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恶灵

在《名利场》（1848）一书的末尾，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以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他这部19世纪中叶的小说：“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有谁真正快乐？又有谁得偿所愿？就算一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成空？来吧，孩子们，关上箱子，藏起木偶，咱们的戏已经演完了。”

现在，到了打开箱子，掸去木偶上的灰尘，重新让它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不过，它们不再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相关的一系列人物。正是它们令这个时代生气蓬勃，并赋予它特有的狡黠、贪婪和欢愉。

这套书的前一卷以普世和平与拿破仑·波拿巴下台结束，但和平带来的欢乐祥和也无比短暂。自1793年成立第一次反法同盟以来的20多个年头里，陆海两军、国内人民以及盟友国家的种种需求曾令农夫、实业家和商人奔忙于赚钱这桩正事。从谷物到棉布，从小麦到武器，这类需求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815年的《年鉴》期刊指出，“国家荣光”的种种象征已完全被“普遍萧条”的迹象所遮蔽。

尽管如此，威灵顿仍然是民族英雄，英国仍然巩固了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新霸权，成为竞争的胜者。它以各种手段得到了17个新的殖民地，由此带来的威望和影响力可以维持至少50年。但当那些日渐远去的风笛手无路可走时，为他们发出的任何喝彩都毫无裨益。运气最好的老兵还可以重操旧业，等待大部分退伍军人的只有贫穷和漂泊的生活。有些人还把学来的军事技能用在卢德分子（Luddite）的游行组织上，去指挥那些被饥饿和失业迅速激怒的暴徒。

战后的萧条持续了6年，民众对经济学的神秘原理知之甚少，他们必须将这种萧条归罪于某些事物或某个人。人们都认为这是政府的过错，或是源于执政者的渎职和挥霍。有人呼吁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但没人真正明白应该怎样完成此项壮举。统治阶层所引发的恐惧和厌恶未见消弭，反而激起了进一步的暴动和对政治选举制度改革的呼吁。

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过去的时代。有的绅士在就寝前要喝上两三瓶葡萄酒，尽管酗酒已经不再时髦；宫廷和上流社会仍备受尊崇，而同时商业财富和商人仍在悄然发展；伦敦郊区的富人养着成群的仆人和马车，车夫的头上戴着假发；市区的会计所和商贸企业都精致而低调，只在摇把门铃下方镶一块铜牌作为广告；附近的街道宽度刚好能让两辆运啤酒的马车擦身而过；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按照阶层、财富和年龄尊卑有别。

然而，在19世纪20、30年代，人们看到了一种诚挚而富有活力的新气氛。那正是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身处的年代——他们包括马丁·翟述伟、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菲利普·皮利普（昵称“皮普”），当然还有狄更斯自己；他们脚下生风，目光灼灼，一天走30英里也不在话下。那些虚构的人物以一种完全契合新时代的方式展现出了道德上的活力，正如狄更斯去世次日《每日邮报》所说的那样：“后人能从他对当时生活的描绘中，比从同时代的各种记录中更清楚地了解到19世纪的时代特征。”在其他散文家和小说家那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的大致轮廓：既有沉郁的忧伤，也有放浪的幽默；既带着逝去的诗意，又散发着可怖；既有愤怒或怜悯的能力，又有讽刺和怀疑的偏好；既拥抱物质世界，也渴望灵性和超凡（至少在大量中间阶层看来是如此）。但过于靠近先辈们会令我们无法接受，那是他们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如果一个21世纪的人发现自己身处那个年代的酒馆或旅店中，毫无疑问他会感到不适——无论是对气味、食物、别人的呼吸，还是对四周的整体氛围。

可以用来形容这些早期年份的词是“pluck”，意为“应对所有挑战的勇气与能力”。这种特质也被称作“mettle”或“bottom”；它是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激情所做的一次深呼吸。用一位神父的话来说，他们不得不“冲过急流”。不同于前人和后人，他们对于人类的意志有着深刻的信念；不论宗教信仰如何，这种信念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决心竭尽全力，冲向彼岸。对独立的崇敬随之而来，并因后来塞缪尔·斯迈尔斯“自救”的呼声而不朽。独立已成为“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正如这个表达所示，它充满了明确的责任和勤奋。工作是所有行为准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它需要决心和精力、坚定和坚持、深思熟虑和不屈不挠，这些都是即将到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美德。

这是一个出生率暴增的年轻社会：1811年有1200万人口，到1821年增至1400万，到1851年达到2100万；其中大约一半人年龄在20岁以下，并且都生活在城市或城郊。这只能是一个国家面临巨大转变时做出的整体反应，否则这一波人口的显著增长便难以得到解释。当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个现代家庭一般包含3到4名成员，而在19世纪同样的地方，一个家庭通常有6到7名成员，非常大的家庭也很常见。1851年的宗教普查报告称，有700万人参加周日的礼拜，约有一半是圣公会教徒。然而，该报告也估计，有550万人从不去任何大小教堂。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英格兰正处在一种自然或平衡的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只会每况愈下。

年轻化也许有助于说明随处可见的欢快活泼。认真的信条延续了一百多年，并在百年后受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嘲弄。华尔兹成为当时的新舞蹈，它是1813年引入英国的。起初有人认为这种舞“放荡而不雅”，因为舞伴之间贴得太近了。但飞速旋转的华尔兹最终席卷了整个英格兰的舞厅，它那种难以压抑的力量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1815年的胜利者们在维也纳会议上争得不可开交。此时的欧洲被四个大国把持：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前三个是专制国家，最后一个也算不上民主；世界由少数人掌控，白厅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心想要维护多年以来的“势力均衡”原则。英格兰的强大力量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他告诉下议院，“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指责我们的傲慢令人难以忍受，说我们有一股蛮不讲理的气焰，在政治事务上目中无人”；对此他也并不打算否认。还有人形容卡斯尔雷就像一只陀螺，“抽得越急，转得越快”。

利物浦勋爵曾担任过好几种内阁大臣的职务，不过直到1812年斯宾塞·珀西瓦尔遇刺后才成为首相。他是那个时期典型的托利党人：讨厌变革，只接受最温和的改良，最关心的是维持现有社会表面上的和谐。有个笑话说，如果回到创世的第一天，他会首先恳求上帝结束混乱。他也许和许多同僚一样，梦想能实现天主教的解放和自由贸易，但这些都属于留给第二天的事了。他的工作只是恰到好处地维系住自己的权势。利物浦勋爵对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似乎对此也并不在意。迪斯雷利称他是“极致的庸人”；而这可能算是他一生的最大成就。所有关于首相的老生常谈都适用于他，比如既诚实又圆滑。他长于交际、小心谨慎、老实可靠，而这些特质都令他泯然众人。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上议院，在那里混个贤达的名声要相对容易些。1827年，在当了十五年首相后，他因病退休，但刚一离开就被人遗忘了。

在他被陈词老调所盖棺论定之前，还是留下了点有趣的逸闻。利物浦勋爵很容易在压力之下哭泣，被所谓“软弱”压垮。人们认为他因太在意自己的得失而变得“情绪化”，用后人的话来说就是“黏糊”（wet）。他读《晨报》的时候总是会颤抖，而他的同事查尔斯·阿布斯诺特的妻子描述说，在他“故作镇静的外表下”，是“极其古怪善变的脾气”。圆滑与平静仅仅是一张面具，其背后是深深的疑惑和惊恐。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小手握紧权杖之前的19世纪最初数十年，常被呈现为充满了摄政时期特有的浮躁。而同时代的西德尼·史密斯说，那几年的特征是“那种老旧而传统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源自恐惧的受难”。利物浦勋爵的前任斯宾塞·珀西瓦尔遇刺身亡，民众却欢欣鼓舞。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事是让人安心的，到处是骚乱的报告、阴谋与革命的谣言、饥荒和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威胁。

利物浦勋爵是托利党，但在当时，党派的标签并没有那么鲜明。托利党和辉格党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纪律，它们不过是一连串临时领袖领导下的两个不同派别而已。1828年，克拉伦斯公爵说这些名字“代表的是一百年前的事情，放到今天已经毫无意义”。1784年，辉格党已经失势，那时他们不再是仁慈专制的代表，而成为与国王对立的寡头派阵营。威廉·皮特领导下的托利党接过了权力，并且不打算再交回去。威廉·哈兹里特把它们比作两辆竞赛的马车，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却互相溅满泥土。

托利党抱怨辉格党对国王的特权持消极态度，却热衷于推动天主教解放之类的改革；而辉格党则认为托利党对民众的要求充耳不闻，对行政权力过于放纵。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区分他们。麦考莱试图夸大它们各自的地位，称它们“一方维护自由，另一方维护秩序”，这话充分证明了他在“用语言赋予世界规律性”方面是个天才。后来的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勋爵直言，辉格党人都是“表兄弟”，正是对家族事务的暗自操心使他们失去了立场。拜伦在长诗《唐璜》的第十一章中说：

人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除了辉格党人上不了台。

政策都是在幕后悄悄制定的。内阁会议通常是在没有任何目标或议题的情况下召开的，部长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要说啥。内阁会议是不做记录的，只有首相可以做笔记，而这些笔记并不总是可靠的。如果说这时的政府不是按部门组织运转的话（毕竟当时各部门还只是负责些闲杂事务），那么它就更像是由各种私务委员会组成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政党才有党部。当时党派领袖极不愿意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这可能是为了稳妥。没有经过选举改革的选民登记册同样杂乱无章，令人困惑；投票也很容易受到某位地方贵族或某个突出问题的影响。

利物浦勋爵有很多绰号，包括“老朽”（Old Mouldy）和“大雕像”

（the Grand Figitatis）。说句公道话，他也有很多事要去烦心。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国家又因战后的衰落和萧条而动荡不安。国外谷物的大量涌入导致谷物价格大幅下跌，使得农场主的利益受损，和政府产生了矛盾。但如果人为地把谷物的价格提高，则可能引起民众的不安。该怎么办呢？自由贸易的发展不可避免，这让农场主们担心，却也让不少人翘首以盼。较低的价格和利润使很多人失业，并且失业人数由于退伍军人的归来而继续增长。这种事之前也发生过多次，但似乎没有人真的对此有所准备。工作岗位很少，工资很低；唯一不缺的东西就是失业。暴动的威胁从未远离。

骚乱起于1815年，以北德文区最为剧烈。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暴乱充斥着这个国家。那些呼吁工业改革尤其是解放童工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当时国外有种观点认为取得实际和积极的改变至少是有可能的，于是呼吁政治改革的势头也开始显露。此外，有上百万人被吸纳为这个新建成的帝国的一部分，该如何对待他们？比如1800年，被吸纳进联合王国的那些爱尔兰人，要如何对待？一位名叫威廉·赫斯基森的部长称，各方都感到“不满和紧张”。

1815年，还没人见过火车和蒸汽船，出租马车和公共汽车直到13年后才出现在伦敦的街头。除了少数大人物，所有人去任何地方都是靠两条腿。驿马车过于昂贵，日常出行是用不起的，因此大部分群众都还在竭尽所能迈步前进。天刚拂晓，有些人困脚乏的行人，蜂拥而至进入伦敦城的办公室。文员和勤杂工，他们都是从偏僻地区来的。学徒们正在打扫他们的商店，给外面的人行道浇水；孩子和佣人已经挤满面包店。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还会在苏格兰场附近看到运煤工人跳舞。即便是在早晨，性仍然是穷人唯一的乐趣。小巷和灌木丛都被当成公共厕所，或其他更私密用途的场所，花上几个便士和妓女交易的情况并不少见。

一位当时的伦敦人亨利·乔利曾提到：特别是在早上，“人们不管水平如何，都在竭力表达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在街上高唱当时的歌曲，以展示自己的快乐或迷茫”。人们在街上或酒吧里用口哨吹出流行的曲调，或者用手摇风琴来干巴巴地演奏。街边售卖的书刊一般放在撑开倒放的雨伞里，而更善于经营的书店则会不断地重新布置橱窗。卖水果的姑娘、牡蛎商人、烤土豆师傅和板栗小贩已经在干活了。中午以前，黑人小夜曲歌手和合唱者就会到来。有心的路人知道，织工住在斯皮塔菲尔兹，朗埃克有马车制造工，钟表匠在克莱肯韦尔，迷迭香小巷有旧衣服摊。斗鸡、斗狗、公开绞刑、游乐场，还有带枷示众，无一不为这里增添了刺激和游乐的整体气氛。

夜晚变得越来越明亮。伦敦以前只有油灯和蜡烛可供照明，但随后经营煤气和蒸汽的孪生机构就出现了。街道上煤气灯的光辉令之前的一切黯然失色。煽动家和老练的政治投机商始终是正确的，毕竟这是一个进步的年代，整个国家正在慢慢失去18世纪的特色。然而，穷人依旧吃不饱。小酒馆和小饭店不再是劳苦大众消费得起的地方，甚至连廉价的土豆也超出了他们的购买能力。

1815年3月，《谷物法》颁行，在国内谷物的价格达到每蒲式耳80先令之前禁止进口国外谷物；这最终导致国内谷物价格飙升。由于没有补救措施，穷人和心怀不满的人开始暴乱。国会议员抱怨说，他们就像羽毛球一样被打来打去。尽管约翰·拉斯金的父亲在1807年就曾指出，“对于所有人来说，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一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懂得经济理论。农夫们自己也可能会做点高级的计算，不过他们靠的是观察、经验、常识，还有《老摩尔年鉴》。

经济衰退的步伐还在加快。罗伯特·骚塞在《英国评论》中指出，“在一个文明而繁荣的国度中去审视极端贫困带来的影响”是令人悲哀的。虽然《谷物法》在伦敦引起的暴乱很快平息了，但卢德运动又回到了诺丁汉。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到诺福克，还有萨福克和剑桥郡都发生了骚乱。1816年，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的失业人群暴增，据称有许多人“一直在街上游行集会，喊着最危险的口号”。《利物浦水星》评论说，在这一年结束时，“室有哀伤，路有饥馑，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靠施舍为生”。在这一时期，公共媒体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出现了《黑矮人》《科贝特政治周刊》这样的书刊。它们得到了激进社团的支持和扩散；而这其中，没有什么传播网络比成立于伦敦并迅速向东北蔓延的汉普顿俱乐部来得更有效率了。如果要在纺纱工、织布工、匠人和劳工中传播关于国家贿赂和腐败的消息的话，每周让他们花一便士订报也算不上太贵。人们害怕的是，激进主义者说不定已经掌握了一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工具。正是在这一时期，“激进”（radical）一词首度被用来形容恶人团伙；按哈罗牧师的说法，这类人“摒弃《圣经》”，“蔑视你们国家的所有机构”。内政大臣则将他们称为“敌人”，而且一段时期内，任何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反对派都会被扣上“激进”的帽子。

还有一个更大的困境得以确认。罗伯特·欧文在1815年的著作《论工业生产体系的影响》中指出：“制造业体系的影响已经遍及整个英帝国，对人民群众的普遍性格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人民已成了为雇主积累利润的专用机器。机器本身用于促进和维持分工，好让每个工人都有一个相对简单和专业化的角色。机器保证了工作和产品的一致性，并起到防止注意力分散或懒惰的作用。机器促成了合理而规范的劳动系统。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几乎不留痕迹。值此时期，经济学家和一些先进的农学家渴望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准备翻开这本新世界的大书。在金融新知识课堂里的第一批学生中，就有罗伯特·皮尔和乔治·坎宁这两颗冉冉升起的托利党新星。

此时的君主名义上是乔治三世，可他此时已语无伦次，失心癫狂。真正的统治者是摄政王威尔士亲王，他被威灵顿公爵形容为“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坏的人，最自私、最虚伪、最邪恶、最缺乏救赎品质的人”。就是在这个饥饿和骚乱的时期，摄政王开始兴建英皇阁。他终其一生都在大兴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