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然而典籍翻译向来是个难题。以文言文写成的古代典籍记载了先哲对宇宙及生命的综合体悟，代表了华夏民族早期体察世界的宏阔思路，并在世代流传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种丰富且独特的文化精神期待着通过典籍外译进入另外一种文化。然而正因为这种独特性，在典籍被翻译成外文的过程中，那些承载着民族独特文化精神的语词总会面临对等词难寻的困境。换言之，典籍文字所承载的异质文化期待着通过翻译得以传达，然而文化异质所带来的对等词难寻的难题却又对翻译构成巨大的挑战。

本书将在先秦儒学典籍英译的具体情境中去摹状此种困难，并试图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选择儒学是因为在中国并行的儒、释、道三派思想中，儒学可称主脉，而先秦儒学则为主根。先秦儒学思想可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故而先秦儒学典籍在英译时会呈现更为强烈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其英译、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意义重大。然而先秦儒学典籍卷帙浩繁，欲追寻其所表达的文化异质性必须抓住其思想发展主线，厘清核心思想，从中提炼核心范畴，明晰其意义特质，再经由对核心范畴的中英比较、辨析、描摹其英译现状，发现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此为本书选题之切入点，亦为整体行文思路。

本书选题虽落脚于语词的翻译，实则欲探寻一种思想跨越语言边界获取理解的图景。故而本书将思想史研究方法、哲学及可译性相关理论都纳入对问题的思索与解决中。书中以先秦儒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统帅重要先秦儒学典籍主旨的发掘，以呈现先秦儒学思想在时间之流中立体多维的情状，恰当而准确地把握其核心精神，提炼其核心范畴。本书对翻译的讨论从可译性视角切入，旨在从语言—意义的关联层面探讨思想异质性产生的根源，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古汉语符号特性及对先秦典籍所映射的独特思维方式的塑造，为后文对核心范畴在先秦语境中的意义追寻提供指导原则，并为文末提出可行性翻译方案提供理据。在“核心范畴中英比析”篇章中，将引入中西哲学对比的视角，旨在从译词中洞悉英语世界认知先秦儒学思想的方式，并在比照中发掘先秦儒学思想可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的特质。

全书结构如下：

第一章涵括选题缘起、著作关键词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及创新点。

第二章梳理先秦儒学思想起源，研读原典，推演先秦儒学的核心精神并提炼核心范畴。本章从巫觋时代切入，进而描写祭祀文化转变为礼乐文化的过程，强调了“忧患意识”与“敬德”观念的产生对先秦儒学思想未趋超越而聚焦人间、形成“人性”视阈的决定性意义；此后述“六艺”以承续周文，体现人道的温文尔雅与崇高光明；以《论语》《中庸》《孟子》《大学》《荀子》等先秦儒学典籍的纵向描写明晰先秦儒学自立立人、入世济民的核心思想，从中概括出“兴”“仁”“义”“礼”“智”“中”六个体现先秦儒学精神的核心范畴。

第三章由可译性角度切入，厘清了“语言—思维—意义”这一链性关系对探讨核心范畴英译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描摹了古汉语“观”的特性，此特性所造成的语词情境化、复义性的特征和先秦儒学非超越、情境化的思维方式。此章为第四章追寻范畴意义提供了指导原则，亦为第五章新翻译方式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以核心范畴中英比析的方式展开：追溯儒学核心范畴的字形根源及在先秦儒学典籍语境中的意义生长，以呈现范畴意义的原貌；呈现每个范畴在英语语境中的译词并依次予以比照描写。此章分析表明：每个范畴在英语语境中都拥有多个对应词，呈现“一”对“多”的特质；而在这“多”中，有的对应词丧失了原范畴意义深度，有的丧失了原范畴的隐喻效果和字形含义；部分译词也因英语世界自身文化传统的侵入而产生了旁涉的关联；但多数译词在基本意义之维上都与原范畴有可通约之处。

第五章跨过单一译词层面，对译词背后运作的两种翻译模式进行了深度描写，挖掘相应翻译模式的哲学渊源，并评析以此哲学思想接纳先秦儒学思想的可行性。其结论为：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影响的“To Be（绝对准则导向）翻译模式”将先秦儒学核心范畴用抽象的富有绝对普遍性的语词予以替代，消隐了先秦儒学范畴的情境化运作的特征，使得先秦儒学由践行智慧演变成了规范伦理学，产生了质的变异；受西方过程哲学影响的“范畴具体化翻译模式”传达了先秦儒学核心范畴意义的情境化特征，但其对“整体性”的强调却消隐了某些范畴的德性意义。本著作在此一并分析了通篇“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模式，揭示了其“延搁意义”的弊端。经综合比较，“To Be（绝对准则导向）翻译模式”消隐了先秦儒学思想的异质性，通篇“音译加注释”看似存异实则造成理解困难，这两种翻译模式不予提倡。

本着存异的诉求，基于先秦儒学“时中”思想的启示和对“范畴具体化翻译模式”中积极因素的吸收，本书提出“时中”翻译模式以指导先秦儒学核心范畴英译：

在翻译核心范畴时：①尽量避免使用意义过度抽象的语词，如以-ity、-ness结尾的表示抽象性质的名词。②尽量避免通篇使用音译。③对在全篇多次出现的同一范畴，可视语言情境选用不同的译词，在语词后加括号，标注范畴原字；译词不必拘泥于单一词性，可有丰富的词性变化，可采用复合词组。④将每个范畴现有的译词（不包括意义过度抽象的语词及音译）做成语词集合，加方括号放入脚注中，给予读者自行选择的权利。

此“时中模式”搭建起了核心范畴的“可译空间”：前两条规则划定了边界，后两条规则指导空间中译词的运作。译词受制于其边界而存于其中，但这样的限制是有保障的而非禁锢的。词语的灵活使用体现了原范畴意义的情境性，多个译词在脚注中的同时呈现可彰显原范畴意义的丰富性，且汉字的标注又统帅了译词的差异，引导译语读者对原范畴全面且充分的意义领悟。

本书在最后申明：先秦儒学思想是践行的智慧，不以形而上学思辨为终极追求，只为达到一种得心应手、进退有序、动静适时、游刃有余、发而中节的当下的切身体验。而其核心范畴“兴”“仁”“义”“礼”“智”“中”也都不是可以被当作客观对象去把握的抽象知识，而是需要借助具体的生命经验去成就的求道之路。这些范畴所承载的思想与其意义特征紧密相关。故而在翻译核心范畴时，应充分利用目的语语词张力彰显原语词的意义特征，以唤起译语读者对一种新思想方式的察觉，进而获得对先秦典籍更深刻、更切近本旨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