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国男孩 1917—1933

I

在霍布斯鲍姆的一生中，每当在各类表格上填写“出生地”时，他就不得不填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地点——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霍布斯鲍姆认为很少有历史事件完全出于偶然，但讽刺的是，他出生前后的那个时代发生了太多惊人巧合的事件。而正如他后来所言，如果不是世界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因缘际会，他或许就不会诞生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头一桩，就是在19世纪沙俄帝国和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的冲突与矛盾。波兰王国在1863年民族起义失败后，被粗暴地并入俄罗斯帝国，独立王国身份和原有的政府机制被完全废止。生活在这片地区的大批贫困犹太族群，其权利和自由亦受到圣彼得堡沙俄政府的严厉压制。在波兰最贫穷的城镇里，人们只能靠繁重的手工劳作换来微薄的报酬，以此勉强维持生计，因此19世纪6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迁往英格兰和美国也就不足为奇。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沙俄与奥斯曼帝国战事正紧，被征入沙皇军队的危机感更是时刻困扰着年轻的犹太人。那些设法移居伦敦的犹太人开始在较贫困的东区形成一个独特的社群，1861年的大英帝国人口普查显示，有900名犹太人生活在这一区域，而在1881年的调查中，这一数字达到了4 500人。

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抵达伦敦的波兰新移民中，有一位叫作达维德·奥布斯鲍姆（David Obstbaum）的木匠。他大约出生于1838年，根据家族流传的说法，他是为了避免被征入沙俄军队，从波兰一路步行到汉堡。之后他又和第二任妻子罗莎从汉堡去了伦敦。罗莎本姓别尔科兹，大约生于1852年，比奥布斯鲍姆年轻得多，和他一样都是华沙人。这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奥布斯鲍姆前任亡妻于1866年生下的米莉，以及罗莎在1871年生下的路易斯。“奥布斯鲍姆”（Obstbaum）是德语（也许更可能是波兰王国犹太人通用的意第绪语）中“果树”的意思，但这个姓氏在英语中的发音有些拗口。达维德在伦敦登记移民信息时，伦敦东区的一位移民官员没听清他的姓氏，自作主张地在姓氏前加上一个不发音的“H”，同时又漏掉了中间不发音的”t”，于是把他的名字变成了“霍布斯鲍姆”（Hobsbaum）。

这对夫妻在新的国家里安顿下来，过上了平淡的生活。1874年5月12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菲利普在曼彻斯特出生——这位菲利普的孙子于1932年出生，也叫菲利普，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和学者。达维德与罗莎的第三个儿子亚伦，又叫欧内斯特，1878年在伦敦出生，亚伦的女儿伊迪斯和玛格丽塔再度遭遇了英国文职人员对外国人名的处理疏漏，她们的姓氏在出生登记时被写作霍布斯本（Hobsburn）。1879年，达维德和罗莎又迎来了女儿莎拉，她的小名叫茜茜。莎拉在1909年嫁给了路易斯·普雷希纳，后者也是中欧移民的后代。1916年11月16日，莎拉和路易斯的儿子丹尼斯出生于斯托克纽因顿，该区位于伦敦东区的犹太人聚居地北部。丹尼斯后来成为出色的爵士乐评论家和唱片制作人，并在艾瑞克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整个家族在艾瑞克这一代共有22位成员，但他们散布世界各地，只有少数几位与艾瑞克有实际的联系，正如艾瑞克后来所言：“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家族。”艾瑞克的两位叔叔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分别是1889年4月25日出生于伦敦东北部达尔斯顿的“西德尼”所罗门和1888年7月9日出生的亨利（大家都叫他哈里）。亨利的儿子罗兰是艾瑞克青少年时期最亲密的朋友。总的来说，达维德和罗莎的9个孩子里有7个活到了成年，表明这个家族的遗传体质还算强健，但他们都没能活到当代人眼中的老年人岁数。只有达维德第一任妻子所生的米莉免于这一命运，她在1966年以99岁高龄去世，此时她与丈夫移居美国已有60年。除了米莉和路易斯出生于华沙并与父母一同改变国籍成为英国公民，艾瑞克父亲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在英国出生，且从出生起就是英国公民。他们的母语是英语，也很适应英国的文化和生活；实际上，就像艾瑞克后来所说：“他们满怀热情地希望在名字、政治立场和文化趣味上都成为英国人。”他们大部分是手工匠人和普通职员，家族中没有犹太教义学习的经历或者经商致富的事迹，多数人都只接受过极其有限的正规教育。

艾瑞克的父亲利奥波德·霍布斯鲍姆，大家口中的“珀西”，1881年9月8日在伦敦东区犹太人聚居点的中心区白教堂出生，他是达维德和罗莎的第五个孩子。达维德·霍布斯鲍姆年龄最大的两个儿子路易斯和菲利普追随父亲成了木匠，而包括珀西在内的其他孩子，或许是得益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在5到10岁儿童中推行的基础义务教育，实现了社会阶级的向上流动，成为较低层的中产阶级。欧内斯特当了电报员，后来又做了教师；哈里也是一名电报员，他的姐姐莎拉也成了教师；艾萨克受过药剂师的职业培训，后来成为矿业工程师；而西德尼一直是个不算成功的小商人。至此，纵观当时犹太移民社区的发展史，这个在19世纪70年代扎根伦敦的家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作为较早的移民，霍布斯鲍姆一家得益于维多利亚时代自由的移民政策，与后来的其他东欧移民相比占得先机，得以摆脱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东区犹太人聚居点凄惨、贫困的移民生活。

大约在珀西成年的时候，第二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霍布斯鲍姆家族产生了影响。20世纪早期，英国是一个广阔的全球帝国的中心，其非正式的领土包括智利等南美国家，艾瑞克的叔叔艾萨克带着妻儿移居到了那里，开启了霍布斯鲍姆家族与这个国家长久的联系。从1869年开始，苏伊士运河就是维系大英帝国的重要纽带，它将英国通向印度的海路缩短了7 000公里。为了保护这条航路，英国在1882年凭借武力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强行夺取了埃及的管理权。到19世纪90年代，埃及的主要行政机构及其人事安排都由英国把持，这为那些希望在海外工作的英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珀西的哥哥欧内斯特在19世纪结束之前搬到了开罗，一开始在自由人民大学（The Free Popular University）任教，随后又在英国运营的埃及邮政局谋得差使，他后来根据这段经历写了几本不是很成功的小说（《十字与新月》和《德雷珀大厅》）。珀西成年后，欧内斯特建议他在邮政局里找一份适合的工作，于是珀西搬到开罗投靠哥哥。如此一来，他便进入了开罗和亚历山大城里的多国公民混居社区，这里的人大多说法语，社交生活也十分活跃。1913年欧内斯特和珍娜·克拉埃斯在开罗结婚，他们的两个女儿伊迪斯和玛格丽塔分别于1914年和1915年在这个城市出生。

同样是1913年，在亚历山大城外国人社交的主要团体之一——体育俱乐部——中，珀西·霍布斯鲍姆结识了18岁的内莉·格林，她是莫里茨·格林和艾妮丝汀娜（娘家姓弗里德曼）的三个女儿之一，全家都住在维也纳。莫里茨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犹太教徒，主要经营珠宝生意，家境也相对较好。内莉生于1895年4月7日，刚刚中学毕业，这对一个维也纳女孩来说已是少见，更何况她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为了奖励她，父母决定让她出国度假。他们选择了亚历山大城，因为内莉的叔叔阿尔伯特就在那里扎根，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经营着一间货物齐全的零售商店。珀西和内莉坠入爱河并决定结婚，两人迅速订婚并开始筹备婚礼。

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他们再次领教了历史进程的变幻无常，这次他们遇上的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德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组成同盟国，而另一阵营则是由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后来加入的意大利与罗马尼亚组成的协约国。内莉在一间军队医院里当了一段时间的护士，在此期间她和珀西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因为内莉是奥地利人而珀西是英国人，两人在任何一方的国家结婚都不恰当（甚至连结识都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让另一方作为敌国公民而遭到扣押。1915年5月1日，他们最终在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结婚，婚礼由英国领事主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也亲自为他们签署了一份特殊批文。在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度过短暂的假期后，这对夫妇去了那不勒斯并继续前往罗马，意大利此时仍是中立国（虽然意大利和德国有正式的联盟关系，但直到1915年5月23日才正式加入协约国阵营）。他们从意大利乘船回到亚历山大城，邮政局的工作在等着珀西，他和妻子（此时已经随珀西加入英国国籍）也都有亲戚住在那里。

在亚历山大城内，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风格的体育俱乐部里有片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此地与海岸之间是城里经常举办体育活动的区域，1917年6月8日，艾瑞克正是在这里出生。驻当地英国领事馆的D.A.卡梅隆先生不但把这孩子的出生日期搞错了（他登记成了6月9日），还在6月12日办理出生登记的时候拼错了艾瑞克的姓氏。当时德语里的“au”在英语里读作“or”，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按照德语的习惯发成“ow”。大概是因为艾瑞克的父母没有逐一拼读字母，领事馆职员又听错了，于是把姓氏中的“u”记成了“w”。因此，孩子的名字就变成了艾瑞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他的首名来自比他早一年出生的表兄，即住在智利的“贝尔克”艾萨克·霍布斯鲍姆的第二个孩子。中间名“欧内斯特”则来自移居埃及的伯父。家族里的其他人继续使用带有“u”的“Hobsbaum”的姓氏拼法，除了少数家族成员的姓氏被有意或无意地拼写成其他形式，比如霍布斯本（Hobsburn）姐妹以及哈里的儿子“罗恩”罗兰，罗兰的姓氏在学校姓名牌上被拼作霍布斯博恩（Hobsborn），但他在学校正式使用的姓氏还是霍布斯鲍姆（Hobsbaum）。

艾瑞克对他在埃及的生活并没有太多记忆，“除了努扎动物园的笼中小鸟，以及应该是希腊保姆哼唱过的一首希腊儿歌的一点片段”。就在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僵局被俄国十月革命打破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艾瑞克生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年，这看似只是一个巧合，然而，这也以某种方式预示着他未来选择的政治立场。

II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埃及的民族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在1919年演变为革命，并在三年后实现了埃及的独立，这让那些移居埃及的外国人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内莉以最快的速度乘船至的里雅斯特，而此时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的里雅斯特随即被意大利占领。她在第一艘开出亚历山大港的蒸汽船——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赫勒万号”——上度过了一段舒适的旅程，两岁的艾瑞克跟着母亲一同出发，珀西则在同年的初秋时节前往的里雅斯特与妻儿团聚。内莉的父亲在的里雅斯特的码头等待女儿和外孙，随后带着他们取道南部搭乘火车回到维也纳，并将他们安顿在自己与妻子艾妮丝汀娜居住的维也纳西郊魏森格伯街14号3楼的一间公寓中。艾瑞克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作一部电视纪录片时重访旧地，他认出了当年父母带他搬进来时住的那个空房间。“这里变化不大。”他一边评论一边从街道对面打量着这栋坚固的石砌建筑物，但他并没有接受电视导演的邀请进入房屋。

艾瑞克一家到达维也纳的几个月后，他的父亲用在亚历山大城邮政局攒下的充足的硬通货——英镑，租下了哈金区山中佐伊特别墅的二层公寓。这座别墅建于19世纪80年代，由卡尔·佐伊特·冯·勒茨恩伯爵建成自住。别墅是一栋相当宏伟的建筑，上覆四坡圆顶，宽敞的庭院是艾瑞克和住在一楼的戈尔德家孩子玩耍的地方。内莉和戈尔德家的主妇也交往甚密，她们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趣味相投。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曾经富裕的佐伊特家族不得不出租这座别墅，在财力恢复之后，才终于收回别墅——这座建筑如今仍是佐伊特家族的产业。这段日子也许是艾瑞克儿时生活最优裕、最宁静平和的时光，虽然他因为搬家时鼻子受伤而很不好受。“艾瑞克情况很不好，他在发高烧，”他的母亲几年后回忆道，“我们5月搬到哈金区的时候，他的鼻子还缠着绷带，这不是刺伤，就是鼻子自己破了，可能正因如此伤口才一直没能痊愈。”

艾瑞克童年时在维也纳的大家庭以两对夫妇为中心。第一对就是他的父母，珀西和内莉。1921年他的叔叔西德尼加入了他们，有意思的是，西德尼在1921年12月14日迎娶了内莉的妹妹，被大家称为“葛蕾蒂”的葛蕾特·格林（生于1897年9月21日）。1926年7月30日，他们的儿子彼得出生。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德尼和葛蕾特都住在维也纳，西德尼在那儿尝试经营过各种生意，直到20年代末才搬去柏林。这个大家族都住在维也纳的时候，艾瑞克和他的姨妈变得很亲近，1925年他被送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待了一小段时间养病，在医生建议下陪同照顾他的就是葛蕾特。同艾瑞克关系亲密的还有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与这个核心小家庭不时相聚的格林家表亲。格林三姐妹中的大姐玛丽安，小名叫咪咪（生于1893年2月23日），她和艾瑞克一家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也有联系。内莉的娘家亲戚弗里德曼家族也是这个大家族圈子的一部分。艾瑞克一家在英格兰也有亲戚。“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特别像犹太人的地方，”艾瑞克曾经在给家庭成员的信里写道，“就是这种家族成员遍布五湖四海的感觉，以及在国与国之间迁徙的生活常态。”

20世纪20年代的艾瑞克就成长于这个维也纳中产阶级的社会圈子——尽管他与父母以及妹妹南希（1920年11月5日出生）因为英国背景和国籍而没能完全融入其中。但是，他到晚年讲起德语还是“有一点儿老式维也纳口音的痕迹”，如同他后来陈述的那样：“70多年之后我的德语还保留着一些口音。”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这几个奥匈帝国的“继承国”于战后独立之后，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并没有在昔日哈布斯堡帝国的剩余德语区塑造出强烈的国族身份认同。帝国的遗产到处可见：艾瑞克仍记得一个斯洛文尼亚保姆曾给他讲过其家乡流传的狼人故事；他的亲戚们都住在（或是来自）现在的波兰、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城镇；维也纳公寓楼的包工头几乎都是捷克人。因此，与父亲的英国背景以及艾瑞克自己在亚历山大城的早期生活不同，他是在一个几乎真正的国际化环境中长大的。同时，中产阶级的通用语言一直都是德语，这给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包括与之高度融合的犹太人）带来一种凌驾于其他少数族裔之上的坚实的优越感。

在战前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的支持下，中产阶级里一小股强硬的反犹主义力量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深刻的创伤。城市里20万有犹太血统的人都不能免于影响，他们占人口的10%，包括霍布斯鲍姆和格林家族这些不信犹太教的群体，虽然珀西表示自己“无宗教信仰”（konfessionslos），但所有关于他及其家庭的官方文件都把他们归为犹太教信徒（mosaisch）。因此艾瑞克在维也纳上中学时，不用学习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被送到维也纳另一处犹太人的下午学习班，学习犹太宗教仪式和希伯来文，尽管他成年后把这些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到年满13岁有权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后，他曾试图宣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母亲阻止了他。尽管面临着恶意的偏见和负面的刻板印象，艾瑞克的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就坚定地告诉过他：“你永远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宣告你以犹太人身份为耻，即便是作势也不可以。”他一直记得这条嘱咐，并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坦陈自己始终竭尽所能地践行这一点。

在佐伊特别墅的家庭生活是平淡而有规律的。“我发现艾瑞克画了一幅画准备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内莉在1924年8月给葛蕾特的信中写道，“虽然他自己认为画得不太好。”她主要的烦心事是女佣干活不利索：“她干起活来根本不像说的那样好。”这个女孩最后被解雇了，冬天里没有帮佣让内莉十分焦虑。1925年春，她到英国去照料病重的姐姐咪咪，珀西和她的母亲则留下来照顾孩子。艾瑞克有三周假期，可以去柏林和他的姨妈葛蕾特待在一起。这一家人其实没有女佣也可以过下去，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用人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标签，因此就算不雇用人能减轻经济压力，内莉·霍布斯鲍姆也不愿如此。“千万别承认没有女佣你也能应付得了！”内莉告诉她的妹妹，“女佣就像食物或是头上的屋顶一样不可或缺。”

霍布斯鲍姆家和格林家的境况都大不如前了。格林家的积蓄在奥地利与德国战后的大规模通胀中消失殆尽，珀西从亚历山大城带来的英镑也很快用完。对于一个会用“错失机会和抓住机会”来回答“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事情”的自嘲者来说，战争结束后的维也纳并不是一个适合谋生的地方。维也纳挤满了教育背景优良、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他们曾经管理着哈布斯堡帝国，但现在失业了——除去居住在奥地利领土上600万讲德语的人民，他们已经失去了其他所有的管理对象。和他们一道陷入经济窘境的还有那些曾经仰仗哈布斯堡王朝和政府（如今业已消逝）庇护的商店主、律师、工厂主和贸易商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珀西·霍布斯鲍姆只能四处碰壁。内莉通过把英文小说翻译成德语来贴补家用，但这并不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长久之计。1926年5月13日，迫于经济压力的霍布斯鲍姆家从租金昂贵、绿树成荫的哈金区郊外的佐伊特别墅搬到了俭朴得多的奥伯圣法伊特区，住进艾因西德勒巷18号3层的一间便宜公寓。

这次搬迁意味着艾瑞克不得不转学到新公寓附近的另一所小学去。他在那里适应得不错，从小学刚升入初中时，除了卷面不太整洁外，他所有的科目都得了高分。1928年的中学成绩单显示：他的神学、自然历史和声乐都是“优异”，德语、历史、地理、体育则是“优”，数学、绘画和写作是“良好”。艾瑞克显然是个模范学生，因为报告里他的操行评定为“优异”。1928年6月，他的老师们在报告里推荐他进入下一年级学习。但是不稳定的在校生活影响了艾瑞克的正常学习，让他不得不依靠自学。他大约从10岁开始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并在此后85年的人生中从未停止过。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史前世界和自然环境的书籍杂志，成了一个热情而细心的观鸟人：1927年在雷滕格的乡村里度假时，他在施蒂里亚的山林中“第一次发现一只黑色的大啄木鸟，足足有1.5英尺［约46厘米］高，头冠火红，像个癫狂的小小隐士，独自在幽静山林里的空地上反复叩击着树桩”。他也会和父母一起去剧院，在本地的电影院看查理·卓别林的默片。他会读流行的侦探小说，也擅长书写哥特字体的德文。艾瑞克还利用闲暇集邮，他后来还记得“英国邮票上不变的乔治五世头像，与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新邮戳、新名字以及各种新货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地利“在经济崩溃的年代里不停变换的硬币和纸币样式”加深了他的不安定感。他从周围的成年人那里了解到了“战争、崩溃、革命和通货膨胀”。在这个阶段，艾瑞克受到的教育启蒙来自母亲和学校，而不是父亲，因为父亲的藏书主要是包括吉卜林作品在内的探险故事（他可以“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直接阅读”这些故事），以及一套丁尼生的诗集。

“他在学校表现不错，”艾瑞克的母亲在1929年1月写道，“不过他的操行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她没有留下更多具体细节。艾瑞克的大多数科目成绩都很好，虽然他家经济窘迫，有时会纠结于是否满足他购买教材的需要，尤其是一本昂贵的教学地图册，尽管艾瑞克最终劝说母亲为他买下这本书，但她的不情愿还是给了他一种“危机感”。“艾瑞克的成绩挺好的，”他母亲在1929年2月初写道，“他所有的主修科目成绩都是‘优异’，（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历史和数学是‘优’。”1929年上半年的成绩单显示艾瑞克的数学只拿到了“良”。他的神学、德语、地理、自然历史和声乐一直保持“优异”的等级，历史课的“优”被下半学年一连串的“优异”取代了，而其他科目包括新增的拉丁文课，也都是“优异”。但他在数学、体育和书法方面则是例外，表现评价一直停留在“良”。总的来说，学校对他的评语是“优异”，可以继续进入下一个年级学习。

内莉明显下了很大功夫来鼓励艾瑞克认真阅读和学习。她也付出了爱和关怀，同时给予孩子情感和智力两方面的启发。实际上，比起有点冷漠的父亲，艾瑞克和母亲更为亲近。她是一个热切的英国迷，用了很多时间纠正和提升艾瑞克的英语写作和口语，坚持在家只准说英语。艾瑞克在1929年的学校报告中“母语”一栏里写着“英语—德语”。换句话说，他其实是个双语使用者，英语和德语都是他的母语。艾瑞克后来回忆，他的母亲“梦想有朝一日我能够在印度文官机构谋得差使——印度林业部门或许更不错，因为我对鸟类很感兴趣，这会让我（以及我母亲）更加接近她喜爱的《丛林故事》中的那个世界”。母亲在小说和短篇故事领域的创作经历，无疑对艾瑞克后来成为作家这一职业选择有所影响，也为他后来的英语和德语写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艾瑞克和父亲的关系看上去则远没有这么轻松。他后来将父亲描述为“聪明、平易近人、热爱音乐，各项运动都表现不错，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冠军水准的轻量级拳击手”。珀西在1907年和1908年两次获得埃及业余轻量级拳击冠军。在艾瑞克的记忆（或许只是在照片）中，他“中等身材、肌肉发达，戴着一副无边框夹鼻眼镜，黑色头发被梳成中分造型，前额横亘着一道皱纹”。当时流行在相册里填写个人自述，珀西写过他最欣赏的男性特质是强健的体魄，这也难怪他经常会对自己那爱读书又爱幻想的儿子感到不耐烦了。珀西曾带着艾瑞克去看足球比赛，给他唱歌舞杂耍剧里的曲子，让他在网球男女双打比赛中当球童，还试着教他打拳，但艾瑞克没有学会。

很多年后，艾瑞克回忆起9岁或是10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它集中展现出他和父亲在个性方面的鲜明对比：

他让我去拿一把锤子来钉钉子，应该是有把躺椅上的钉子松了。那时的我很沉迷史前故事，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正在读松莱特纳尔的《穴居儿童》（Die Höhlenkinder）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书里讲两个像鲁滨孙·克鲁索一样的孤儿（他们彼此也没有亲属关系），在人迹罕至的阿尔卑斯山谷里重现了史前人类生活的各个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到奥地利典型的农家生活面貌在书中都有所体现。为了模仿他们在石器时代的生活，我自制了一个石器时代的锤子，并很仔细地按照正确方式把它绑在木柄上。我把这个锤子交给父亲后，他的反应之愤怒使我无比惊讶。从那以后他经常说我动不动就让他生气。

1929年初，内莉从出版商那里收到翻译一本小说的预付稿费，补贴了这个家庭的收入，但这些钱远远不足以糊口。1929年2月初寒冷的冬天里，这个家庭只能负担得起公寓里一个房间的取暖花销。她承认“我经常手头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她能不付账单就不付，但是她知道灾难会随时降临到这个家庭。她拖欠了艾因西德勒巷公寓的租金，在杂货店里的欠账也越来越多。1928年末，房东威胁要切断他们的煤气，接着又通知让他们搬走。

III

然而，还没等房东下最后通牒，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1929年2月8日，内莉打开公寓的房门，发现敲门的是珀西·霍布斯鲍姆的同事，他们把珀西背了回来，放在门前过道处，接着就漠不关心地离开了。几分钟之后，珀西就去世了，年仅46岁。内莉心有余悸地记得濒死的丈夫躺在过道上，嘴里叫着她的名字。几年后回想起这场灾难事件，艾瑞克觉得自己当时的眼泪仿佛都很不真实。“你哭泣只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哭泣。”然而，不管他与父亲有多疏远，这一灾难无疑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珀西被认为是死于“心脏病”，他于1929年2月11日在维也纳中央墓园的16号墓区下葬，墓碑在第8排的27号。艾瑞克和他的妹妹现在只能完全靠母亲抚养了。

内莉始终未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一切令我痛苦不堪，”她在一周后写道，“我的心已经碎了。”也许想到珀西的死让他不会再为家庭财务状况的恶化所扰，这能让内莉感到些许宽慰。“反正将来的情况是不会好转了，日子只会越来越糟，”她写道，“孩子们都很乖，尤其是艾瑞克，他像一个小大人。”这也给了她一些安慰。“你根本想不到这孩子有多棒，”内莉在代替艾瑞克回复西德尼·霍布斯鲍姆的慰问信时写道，“要是他的父亲能看到就好了。”西德尼送来的不只是慰问，他还给内莉寄了一张支票。她感激地表示这能“让我再多撑一个月”。然而到1929年3月底，她就不得不承认：“我很快就一点钱也没有了。”3月11日，他们被迫搬出公寓，住进维也纳第三区下魏森格伯街45号这个房租更便宜的地方。这次搬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多大帮助。“我很难形容艾瑞克有多么乖巧、懂事和可爱，”她告诉妹妹葛蕾特，“我想努力让一家人都能过下去，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当艾瑞克需要换一双鞋的时候——他的鞋子已经无法抵御冬天的冰雪了（他后来写道：“我记得自己因为脚冻得发痛，在环城大街上哭了起来。”），内莉只能从犹太人慈善机构那里给他弄一双回来。

她到柏林和西德尼、葛蕾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一起小住了一段时间，希望换个环境能让她振作精神，她在1929年4月回到维也纳。在她寄给西德尼和葛蕾特表示谢意的信里附有一张11岁的艾瑞克用英语写的便条，这张出自稚嫩学童之手的纸条，留下了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艾瑞克的最早手迹：

亲爱的叔叔：

很抱歉我忘记了您的生日，补祝您生日快乐！希望您不会因为我这么晚才写信给您而生气。您一切都好吗？妈妈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小弟弟和您家的故事，像是他（彼得）经常去动物园，在那里会如何玩耍等等。

妈妈昨天回到家了，那时我们刚刚吃完午饭并洗了碗。她也会写信给您。我们一切都好。昨天早上外婆也收到咪咪姨妈的信了。

奥托和沃尔特还好吗？

祝您生活愉快，一切顺利！

爱你们的艾瑞克

6月份的时候艾瑞克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无疑也是在母亲的督促下写的。他刚过了生日，这封信是要感谢西德尼和葛蕾特送他的“一本《古代航海家》”以及10马克。“我不知道要拿这10马克做些什么，”他补充道，“我可能会留着等去英国的时候花。”

此前艾瑞克的姨妈咪咪邀请他夏天的时候过去小住，他在学期结束后就到英国去和姨妈待在一起。在去英国的路上，途经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交汇处的科布伦茨时，一个开着小轿车的德国人指给他看河对岸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要塞上飘扬的三色旗，这旗帜标志着法国军队在“一战”后对该地区的占领，而法国对此地的管理在大约一年之后的1930年6月就要告终。艾瑞克从那里到达法国海岸，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住进哈里叔叔及其妻子贝拉的家里。在那里他认识了他们的儿子罗兰，罗兰喜欢别人叫他罗恩或者罗尼，虽然他家人更多叫他“霍比”。罗恩于1912年7月21日在伦敦东部和埃塞克斯交界的温斯特出生，他比艾瑞克年长5岁。他带着艾瑞克乘公共汽车在伦敦观光，这是两个男孩亲密而重要的友谊的开端。

一段日子之后，艾瑞克坐火车北上前往默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住在姨妈咪咪经营的寄宿公寓里。他在这儿发现了《巫师》（The Wizard）之类面向英国男孩的历险故事周刊。这可比亲戚们从英国寄过来的学习书籍有意思多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杂志，不但把所有零用钱都花在这上面，还将一大堆藏书带回了维也纳”。他头一回和同龄的英国男孩有了同样的体验。他也第一次开始写日记，后来咪咪把日记本寄给了他母亲。内莉把这本日记又转寄给了葛蕾特，但加上了留言：“我不想把他的信寄给你，因为他的字写得太难看了，我简直为他感到羞愧。”“孩子在英国玩得很开心，”她写道，“我也很感谢咪咪。”那一年的7月29日到8月12日，世界童子军大会在默西塞德郡阿普顿的艾劳公园举行，刚好在咪咪的寄宿公寓附近。这是一个在“一战”前创立的团体，目的是强健男孩们的体魄，让他们参与一系列户外实践活动，为其将来在生活中扮演独立军事侦察兵的角色做好准备。虽然艾瑞克没有参加童子军，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参与大会活动。事实上，童子军激发了他的巨大热情，他回到维也纳后立刻注册为其中一员：这是他加入的第一个纪律严明、组织有序的团体，主要成员都是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犹太男孩。在经历了维也纳毫无保障的生活和父亲的突然去世后，童子军为艾瑞克提供了他渴望的身份认同、安定和归属感。他后来写道：“我成了一个无比热心的童子军。”他甚至招募了好几个朋友一同加入，还得到了一份由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勋爵（Lord Baden-Powell）于“一战”前撰写的《童子军活动指南》，尽管艾瑞克承认自己“在野营活动或者团队合作方面并没有多大天赋”。他在学校里也收获了一些朋友，虽然彼此之间并不十分亲密。学校还会组织外出活动，其中包括艾瑞克的第一次溜冰体验，但只有童子军真正点燃了他的热情。

与此同时，内莉通过做英语家教维持全家生计，不过教学对象主要是她的朋友或是朋友的孩子，他们用这种方式资助内莉，同时也保护了她的自尊心。艾瑞克也加入这个工作：他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给母亲朋友的女儿补习英语，帮助她通过本地中学的入学考试。内莉也不用再给艾瑞克零用钱。珀西在英国的弟弟哈里也给了他们一些资助。内莉开始为里科拉出版社（Rikola-Verlag）把英语小说翻译成德语，这家出版社也出版过内莉根据亚历山大城生活经历所写的小说。她的英语技能还帮助她在亚历山大·罗森堡纺织公司（公司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设有分部）谋得了一份工作。艾瑞克一家的经济状况终于好转了。但到了1929年11月，内莉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几个月之后，她出现呼吸困难、高烧不退的症状，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的父母到公寓来帮忙，而她很快就虚弱到无法做任何工作了。医生诊断她染上了肺结核，此前她经常去丈夫的坟前，在湿冷的冬天久久伫立，又没有足够保暖的衣衫，这也许加速了病情的发展。她开始咯血，随后被送到阿尔卑斯山恩斯河畔魏尔村的疗养院接受治疗。

由于内莉这个时候已经无力照看孩子，艾瑞克和南希被接到了舅父维克托·弗里德曼及妻子艾尔莎的家里，他们的儿子奥托比艾瑞克年长10岁，此时正在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和姨妈葛蕾特夫妇的柏林家中寄宿，相应地，维克托夫妇则要负起照顾艾瑞克的责任。艾瑞克同时也认识了他们的女儿赫塔，1911年出生的赫塔此时还和父母住在一起，而和奥托见面则要等到艾瑞克去柏林的时候。这一时期，艾瑞克每天要坐公交车往返，从弗里德曼一家在维也纳第七区的公寓穿过城市中心到位于第三区的学校。然而身处疗养院的内莉，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

1930年4月，医生对内莉进行了肺穿刺，这在当时是针对肺结核的普遍疗法，但并不能治愈：抗生素要再过20年才开始产生影响。穿刺疗法需要很长的康复期。幸运的是，执掌“红色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推出的社会保险计划覆盖了这笔费用，因为内莉有固定的工作，符合保障条件。到5月初，内莉已经在疗养院里卧床休养6个星期了。艾瑞克和他的妹妹搬到母亲疗养院附近的魏尔村，和姨妈葛蕾特以及她的儿子彼得会合，在这儿，艾瑞克和他们在维也纳的房东之子哈勒·彼得成为朋友，哈勒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并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哈勒也追随了父亲的脚步。艾瑞克后来写道：“我得出个结论，那就是我也应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疗养院的治疗并没有缓解内莉的病情，到1930年9月她还待在那里。她在给姐姐咪咪的信里写道：“我现在仍然没有恢复健康，恐怕我已经无法康复了。”当医疗顾问告诉她康复的希望很渺茫时，她写道：“我的可悲之处在于身患重病，但这病又结果不了我——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病情复发的时候，她开始担忧如果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尤其是在她已于1929年底不得不从纺织公司辞职，主要靠翻译维持生活的情况下。暑期结束前她把孩子送到柏林的西德尼夫妇家里小住。她后来写道：“如今看来，艾瑞克已经没有更好的去处了。”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葛蕾特和西德尼带着孩子们回到维也纳，照顾了他们一段时间。“我现在好多了，”内莉在病床上情绪乐观地给南希写信道，“希望我能快点好起来，这样就能和你还有艾瑞克开心团聚了，你们都是好孩子，我为你们感到自豪。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你们一切安好。”但西德尼夫妇不得不回到柏林，并在内莉的同意下带走了南希。内莉现在需要找人为艾瑞克提供食宿，因为她没法自己照顾这个孩子。她一共收到了“90封回复书信”。她在整理回复信件时写道：“我首先找的是那些家里有花园的人家，因为艾瑞克和我一样讨厌城里。”最后艾瑞克住到了埃芬贝格尔太太家里，这位寡妇让艾瑞克在她家安顿下来，只收取一点日常生活的费用。她主要希望艾瑞克为自己8岁大的儿子伯特补习英语，伯特已经能讲一点英语，但是想要更正式地学习这门语言。埃芬贝格尔太太的公寓在赫贝克街12号，位于威灵区西北边的郊区，那儿有犹太人中央公墓，是一个犹太居民分布较为密集的社区。艾瑞克需要转学到另一所名为联邦第十八文科中学（Federal Gymnasium XVIII）的学校去，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离原来的学校太远了。

艾瑞克被照顾得很好，内莉1930年9月19日在信里提到过这一点，但是他教英语缺乏经验、课时也不固定，这让埃芬贝格尔太太抱怨儿子的英语进步不大。艾瑞克于是加倍努力地教学，他最后在信里向母亲汇报说：“现在埃芬贝格尔太太对我已经很满意了。”“我现在每天都教课，”他写道，“埃芬贝格尔太太说我现在教得比以前好多了。”他对自己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毫不担心，他充满自信地写道：“我一切都好，谢天谢地。”他仍然是一个忠实的童子军成员（“我们唱歌、玩耍和学习”）。他给母亲写了长长的信，其中一封让内莉有点沮丧，因为他在信中提到自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双鞋子。内莉理解儿子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她还是希望由自己来为儿子买他需要的东西，但艾瑞克已经开始变得独立。内莉在1930年10月20日给葛蕾特的信里写道：“艾瑞克总是报喜不报忧。”他在学校里当了班长，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但是这些都不能弥补他破碎的家庭生活。他后来还记得自己曾经“坐在埃芬贝格尔太太花园的秋千上，试着记住树上黑鸟的歌声，并分辨其中不同的曲调”。他已经变成孤独的孩子，“与人没有亲密关系”。他的母亲则在信里写道：“这孩子过着独立又充实的生活，我们任何人在他的生活中都没有一席之地。”

“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转，”内莉在1930年12月12日给葛蕾特和西德尼的信里写道，“卧病在床，感觉自己正在发霉——我的工作和其他的一切境况都变得相当糟糕。”12月上旬的时候，她计划让艾瑞克到柏林去和叔叔婶婶一起住。但她也担心他们会宠坏他：

艾瑞克还没告诉我他是否接受你们的邀请，但是我觉得他会想要去柏林，所以我也在等他的来信。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千万千万不要给他买圣诞礼物！你们打算给他买什么呢？他马上就要得偿所愿，得到一套童子军装备，所以他真的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了——柏林就是你们给他最好的礼物。你们就当是帮我个忙，别给他买相机或者别的礼物。至于相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终究还是太过贵重。

1930年圣诞节前，艾瑞克短暂地探望了母亲，但是内莉发着高烧，在病痛之下没能好好陪陪孩子。他和叔叔婶婶以及妹妹南希在柏林度过了圣诞假期。“他上一封信让我很感动，”他的母亲在他动身前往柏林不久后写道，“他写信说想和我一起过圣诞节，如果我想要他来陪我，或是我能在圣诞节前回到维也纳，他就不去柏林了，而且要到车站去接我！”她随后又补充道：“但同时妈妈也写信告诉我，艾瑞克是多么高兴能去柏林。”

内莉脖子上的淋巴结节肿大让医生确信她必须回到维也纳接受治疗。新年的第一周，她就搬到了威灵郊区的一间医院，刚好在艾瑞克寄宿的埃芬贝格尔家附近。她写道：“我对回维也纳不抱什么希望。”葛蕾特带着艾瑞克从柏林回到维也纳，艾瑞克继续此前在埃芬贝格尔家教英语的工作。内莉在信里则报喜不报忧：“这个地方挺不错，食物和看护都很好，环境也很幽静。”1931年5月，她的身体状况出现了短暂的好转：“我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康复了。我不再整天昏睡，还能到户外散散步，看看报纸之类的。虽然还是有点咳嗽，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老是喘不过气来。”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医生意识到她已经来日无多，建议她出院安顿。艾瑞克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了下来：

母亲被转移到维也纳西郊普尔克斯多夫的一所花园疗养院，我在参加童子军露营活动前夕去探望过她，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时的细节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她那消瘦憔悴的病容。当时房间里还有别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目光投向窗外的时候意外发现一只蜡嘴雀，它的鸟喙十分有力，可以啄破樱桃的核，由于我此前一直寻找这种鸟但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过，所以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回忆并不悲伤，反而带着意外看见珍禽时的喜悦。

5月之后，内莉给妹妹葛蕾特写信的次数变少了，最后更是完全停止，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在1931年7月15日去世，年仅36岁。主治医生将她的死因诊断为肺癌加心力衰竭，以此避免当时社会上对肺结核仍存有的偏见。但内莉的死无疑是肺结核引起的。艾瑞克被从童子军营地召回参加母亲的葬礼。内莉于1931年7月19日在维也纳的新公墓下葬，和丈夫合葬在一起。艾瑞克在14岁这年成了孤儿。

IV

艾瑞克和母亲很亲近，这在他去英国以及后来内莉住院时写给他那些充满爱意的信里有所体现。回顾母亲的一生，艾瑞克认为她主要在道德方面影响了自己，她是个正直诚实的女子；在政治立场方面，她是欧洲统一的热忱支持者，并深受其早期倡导者库登霍夫-卡莱基伯爵（Count Coudenhove-Kalergi）的作品鼓舞。她是左倾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社会主义者，并不鼓励艾瑞克关注政治话题，因为她觉得孩子年纪还小，无法理解那些问题。而最关键的也许是内莉活在文学的世界里，她是一位短篇故事作者、小说家及译者。1935年4月，当时住在伦敦的艾瑞克托人从维也纳运了一箱母亲的作品过来，他热切地希望了解“妈妈到底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还是仅仅有点才华，她写的东西是十分出色，还是马马虎虎”。箱子在6月到达伦敦后，他重读了母亲的一些信件，这些信勾起了他内心的伤感，母亲去世后再也没人叫他“亲爱的”了。很久以后，艾瑞克才阅读了母亲的小说，他折服于母亲那“优雅、流畅、和谐的文笔，以及在用德语写作时的仔细斟酌”，但他并不认为她是“第一流的小说家”，17岁时，他读了母亲在同样年纪写下的诗歌，在诗里感受到海涅、艾兴多夫以及其他德国诗人对母亲的影响，虽然并没有很好地融会贯通，但她的阅读面之广出乎艾瑞克意料，她的诗句带着“无由来的怀旧之情，是一种对当下的逃离”，流露出敏感和对温情的渴望，打动了艾瑞克。他认为母亲最擅长描写自然事物。他希望从诗中挖掘所有蕴藏的意义，因为这些诗歌中寄寓着在自己14岁那年去世的母亲的丰富情感，他自己也写道：“我希望了解妈妈。”但是，他又不想只从感性的角度来看待母亲。“如果我要评价母亲，我必须用尽量客观的方式，从她作为一位女性、一名作者、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待她。黏腻的感情迸发并不能让我更好地认识她。”艾瑞克持论的坦率和严谨甚至让姨妈葛蕾特大为吃惊。但是这终究只是对母亲作品的评价而已，艾瑞克的私人记忆中，对母亲的感觉仍然是鲜活而有温度的。

艾瑞克对丧母的感受是很强烈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开始担心自己关于母亲的记忆会逐渐模糊，变成“一个有着乌黑双眼的幻影，而我已经无法描绘她的神情”。在母亲去世之前，艾瑞克已经经历了丧父之痛，但是母亲去世带来的情感冲击远大于丧父，对他而言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为了消解自己在这些可怕的家庭悲剧中遭遇的“创伤、失落和不安”，他一方面沉湎于阅读、求知，一方面专注于组装矿石收音机这类独自完成的活动。后来的他回忆自己变得“像一台电脑……一个‘回收站’，可以删除令人不快或是难以接受的信息”。这种性格对后来的他大有裨益。家庭的分崩离析使他的成长环境变得更不稳定。内莉没有留下钱款或任何真正值钱的东西。1929年，她给艾瑞克开设了一个存有3 000奥地利先令的账户，给南希的账户则有1 000先令，但是他们要到成年之后才能把钱提取出来。兄妹俩现在没有任何依靠了。在寄宿埃芬贝格尔太太家之前，艾瑞克曾短期居住在外祖母艾妮丝汀娜·格林家中，不过警察局表示艾瑞克没有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登记。现在，除了被正式指定为监护人的西德尼，艾瑞克和南希没有别的亲人可以投靠了。艾瑞克出生以来就保持着英国国籍，也一直被当作英国人看待，因此他并不后悔离开奥地利。“这个国家，”多年后他评论道，“从来都不是我的祖国。”

1931年7月28日，艾瑞克被送去柏林与妹妹团聚，西德尼在柏林的环球影片公司谋得一份工作，这是一间由德国人卡尔·莱默尔（Carl Laemmle）在美国创立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西德尼负责组织德国本地的电影拍摄以及宣传《科学怪人》之类的电影。《科学怪人》由波利斯·卡洛夫主演，为了在波兰市场打响名声，他声称自己的真名叫巴洛克·卡洛夫（实际上他本名叫普拉特）。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物开始陆续出现在霍布斯鲍姆家中，其中还有一名曾参与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某次探险的队员，他向艾瑞克解释了队长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理论，并告诉他自己在格陵兰岛冬季探险时由于冻伤失去了所有的脚趾。西德尼此前从一位年迈的寡妇那里租下了阿沙芬堡街6号的一间公寓，公寓所在的威尔默斯多夫是柏林西边的郊区，就在动物园南边不远处。艾瑞克记得那间公寓隔音很差，墙壁薄得能在他的卧室听见叔叔婶婶和客人的晚餐谈话。但当时环球影片提供的薪水较高，足以让一家人搬到柏林西南一带的中产阶级社区利希特菲德去，艾瑞克还记得隔壁的户主是一位音乐家，拥有私家游泳池。

西德尼和葛蕾特把艾瑞克送到了位于格鲁尼沃尔德街的亨利亲王文科中学，学校离他们初到柏林时的公寓很近，搬到利希特菲德的大住宅后，艾瑞克仍然可以骑自行车轻松往来于学校与住处之间。艾瑞克形容这间中学是“一所完全遵循普鲁士保守传统的学校……具备新教的精神、浓厚的爱国意识和保守氛围”。学校成立于1890年，名称来自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这间学校自创建之初就是一所典型的“人文主义文法学校”，只招收适龄男孩，注重古典著作、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教育，为学生们接受更广泛的博雅教育尤其是大学课程打下基础。和其他德国学校一样，亨利亲王中学没有制服，但学生可以自愿购买并戴上染成学校代表色的鸭舌帽，帽顶是皮质的，学生可以在上面系上表明自己班级的彩带。

学校里的资深教师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其中几位出版过署名的学术作品。艾瑞克觉得他们“几乎都是从夸张漫画里走出来的德国学校教师，方脸，鼻梁上架着眼镜，（尚未秃顶的人）全都理着小平头……所有人看上去都像是狂热保守的爱国分子”。教英语的佩策尔博士总是在课堂上称法国为德国的世代宿敌，曾在“一战”中当过海军军官、据说指挥过一艘U型潜艇的拉丁文老师巴尔杜因·费舍则习惯在维持课堂秩序时大喊：“全体船员肃静！”艾瑞克和同学们还学会了在希腊文老师埃米尔·西蒙的课堂上转移重点，鼓励他回忆“一战”的情形。大部分课程都是冗长乏味的，卡尔-君特·冯·哈泽是艾瑞克的同班同学，“二战”结束多年后他成了联邦德国的驻英大使，据他回忆，当时的历史课主要教授古代史，从未涉及20世纪。艾瑞克后来承认：

在历史课上，我除了学完就忘的德国历代皇帝名号和年代，完全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教这门课程的是身材矮胖、年纪颇大、绰号“小水桶”的鲁班松老师。上课的时候他一边快步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边用米尺逐个指着我们提出“快说，‘捕鸟者亨利’所处的年代”一类的问题。现在我晓得了，他那时跟我们一样觉得这种练习枯燥至极。

鲁班松老师其实是一位出色的古典学者、人类学家和莎草纸文书专家，但是他的教学方式让艾瑞克至少在当时失去了对历史的兴趣。弗里茨·卢斯蒂格是和艾瑞克同期的学生，他后来回忆巴尔杜因·费舍老师“长时间地让我们连续听写拉丁文作家的名字”，课程“无聊透顶、十分低效”。只有少数老师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比如教历史和希腊语的阿诺德·博克博士，根据弗里茨·卢斯蒂格所言，他有办法“唤起和维持我们对课本的兴趣”。

然而，艾瑞克在后来对学校的记录中传达出的沉闷和保守主义印象并不完全准确。他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学校正经历变革。魏玛共和国的普鲁士政府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希望从根源上扭转被德国君主制和保守主义主宰的教育体系，并将其改造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1925年政府向普鲁士的学校颁布了与这一目标相适应的办学指南。1929年，在亨利亲王中学担任校长多年的索罗夫博士（据弗里茨·卢斯蒂格回忆，他“长得很像俾斯麦，为人正直但难以亲近”）退休了，政府任命了一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为继任校长。他就是沃尔特·夏布伦，一个“无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发际线后移的小个子男人”，他很快开始推动学校的重大改革。

夏布伦将现代作品引进文学课程，在歌德、席勒等传统作家之外，增加了毕希纳、尼采、托马斯·曼、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他把周一上午的晨祷（宗教集会）改成了师生间的非宗教集会，会上由一位老师向学生做道德训示，还有一位老师或几个学生进行音乐表演。他取消用希腊语表演校园戏剧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英语话剧《旅程终点》（Journey's End），作者是R.C. 谢里夫，剧名翻成德文是Die andere Seite（“另一边”），剧里把“一战”描述为一场人类悲剧，这彻底背离了夏布伦的前任以及一些教职人员反复灌输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根据1930年至1931年的学校年报记载，学校图书馆终于可以提供“真正的现代作品”了。这些书籍包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路德维希·雷恩等共产主义作家的著作。学校建起了新的科学实验室，配齐了设备。最有意思的是，夏布伦创办了由学生编辑撰写的刊物，成立了学生选举的学生委员会，甚至设立了一个学生法庭来解决学生私人物品受损赔偿等问题。他在庆祝魏玛共和国的立宪日时向全校发表演讲，表示他相信自从德皇被赶下台后，国家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红砖楼里充满了全新的气象。”一位曾就读于此的学生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而根据弗里茨·卢斯蒂格的回忆，“大多数老师反对夏布伦校长的做法，因为校长是左派人士，而他们属于右翼阵营”，这不足为奇。一些老师甚至会在课堂上公开批评成立学生委员会的做法。

夏布伦校长尤其热衷于组织学生郊游，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宣扬郊游的教育意义。仅仅在1931年，学校就组织了5次大规模的郊游，1932年则有11次，他们去了柏林周边的乡村、勃兰登堡边区和更北边的梅克伦堡。男孩们要么在野外露营，要么住在青年旅馆。这种户外探险、接触自然的活动形式，是德国中学教育的核心传统，在20世纪早期青年运动——这些运动让许多中产阶级年轻人融入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艾瑞克参加了这些活动，即使他并不喜欢男孩们对性话题的迷恋、晚间的下流谈话以及他们的流行音乐品味。艾瑞克更喜欢观鸟。他回忆自己曾从利希特菲德骑车到柏林西边的里姆恩斯特芬，这片地区树木葱郁，适合观鸟、拍照。他把自行车放在草地上，自己绕到池塘边。“我听到10米或20米之外不时传来的水花声，有鸭子在抖动翅膀，窸窣作响，我觉得它嘎嘎叫起来的样子很好玩。我很容易从大自然中获得满足感。”这也是艾瑞克喜欢参加学校赛艇俱乐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俱乐部看重的并不是竞赛求胜，而是让不同年纪的男孩在平等的前提下开展共同活动。俱乐部还拥有

萨克罗湖禁渔区边上的一块草地，常常被叫作“我们的地盘”，只有经过一条狭窄的水道，被允许通行后才能进入。朋友们可以周末去那里组队划艇或是聚会，大家一块儿聊天，看看夏日的晴空，在傍晚回城前去碧绿的湖水中畅游一番。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会到体育俱乐部的意义。

除了有限的训练和赛艇活动，男孩们还可以到柏林西边连片的湖泊间探险、花费大量时间在草地上打排球，抑或坐成一圈谈天说地。20世纪30年代初，亨利亲王中学有477个学生和29个老师，还有一间附属的实科学校（Realgymnasium），那里教授拉丁文而不教希腊语，学生们以自然科学学习为主。大部分学生（学生总数有388人）是新教徒，另外有48个天主教徒、35个犹太教徒以及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学生。艾瑞克被算作犹太人，但实际上大家都叫他“英国男孩”。同学们叫他“Hobsbaum”（“au”的发音是“ow”）；弗里茨·卢斯蒂格还记得自己好奇过，为什么这个英国男孩的名字听起来不那么英国。在一些教师，尤其是博克博士的影响下，即使在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后，学校里也并未出现明显的反犹主义。纳粹从1933年春天开始掌权，1932—1933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夏布伦校长由于政治原因被纳粹政府撤职，接替他的是一个纳粹分子。新校长遭到了全校师生的蔑视，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约兰特”，这名字来自当时奥古斯特·海恩里希（August Hinrichs）创作的流行喜剧《约兰特的烦恼》（Krach um Jolanthe），是主人公的一头猪。当备受尊敬的犹太裔数学老师所罗门·毕恩鲍姆（又叫“萨利”）在1933年由于民族背景被辞退后，学生们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希望校方能收回成命，虽然活动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学生们到这位老师家里去拜访，表达他们对老师遭遇的同情。高年级的学生在1936—1937年的冬天全部到老师家里探望过，一些毕业生很久之后仍然和老师保持着联系。即使在“二战”期间，奥托·路德（后来他化名延斯·雷恩，成为知名作家）还趁着他服役的U型潜艇在鹿特丹维修的空隙，赶回来看望老师。这次拜访不久后，毕恩鲍姆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在所谓的“工厂行动”中，他被送上载着最后一批犹太人的第36号列车，从柏林前往奥斯威辛，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遇害。

亨利亲王中学的学生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即所谓的“Bildungsbürgertum”，其中不少人的父亲都是政府公务员。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如果说他们有政治立场的话。老师们在“一战”中的经历和对战后《凡尔赛和约》的愤恨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政治观念。艾瑞克记得同学中只有一个人加入了纳粹组织，那是“一个非常愚钝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勃兰登堡省党部负责人”。艾瑞克在学校结交的朋友并不特别热衷于政治——事实上，在他印象中男孩们从未谈论过政治，即使在郊游探险期间那些深夜漫谈的晚上也是如此。他和赛艇俱乐部的积极成员恩斯特·维默尔很要好，与热爱音乐的汉斯·海恩茨·施罗德关系也不错，这个男孩会吹长笛，被称作“教室诗人”。艾瑞克和维默尔大多数时间讨论的是“克里斯蒂安·莫根斯特恩那些意义不大的诗作以及一些日常话题”，施罗德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收集了很多他的军队士兵模型，但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朋友。艾瑞克离开学校后和这两个男孩都失去了联系，很多年后，艾瑞克发现他的朋友施罗德在纳粹掌权后加入了党卫军：虽然他在军乐队中任职，并没有参与大屠杀活动本身，但艾瑞克仍然十分震惊。施罗德最后在“二战”东线战场的战斗中阵亡。

V

1931年夏天来到柏林时，艾瑞克立刻见识到了两年前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这座热闹的德国首都的巨大影响。银行无法兑换存款，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似乎就要来临。此前的人生经历让他觉得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而现在简直是巨大灾难。“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一样，”他后来写道，“每个人都知道这船要撞上冰山了。”这里的环境完全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早期的英国，英国的“贫民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的冲击相对温和一些，而柏林面临的经济灾难看上去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在大萧条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下，柏林经历着政党暴力的急剧抬头和政治体系的动荡。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熬过了早期的暴动、暗杀活动、来自右派和左派的政权颠覆以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在1924年后获得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但是大萧条改变了一切。社会民主党赫尔曼·缪勒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后，各个组成政党在如何应对当前形势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1930年3月30日继任上台的是由海因里希·布吕宁领导的保守派天主教中央党。新政府不断利用《宪法》赋予当选总统的法令权来施行统治，以非常严酷的紧缩政策来减少政府开支。这些做法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中产阶级组成的各自由保守党派也很快垮台了，选票流向希特勒的纳粹党。大萧条爆发之前，纳粹只是少数派政党，他们的领导人希特勒在国民心目中只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边缘人物：在1928年的大选中，他们获得的支持率还不到2.6%。但自那以后，他们的支持率大幅跃进。1930年夏，超过400万德国人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1932年7月，纳粹获得了37%以上的选票。民主政治体系正在逐步解体，国家立法机构德意志帝国议会几乎不再召开会议，因为相互反对的政党除了互相叫嚷之外无法达成任何共识。1932年5月末，布吕宁的政府被贵族弗朗茨·冯·巴本领导的反动派内阁取代，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普鲁士政府随后亦被巴本强行解散。随着巴本寻求与纳粹党合作以取得民众支持，许多不满于社会民主党抵抗巴本政变不力的左翼人士认为，现在是由共产党人执政以避免法西斯主义的最好时机。

艾瑞克在柏林期间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无处不在：那些最坚定、最忠实的共产主义支持者频繁出现在街头、议会、报纸杂志，乃至柏林大大小小的酒馆餐吧。经济大崩溃让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中，1931年后期，德国的共产党员从1929年的12.5万左右增长至24.5万，一年后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36万。共产党在历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攀升，1932年11月的全国选举也是如此，在这场选举中，600余万选民把100名共产党代表选进了国会大厦，而相较于前一年7月的选举，纳粹则是大败而归。共产党员组织严密、充满激情并且十分活跃，对年轻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例如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的柏林市中心地区，将近60%的新进党员都不超过30岁，其中25岁以下的又占了大多数。共产党的大型集会和示威，更不用说它的准军事化组织——着统一制服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了，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街头，宣扬共产主义理念、捍卫共产党。

不久后，在诡计多端的宣传家、冷酷无情的阴谋分子约瑟夫·戈培尔的策划下，纳粹与共产党在柏林发生了冲突，他们双方在持续的街头混战、酒馆斗殴以及充满争吵和暴力的集会中展开较量。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日子里，在狂热又危机四伏的气氛中，成百上千的褐衫队和纳粹冲锋队队员全副武装，涌上柏林街头。社会民主党由于支持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的紧缩政策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天主教中央党在以新教为主的柏林素来支持者寥寥，然而这两个政党已经是阻止德国政治两极化的最后力量。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很容易理解艾瑞克为何迅速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艾瑞克后来评论道：“如果我当时还待在奥地利，我很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他们明显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最大的反对党。”）。

他在图书馆里的一套当代德国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出色的诗作，这是一位重要的共产主义作家。这些作品让艾瑞克宣称自己也信仰共产主义；一位名叫威利·博斯的老师“怒不可遏”，“严肃地（同时也是正确地）”告诉艾瑞克：“你显然压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赶紧到图书馆找些资料看看吧。”艾瑞克照着他的话在图书馆找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指引着艾瑞克在15岁这年找到了新的身份认同。艾瑞克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他的表哥奥托·弗里德曼，他“高大英俊，深得女性欢心”，让艾瑞克印象十分深刻。艾瑞克开启了“一个20世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入门仪式，也就是从第一页开始阅读和理解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短暂尝试”，他的阅读伙伴是高年级的格哈德·维腾贝格，一个犹太男孩，也是一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他们没能坚持读下去，艾瑞克不能理解格哈德的温和社会主义立场，对他那越发强烈并在纳粹上台后促使他迁往巴勒斯坦“基布兹”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也缺乏认同。

一个叫鲁道夫·雷德尔的高年级学生听闻学校里有个英国男孩宣称自己信奉共产主义，于是把艾瑞克引荐到“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这个组织在德语中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Sozialistischer Schülerbund），鲁道夫“肤色黝黑、性格阴沉，喜欢穿皮夹克”，是一名活跃而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介绍艾瑞克加入的是一个专门面向中学生的共产党前线组织，大部分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艾瑞克来到柏林前不久，雷德尔被另一所包容度比较低的柏林文法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他为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刊物《校园斗争》（Der Schulkampf）撰写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他给艾瑞克推荐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小说，这些书所展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前景都不怎么美好。但是当艾瑞克提出俄国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会阻碍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时，“鲁道夫勃然大怒地说，苏联是不可批评的”。鲁道夫还收藏了一系列革命歌曲，艾瑞克在他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本纪念十月革命15周年的特刊，并在扉页上写下了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句话，据他后来的回忆，这是他投身政治的最初记录。

雷德尔自己加入的是比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阶级成分上更粗粝、更面向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青年联盟。艾瑞克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许多年后雷德尔摇身一变，成了诗人斯特凡·赫尔姆林，一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界地位显赫的作家。他的自传性作品《暮光集》（Abendlicht）因文笔华丽、优美而备受赞誉，但随后有人揭发他在这本书中捏造个人经历，他压根就没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没有被囚禁在集中营里。这本书显然不是基于作者真实经历创作的，只能算是一本小说或虚构作品，勾勒了一位与赫尔姆林有相似之处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人生，但并不完全相同。1965年，当艾瑞克意识到赫尔姆林就是他的旧同学鲁道夫·雷德尔时，曾经写信给他，但对方的回信令人失望，上面写着：“老实说，您的名字我有一点印象，但仅此而已，因为我已经去过太多地方，经历过太多事情了。”最早批评《暮光集》并引发此书争议的卡尔·柯林诺跟艾瑞克说过：“赫尔姆林一贯都有如此反应，他完全避免和你这样年轻时的旧相识联络。他就是不想给自己那可疑的履历留下任何把柄。”

艾瑞克对共产主义的着迷首先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柏林青年在政治上面临的严峻选择。他绝不可能加入纳粹党：作为一个英国男孩，他无法认同纳粹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而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更不可能接受他们偏执的反犹主义立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化明显更吸引他，加上共产党富有活力，并承诺解决资本主义给世界、给德国尤其是给柏林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德国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宣传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优点，并鼓吹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德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任何经济、社会道路都比带给德国如此之多痛苦和绝望的资本主义要好，也是因为苏联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光明而充满希望的未来，一种看起来积极且颇具吸引力的选择。西欧不少左派知识分子都成了共产主义的热切支持者，不仅在大萧条最深重时是这样，在之后也是如此。对15岁的艾瑞克来说，生活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政治温床柏林，又适逢德国共产党蒸蒸日上之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吸引力必定是难以抵挡的。

除了这些普遍因素的影响，艾瑞克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后来写道，自己长久以来都因家境贫寒而感到羞耻。之前在维也纳，他因为“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一辆非常廉价的二手自行车，车身显然重新上过漆且严重弯曲”——而感到万分尴尬。当他在柏林骑着这辆车去上学时，他越发感到没面子（“我会提前半小时到达学校的自行车棚，放学后则会待到很晚才偷偷摸摸地把车骑走，害怕被人看到”）。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两所文法学校的同学们大多来自比较富裕（至少也是小康水平）的家庭，即便在大萧条时也是如此，而他的家庭即使在父亲生前也一直仅能勉强糊口。家庭的贫困使他深感难堪。“只有完全扭转这种心理，为此感到自豪，我才能征服这种羞耻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意味着把贫穷当作一种积极的美德来接受，而不是因此感到羞愧。这必然是艾瑞克越来越把自己当作共产党人的内心驱动力；实际上，他认为大部分发生“无产阶级觉醒”的人们都是出于相似的原因，这样才不会以自己的贫穷为耻。然而和其中的大部分人不同，在父母去世后情感无从寄托的艾瑞克视党组织为家庭的替代品，党员赋予的身份认同感在艾瑞克的情感世界中长期处于核心位置。作为一个在柏林读书的英国男孩，艾瑞克的异乡人身份也得以转变为某种积极的身份：共产党人因他们在德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局外人角色感到光荣，通过这样的身份认同，艾瑞克得到了远不限于情感补偿的归属感。

他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积极分子。这个团体的成员被看作苏联流亡人士的追随者，这些流亡人士因持有不同政见而离开苏联。不论男女都可以加入这个团体。据一个成员回忆：

每次集中学习结束后，我们都会留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继续闲聊。这种非正式的集会让大家有机会结识异性，其中有几位颇具魅力的代表。我们也会组织周日到周边乡村进行短途郊游。

但随着政治局势在1931年至1932年逐渐恶化，纳粹的街头暴力更加泛滥，这种相对温和的生活方式也变得严肃起来。成员们碰面的地方换成了自己的家里，有时则在哈伦湖附近的一间酒馆，后来在威尔默斯多夫的西边地区。这个团体同时有一位“组织领导”和一位“政委”，并向《校园斗争》投稿，直到1932年末，这本刊物都是被草草排版、复印和装订后分发的，1932年秋，《校园斗争》出版了最后一期，这期刊物讥讽了“反动的”学校体系以及弗朗茨·冯·巴本政府的独裁思想，鞭挞以厉行节俭为名义进行的学校医疗和牙医服务预算削减（“节约是以我们的健康为代价的！”），并批评了旨在收回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运动，这些殖民地在1919年的停战协议中已经被交给其他国家托管。其他报道则将火力集中在一些中学里设置的“反动分子的公共休息室”，虽然亨利亲王中学里并没有这种地方。

艾瑞克得以参加类似活动，是因为亨利亲王中学和其他德国学校一样，每日课时范围仅仅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或1点半，学生们有大量时间可以投入课外活动。在参加以郊游俱乐部为主的常规校内活动、广泛阅读以及继续学业的同时，艾瑞克发现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相对轻松。在纳粹执政的几个月前，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道旨在降低失业率的法令，要求企业必须保证雇员中的德国人比例不低于75%。这让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陷入了经济窘境。作为英国公民，西德尼被迫离开环球影片，和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的数百万人一样失去了工作。他开始寻找别的工作机会，但是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阶段，根本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因此西德尼在1932年秋天带着葛蕾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前往巴塞罗那，艾瑞克和南希被留在柏林继续学业。他们搬到姨妈咪咪家中，咪咪此前在英国多次创业失败并负债累累（她告诉艾瑞克：“债务还没有多到只得宣布破产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下去。”）。她随后来到柏林，在腓特烈斯鲁街租了一间公寓做二房东，公寓靠近选帝侯大道西端的铁路，因此她可以将房间转租给临时住客，还能通过给一些英国房客教德语来赚取额外的收入。

西德尼和葛蕾特不在柏林的几个月里，咪咪忙于自己的事务，艾瑞克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和妹妹南希结伴乘坐电车上学，他们虽然没有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但两间学校彼此相邻，他记得“11月柏林的交通行业进行四日大罢工时，我们只得步行走过漫长的路途”。南希和艾瑞克继续成长着，尽管艾瑞克不得不像个父亲那样，在南希12岁时教给她一些生理常识。他们一起打牌，和咪咪聊手相、算命和其他南希感兴趣的事情，但艾瑞克在阅读之外的真正兴趣逐渐被政治占据。很多晚上他都待在共产党聚会的小酒馆后面的房间里，和他人就严峻的政治局势展开辩论。他阅读共产党的资料，虽然从严肃的学术层面看，他这样并不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仅仅3年后，当回顾柏林时期的政治信仰时，艾瑞克已经觉得当时的自己想法幼稚，政治观念亦尚未成形，更像是浪漫的叛逆少年而非真正的知识分子。

1933年1月25日，艾瑞克参加了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最后一次公开游行，这个活动是对3天前1万名纳粹分子挑衅游行的回应。纳粹的游行由希特勒本人带领，经过比罗广场上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共产党总部，一路向附近的公墓进发，那里埋葬着3年前被共产主义者枪杀后被奉为纳粹英雄的霍斯特·威塞尔。1月25日，大约13万名共产党员游行经过同一栋建筑，游行队伍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中高声歌唱、大喊口号，并对着共产党领袖和此前的总统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举拳致敬，在零下15摄氏度的气温中，台尔曼坚持在李卜克内西大楼前伫立长达5个小时之久。第二天，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报道了这次游行示威，坦承自己虽然站在社会民主党一方，但共产党的这次行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使是对共产党政纲最严厉的批评，也无损于共产党通过这次游行赢得的公众好感。衣衫褴褛的共产党人在刺骨寒冷的风霜中坚持了长达数小时的示威活动，成千上万张苍白憔悴的脸庞显露的不只是贫穷，更是他们为深信正确的事业不惜自我牺牲的决心。他们用嘶哑的声音痛诉着对那将他们推入贫穷和苦难的社会制度的仇恨，这仇恨乃是合情合理，这一点早已被千万次地印证过。他们同样痛诉着对这怪诞、疯狂的现实，以及我们社会中的极度不公的抗议。不能同情这次示威游行的人，也许还真算不上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这次共产党人的公开游行中，歌声、呐喊和行进的队伍如同此前的童子军一样，给了艾瑞克一种强烈甚至是狂热的身份认同感：“我属于这个组织。”特别是他还记得当时大家唱的歌，直到去世前还保留着那张破破烂烂的歌单。然而，早在1932年，他已经感觉到魏玛共和国注定要灭亡，在这次大游行的5天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艾瑞克后来经常回忆起自己在希特勒当选第二天看到报摊上各种报刊大标题时的情形，而就在前一天，“1933年1月30日，一个寒冷的下午”，他和南希从学校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当时还在想着希特勒的任命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冯·兴登堡总统身边的保守派圈子扶持希特勒上台成为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希望赢得民众支持从而废除魏玛时期的民主体系。弗朗茨·冯·巴本则被指派为副总理，内阁中占多数的保守党认为这样可以操控只占少数的纳粹党并将希特勒边缘化。德国共产党发起的大罢工也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在数百万人已经失业的社会形势下，罢工也只是徒劳的表态而已。武装反抗更是没有可能：他们既没有做好相应准备，也没有必要的武器和弹药。与之相反，德国共产党人还在筹备参与希特勒重新发起的3月5日议会选举。那时，尽管纳粹的街头暴行不断升级，但全面的独裁还暂无征兆。

艾瑞克尝试过描述1933年2月底魏玛共和国末期的青年共产党人的处境，这篇写于“二战”期间的短篇故事明显是基于他的个人经历：

我不太了解芝加哥，但那段时间的柏林是个狂风肆虐的城市。在现代化公寓楼群和我们的居住区之间的大片空地上，风裹挟着雨雪席卷而过，湿透的灰褐色落叶堵塞了电车轨道。寒风钻到我蓝色的雨衣里，冻得我不禁在口袋里攥紧拳头。我们把父亲旧雨衣的内衬拆下来扣到自己的雨衣里，这样才能稍微抵挡寒风。风掠过湖面，穿过沙地上的冷杉树丛，在水面上翻起涟漪，只有落单的白骨顶和几只野鸭还留在风声呼啸的河上。森林就像渔网一样罩住了城镇。

在这个故事里，艾瑞克和一个名叫“麦克思”的朋友在放学路上进了一间百货商店，他们一边取暖一边浏览着书架上的图书，当艾瑞克提到他有一份《童子军活动指南》时，他的朋友被激怒了。“童子军不是好东西，”这位朋友说，“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他们是反动组织？”艾瑞克表示反对，说自己“喜欢1929年的伯肯黑德童子军大会……露营和定向越野是体验一流的活动”。但这位朋友反对的是童子军背后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会“在学习会上指导我们用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所以艾瑞克自认水平不足以与他争辩。在地铁站里，他们遇到了另一个朋友，后者慎重地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指节金属套：“纳粹昨晚到我们这儿来了，其中有人留下了这个。”麦克思告诉他不要用这个东西，“这是个人的恐怖手段”，而列宁曾在辩论中指出作为集体军事行动的恐怖斗争有时是可行的，但要坚决反对个体行动的恐怖手段，醉心于个人恐怖的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6点钟的时候，他们和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其他成员碰头了。“别像公开集会一样傻站着，”麦克思说，“这会儿可不像1932年那样了。”他们分成了两组行动，分别负责街道的两侧，把共产党的传单塞到公寓每一层楼的信箱里。他们听见铃声响起，难道已经有人通知了纳粹分子？于是他们赶紧爬到4楼。

我们可能被困在这里了。该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按响某家门铃然后说：“穆勒太太，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穆勒太太就住在这一层楼。”上帝保佑，我们可以一直敲不同的门，反复使用这套说辞：“你问我这个女孩吗？奇怪了，她是我妹妹丽莎，我们到这儿来探望姨妈穆勒太太。”我害怕得要命，但是丽莎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惊慌，我敢打赌这个女孩一定会是个比我出色的布尔什维克。

回到街上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卡布”，一个在组织里有名的大块头。卡布给他们展示自己买的左轮手枪，吹嘘说这个东西即将在大选后派上用场。麦克思说：“把这该死的手枪拿开，赶快把这破玩意儿拿走。”卡布咧嘴一笑：“你们可能需要一个保镖。”“是的，我们可能会需要保镖，”麦克思讽刺道，“而你可以把我们从囚车里救出来，击倒那些警察和纳粹冲锋队队员，也许还能打败党卫军，你甚至可以去把希特勒揍一顿。”组织里的一个女孩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艾瑞克回答说希特勒不会长久掌权，人民会起来反对他。他继续说：

不管怎样，我并不是特别想谈论希特勒。我更想漫无边际地、感性地聊一聊湖水和小船，最好是聊聊那些蓝色的折叠小艇和鸟儿……我们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对民众其实并没有太多了解……我们是那种会在别的场合为彼此朗诵诗歌的共产党人，我们被一场深刻而复杂的运动吸引，因为对于那些反抗家庭的聪明的资产阶级小孩而言，这场运动有着磁铁般的巨大吸引力。我们徘徊在这场运动的边缘，时而做些有益的事，时而无意义地晃荡。我们可以歌颂革命的理论意义并以这种方式理解它。但纸上谈兵并不能让我们把握革命的要义。

然而，民众并没有奋起反抗，希特勒掌权之久也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至于“卡布”，故事的结尾告诉读者，他不久后就投靠了纳粹。

艾瑞克得到的任务是为3月5日的选举分发竞选传单。他后来记得自己把小册子塞到每栋公寓楼的信箱时胆战心惊，害怕突然在楼梯间听到纳粹冲锋队穿着皮靴的脚步声。还有一次他发现只有自己和两个纳粹冲锋队员在电车上，他非常害怕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共产党员徽章，把他痛殴一顿。1933年2月27日晚上，兄妹俩回到家后，艾瑞克让12岁的妹妹南希把一叠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送到柏林北边的朋友家里，自己则把另一些小册子送去南区的其他青年党员那里。南希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回家时，正是夜里9点多，她注意到国会大厦那边有火光，消防车正朝那个方向赶去。她继续骑车回家，但直到晚年，她依然记得这戏剧性的一幕。

由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独自实施的国会纵火案标志着德国纳粹独裁的开端。凭借魏玛共和国宪法赋予兴登堡总统的紧急法令权，希特勒中止了新闻、集会与结社的自由，他声称共产党焚毁了国会而这正是暴力革命的前奏，并以此为借口推行了所谓的警察“保护性拘留”、电话窃听和邮件拦截等一系列缺乏法律依据且无限期的措施。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即使在其他政党都被禁止进行竞选宣传的情况下，不久后的3月5日选举也并没有让纳粹得到绝对多数选票。共产党人依然获得了480万张选票，但是所有当选国会议员的共产党员都立刻被逮捕了，党内领导人大量逃离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有一段时间把复印机藏在艾瑞克的床底下，大家觉得把东西藏在外国人那儿会更安全，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没有再印制任何宣传册。

国家人民党在3月大选中得到了8%的选票，加上纳粹党的44%，希特勒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党派联盟默许了他践踏公民自由、一步步走向独裁。希特勒很快就表现得比他的盟友技高一筹，他使出计策让一些议员辞职，并将纳粹的核心成员引入内阁，在剩下的议员中确立起了人数优势。在几个星期之内，希特勒的褐衫队就被征召为“辅助警察”，开始围捕共产党员。他们先是抓捕了共产党组织的4 000名成员关进临时集中营，予以虐待、折磨甚至杀害。那时，任何反对党的成员都处境危险，而共产党人更是被重点迫害的对象。1933年上半年，仅仅是官方记录的政治谋杀事件就超过600起，实际数字无疑只会更多。截至1933年夏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逾10万党员被逮捕并囚禁在新的集中营里，除纳粹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被禁止活动或被迫解散。

在3月5日选举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共产党都遵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方针指引，认为纳粹主义的崛起和胜利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是在大势所趋的共产主义革命面前一次疯狂又绝望的尝试。社会民主党则作为“社会主义中的法西斯分子”受到谴责，他们“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把工人阶级的选民从他们真正的代表——共产党——身边拉走。因此，这两个劳工阶级的政党不应该组成联盟，尽管联合的力量其实能让他们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胜过纳粹。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漫长的仇恨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军队残忍杀害。在1929年的“血色五月”示威中，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辖下的警察对共产党示威者进行了大屠杀，进一步加深了两党的仇怨。到了1933年末，一个叫弗里茨·赫克特的德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宣称社会民主党是“主要敌人”，因为后者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伞”。

正如艾瑞克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观念毫不现实，而且会导向灭亡。“我成长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分裂、斗争达到顶点的那段时期，”他后来回忆说，“现在每个人都看清了那是一场灾难。这是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政治经验。”德国共产党中青年激进分子的热情被引向掀起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阻止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掌权，后者相较而言十分无趣，也不那么鼓舞人心。对15岁的孤儿艾瑞克来说，共产主义给予了他如此渴望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他克服贫穷、破旧衣衫和快散架的自行车带来的难堪，还带给他混杂着政治冒险与激情的兴奋感受。如果他一直待在柏林，极有可能被盖世太保抓住，最好的情况是被毒打一顿，更可能的是被送进集中营里待上一段时间。而纳粹将他视为犹太人这一事实只会让他的境况更糟糕，或许他还会被杀害。

但他的人生出现了意外的转机，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933年3月底，就在希特勒对德国的控制越来越严密，针对共产党人的暴力上升到新高度之时，艾瑞克的叔叔西德尼在巴塞罗那的事业失败了，他和葛蕾特、彼得一起返回柏林，并宣布要举家搬迁到伦敦。艾瑞克的姨妈咪咪此时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加入搬迁的行列，在肯特郡的福克斯通开了一家城市寄宿公寓。尽管艾瑞克的叔叔肯定已经注意到纳粹在柏林街头不断推动的反犹暴力，但第一次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大爆发以及1933年4月1日由政府组织的对犹太人商店和企业的联合抵制，都是在这家人离开德国后才发生的。因此艾瑞克并非从纳粹德国逃离的政治（或其他类型的）流亡者：他是英国公民，他的家人由于经济原因带着他迁回英国，只是恰逢纳粹正在全面攫取政权。就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不是以难民或外国移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我是英国公民。虽然我很难让那些研究中欧知识分子移民及其对迁入国文化贡献的材料编撰者相信，我并不在移民之列。”在柏林的政治氛围白热化之际，艾瑞克对共产党的信仰很容易成为他核心的身份认同感。但他要到搬去伦敦以后，才从认识和情感这两个层面上加深了共产主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