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走上了新岗位

为表彰皇甫嵩建立的巨大功勋，灵帝下诏提升他为左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论军职仅次于大将军何进。

由一名中郎将一跃成为军界的“二把手”，中间至少跨越了六七级，一向抠门的灵帝这一回算是没小气。这是因为皇甫嵩的战绩实在太突出了，战颍川、战东郡、战冀州，所向披靡，哪里有困难哪里上，一出马就建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

之前朝廷已封皇甫嵩为侯爵，那是一个乡侯，才过了几个月，灵帝又改封皇甫嵩为槐里侯，这是一个县侯，是侯爵中的最高一级。

东汉的列侯共分3级，最下一级是亭侯，之上是乡侯，再往上是县侯，这里的亭、乡、县不是虚指，都对应着具体的地名，得爵位者可以以该地作为自己的食邑，也就是享有该地税收。槐里县在关中地区，属右扶风郡，今陕西省兴平市附近，皇甫嵩被封为槐里侯，意味着全县的税收不再上缴朝廷，而是归皇甫嵩所有。

根据诏书，皇甫嵩享有的食邑甚至不仅是槐里县，还包括相邻的美阳县，今陕西省武功县以北，两县食邑人数相加为8000户。古人常说万户侯，认为是人臣荣耀的顶点，皇甫嵩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

灵帝还同时下诏任命皇甫嵩为冀州牧，负责冀州刺史的治理。

这条记载表面看起来有些问题，因为那时州里面只有刺史，没有州牧，刺史改州牧还是四五年后的事。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州牧的品秩是二千石，虽然都能管着郡太守，但他们的具体职责有很大不同，刺史只是监察官，相当于朝廷下派的巡视组组长，而州牧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官，可以直接管理各项政务。

但是，如果任命皇甫嵩的是冀州刺史，就更讲不通了。左车骑将军的具体品秩不详，但不会低于卫将军，也就是说论品秩皇甫嵩现在仅次于三公，高于九卿，更远高于郡太守，让他担任品秩与县令相同的州刺史，不大可能。

所以，史书的记载是正确的，刺史改州牧虽然是后来的事，但州牧毕竟是前朝就有的官职，作为特例，临时任命皇甫嵩担任此职也是合情合理的。

经过一番动荡后，冀州刺史部百废待兴，黄巾军余部还有零星活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的身份兼任冀州牧，考虑的正是冀州刺史部的稳定和发展，这大概也正是几年后刺史改州牧的由头。

皇甫嵩能体恤士卒，每次行军安营，必须看到将士们的营帐立好以后他才休息，关心士兵的伙食，经常亲自品尝普通士兵的饭菜（军士皆食，尔乃尝饭）。

皇甫嵩是一员猛将，战场上对敌人不乏霹雳手段，但对部下他却很心软。有人因贪污受贿被查出来，皇甫嵩一律从轻发落，又给他钱物进行安置，让这些人很羞愧，有人因惭愧而自杀。担任冀州牧后，皇甫嵩把精力都用在了冀州地方的恢复和建设上，他奏请灵帝，请求免除冀州刺史部一年的田租，用来救济饥民，灵帝诏准。

冀州百姓感念皇甫嵩的恩德，作歌谣道：

“天下大乱啊城市变成了废墟，母亲不能保儿子啊妻子失去了丈夫，幸亏有了皇甫将军啊让我们再安居（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皇甫嵩的个人威望达到顶点，又手握重兵，一时威震天下。

数月后南阳郡的大捷传来，朱儁也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右车骑将军，但是没有封侯，也没有兼任州牧。

当初讨伐兵团的3位师长（中郎将）里，只有卢植混得惨，虽然没被治罪，却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个闲人。皇甫嵩没有忘记战友，他上书灵帝，以卢植继任者的身份赞扬他的军事谋略，说自己之所以成功，都是沿用了卢植当初制订的作战方案（盛称植行师方略，嵩皆资用规谋）。在皇甫嵩的不懈努力下，卢植总算重新复出，被任命为议郎，相当于朝廷参事室参事。

曹操、公孙瓒、陶谦、孙坚、刘备等人，也都论功行赏，职务上得到了升迁，讨伐行动结束后纷纷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其中曹操被任命为济南国相，相当于郡太守；公孙瓒仍然在幽州带兵，先是骑都尉，后来升为中郎将；陶谦由幽州刺史改任议郎；孙坚仍在军队任职，暂时担任高级参谋一类的职务；刘备上面没人，虽有军功，却只得了个安喜县尉。

不得不说，朝廷军队在扑灭黄巾军的行动中显示出一定的战斗力，这与灵帝解除对党人的禁锢不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对宦官的不满情绪在一部分人心里得到重燃，他们幻想经历了这一番变故，灵帝应该看清宦官的真面目，从而痛下决心推行政治革新。这种想法当然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现在能左右帝国走向的并不是灵帝的一句话，在各种权力之间，灵帝也得不断保持平衡，现在还无法打破宦官专权的局面。但有人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向宦官发起了挑战。

朱儁手下有个军官上书灵帝，痛陈朝政得失：

“臣听说，天下的灾祸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由内部产生。所以，虞舜先除四凶，然后任用16名贤人辅佐自己，说明恶人不除，真正的人才无法掌握权力（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

“现在，张角起于赵、魏，黄巾军作乱六州，灾难源自眼前，祸患波及四海，臣等受命伐罪，从颍川郡开始，战无不克。臣认为，黄巾军虽然强大，并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

“臣之所恐惧的，是治理洪水却没有治理源头，结果越治理越泛滥、越严重（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陛下仁德宽容，对很多事情下不了狠心，所以阉竖弄权，忠臣不进。张角被枭首，黄巾驯服，我更感到忧虑，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不能同时在朝中存在，就像冷冰和火炭不可能同时盛在一个容器里。邪恶的人会发现，正直的人将要成功之时就是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之际，势必花言巧语从中挑拨。”

“曾参很孝顺，但不断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就连他母亲对他都起了疑心；大街上没有虎，有3个人一口咬定有虎，大家就会相信真的有。陛下如果不能分辨真伪，忠臣义士恐怕还将死于杜邮！陛下应该效仿虞舜杀四凶，迅速铲平奸佞，那么人才将自进，凶恶将自息！”

可以说，这是一份极有见地、振聋发聩的上书。

黄巾起义虽然被扑灭了，但是这场起义为什么会发生？要不要总结点儿什么？要不要有所革新？上书的这个军官是一名护军司马，也就是个团级军官，但他显然很有头脑，看问题很深刻，他回答了上述的问题，认为黄巾起义完全是由宦官们造成的，黄巾起义平息后当务之急是除恶扬善，而且刻不容缓。

名将白起为秦昭王征战六国，在伊阕关大破魏韩联军，率兵攻陷楚国国都，长平之战更重创赵国主力，一生经历大小70余战没有败绩，堪称战神。

白起的巨大功勋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快，深受秦昭王信任的国相范雎对白起很有意见。秦昭王发兵攻打赵国的邯郸，正赶上白起有病，不能走动。秦军失利，秦王又增发重兵支援，结果受到更大损失。无奈之下，秦王想让白起为将，白起经过分析后认为当时不宜出兵，秦昭王不听，另派他人统兵。

秦军又受挫，南面的楚国趁机派兵攻秦，秦军伤亡惨重。秦昭王强令白起出兵，白起这时仍病重，不能立即启程。3个月后，秦军从邯郸战败的消息传来，秦昭王迁怒于白起，命他即刻动身。白起只得带病上路，刚出发，行至杜邮，即今陕西省咸阳市的东北，范雎进谗，秦昭王派使者将白起赐死。

这份上书想说的是，像白起这样的将才随时都有，但奸佞之人也无时不在，有奸恶的人在，忠良的人就不会有好下场。忠良的人取得了功绩，奸恶的人就会惴惴不安，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他们一定会反击。

可以说，后来的事正被他言中了。这个军官职位虽然不高，但出身显赫，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也不得不说。他的名字叫傅燮，凉州刺史部北地郡人，前太尉刘宽的学生，两次被举为孝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灵帝看到了这份重要的上书，但不幸的是，宦官们随后也看到了。

中常侍赵忠看完傅燮的上书恨得牙痛，想方设法谄害傅燮（忠谮诉之），灵帝看过傅燮的上书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想起傅燮的话，这次没有治傅燮的罪，但傅燮因功本应授爵，最终没了下文。

好在这次上书给灵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傅燮是个人才，不久任命他为议郎。

还有一个人，也得罪了宦官，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这个人是王允，作为豫州刺史，王允积极配合朝廷军队对黄巾军的讨伐，一次破敌后打扫战场，王允意外得到一封信。这封信是张让的一名手下写的，内容是如何与黄巾军相联通，王允看后，十分生气，直接呈报给了朝廷。灵帝看后大怒，当时就把张让叫来，一顿训斥。

张让吓坏了，赶紧叩头请罪。

骂也骂了，气也出了，结果竟然不了了之（竟亦不能罪也）。

灵帝就是这样一个混蛋领导，别人一片忠心，字字句句都是忠言，你爱听就听，不爱听最少也替别人保个密吧。灵帝这么做，等于把王允给卖了。张让自然对王允恨得牙痛，非出这口气不可，而且一个时辰都不能等！

张让指使人找个理由控告王允，王允下狱。

但还没等审问，遇到灵帝下诏大赦天下，王允不仅出狱，还重任刺史，这下把张让气坏了。一般来说，遇到朝廷大赦，前面的账就一笔勾销了，但张让不管，还没等10天，又以其他罪名把王允逮捕（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落到宦官手里，不死也得剥层皮，杨赐不想让王允受辱，派人到狱中对王允说：

“你得罪张让，一月之内两次被捕，凶多吉少，请仔细思量（凶慝难量，幸为深计）！”

话说得有些隐晦，意思是要想不受辱，只有自裁。还有人把毒药都给王允准备好了，流着泪送进去（流涕奉药而进之）。这个案子连杨老师都没办法了，看来只剩一死，换成一般人，这时候也就绝望了，一仰脖，“咕嘟”一声药下肚，来个英勇就义。

可王允不是一般人，对劝他的人厉声道：

“我是人臣，获罪于君，要死也应该以公开形式当街斩首（当伏大辟以谢天下），怎能自己求死？”

王允最后没死，大将军何进亲自出面救他。何进与杨赐、袁隗联名上疏求情，灵帝总算给面子，张让也无法再固请，王允最终按照低死罪一等被判刑，好歹保住了一条命。

王允被释放，他很感激何进，后来到何进手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