来，看见涂锁林，觉得来得正好，又拿出一份协议，协议的意思是：本田枝子从何淑珍遗产中拿出20万元给何桂英，20万元给涂锁林。

涂锁林看了一遍，很快就反应过来：本田枝子给我们钱？这不就是说，本田变成继承人了！我们拿的是她本田的钱？

涂锁林哼了一声，将协议丢在桌上。

本田以为涂锁林是嫌钱少，就趁何忠平转身进房间的时候，悄悄地说：不行的话，我另外再给你8万块钱，行吧？

涂锁林飞快地在心里算了一下账，思忖着：陈律师讲得一点儿也不错，这女的现在还在糊弄人。

但他不想跟她多说什么，便说：要签字，就得要陈律师在场，不然不好办了。

本田气得跺脚走了。

没过两天，东长市公证处托人捎话，约何桂英、何忠平和涂锁林18日下午一定在家等候，在本田枝子财产分割协议上签字，由公证处公证生效。

18日这天，闻讯赶来的江苏电视台准备对这起耗时五年之久的跨国遗产继承案进行独家报道。

摄像机对准了东长市。

并不知情的何忠平、涂锁林此时正在为公证处发出的“指令”紧张不安。

毕竟是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他们知道法律的存在，但却不能理解法律所包含的各种内容。在他们的眼里，政府即是法律的象征，政府机关的行为代表着权威性，公证也就是公正。看来，东长市公证处准备跟他们动真格的了。

他们开始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他们又对自己错在哪儿感到茫然，更不知道该咋办。

当天一早，两个人就如同惊弓之鸟一样躲了出去，跑到与东长市搭界的江苏仪征境内的公路边上，旁边有一座电话亭。

电视台的记者们找到了本田住宿的东长宾馆，请她谈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本田弄不清记者的真实意图，她支支吾吾，不着边际地说了些什么，一边着急地看着手表。

左等右等不见本田的靳福明和赵罗生说着话走进宾馆。

他们是约好和本田一起去何桂英家“解决”问题的，没进房间就听到里面有几分热闹。侧身听了一会儿，两个人赶紧悄悄地回去了。

当记者顶着烈日步行十多里找到何忠平、涂锁林时，两个人正守着电话亭焦急地张望。

他俩不敢回去，害怕遇到东长市公证处的人。在记者反复解释后，两个人才答应回家。

惊魂未定的何忠平走到村口时，执意要涂锁林先去探听一下东长市公证处的人究竟还在不在他家，怕他们会抓自己。

本田知道记者们来者不善，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有好处，便有些紧张，悄悄地收了兵。

几年来的努力全部白费了。

就这样结束了？本田问自己，几年来自己就这么白忙了？她仍说服不了自己。

本田真的不甘心啊！她觉得自己没有错。

她一夜不眠。

第二天，也就是19日，她就带着七拼八凑的几份材料离开东长市，飞回了日本。她想通过真砂取出存在公司账上的那笔财产。

但是，她并没有想到，就在她费尽口舌说服真砂放钱时，那笔钱已经汇往中国南京，真砂只是按陈洪生的意思和她周旋。

十八

6月26日，陈洪生在江苏省公证处的见证下，依照法律程序发放了何淑珍的遗产。

何桂英抚摸着她姐姐的遗物和照片，两只手轻轻地颤抖，泪水从她那干涩的眼窝中涌了出来。晶莹的泪光显现了寂寞的幽谷、石壁、森林、楼宇，长荡湖的水光也折射了出来。

还有芦苇、渔船、腾跃的鱼儿。

起风了，美丽的长荡湖轻叹一声，微微摆动起来。

淑珍姐姐，你回来吧！何桂英在心里呼唤着。

可何淑珍的骨灰至今仍滞留在本田的手中。

本田扬言还要打一场跨国官司。有关这场遗产的纷争，看来还要延续下去。

只可怜故去的何淑珍老人，为了她所留下的一笔遗产，至今芳魂未泯，依旧在异国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