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朱德

寻找自己的“新生命”

在革命战争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意味着个人不但要面对无数艰难困苦，而且要舍弃自身利益甚至牺牲生命。然而，在那血雨腥风的黑暗之中，朱德为了追求理想，舍弃了高官厚禄，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的行列。他投身革命时表现出的百折不回和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而体现出的坚忍意志与奋斗精神，是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了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儿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远一点儿说，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这样，朱德6岁时被送到私塾读书。在陆续换了几家私塾后，从10岁起，朱德随塾师席国珍学习。席国珍字聘三，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富有正义感。席先生为朱德取学名“玉阶”。朱德在席先生的私塾断断续续地读到1904年。席先生的良好教育不但为他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的幼小心灵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1905年，在席先生的劝说下，家人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就读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当他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便决意到成都上学。1907年春，朱德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后，在学校秘密传阅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继续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这时，他不仅感到清政府专制、腐败，还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1908年春，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回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他在这里任教一年多，与新应聘来的教师积极提倡新学新办，大胆地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他回忆说：“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一年下来，他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便下定决心去云南，投笔从戎。

1909年2月，23岁的朱德背井离乡步行70多天，满怀求知的渴望奔赴云南陆军讲武堂。临行前，他奋笔疾书，立下救国誓言：“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从巴山蜀水到千里迢迢的云南高原，朱德迈出了一生追求光明、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第一步。这一特殊的人生历程造就了朱德积蓄力量、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毕业，授少尉军衔，被派到新编陆军第十九镇蔡锷手下当副班长，不久任排长。通过不断与蔡锷交往，朱德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起义中，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朱德驰骋疆场，战功卓著，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滇军名将。

时任滇军旅长的朱德虽然拥有高官厚禄，却对黩武争权日益感到厌倦，在战事间隙开始冷静地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自己本来是抱着救国救民之心参加革命，但从军以来，多年征战，看到的总是同自己愿望相背离的另一种局面：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了中国西南地区。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地打开了眼界。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朋友孙炳文的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是朱德妻子陈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岁。他于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过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1912年，他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1917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二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1918年1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苏俄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这时，朱德的阅读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限于口头的空谈。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苦闷之中。

1920年5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他身不由己地继续被卷入混战的旋涡中。9月中旬，滇军大败，川军乘势全力追击。滇军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云南。唐继尧企图控制四川的计划完全失败了。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们秘密聚会，商议要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朱德对这次讨唐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孙炳文商定，让孙炳文先去北京，他准备在推倒唐继尧后，再前往北京同孙炳文会合，两个人一同去国外。

随着入川滇军回师昆明，倒唐的目标实现后，朱德立即按照原来的愿望，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他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多年的袍泽关系，考虑到“虽然感到打来打去，革命没有出路，却也没有怎样悲观失望”，便留了下来。1921年3月5日，他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做出国留学的准备。

1922年1月，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3月，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人们没有预想到的重大变动。出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机会，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土匪，突然向昆明发动进攻，并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3月27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一路艰辛，在5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朱德向亲朋好友讲述了自己劫后余生的经历，然后说他打算抛弃高官厚禄，走出巴山蜀水，去找孙炳文，圆他那个革命的强国之梦。

亲朋好友听到他这个惊人的决定，都感到大惑不解，觉得像他这样既有地位、又有权势的人，洋房、娇妻、股票、存款，样样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昆明市政府代为保管的财产就有：房屋两院23间，房契3张，股票24张，存折7本，息折4本，租约9份），生活在上等社会里，怎么会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放弃舒适富裕的生活，却要去寻找革命的出路呢？

的确，此时朱德早已不是十几年前从巴山下徒步走出来的穷娃子了，而是名扬四海的护国名将，但他并没有忘本，没有忘掉自己的阶级，没有忘掉自己的国家。他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去找出路，才会这样义无反顾。朱德下决心抛弃名利、地位、金钱，告别妻儿老小，踏上新的征途。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是剧变，是决裂，是真正的革命。如果对他的一生做一界定，那么，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朱德后来回忆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

在南溪，朱德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当朱德来到重庆时，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杨森早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与朱德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1920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说：“玉阶兄，四川需要你，川军也需要你呀！衷心地希望你能留在家乡，助我一臂之力。眼下，可先在第二军弄个师长当当，将来队伍发展了，还可以弄个军长、司令当当，凭你的才干，绝不成问题！”已决心不再与军阀为伍的朱德婉言谢绝了杨森的盛情，坚决地说：“子惠（杨森字子惠）兄，实话实说吧，我已厌倦了军旅生涯。10年戎马，出生入死，是为了支持革命。可是，革命不知哪里去了！失望呀！一腔热血为国家，到头来，革命也夭折了，痛心呀！所以，我准备出国去留学，去看看人家的革命是怎么个搞法。”杨森听到朱德想去留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玉阶兄真是奇人一个。我若没记错的话，仁兄今年已三十有六了，还漂洋过海，像娃儿学话那个样子，跟着洋人牙牙学语，不太累了吗？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图个啥子哟？”杨森又劝朱德到峨眉山休息。朱德认为这是以往失意军阀政客的所谓“韬光养晦”之举，不屑仿效。杨森再三相劝，见无济于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朱德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1922年6月，朱德乘船抵达上海。朱德阅读了朋友送来的书报杂志，了解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产生了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但他在上海没有找到共产党，便决定去北京继续寻找。

7月初，朱德在北京宣武门外的一所宅院见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孙炳文。朱德在孙炳文的陪同下，游览了古都北京。当孙炳文问朱德对北京的印象时，朱德说：“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旧官僚、军阀正在这里玩弄权术，把中国待价而沽。”孙炳文问：“北京与上海有什么不同？”朱德心情十分沉痛地回答：“北京和上海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封建的、没落的、腐朽的，一个是殖民地式的、丑陋的、罪恶的。中国已破烂不堪了！”几天后，孙炳文陪同朱德乘北去的火车到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等地参观。一路上，孙炳文向朱德谈起了铁路、煤矿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地闹工潮，工潮的声势越大，军阀和资本家们就越恐慌。孙炳文还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在前一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华，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朱德越听越感兴趣，当即表示：“这是个好党，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吗？”不巧的是，当时李大钊去南方了。不久，朱德得知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便和孙炳文启程去上海。

正值酷暑，朱德和孙炳文顶着似火的骄阳，迎着炙人的热浪到了上海。恰好这时，金汉鼎也到了上海。金汉鼎也对朱德说：“有个最新消息，中山先生最近从广州来到上海，听说我们在这里，他很想见见面，你看如何？”朱德立即说：“当然要见！中山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革命领袖，一定要去晋见！”孙中山比朱德大20岁，是朱德从青年时代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驱。孙中山这次来上海，是因为6月间，他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他被迫离开广东，经香港来到上海，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正谋划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

这天，朱德、金汉鼎等来到孙中山的寓所拜访孙中山。孙中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来客。孙中山握着朱德的手说：“你就是蔡锷麾下的勇将朱德！早已闻名，你们都是讨袁护国的有功之臣！”接着，孙中山向朱德等人讲述了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的经过。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10万元。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10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朱德诚恳地回答：“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临别时，孙中山紧握朱德的手，说：“革命前程远大，虽然各人志向不同，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好自为之吧！”金汉鼎则当场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并表示立即动身去广西，动员滇军参加讨伐陈炯明之战。

几天后，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面对这位令人心生崇敬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朱德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起初，陈独秀十分认真地听朱德讲述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但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朱德应道：“尽管我是一名军阀部队的军官，但我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是不骚扰百姓的，我愿意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是沉静。中共确实需要发展优秀人士参加进来，但在计划中的中共组织发展之中，确实没有想到要发展军阀队伍中的人，何况是军官，这是个棘手的事。陈独秀看看朱德，狠狠吸了一口烟，顺手摁灭烟头，调整了思绪，问朱德：“你是国民党员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朱德铿锵有力地回答：“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陈独秀看着朱德，又一次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陈独秀起身，踱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交给朱德，摆摆手，说：“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与国民党不同，不是申请一下或者经人劝说就可以加入的。我们现在发展党员，都是在一起共事，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认为合格才发展的，共产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的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应该是长时间的。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身份，还是回到旧的军队去起积极的作用比较好，站在国民党那儿帮助革命也是一种办法，何必非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中来呢？”陈独秀喝了一口茶，示意朱德喝茶。朱德吃了一惊，显然，这是送客的姿态。

陈独秀的回答让朱德感到非常的痛苦，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感到十分的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的秩序里面，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朱德没有因陈独秀的拒绝而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已经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去国外研究共产主义和寻找拯救中国道路的计划仍然不变。9月初，朱德与孙炳文登上法国“安吉尔斯”号邮轮，离开上海。经一个多月的航行，10月中旬，船抵法国马赛。当天，他们乘火车去巴黎。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十分眷念故土的房主有空就请二人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自己也热情地讲述巴黎的情况。一天，房主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经再三打听，朱德得知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此时去了德国柏林，虽暂时还不能回来，但知晓了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这意外的消息点燃了朱德和孙炳文寻找共产党的希望之火。他们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一天，朱德与孙炳文循着街道，瞅着门牌，谨慎地核实号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轻轻叩响了房门。门开时，一位身材挺拔、眉清目秀、眼睛炯炯有神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便是周恩来，看上去二十五六岁，举止文雅，待人热情。

进屋后，周恩来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们？”一句温暖的询问顿时驱散了朱德心头的重重顾虑。他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年轻人，没有在已拉过来的椅子上就座，而是端端正正地站着，激动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他将多时的委屈和肚子里的苦衷和盘托出，特别讲述了这次来欧洲学习就是为了寻找革命道路，寻找自己新的生活方式。他提出自己的要求，恳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中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深深感动了。两位来客把经历和想法说完，周恩来微笑着表示：“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朱德和孙炳文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得喜泪横溢，许久才说：“恩来——同志！”

周恩来帮朱德和孙炳文找好住处，朱德就以“候补党员”的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会后由党组织安排专人帮助学习。11月，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并经国内党组织批准[1]，朱德和孙炳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把这一喜讯告诉二人时，特别叮嘱：“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像你们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团结更多的人。”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朱德与孙炳文牢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的嘱咐与要求，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执行“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任务，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朱德终于从旧时代中、从困惑和矛盾中拔出无处落脚的腿，双脚站立到了新的时代里。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写道：“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朱德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减员严重，自恃兵强马壮，便打起了恃强夺权的如意算盘。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将两个方面军重新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

9月初，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进入草地后，被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前进的道路。渡过噶曲河，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泽东、党中央会合，但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德亲自到噶曲河边，派警卫员潘开文下河测估河水的深浅。潘开文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虽然当天下了一点儿雨，河水涨了一些，但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多次提出部队过河北上，可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拒绝率部过河向右路军靠拢。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坚持他的南下主张。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因为张国焘严密封锁消息，一时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对此，朱德对夫人康克清说：“情况一时弄不清楚，我们只有一条，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果不是出于必要，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在朱德过去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历无数的坎坷和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3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造成的恶果。这里还有由几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还有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官兵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种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此时，张国焘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组织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予以坚决拒绝；他又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诸如“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等。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样一来，一些人又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阿坝会议没有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和“老顽固”。但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朱德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有一次，张国焘等人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定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一些人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扬扬，要朱德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和刘伯承住在一起，他们像被软禁了一样，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始终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对此，朱德虽然很气愤，但想到自己还没有将部队带上北上的征途，凡事必须往大处着想，便安慰刘伯承先忍耐。

朱德的战马从长征开始就忠心耿耿地跟随主人，十分健壮，也通人性，可是一天半夜被张国焘的手下拉走，活活宰杀，煮着吃了。康克清知道后抑制不住悲伤，要去张国焘那里问个究竟，却被朱德拦住了。朱德说，张国焘杀马是向我们挑衅，如果我们找他，必定要争执，这正中他的下怀，他会借口我们和他不团结，把我们支走，好让左路军归他一个人领导。

尽管朱德以大局为重，不断忍让，但张国焘对他的排挤不断升级，甚至连中央文件也不给他看，封锁消息，想让他当个“冷板凳”总司令。朱德的宽阔胸怀和刚柔韧性在这个时候表现得特别清晰，无论怎样遭受陷害、排挤、冷落，就是不离开左路军，铁下心要将左路军带上北上的征途。这是责任！

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升级使部队受到很大影响，广大干部战士思想十分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火上浇油，会上会下散布流言，制造矛盾，挑拨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这样，使本来已经复杂的形势更加严峻。随左路军行动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去找党中央；有的甚至气愤地说：如果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大敌当前，党的团结、红军内部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朱德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时，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为了避免因擅自行动导致局面更加严峻，他耐心地教育大家：“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在朱德的开导下，大家隐忍下来，增强了信心，并在事实上成为牵制张国焘的重要力量。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以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起，以争取进行说服教育的机会。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对于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并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对此，毛泽东曾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并挥毫题词：“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前人栽树，后人歇凉

红军长征中的困难既有来自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压迫，也有来自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还有来自部队缺乏补给的饥饿窘迫。面对这些困难，朱德总是带领部队千方百计地加以克服。

1936年4月，朱德率红军总部驻在康北炉霍县境。康北是以藏族人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对部队的生存发展极为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其北进，红四方面军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整整4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4个月。由于严重缺粮，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很多指战员因长期吃不到蔬菜，患了雀蒙眼，也就是夜盲症。患了这种病的指战员一到傍黑，眼睛就不管用，有人放着大路不走，偏往烂泥坑里跳；有人竟然把一群群乌鸦看成了敌人的骑兵，错报了敌情。朱德等首长虽然也想方设法用一些偏方医治这种病，但效果都不理想。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青菜。如何解决部队的吃菜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为此，朱德号召部队多挖野菜吃，只要有条件，还要自己种菜。

好在正值初夏，地里长满了野生植物，绿油油的，一望无边。当时，每个红军指战员一天的粮食只能分配到3至5两，只好采野菜充饥，但是，许多指战员没有食用野菜的经验，吃了野菜，不少指战员头昏脑涨、上吐下泻，病倒了，甚至有人误食有毒的野草而身亡，由此也造成了广大指战员的恐慌，有人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去挖食野菜。

情况严峻！总部首长动员大家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身为总司令的朱德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并亲自领导。朱德请来了通司（即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译员兼向导的称呼）和几个老百姓，询问这一带有什么可以吃的野菜。他们比比画画地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立即组成了一个由炊事员、饲养员和警卫员等10余人组成的野菜调查小组。经过半天工夫，调查小组认准了十几种可以吃的野菜，挖了几口袋，背回宿营地。当晚，炊事班加酥油炒了几样野菜，请大家品尝。同志们齐声叫好：“这下可有办法了！”

第二天，朱德让各单位派来代表，组成了40多人的采野菜大队。前一天参加野菜调查小组的人，这天当起了“野菜推广介绍员”。朱德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草原上。这一次战绩更加辉煌，发现了更多的不知名的野菜，而检验的方法是靠眼睛来分辨野菜煮后的色泽，或靠舌头品评味道。为了更好地指导部队识别野菜，朱德还安排同志们在采集野菜时将整棵挖回，分类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

在朱德的提议下，一个别致的野菜展览会隆重开幕了。60多种形状各异的野菜第一次如此神气地成了展览品。官兵们睁大了眼睛，像相媳妇似的从头到脚端详它们的模样。在场的何华章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面前放着一张长桌子，上面摆着一簇簇野菜和杂草。这是讲什么课呢？大家一时猜不明白。这时，朱总司令讲话了，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不讲军事，也不讲政治，就讲点儿植物常识。”他慈祥地笑了笑，说，“目前的处境很艰苦，还得有段时间用野菜来维持生活。可是野菜不能乱吃，吃错了会中毒的，现在不是有许多同志就中毒了吗？吃野菜是为了生存下去，所以为了革命，我们得学会吃野菜。”总司令的声音特别洪亮，他首先拿起几束能吃的野菜，一样样地向大家讲解：这叫东苋菜，这叫马齿苋，这是苦菜，这叫灰条草……然后，他又拿起另外几束粗看起来有点儿像东苋菜和灰条草的野菜，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毒草，不能吃。”每讲到一种植物，他都把手里拿着的标本举得高高的，唯恐后边的同志看不清。他讲得很仔细，有些不常见的植物，都一一指出它们的特征，反复讲解，并把一些不知名的野菜命名为“革命菜”。他从早晨一直讲到了太阳当头，再三叮嘱大家：“千万记住，不要搞错了。只要大家不出错，身体不出问题，我们就能度过这段艰苦的日子。”

参观完野菜展览，朱德向红军指战员讲话：“野菜是个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人了！这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大问题，野菜加上油盐顶蔬菜，把它掺在饭里就顶粮食吃。它为我们准备过草地北上，提供了一个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我号召大家都上山去挖野菜……”

与此同时，朱德还号召部队，如果有条件，就要自己动手种菜。

6月初的一天，朱德叫警卫员买来了菜籽，又从老乡那里借来了一张木犁，套上骡子，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亲自扶犁耕作了起来。有战士看到总司令那么大年纪了，日夜操劳，还亲自扶犁耕地，心里过意不去，就要代他犁地。他告诉战士们，自己耕地、种菜都是内行，并坚持把地犁完了。第二天，朱德又叫警卫员借来了几把锄头，和大家一起把地整好，撒下菜籽，又用脚踩了一阵子，浇了头遍水，这才回去休息。此后，朱德每天都早起晚睡，细心察看菜地的情况。小苗出土后，他亲自浇水，细心管理。

有同志搞不清楚，为什么朱总司令那么辛苦，还要亲自种菜，就去问他身边的警卫战士，得到的答案是，总司令说：“同志们得了夜盲症，主要是吃不到青菜，缺乏一种维生素，蔬菜里就含有这种东西。要治好这种病，就得多吃一些蔬菜。有了蔬菜，也能以菜代粮。要解决吃菜问题，就得自己种啊。干什么事，领导要带头，领导一带头，大家就会跟着做。”就这样，在朱德的带动下，部队很快就掀起了种菜热潮。

半个月后，朱德种的菜冒芽出土了，齐刷刷的，绿油油的，鲜亮极了。不料这时候，总部下达命令，说部队过几天就要开拔前往甘孜。这天傍晚，朱德招呼警卫员说：“过几天，我们要出发到甘孜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了。明天，咱们把菜地施一些肥，浇一次透水。”警卫员听说要出发，对朱德亲自种的菜地有些留恋和惋惜，嘴上答应了，行动上却磨磨蹭蹭的，一边找水桶，一边小声嘟囔：“总司令，我们拔点儿青菜吃吧！”朱德听后，马上阻止说：“不，不能拔！菜苗还小，拔了太可惜了！”第二天，警卫员又提议：“好容易种了点儿菜，马上又要出发，还是拔几棵尝尝吧！”朱德听后，和颜悦色地说：“不能拔。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嘛！我们走了，还有后续部队来这里驻，留给他们吃吧！”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就是我们的部队不在这里驻扎，还可以留给老乡们吃嘛！”警卫员听了，还是没有完全想通，仍然站在一旁不动。朱德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警卫员的肩膀，亲切而耐心地说：“小同志啊，我们共产党人，做事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歇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我看你这个小脑瓜里还多少有点子不好的东西哩！走吧，先跟我去浇水。至于道理嘛，晚上躺下了再慢慢想。”俗话说，话不说不明，理不讲不通。警卫员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豁然开朗，爽快地提起水桶，高高兴兴地向菜地跑去。

不久，朱德这番感人肺腑的话就传遍了部队。大家深受教育，出发时，都自觉地把自己辛勤耕种的菜地移交给了后续部队。朱德种的菜地移交给了前来驻防的红三十一军某营。该营李教导员看着这片管理得很好的菜地，感慨地说：“我们接收后，一定要好好管理，像总司令那样，想部队所想，急全军所急。”自此以后，后续部队的同志也都在驻地动手种起了菜，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菜问题，治疗了患有夜盲症的干部战士，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难。

言传身教诠释“广大群众的代表”

朱德在《八路军抗战二周年》一文中总结了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他明确指出，凡是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地方，凡是民众运动有成绩的地方，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和晋绥边区之所以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靠的就是这些。朱德的言传身教，使在他身边工作的干部战士日益深切地领悟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为群众奋斗的，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时刻想着群众，帮助群众，爱护群众。

1939年春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七团驻扎在山西省潞安府以西20里的西大营休整。这天，朱德来部队做军事报告。傍晚，他外出散步，看见一个战士在和老百姓争吵。朱德走过去问：“同志，怎么和老乡吵起来了？”

“借个东西用用，他就是不借！”战士气呼呼地回答。

“同志，好好地讲，不能和老乡吵架呀！”

战士没见过朱德，上下打量了一番，看他衣着和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以为不过是个老八路，就没理睬，继续和老乡赌气。

这时，朱德耐心而严肃地说：“向老百姓发脾气是不对的。我们是革命军人，和老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

“你是谁呀？”本来就在气头上的战士有点儿不耐烦地说。

“我是朱德。”

说话间，一位团长跑过来，向朱德行了一个军礼：“总司令，怎么一个人出来散步呀？”

这个战士恍然大悟，吃惊地叫出声来：“啊！您是总司令！”

第二天，吃完早饭，朱德问团长：“昨天那个和老乡吵架的战士害怕了吧？”

“是啊，他昨晚上说了一夜梦话，什么‘我错了’呀，什么‘我要受处分’呀……今天连早饭都没心思吃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赶快把他找来，我和他谈谈，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朱德没等团长把话说完，便催促道。

这个战士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在朱德屋门外犹豫了好久，才硬着头皮进去。他以为朱德会发脾气，给他处分，但进屋后，朱德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请他坐在自己身边。战士惭愧地说：“总司令，我错了，今后一定改。处分我吧。”朱德笑了，和蔼地说：“知错就改，这就是好同志，今后可不能对老乡耍态度。记住，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有事情要和群众商量着办，不能强求……”

朱德和风细雨般讲的这些话，让这个战士深受教育，明白了和老百姓鱼水情深的道理，也没有了心理负担。

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在太行山西麓的武乡县王家峪。由于粮食不足，部队只好采食驻地的榆树皮和榆树叶。朱德发现把老乡的榆树采得太厉害，便对司务长说：“老乡们的生活也很苦，我们采光榆树，老乡们吃什么？”司务长听后，就带着战士们去寻找野菜，把榆树叶留给乡亲们。

1939年麦收时节，一队八路军在一个村边行进，骑着马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营长。这时，一位大娘背着一大捆麦子艰难地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然骑在马上，没事似的往前走。

朱德正好路过，将这一幕全看在眼里，粗重的眉毛拧到一起，摇了摇头，快步上前拦住了马头，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

营长不认识面前的拦路人，上下打量他，见他的灰军装已洗得发白，戴的单帽是用棉帽改的，以为是一位老战士，就毫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

朱德又问：“你现在的任务要紧吗？”

营长望着这位表情庄重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了什么，连忙跳下马，说：“不十分要紧。”

朱德听后，用手指着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拉着你骑的马到村里套个车，帮大娘把地里的麦捆都拉回家去。”

营长遵从了老同志的话，帮大娘把麦子拉回了家。

事后，这个营长才知道老同志就是朱德总司令，不由得心里十分紧张。

几天后，朱德亲切地找他谈话：“你见老大娘背着麦捆那么吃力，自己却骑着马不下来，是不对的。我们当干部的，只要有点空儿，有一分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要为群众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营长听后连连点头，并响亮地保证说：“总司令，我今后一定要设法帮助群众，做一个受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1939年的一天，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武乡县砖壁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了简易舞台，前面“一”字排开摆放了许多矮凳、圆木和砖石，等待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他环顾会场，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三八六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

朱德听后，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的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

民运科长一听，觉得这样做确实不利于军民团结，便遵照朱德的要求，很快把村里的人请过来一同看戏。这时，朱德又亲自安排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坐在前几排的位置，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他刚刚安排好老人，又转身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让把儿童团的队伍也带到前边来。

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家聚精会神地看节目。而朱德自己呢，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和战士们坐在了一起。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开展生产自救。在倡导大生产运动中，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经党中央同意后，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当时的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迹罕至。朱德带领几个人翻山越岭，进行了实地勘探和研究。1941年3月，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湾视察，向官兵们讲述“屯田政策”的意义，勉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官兵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江南”[1]。

1943年10月初，南泥湾一片金黄，处处是成熟的谷子和高粱。朱德和其他几位首长从延安出发，去南泥湾视察大生产情况。警卫团派一个尖刀班在前面开路。山道弯弯，时隐时现。走着走着，一块谷地挡住了去路。从地形可以看出，这儿原来是一片山草地，路从草地中间穿过，可能是大生产运动中，农民们把这片山地开垦出来，种了庄稼，使原来笔直的人行小道拐了4个直角弯。如果绕着走，要多走一里多路。考虑到首长时间宝贵，而且谷地里已被人踏出了一条小路，尖刀班打算从谷地里直穿过去。谁知前面几名战士刚踏进谷地，就被从后面赶上来的朱德叫住了。他翻身下马，走到站在谷地里的几名战士跟前，严肃地问：“怎么能从老乡的地里走？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哇？”见战士们低头，认识到了错误，他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做。革命的军队，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不能损坏老百姓的庄稼。”他让站在地里的战士回到埂上，见地里的谷子一根未倒，便顺着田的边沿一指，说：“从这儿绕过去吧。”于是，尖刀班在前，总司令等首长随后，沿着地的边沿拐了4个弯，绕过了被谷地拦断了的小路，继续前进。

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朱德在西柏坡生活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1948年夏季的一天，朱德从西柏坡出发去视察刚落成的水电站。来到离河坊村不远的河边，朱德发现河里有两只鸭子在水草和芦苇丛中时隐时现。朱德爱打猎，以为是野鸭子，就停下车，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枪，一甩手，“叭叭”两枪，两只鸭子应声毙命。警卫员乐呵呵地捡起鸭子正要上车，一个老大娘哭喊着跑了过来：“你们为什么打俺家的鸭子？”

朱德见状，说声：“坏了，不是野鸭子！”忙从车上跳下来，向老大娘赔礼道歉，“老人家，实在对不起！我以为是野鸭子呢。我们赔你钱，赔你钱！”

警卫员问老大娘：“你要多少钱？”

“一只20块，两只40块！”老大娘说。

朱德马上付钱，并把鸭子留给了她。

朱德走后，一个看热闹的年轻人问老大娘：“两只鸭子，你就讹人家40块钱？你知道那老头儿是谁？”

“管他是谁，打死俺的鸭子就得赔！”

“那是朱总司令！”年轻人说。

“啊！是朱总司令？你这浑小子怎么不早说！”老大娘慌了。

下午，当朱德的车返回路过河坊村时，司机看到那个老大娘一只手提着鸭子，一只手举着钱在路上拦车。

“他们说你是朱总司令。我老太婆有眼不识泰山，两只鸭子算什么，不该让你赔钱呀！”老大娘不待车停稳，就边说边忙不迭地把鸭子和钱往车上塞。

朱德赶紧跳下车，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就得赔，这是我们的纪律，一定得赔！”好说歹说，朱德若不肯收下鸭子，老大娘就不让开车。朱德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就说：“好，好，我们收下。”

车一开动，朱德打开车门，把鸭子和钱扔了下来，并说：“老人家，我们有纪律，一定得赔！”

朱德习惯称自己是“广大群众的代表”。他认为，既然代表群众，就首先要成为群众的一员，和群众心连心。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自不必说，即便在和平建设时期，条件好了，地位高了，朱德仍时刻保持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从不摆架子、搞特殊，宽厚质朴，和蔼可亲，平等待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经常去各地体察民生。每到一处，朱德总是让汽车在远处停下来，然后步行走向群众，跟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遇到下雨，朱德还要关照驾驶员“开慢点儿”，免得把泥浆溅到老百姓身上，对老百姓的体贴细致入微。

一次，朱德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裙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首长。在老家马鞍公社，朱德见到小孩儿，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儿，常常是他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1958年9月，朱德视察新疆时，住在喀什宾馆和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离开前，他都走进厨房、水房、服务员室，和炊事员、烧水工、服务人员、保卫人员亲切握手，感谢他们的服务，鼓励他们要热爱本职工作。在乌拉乌苏农场，他去商店看副食品供应情况，和售货员一一握手。酱菜柜台的一个服务员满手沾着酱油和醋，急于擦手，朱德一把握住她的手，亲切地说：“没关系，你的手不脏。”

一次，朱德在外地视察，乘车路过海边，看见不远处海滩上有3间小草房，烟囱里冒着烟，便叫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后，信步朝小草房走去。进了门，见一位老汉正在做饭，朱德便乐呵呵地打招呼：“老哥，看你这年纪，该有80岁了吧？”老汉一时认不出这就是朱德，但见有一些工作人员跟在身后，知道来的不是平常人，有些拘束地答道：“对，对，81岁了。”朱德听了，更亲热地说：“咱俩都是80多岁的人了。看你这腰板，还挺壮实哩！”老汉见来者很和善，不觉也热情起来，一个劲儿地说：“不中用啦，可要我光吃饭、不干事也不中。年轻人说我老了，老了又怎么的？不能出海，还不能在家里做饭？”朱德越听越高兴，夸赞这位老人不服老的精神，和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家里情况，又问生产队的收入，还问一年能打多少鱼、社员生活怎么样，直到工作人员催促说，天不早了，该回去了，朱德才和老汉告别。老汉把朱德送出门，看着朱德的背影，兴奋地说：“这位老干部可真够和善的！”走在后面的工作人员轻声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朱德委员长！”老汉一听，又惊又喜，望着朱德远去的背影，连连自言自语：“朱总司令！他就是朱总司令！”

朱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总是平等宽厚、关怀备至。给朱德做过保健医生的顾英奇回忆说：“在近10年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总司令既没有官气，也不摆老资格，甚至年龄上的老资格也不摆。”那时，他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但70多岁的朱德一直称呼他“顾医生”“顾大夫”。有一年，顾英奇因血清转氨酶偏高住进医院，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还专门来到病床边探望他，让他好好养病，这使病房的医生、护士和病友们都十分惊讶和感动。

朱德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特殊……个人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因此，当人们给他一些特殊照顾时，他总是拒绝接受。朱德到各地视察时，从不让组织群众欢迎，不让多跟车。1958年9月，朱德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矿务局组织群众列队迎接，他批评说：“你们组织大家欢迎我，这一方面耽误了工作，同时又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希望今后不要这样做。”1963年，朱德到四川乐山地区视察工作，途中经过峨眉山时，不少人劝他到万年寺看看。当地群众听说朱委员长要上山，特意准备了一套滑竿，可朱德坚决不坐。他说，共产党员是不应该坐滑竿的，更不能坐着它爬山，如果那样，就失去了爬山的意义了。别人劝他：“您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又不常来，偶尔坐一次不算过分。”朱德却坚持说：“不，偶尔坐一次也是错误的。”就这样，他始终没有坐滑竿，硬是沿着陡峭的山间小路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寺，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又坚持步行下山。

总司令也是普通一兵

战争年代，身为总司令的朱德为人和蔼，生活简朴，穿着和普通士兵别无二致。徐向前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儿’‘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朱德艰苦朴素，与士兵打成一片，这种美德还曾在危难之时成了潜在的“护身符”，助他脱离了险境。

1927年秋，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湖南汝城与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建立了秘密的统一战线。11月，范石生写信约朱德前往汝城，磋商合作事宜。

朱德接到范石生的信后，马上召开党组织会议，提出亲自前往汝城谈判的设想。陈毅等考虑到从驻地到汝城有90多里，山高路险，且山中盘踞着何其朗的土匪武装，担心朱德的安危，便纷纷劝阻。但是，朱德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争取范石生支持革命，以解决部队在编制、军饷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早已将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11月20日，他率领教导队50多名官兵毅然前往汝城。

朱德率领部队冒着风雨在山间泥泞的小路上疾步行军，很快通过了土匪的聚集地。此时，天气渐晴，有同志认为已脱离了土匪占领区，加上赶路带来的疲劳，提出想在附近村庄宿营。朱德观察了地形，不同意在附近停留。他对战士们说：“你们注意没有？沿途的深山丛林中，好几次有人在周围和后面若隐若现、鬼鬼祟祟地跟踪，很可能就是何其朗股匪的侦探。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到前面比较安全的地方再说吧。”

晚上，朱德一行途经汝城县濠头圩。朱德到四周察看后，选定了村外一处有利地形作为紧急集合地点，嘱咐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土匪的偷袭。随即，朱德把部队分散在村边的一座祠堂和几间空闲的民房中宿营。朱德住在祠堂里。

前半夜平安地度过了。后半夜，哨兵因急行军一整天，极度疲劳，竟打起了瞌睡。

突然，“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紧接着，枪声大作。

朱德听到枪声，跃身一看，匪兵已包围了这座祠堂，眼看躲藏或撤离都来不及了。他想起旁边有个厨房，急中生智，立即拉上警卫员转身进了厨房，把手枪等塞进柴火堆，顺手抓起一条围裙围在腰间。刚系好围裙带子，几个土匪就吆五喝六地冲了进来，为首的一个小头目端着枪，凶神恶煞般地喝道：“你是什么人？”

“伙夫头。”朱德把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不慌不忙地回答。

土匪小头目上下打量了一番，只见面前的这个人黑黑的脸膛，长长的胡子，身着一件破旧不堪的旧军服，腰间系着一条网状的烂围裙，脚上穿着一双横七竖八裹着布条的烂草鞋，真是一副伙夫样，便信以为真，厉声喝问：“老实说，你们的头头儿住在哪里？”

“在后面屋里。”朱德指着没人住的祠堂说道。

“搜！”土匪小头目对身边的土匪吼道。土匪们急于抓到朱德，无意和这个“伙夫头”纠缠，便一窝蜂地窜了出去。

朱德趁机折回厨房，和警卫员从窗户跳出，脱离了危险，向事先指定的紧急集合地点跑去。随后，朱德集合了队伍，指挥打退了土匪，继续向汝城进发。

群众及敌军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朱德那样芒鞋草履，衣衫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而“伙夫头”3个字恰恰成了朱德的别名。不仅敌人以为朱德是伙夫，即便是不认识他的红军战士和群众，也往往弄不清他的真实身份，还闹出了趣闻。

1928年1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新城后，在新城附近进行短暂休整。数个月行军作战，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脏了，袜子破了，头发长了。休整期间，朱德除了布置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外，还留出时间让指战员们处理个人事务。

一天，数名战士来到新城南门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店的黄师傅很热情，一边给战士理发，一边跟他们聊天。说话间，朱德也到这家理发店理发了。他见理发的人多，就悄悄地排在几名战士后面等候。朱德衣着和普通战士一样，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好一会儿，有个战士理完了，翻好军服领子走出来，猛地看见朱德排在后面，吃惊地叫起来：“朱军长，你也来理发？”战士们一听，立刻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说：“军长，你先理。”黄师傅回头一看，才知道此人就是朱德军长，连忙拿着白围布走过来，说：“朱军长，我先给你理。”

朱德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不，你先给他们理。干什么事都有先来后到嘛，我还是排在后面吧。”

1936年7月，红军左路军北上穿越康北草地。一天，朱德跟红三十军的一个单位走在一起。这个单位的伙夫小陈双脚打了血泡，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桶，后面是一口铁锅，一瘸一拐地走着。朱德见了很心疼，忙上前对小陈说：“小同志，你歇一歇，我替你挑一会儿。”他不管小陈同意不同意，夺过担子挑上肩，迈开大步就走。

朱德挑了一阵儿，在休息号声中放下担子，掏出烟斗，悠闲地抽着烟，同周围的人摆起龙门阵来。这时，从后面走来几个喘着粗气的战士。他们一看这个上了年岁的老同志黑黑的脸膛，满嘴的胡须，身边放了一口铁锅，估计是伙夫班长，于是亲热地上前招呼道：“喂！老班长，有开水喝吗？”

朱德见战士们口渴的模样，连声应着：“有！有！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就烧！”说罢，就起身拿铁锅。

坐在旁边的警卫员着了急，一边夺下铁锅，一边气呼呼地向几个战士大声说：“这是总司令，什么班长不班长的！”战士们一听，愣住了，低着头呆呆地站着。

自此，朱德又一个“伙夫头”的故事在草地里不胫而走，他那普通一兵的崇高形象，在红军战士心目中更加闪耀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率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在西安东南的云阳镇。总司令部里的人听说朱总司令要来上任了，就派几名年轻干部去迎接。这几名干部一大早赶了三四十里路，来到一条河的桥边上等候。这是部队必经之路。迎接的人虽久闻朱总司令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都猜想总司令一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一派与众不同的将帅风度。

不一会儿，部队出现在桥上，都是一个打扮：穿灰军装，腰扎皮带，脚蹬草鞋，没有谁显得特别一些，更没有骑大马的。迎接的人以为这是打前站的部队，连问都没有问一下，蛮有把握地等着后面的部队过来。可是，他们等了半天，也没看见后面有部队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惶惶不安：是不是总司令没有走这条路，还是日期变动了？经商量，他们决定派两个人先回总司令部汇报，其他人继续在桥头等。这两个人赶回总司令部，一进大门就高声报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总司令，是不是总司令改变路线了，还是……”

“嘿嘿……哈哈……”

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却引得满堂大笑。

“我看见你们站在桥头，还以为你们赶路赶累了，在休息呢，哪知道你们是迎接我的。让你们多走路了。”朱德笑着说。

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朴实得就算和他打个照面也不会多看几眼的老兵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两个人愣愣地望着有一口浓重四川口音的总司令，一下红了脸。不用说，他们迎接的总司令就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走过去的。

朱德不仅朴实、和气，吃穿和战士们一样，而且处处身先士卒，没有一点儿特殊，时刻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

1928年秋，红军驻扎在井冈山一带。这里人口只有数千，年产稻谷不足万担。就这么一点儿粮食，连老百姓自己糊口都颇感匮乏，更别说供部队吃粮、储粮了。为了解决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了挑粮上山的运动。

所谓“挑粮上山”，就是到盛产稻米的宁冈县买粮，并挑到井冈山上来。具体的路线是从红四军司令部和直属机关的驻地桃寮出发，经过黄洋界哨口，到宁冈以东的柏露村，往返一趟约60里，并且清一色是崎岖难行的盘山小路。

红军官兵积极响应司令部挑粮上山的号召，纷纷报名。

这天晚饭后，朱德来到伙房，找到了司务长老秦，说：“我来报个名，明天参加挑粮。”

老秦正在统计挑粮队的人数，听朱德说也要报名，心想：军长已经是40岁开外的人了，白天黑夜还要处理那么多军务，够累的了，哪能再让他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便灵机一动，随口回答：“不行啊，军长！我们挑粮队有条规定：40岁以上的人，不收！”

朱德笑着说：“你别想蒙我，这规定，我怎么不晓得？是你刚刚想出来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老秦今年已经41岁了，是不是也不去参加挑粮？”

老秦被问住了，抓耳搔腮，答不上话来，半晌才笑着说：“军长，我不是想蒙你，实在是因为你太忙、太累了。全军的担子都压在你身上，已经够呛了，哪能再增加你的负担？再说，你年纪大了，山路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挑粮的事，我看你就算了吧。”

“那怎么行？”朱德摆了摆手，“我身体挺好，你不用替我担心。军事工作，我可以安排在早晚的时间去处理，误不了事的。挑粮上山是前委的决定，我这个当军长的，应该带头执行，绝不该有任何特殊。当部队靠扁担挑粮吃的时候，我不能光坐着吃现成的；当战士们肩膀上压着扁担的时候，我哪能躲在一边去找清闲？官兵一致，本来就是咱们红军的光荣传统嘛，你说是不是？”

老秦听完军长的话，除了满腔的敬佩之情外，再也想不出任何不让军长挑粮的“理由”了，只好答应说：“那好，我们挑粮队接收你。不过有一条，你可不能多挑！”

清早，挑粮队就出发了。朱德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大箩筐，走在战士们中间。不熟悉的人，根本分不出谁是军长，谁是战士。路远难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朱德虽然年岁大，可他挑粮不比战士们少，担子两头各装了20多斤，再加上经常佩带的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约50斤重了。一位当年参加挑粮的老红军后来回忆说：“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每到运粮的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装粮地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用具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一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到山上。”

头两天，挑粮进行得蛮顺利的。到了第三天，朱德早早起了床，正准备出发，却怎么也找不到扁担了。他去问警卫员。警卫员只说没看见，不肯卖力去找。他想：“这些小鬼不想让我去挑粮，在跟我耍花招哩！”

朱德想得没错。军长身先士卒，官兵们打心底里敬佩，但又心疼他，怕他累坏了。于是，通信员朱良才就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德用的扁担藏了起来。

朱德没多说什么，独自出了门，找到了军需处的范树德，说：“你想办法再给我搞一根粗一点儿的扁担来，写上我的名字，不然，这个挑、那个拿的，到我用的时候又找不见了。”范树德接受了任务，当即到附近村里，用一个铜板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根毛竹，回来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另一根留着自用。在朱德的那一根扁担上，他用毛笔在一端写上了“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了“不准乱拿”。

朱德拿到扁担，又看了看写在上面的字，特意对几个警卫员高声说：“谁要再‘偷’我的扁担，我可要批评啦！”

就这样，第二天清晨，朱德魁梧健壮的身影又出现在挑粮的行列里。他把一只手搭在扁担的前端，另一只手拉着身后的箩绳，不紧不慢，从容迈步。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扁担在肩上忽上忽下，箩筐在前后颤颤悠悠。就这样，朱德挑着沉重的粮担，稳稳当当、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在朱德的带领下，官兵们挑粮的劲头更足了。为了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人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悠长的歌声在井冈山谷回响，在红军官兵心中激荡。

1940年5月，朱德从前方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山坡下的一排石窑洞里。当时，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财政上日益困难。1940年冬，国民党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曾说，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解决这一难题，1940年冬，朱德首倡在驻边区部队中实行屯田的政策。他带着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跟着向导来到荒凉的南泥湾，勘察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南泥湾的中心地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方圆一二十里没有人烟。看看天将擦黑，朱德决定就在附近宿营。

这个地方真是要啥没啥，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两孔破窑洞。窑洞没门，也没窗，与野外山洞没什么两样。战士们正商量另寻地方，身后传来朱德洪亮的声音：“这里还可以嘛，不要再找了。”大家走进窑洞。朱德乐呵呵地说：“不错，比战壕里强多了！”几名警卫战士跟着朱德七手八脚地找来了树叶和茅草，很快在窑洞里搭好了简易地铺。大家干完活，围坐在一起吃起干粮来。

那时候，不管是在哪里，都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在吃干粮的时候，几名警卫战士商量了站岗的时间，还让其中一名同样姓朱的警卫战士和朱德住在一个窑洞。睡觉时，考虑到朱德的年纪大，又奔波了一天，大家就让他睡在窑洞里边的铺上，小朱睡在洞口的铺上，这样，下半夜招呼小朱换岗也方便些。安顿好后，大家就睡下了。

下半夜，换岗的时间到了。警卫员小李轻步来到朱德睡觉的那个窑洞，轻轻推了推靠近洞口睡觉的“小朱”，说：“该换岗了。”听到“小朱”应了一声，小李便回自己铺位睡觉了。

第二天清早，向导起床，看见朱德站在窑洞前，以为他在想事情，没敢过去打招呼，就叫醒了其他人，问：“总司令干吗呢？”大家起床，跑到朱德面前，诧异地问：“首长怎么不睡觉啊？”朱德微笑着反问：“你们站岗放哨，睡不睡觉啊？”战士们一听，先是一愣，再往窑洞里一瞧，发现警卫员小朱睡得正香呢。这下，大家全明白了，站了半夜岗的人竟然是总司令！原来，前一晚睡觉前，朱德跟小朱调换了一下铺位。这个情况，小李不知道，他叫小朱换岗，实际上是叫起了总司令。被叫醒的朱德没有埋怨，也没做解释，而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站了半夜岗。在战争年代，一位统领全军的总司令无怨无悔地为战士们站岗，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发动边区党政军民，人人参加劳动生产，厉行节约。朱德和党中央、毛泽东一起，领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挥敌后游击战争，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他还挤出时间，亲自领导和参加生产运动。

当时，跟随朱德从前方回延安的有四五十人。朱德指示大家要积极参加生产，并说明边区经济困难的情况和生产节约的重要意义，要大家组织起来，搞好生产，而且提出具体目标：我们这个小单位，要在一年内，做到自给自足，要用自己的劳动，达到自力更生，全部不要公家补贴吃穿。那时候，中央管理局觉得朱德年纪大了，工作太忙，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时送来一些吃用的东西。为此，朱德再三告诉大家：“不准到管理局领东西！缺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解决。”

朱德和身边几个人组成了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前面种了近3亩菜地，种上白菜、葱、蒜、韭菜、辣椒、西红柿等十几种蔬菜。休息的时候，朱德就来挖地、浇水、施肥、锄草。他身边的几个人年纪很小，没有种过菜。朱德是个种菜能手，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地要挖多深，什么菜要施什么肥料，怎样架菜，等等。部队中、机关里、百姓间有人纷纷来信要求给朱总司令代耕，但他都不予接受。他说：“生产任务可以自己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生产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证的。”

朱德在大生产运动中不知洒下过多少汗水，付出过多少艰辛的努力。在许多人娱乐和休息的时候，他却默默地留下了辛勤的足迹。

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们，每人都分了一小块地，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外，种好分给自己的这块地也是操心的事。为了使自己分到的地能长出更多的果实，学员们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费心思的就数积肥了。因为党校挨着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单位很多，人员很集中，有一点儿肥，互相都“抢”，动作慢一点儿，就叫人家“抢”去了，因此，天刚蒙蒙亮，有的学员就起来拾粪。如果哪个学员拾到一筐或半筐粪回来，连续几天的情绪都会很高。

1942年开春的一天清晨，几个学员起了个大早，抢先到延河一带拾粪。那天天气格外冷，大家都冻得麻木了，手里的铲子很不听使唤，一堆粪，常常要来回铲好几下才能放到筐里。正当大家拾得起劲时，在朦胧的曙色里，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个人，也在干着同样的活计。

“你们是哪一个支部的？怎么腿这么长，跑到我们的前面了？”一个学员开玩笑地问高个子，还以为是党校的同学呢。

“我的腿是长一点儿，个子大，腿当然就长嘛，但总比不上你们年轻人眼尖、手灵、脚快呀，你们是全面的优势噢！”高个子用好熟悉的四川口音说。

“啊，总司令，是前几天刚给我们讲课的朱总司令！”一个学员眼尖，首先认出了朱德。

高个子果然是朱德。只见他穿了一件灰色粗布上衣，打着绑腿，一手提筐，一手拿铲，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后面跟着他的警卫员。学员们跑步迎了上去，不约而同地问候：“总司令早！”

“你们比我更早嘛！看你们都拾了半筐了，我才拾了一点点。”朱德微笑着说。

有学员伸手去夺朱德的粪筐，想往筐里拨点儿粪。朱德忙说：“使不得，使不得！那我不成了‘剥削户’了？我当总司令的‘剥削’战士的肥料，这多难听！”说完，大笑起来。

看到总司令那么一把年纪，还同大家一样拾粪，大家心里过意不去。有学员说：“总司令，您事情那么多，大事情都操劳不完，就不要来拾粪了。什么时候需要肥料，只要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就给您送去，或者让警卫员到我们这儿来挑，都行。”

朱德听后，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哪有当总司令的就不能拾粪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出身，这些活在家时都是干过的嘛。这些年忙于行军打仗，好久没生产了。现在，国民党逼着我们搞生产，我们就要上下一起来干，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再说，我这也是积肥、锻炼相结合，一举两得嘛！”

朱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加上勤劳、细心，所以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是很有名的。他的菜园经常有人来参观。朱德同大家交流种菜经验，向大家推荐蔬菜的新品种，还常请人品尝。部下来看望他时，他常留部下吃饭，用自己种的菜招待大家。1943年年底，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还展出了朱德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大家看后都很感动，有个干部当场写了一首诗：“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康克清这样回忆当年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形：“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

破除裙带关系的榜样

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尽管他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属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却决不用私情代替党的政策，决不用职权为亲友谋取私利。

1937年8月，朱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朱德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指挥八路军将士同日军浴血奋战。斗争是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正如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所说的：“……唯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这个时候，远在朱德家乡仪陇的一些亲属听说朱德当上了八路军总指挥，就想来投奔他，想仰仗他，大小混个事干干。朱德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写信给家人，直言不讳地说：“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深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危害无穷，他用实际行动为世人树立了破除裙带关系的榜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一些远在家乡的亲属准备来北京，名为“看望”，实际上还是想利用同朱德的亲属关系谋求更理想的职位。他家乡仪陇的乡亲中有几十人串联起来，背着柴火，带着米袋，走出大巴山，经过南充，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庆，要上北京。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他们中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派人陪他们在重庆游览后送返家园。随后，朱德又专门为此事给亲属们写信，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人人都忙，嘱咐他们要安心工作，不搞特殊，不要给地方党委增加麻烦，要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出力。

朱德在老家有个侄孙，不安心待在农村，曾几次写信给爷爷，希望帮助他调到北京工作，朱德都没有答应。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一次从东北回家探亲，路经北京时看望了朱德。朱德对他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而后才是其他关系。你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过了几年，这个侄孙从沈阳复员，到北京请求朱德帮助在城里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儿特殊的。你在部队入了党，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侄孙听从了爷爷的意见，回到家乡，由当地组织部门安排担任了公社的电影放映员。

1958年秋，仪陇县供销合作社的一名采购员出差路过北京，向朱德汇报了家乡近年的生产发展情况，说到产的粮食多了，棉花也多了，采集的山货、药材也挺多，可就是运输工具不足，东西压在那里运不出去，希望朱德帮助供销社买辆汽车。朱德听后笑笑，说：“你是搞商业工作的，晓得我们国家搞的是计划经济。你们需要汽车，就应该向四川省委打报告。他们根据国家的经济计划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会考虑你们的具体困难的。至于我这里，坦率地说吧，什么也没有，就是买一根针，我也不能给你帮忙。”朱德何尝不希望自己家乡的经济尽快发展起来？但是，他爱家乡，更爱人民共和国。他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珍视共和国的经济秩序，绝不用个人的感情去代替国家的政策。像对子女、对亲友的爱一样，朱德对家乡的爱也是博大而深沉的爱！

吃、穿、住、行自奉清俭

朱德主张艰苦朴素，不仅是教育别人，而且首先是自己身体力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去世前，他在吃、穿、住、行各方面自奉清俭。对此，不仅他身边的人称道，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口皆碑。

先说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进北京到1971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3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只有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里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盘是带点儿鱼和肉的荤菜，其余两盘都是普通的素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青菜汤或鸡蛋汤。晚饭更简单一些，几乎天天如此，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标准。有时来了客人，朱德留吃饭，也只是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儿泡菜、咸菜等小菜，从不铺张浪费。

邓师傅最初给朱德做饭时，总想多做一些，好让他多吃一点儿，心想：吃不完，倒掉就算了，可是没有几天，她就发现这样做不行。朱德每次吃饭，总是尽力把饭菜都吃掉，连一点儿菜汤、一颗饭粒都不愿剩下。有时剩下了饭菜，到下顿吃饭的时候，朱德总要问剩菜哪里去了，如若听说倒掉了，马上就严肃地批评说：“这是浪费人民的血汗。”并且一再嘱咐，剩菜剩饭一点儿也不能倒，一定要留给他下顿吃。邓师傅曾想把朱德的伙食搞得好一点儿，荤菜里放的肉多一点儿。一次，朱德饭后到厨房，对邓师傅笑呵呵地说：“同志，你是不是资本家出身啊？”邓师傅赶紧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啊？”“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阔气呀？不要天天都成席嘛！要吃家常便饭。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杂粮、小菜长大的，身体不是也很健康嘛。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的水平。”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天，机关供应站来了一批对虾。邓师傅知道朱德爱吃鲜鱼虾，就买了几个，精心烹好，端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邓师傅如实回答了。朱德听后，语重心长地说：“老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以后记住，再有对虾，你就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儿就节约一点儿，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朱德在家里再没有吃过对虾。

3年经济困难时期，朱德紧缩了自己的饮食标准，减少了粮食定量，也很少吃肉。由于他家里来往的客人多，有段时间，粮食亏空了50多斤，工作人员想报请机关行政部门把短缺的粮食补上，朱德坚决不同意。一天，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他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难关，能节约一点儿是一点儿。”这样，他坚持和家里人一起吃用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短缺的粮食补了回来。

朱德每次到外地，都按规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类招待，从不挑剔或提特殊要求。1960年，朱德回到故乡四川仪陇。县委的同志想，多年来，朱老总第一次回老家，该好好招待一下才是。人还没回到家，朱德的“指示”却先到了：“就吃家乡饭，其他统统不要。”而且这个“指示”一直发挥“效益”。以后，他每次到四川，都是吃杂粮，吃泡菜、灰灰菜、清明菜和折耳根等四川野菜。每次饭菜没吃完，他总嘱咐把剩下的饭菜收起来，下顿热一热再吃，谁要是倒掉了，就要挨他的批评。在成昆铁路工地上，有人想给他单独做饭，却被他阻拦了。在简陋的工棚里，他吃的是跟筑路工人一样的饭菜。1962年，朱德回到阔别30多年的井冈山。井冈山人民出于对总司令的爱戴，准备了一些菜肴款待他，可是，他一一谢绝了。他提出要吃红米饭和南瓜汤，说：“井冈山的红米、南瓜，我已30多年没吃到了，很想吃。”有一顿，南瓜没有吃完，他叮嘱：“请不要倒掉，留着，下顿饭热一热再吃，倒掉就可惜了！”

再说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非常朴素，有的衣服穿了多年，领口、袖口、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仍然不让换新的。他有两身较好的服装，只有接见外宾、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就换上旧衣服。如果想给朱德做件新衣服，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有一年冬天刚过，天气逐渐转暖，到了要脱棉衣换呢制服的时候了。康克清帮助朱德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一件合体的呢制服，那些已经有年头的毛料衣服不是破旧得厉害，就是太小，不能穿了。于是，大家劝说朱德做一件新衣服，但他死活不答应，硬让康克清将两件小的改为一件大的。可是，衣料的年头太久，已经无法再缝制了。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朱德才一脸不高兴地勉强同意做一件新衣服，但不让做面料太贵的服装。就这样，已经80多岁的朱德才添置了一件新衣服，从这时起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再没有做过新衣服。

在住的方面，朱德也处处体现一贯节俭的作风。朱德卧室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旧棕绷床，一个旧床头柜，一个旧衣柜，一张木桌，一个旧式沙发，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他自己手书的毛主席诗词和语录，此外再无其他装饰了。他的床单和被褥都是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的。他坐的那个沙发很旧，也很矮，他晚年的时候，因为行动迟缓，常常坐下去，再站起来就很吃力。工作人员早就提出要换个新的，他坚持不让换。为了起坐方便，朱德就自己想出个主意：他让工作人员用4根木头把每个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照样使用，还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这个接了腿的高沙发伴着朱德度过了晚年。朱德住处的卫生间窄小，澡盆又高又滑，每次进出都很不方便，特别是他年纪大后，手脚本来就不灵便，还有病，澡盆又高又滑，用起来很容易发生意外。考虑到他老人家的安全，组织上几次要把澡盆改装一下：放得低一些，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其实这只是花几个工时、用不了多少钱的事，朱德却始终不同意。他总是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直到1976年6月底，朱德因病住院了，工作人员才趁机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深知他老人家脾气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件事，还做了等他出院后挨他批评的准备，结果，这番心思白费了，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改装的澡盆就与世长辞了。

在行的方面，朱德向来主张轻车简从，坚决不收地方的礼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还是从战争年代就开始用的绿色被褥、绿色挎包、绿色搪瓷缸，即使招待所准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用来饮用；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房间收拾干净。朱德去外地视察，出于对他的崇敬，地方的同志有时会送给他一点儿土特产，他每次都坚决不收。有一年秋天，朱德去山东视察工作，正值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同志知道朱德喜欢吃莱阳梨，就想让他带一些回北京吃，可又怕当面给，他不收，就装了两筐，在他坐火车离开前悄悄抬到了火车上。火车开后，两筐梨被朱德发现了。他马上把随行人员叫来，批评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边的礼呢？今后定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1960年，朱德在回仪陇的路上，人们送给他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他一样也没有带走，只是在临离开故乡时，自己在街上买了两双草鞋。有人问：“买这干啥？”朱德意味深长地答：“草鞋穿起来舒服。我过去在家里劳动，穿的就是它。”

“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

朱德把教育好后代看成是重要的革命工作，从不掉以轻心。他常对儿孙们说：“在旧社会，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他们所说的大事业无非是做官发财。我也希望你们做大事业，我这个大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这就得好好学习，否则什么也不会，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朱德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战争年代都没有和他一起生活。

儿子朱琦于1937年才到延安，不久，按照父亲的意见到部队基层工作。1943年，朱琦在战争中右脚负伤，造成残疾，伤好后只好转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行政部门工作。1947年4月，朱德到冀中军区检查工作，特意问第十一分区司令员杜文达：“朱琦在你们这里，他最近的表现怎么样？”

杜文达回答：“朱琦同志工作积极，学习也好，责任心也很强。”

朱德连忙制止说：“你不要光讲优点。难道他就没有缺点吗？”

杜文达想了想，说：“缺点嘛，当然有。他有时生活上散漫些，说话随便些。”

朱德沉思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朱琦生活上散漫，说话随便，这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我朱德的儿子，有优越感嘛。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是会脱离群众的。因此，我要求你对他严格管教，不能搞特殊，要把他的优越感克服掉。你回去要找他谈，告诉他这是我朱德交代给你的任务。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更不准有耍威风、摆官架子等旧军队的作风！”

1948年秋，朱琦带着爱人到西柏坡看望父母。他们结婚已经有两年了，这是婚后第一次有机会来见父母。朱琦说，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将转业到地方工作。朱德说：转业到哪里，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按照父亲的要求，在部队已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是当练习生，后来当火车司炉工和司机，真正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来。朱琦严格要求自己，以至于许多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

1953年的一天，朱琦刚上班，就听领导说，今天开车是执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朱琦和机组的同志们齐心协力，把车开得又快又稳。列车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时，铁路局领导通知朱琦：“首长要见你，快点儿去吧。”朱琦连工作服也没换就到了接待室，怎么也没想到接见自己的首长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朱德望着身穿工作服、两手油污、满脸汗水的儿子，上前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学会了开火车，而且开得蛮不错，这很好！”送儿子出门的时候，朱德又连连嘱咐儿子不要满足现状，政治上要上进，技术上要精益求精，要踏踏实实地工作。

朱德的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1953年，朱敏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返回祖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回到家，朱敏就拉着父母的手，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朱德看到自己的爱女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不禁喜形于色。朱敏亲昵地挽住父亲的胳膊，深情地说：“爸爸，那么多年不在您的身边，我没有尽到女儿的责任。这次回来，我就不离开您了，好好地侍奉您。”朱德听罢，笑了起来：“好女儿，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爸爸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爸爸最大的孝顺。爸爸这里，你不要操心了，把精力投入工作中去。等你生下孩子，就搬到单位去住，一来便于工作，二来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学到许多好的东西。”当时，朱敏已经结婚，有了身孕，但学校的新宿舍没有建起来，她生完孩子，一直在单身宿舍住了4年，才搬进学校给她分配的房子。朱德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记住你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人民没有赋予你特殊的权利！”朱敏将这句话牢记在心。

1965年，朱敏所在的学校组织师生到晋东南地区参加“四清”运动，开始时，考虑到朱敏有高血压，不同意她去，但朱德鼓励女儿争取参加。他说：“你应该去，尤其是你从小在国外学习，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更应该去经受锻炼。”朱敏在父亲的鼓励下，坚决报名争取，得到学校批准。朱敏在晋东南农村生活了半年，其间，一个眼球因受伤，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摘除了。朱德得知后，劝慰、鼓励女儿说：“你虽然丢了一只眼睛，但你了解了中国的农村，一只眼睛也一样干革命嘛。”朱敏后来谈道：“正因为当初爸爸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朱德不仅要求子女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同样要求孙儿辈要“接为人民服务的班”。

朱德的孙子上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太贪玩儿，落了功课，一次算术考试，只得了59分，但他回到家里不吭声。朱德知道后，把他叫来，批评他学习太不认真。小家伙明知自己不对，还是嘴硬，辩解说：“老师出的题，我都会，这回是马虎了。再说了，59分跟及格不就差一分吗？”

朱德可不迁就他，两眼一瞪，严肃地说：“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差一分也是不及格！再说，及格就可以满足了吗？”

小家伙不敢再吭声，连忙去复习功课了。

朱德一见孩子们学习就高兴，有时还亲自检查孩子们的作业，谁做得好就表扬，谁做得不好就批评，发现错误立即纠正，而且要求重做一遍，以加深印象。孩子们年岁小，一听说重做就不耐烦。要说服朱德改口是办不到的，他决不让步，直到看着孩子把题按要求做完。朱德还耐心地给他们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有多么重要。在爷爷的严格要求下，孩子们不敢偷懒，成绩有了明显提高。

除了抓学习，朱德还特别注意教育孙儿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培养与劳动人民的感情，防止他们背上比别人优越的包袱。

朱德的孙儿们上的小学离家比较远，节假日，机关派车接送。朱德知道后，说：“这对孩子们不好，容易滋长他们的特殊思想。”于是不准再派车接送了，小的孩子乘三轮车，大的孩子乘公共汽车，车费由自己付。朱德严格控制家庭日常开销，从不允许孩子们乱花钱。孙儿们添置必要的衣服和用具都要征得同意，并一一记账。他让人制作了一个开支表，每月伙食费、水电费、书报费、衣物费和杂支等项目记录得细致而清楚，他还要亲自检查这些开支。朱德常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能到工农中去了。”

孙儿们从上小学起，朱德就让他们自己学习洗衣服，先从手帕、袜子开始洗。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每到星期天，奶奶康克清就让孩子们端着脸盆，自己洗自己的东西，她负责监督洗得是否干净。

有一次，祖孙事先商量好，来个洗袜子比赛，看谁洗得最干净，如果谁输了，奶奶就要打三下手心。

外孙刘建的袜子是白色的，怎么洗也不干净，奶奶检查时，自然得不到表扬，而且要被打三下手心。可是，奶奶才打了他两下，他就哭叫起来，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不是奶奶打疼了他，而是他想用哭叫声把爷爷叫过来，以博取爷爷的同情。

朱德听见刘建的哭声，果然快步走了过来。他先拿起几个孙儿洗的袜子看，然后拉过刘建的手，又将奶奶的手心翻过来，放在一起比较。这时，刘建看到奶奶的手心和他的一样，也红了，不由得奇怪：“奶奶打我，她的手心怎么也红了？”朱德笑了，用他那大手掌抚摸了一下外孙的手心，说：“建建莫哭！你的手心红了，奶奶的手心也红了，奶奶打你的手心，她的手心也疼啊！”

刘建一听，连忙问奶奶疼不疼。奶奶也笑了：“奶奶打你的手心是让你知道，要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做事情就要争取做最好。奶奶手疼是惩罚你的代价。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教育你们也一样。”

随着孩子们茁壮成长，朱德更加注重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品质。

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掀起高潮。这年的“六一”儿童节，朱德和康克清送给每个孩子一本印有毛主席题词和雷锋相片的日记本，还在扉页上写了鼓励的话。康克清告诉孩子们：“爷爷希望你们像毛主席要求的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掌握文化知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现在起，你们要把学雷锋的收获和体会写在本子上，爷爷说还要检查呢。”朱德说到做到，一有空就把孩子们的日记本要过来，认真地检查。到了星期天，他就让全家人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开始干活了，他对儿孙们说：“服务人员很辛苦，今天应该让他们休息。你们也要做些事，不能光吃现成的，这也是学雷锋的具体行动嘛！”于是，全家老少齐动手，有的打扫房间，有的洗衣服，有的扫院子，忙得不亦乐乎。

朱德还经常带领孩子们一起耕耘劳作，把镢头、铁锹、锄头等工具发到每个人的手上，手把手地教他们垦土、种菜，教育他们要体验劳动，自食其力，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刘建刚满16岁，初中毕业，就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开始时，他的劲头很足，但过了一阵子，觉得那里生活又苦又累，情绪有些低落。连里分配他去养猪。由于年龄小、没力气，挑不动猪食，还洒了一身，刘建一生气，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德知道后，马上回信，对他进行严肃的教育：“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在爷爷的教育鼓励下，刘建坚持在劳动中磨炼自己，渐渐对北大荒产生了感情，不那么想家了。

孙儿们渐渐长大了，陆续走向社会，有的上山下乡，有的进工厂做工，有的入伍当兵。朱德看到他们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成为普通劳动者，感到欣慰，常对他们说：“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把那一行干好。”“要接班，不是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抛弃！”

1974年，朱德的儿子朱琦病故。有关部门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高龄了，几个孙子、外孙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留一个孙子或外孙陪伴和照顾他，就把在青岛海军当兵的小孙子调回了北京。

这个小孙子调到北京的海军司令部工作后，有一天去看望爷爷、奶奶。朱德问他：“是出差，还是开会？”小孙子没敢说自己已调回北京，推说是暂时到海军司令部帮忙。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再次去看望爷爷、奶奶。朱德又问：“你在海军司令部帮忙，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走？是不是调到北京来了？”小孙子就说了实话。朱德一听，知道里边有问题，便把海军首长请到家里，详细询问了小孙子调到北京的经过。朱德说：“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基层去锻炼吧，不要把他放在北京的大机关里。朱琦去世了，我有组织上照顾，用不着他们。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

在朱德的要求下，部队决定把他的小孙子调到南京海军某部。调令下来时，正是1975年农历腊月二十九。小孙子回家说：“爷爷，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南京部队的一个基层单位去工作，明天出发。”朱德一听，高兴地说：“应该走出大机关，到基层去锻炼，这对你的成长大有好处。”那时正赶上要过春节，小孙子想过了春节走，征求爷爷同意。朱德耐心地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执行纪律。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到那里和同志们在一起更有意思。”小孙子听了爷爷的话，大年三十就出发去报到了。

“不要宣传我”

在荣誉面前，朱德从不居功、不夸功，永远那么谦逊，总是把功劳归于群众、归于党。他曾经说：“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的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儿功劳都没有……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1941年1月，组织上决定让刘白羽回延安完成撰写朱德文稿的任务。刘白羽临行前，朱德诚恳地对他说：“你此次回延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没什么意见，但你一定要记住，我个人的历史没有什么，只是处处跟着党走，做了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你这次回去可以多听听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要得到党中央的指导，切不可盲从执笔。”这平淡的话语，一字一句都使刘白羽感受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谦逊的品质和博大的胸怀。

出于对总司令的爱戴，1951年，朱德六十五岁寿辰之际，家乡仪陇派人到北京看望他，并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立刻说：“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

到了土地改革时期，仪陇县委的领导又提出，马鞍场是朱德的故乡，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上的一些朋友都想来仪陇参观，访问他老人家的故居，因此计划拨出几百亩土地修建一个“朱德纪念馆”。县委专门向中共川北区工作委员会打了报告，川北区党委把这份报告转呈了中央。朱德听说后很着急，要川北区党委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的同志，纪念馆不要修了，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应该把他们迁走，那些土地要分给农民耕种，以利发展生产。后来，马鞍场的父老乡亲得知了这件事，激动地说：“总司令处处想着人民，就是没有他自己。”

1959年，为了迎接国际友人来朱德的故里参观，仪陇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将年久失修的朱德故居加以修缮，开辟成一个陈列馆，把朱德少年时候用过的东西都陈列在这里。1960年，朱德利用到四川视察工作的机会，回到阔别了50多年的仪陇，看望故乡的人民和亲戚。他看了陈列馆后，严肃而诚恳地对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馆。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让娃娃们念书，好不好？希望你们赶快就改！”不久，他又让四川省委、南充地委的领导同志给仪陇县委打电话，再三要求把陈列馆改成学校。朱德此次回故乡，还专程去了几十年前自己参加创办的城关小学。他走在校园里，看见自己当年种下的桂树和皂角树上悬挂了“朱德同志手植”字样的木牌和一首歌颂他的诗，立即请校领导把木牌和诗拿掉了。1962年，仪陇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到北京开会，朱德再次向他们问及陈列馆的事，仍然建议把故居改建成学校，以便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家乡的同志深为朱德大海一样的胸怀所打动，但又不能采纳他的建议，就再三解释保留陈列馆的原因。临别时，朱德还是满怀忧虑，无可奈何地说：“我感谢仪陇县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关照，但对这件事，我仍然保留我的意见，我希望你们不要宣传我。”

朱德在同志面前，从来不谈自己的革命事迹和功绩。每当有人要他讲讲自己的经历时，他总是摇摇头或摆摆手，说：“我们这一辈人，以毛主席为代表。”他不仅总是由衷地称赞、敬重毛泽东的领导，还经常称赞、推崇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才能和贡献，也常常称赞其他老帅领导军队南征北战的功绩，却从不谈他自己。

195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号召全军撰写革命回忆录。当一位从事部队文学创作的同志请示朱德要为他写传记时，他先是一笑，然后摇着头说：“还是不要写了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毛主席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我是普通一兵，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位同志看朱德执意不愿意谈自己，只好说：“总司令，那您给我题几个字吧。”朱德笑着应允了。几天后，这位同志去取字，朱德指着手书的条幅说：“我写了南昌起义的一段话，你看看吧。”条幅的内容是：“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当这位同志想借机了解朱德在南昌起义时的事迹时，朱德微笑着说：“领导起义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周恩来总理，还有贺老总……”朱德再一次拒绝了谈自己的事迹。

1962年，朱德重回井冈山。当地负责同志请他给大家做报告。朱德笑着说：“我没啥可说的，我是来看看大家。离别井冈山30多年啦！《毛选》（《毛泽东选集》）四卷不是已发表了吗？你们要认真学好四卷，用四卷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我再讲也不会像四卷讲的那样完整，那样深刻啊！”井冈山的大井村是当年朱德住过的地方，此时正在准备修建革命旧址、旧居。朱德得知后，当即指示：“我住的房子不用恢复了。毛主席的旧居要好好整理，要宣传毛主席。”后来，在参观井冈山历史博物馆时，有人指着闻名中外的“朱德扁担”说：“朱委员长，您的扁担在这里！”朱德告诉大家：“扁担不一定要放在这里，主要是放毛主席的东西。”一位跟随朱德重访井冈山的同志说：“敬爱的朱委员长在重上井冈山的4天里，处处称颂毛主席，不断赞扬其他老同志，还高度称赞了井冈山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而唯独不提他自己！”

不仅在其他同志面前，即使在家人面前，朱德也从不谈自己的事迹，从不摆自己的功劳。朱德的几个孙子、外孙从小在他身边长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每逢节假日或工余时间，朱德常常把孩子们接到身边，给孩子们讲早年家境的贫寒、读书求学的艰难、革命烈士的牺牲、红军战士的英勇、抗日英雄的传奇……几个孩子渐渐长大，尤其上学以后，知道爷爷是总司令，就缠着爷爷讲过去带兵打仗的故事。一次，朱德把大手往孩子们头上一放，笑开了：“红军打老蒋，八路军抗日，战斗故事多着呢，3天3夜也讲不完，难道你们不想听？”孩子们嚷起来：“现在就要听爷爷自己打仗的故事！”见此情形，朱德和蔼地对孩子们说：“我自己都是些老掉牙的故事，没什么好听的。老讲自己的过去有什么意思？咱们还是要多讲现在，多讲将来。中国革命的事情还很多，世界革命的事情还很多，要站得高，看得远，才能革命到底。”在朱德几个孙子、外孙的记忆中，保留了许多爷爷讲过的故事，却没有一个有关爷爷自己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

最后的党费

1976年7月，朱德病情加重，生命垂危。

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了最后一次谈话。那天，他正闭着眼睛，听到李先念来了，立刻睁开眼睛，与李先念紧紧地握手。他轻声地、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随着病情的加重，朱德几乎连说话也困难了。7月2日，刚刚毕业的孙女来看他。他见心爱的孙女来了，精神似乎好了些。孙女坐到他身边，他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丝光彩，努力显得轻松些，甚至还说了句笑话：“我们的大学生来了……”刚说到第二句，“要做……无产阶级……”就再也没有力气把话说完。显然，他是要嘱咐孙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朱德留给子孙后代最后的宝贵遗训。

7月4日，朱德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儿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朱敏的名字，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女儿，口微微张了几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爸爸，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你放心好了。”听了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90岁。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生前，他多次对子孙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你们是革命的后代，要热爱老一辈的事业，不应关注老一辈的财产。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应该是我财产的继承人。我没有财产，我这里的一切，包括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没有党便没有我的一切，便没有你们。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要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藏书，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朱德一生自奉节俭、自奉清淡，临终前积攒下了近两万元存款。对于工资，朱德有个规定，自己的工资待遇不能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朱德位居共和国第一元帅，但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前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工资，他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那么，他拿有限的工资如何应付全家那么多口人吃饭等开销呢？

总的来说，朱德的办法是计划开支，降低生活标准，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用他的女儿朱敏的话说：“这来之不易的积蓄是爸爸用近似‘虐待’自己的方式才换取来的。”

朱德曾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在抗日战争时期采访过朱德。回国后，她怀着对中国革命和对朱德的敬爱之情，写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史沫特莱于1950年去世前留下了遗嘱，要将稿费转交给朱德。国外有关机构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朱德知道这件事情后，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将她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在墓碑上题了字。此后，他再也没过问稿费。1958年2月，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系史沫特莱遗留）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朱德提笔批示：“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就这样，朱德用这笔稿费为正在建设的国家购进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余下的钱全部交公，自己分文不取。

临终前，朱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他的嘱托，把这笔存款如数交给了党组织，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朱德省吃俭用20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张两万元存款单，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朱德虽然没有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他把宝贵的革命传统、高尚的无产阶级品质留给了后代。朱德的曾外孙女刘清芸是朱家的第四代，朱德的教导依然牢记在她心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老爷爷（朱德），但是，我能从我奶奶身上、从我的叔叔、伯伯、姑姑身上，感受到我老爷爷身上的品质。我希望未来用我自己全部的力量，来传承好……”

注释

[1]引自《朱德传》《朱德年谱》和《陈独秀传》。

[1]引自陈友群《总司令的经济观：朱德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创见》（《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