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的共识。近期世界经济有全面复苏的态势，我们也将迎来改革开放40年，此时对过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挑战做出历史回顾，并探寻增长转型的必要之路，恰逢其时。中国出现了一些利好的转型迹象，比如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目前已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依赖投资拉动的惯性仍然比较大，边际效率也越来越低。如何打破这一惯性，更好地推动转型的顺利实现，如主编吴敬琏一直强调的，需要对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原理与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要经过切实而自由的讨论，使政策建立在更加深厚、扎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本辑《比较》的主题就是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

开篇耶鲁大学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教授的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年来的减速，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关于增长和趋同的推断。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一个关键节点，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继续快速向前沿国家趋同，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他试图从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出发对这个问题给出解答。为此，他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向前沿国家趋同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离前沿较远的投资驱动阶段和靠近前沿的创新驱动阶段。随后，他用AAZ（阿西莫格鲁、阿吉翁和齐利博蒂）构建的三个制度指标：市场进入壁垒、腐败感知度、研发投资比重，分析了趋同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在此基础上，他深入讨论了中国改革时代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说明了这一时期国内生产资源重新配置、各类鼓励投资的经济改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转移如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指出，随着与世界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中国长期以来采取的增长政策已呈现收益递减之势。要维持高速增长将取决于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增长的转型，但是这一转型也面临着政治经济障碍，如政府干预的研发资源错配、国内需求利用不足、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需要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中期的改革那样，在此关键节点上真正启动创新驱动型增长。

在“前沿”栏目中，我们选择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对2017年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学术贡献所做的评述。文章回顾了塞勒在有限理性、有限自我控制和社会偏好这三个领域的学术贡献。在关于有限理性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原创性研究中，塞勒创造了禀赋效应这个术语、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在关于自我控制如何影响行为的研究中，塞勒及其合作者发展出了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并用来解释个人和家庭的储蓄行为；在关于社会偏好对经济决策的重要性方面，塞勒及其合作者设计并实施了测量社会偏好的独裁者博弈，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公平的新观点。塞勒还以经验证据表明，个体心理因素在有很多行为人参与互动的市场上也是存在的，并研究了投资心理和有限套利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他的这些研究不仅影响了政策制定，如提高退休储蓄率，自由主义家长制、助推政策等，也对企业的最优决策有重要意义。概而言之，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立了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证基础，通过把对人类心理的新观察加入经济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分析和检验工具，帮助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使这个原本略带争议、稍显边缘的领域成为当代经济研究的主流”。

2017年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文章记述了曾经从心理学视角对代表性行为人做出现实描画的一些历史先例；论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如何驳斥被用来论证理性经济人这一理想化模型的许多观点，包括我们可能预期理性无处不在的金融市场。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有其根源，也恰逢其时。但是，在他看来，行为经济学并不是想用一个理论来完成两个不同的目标：描述最佳行为并预测实际行为。他认为，理性经济人模型不应被放弃，因为它们毕竟是任何经济分析的必要元素，但我们必须使用派生于数据而不是公理的其他描述性理论来补充理性经济人模型。就此而言，行为经济学只是回归亚当·斯密开创的开明、直观的经济学，把注意力转为研究人类而不是经济个体。如果经济学确实沿着这些方向发展，“行为经济学”一词终将消失。

改革回忆栏目的三篇文章是对改革开放历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永璟的文章着重论述如何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来思考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未来的转型。他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描述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四大行为主体之间的七种相互关系的变化，并据此评述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若干困境，尤其是“改革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最根本的制度演化路径问题。在他看来，要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未来的理论研究应当考虑五个基本要素：微观博弈演化出宏观制度变化；信息集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已知概率或动态规划；制度分析背景的不断变化；追求均衡，还是防止失衡；政经摩擦。这五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要素都可以在公共选择理论里找到相应的思想。

布兰德特和张轶凡等人的文章研究了加入WTO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从关税削减的角度切入。研究发现，最终品关税的削减降低了成本加成，但提高了生产率；对在位企业来说，关税削减带来的主要影响是支持竞争效应，而对新进入企业来说，主要影响是效率提升；中间品关税削减不仅提高了成本加成，也提高了生产率。文章还详细阐述了关税削减的影响机制。作者们还指出，加入WTO和国内改革是相互补充的，为外资流入提供更开放的环境、放宽私营企业进入等国内改革对加入WTO带来的效应产生了重要影响。

田国强的文章重点剖析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发展困境和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其原因所在，探讨为什么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阐述经济和社会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他就如何促进平衡充分良性发展，提出了三个改革方向和切入点：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特稿栏目是对许成钢的访谈，主要讨论科尔奈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在许成钢看来，科尔奈的重大学术贡献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部著作中，它们分别是1971年的《反均衡论》、1980年的《短缺经济学》以及1992年的《社会主义体制》。《反均衡论》从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上，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基本挑战，虽然并不受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但可以大大启发未来的研究，就好比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启发物理学家一样。《短缺经济学》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理论，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重大理论突破，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改革前的中央计划经济，甚至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社会主义体制》与后来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著作一起是对世界基本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可以说，科尔奈不仅在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特别重要的贡献，在解释社会主义体制以及资本主义体制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也有特别强的实际应用和政策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工作在学术界的影响，会像熊彼特、兰格、哈耶克那样，源远流长。

在“比较之窗”栏目，星岳雄等人的文章讨论了曾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主银行制度。他们系统研究了日本的主银行制度，从1981年到2010年，其主导的日本主要公司的重组，银行“救援行动”的发生率、效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进行重组的频率在降低。企业重组涉及对员工、资本和银行贷款等诸多方面的调整，这些调整措施的强度也随时间有所下降。这说明随着主银行发挥的公司治理功能弱化，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和全球金融体系一样，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复杂性持续上升，其中“复杂化”尤为突出。潘宏胜的文章从金融机构、市场和业态等，探讨这种复杂化的具体表现、推动因素以及产生的影响，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有其阶段性和必然性，对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等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而深化体制改革是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