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我自己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在浙江湖州三天门丝厂生活。工厂里的人是来自浙江各地的知识青年。

风风火火的妈妈是工厂的教育科科长，她总是非常忙碌，白天送我去工厂的托儿班，放学以后就拜托工友阿凤阿姨来接我。阿凤阿姨在食堂工作，她接了我以后，把我顺进食堂后厨，我去捞馒头上的甜甜的好看的“红瓜绿瓜丝”吃，这是我每天最盼望的欢乐时刻。

工厂外面的世界，牢牢吸引着我。休息日的时候，大人们会组织我们几个小孩一起骑着小三轮车冲向外边的田野，一直骑到有火车车轨的地方，然后他们会说，坐火车就可以去我们的家乡——杭州。

映山红开放的时候，我们会去爬山，这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更大的节日：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浩浩荡荡地走向远方的山，红彤彤的花开满山坡。“映——山——红”，我听到了一种有别于工厂生活的浪漫诗意。

采桑果，抓蚂蚱，把绿秆折成一节节带丝的“手链”挂在手腕上；吹蒲公英，看蚂蚁，拔一根草伸到大人耳朵里去挠痒痒。

爸爸定期会从湖州城里来看我们。他总能带来文明社会的气息，比如送给我拼插玩具、五颜六色的画笔。有一年，他写的电影在工厂露天展映。工厂的夜晚沸腾了，广场上人潮汹涌，阿凤阿姨抱着我挤来挤去，而我妈妈则忙进忙出，骄傲得好似女主角。

带有光环的爸爸，某一天坐着一辆高级汽车来工厂，汽车缓缓驶入，仿佛外星人把飞碟停在了麦田中。爸爸让我也爬进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汽车里面真宽阔啊。但很快，他们就要走了，看着汽车带着爸爸即将远去，我心里很不舍，突然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也许是想到了某部动画片或者电视剧里的情节，于是我追着汽车跑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爸爸、爸爸”，仿佛生离死别。

在后来的人生中，我对离别这件事情，处理起来一直都是那么撕心裂肺。

记得托儿所一个漫长无聊的午后，老师们或是因为前一天看了香港武侠剧，突发奇想让我们刚睡醒午觉的小朋友们排好队，按顺序一对一比武。我听说了举办“武林大会”的消息，简直惊呆了。我是一个长得黑瘦的“豆芽菜”，从来没有打过架，而按照顺序排在对面第三个的就是我的对手。天哪！那个小男孩正是我们托儿所里老师最宠爱又最蛮横的小胖墩，他高出我整整一圈，要跟他对打，我不死定了吗？

我吓得瑟瑟发抖。很快前面两组小朋友就开始不咸不淡地撕扯起来，老师们还发出嘿嘿嘿的笑声。我心里越来越紧张。小胖子一脸不屑地坐在对面，嘴巴里好像还在吧唧一块糖。我忽然想起一个场景——小人书里看到过的“武松打虎”——武松戴着个帽子，骑在大老虎的脖子上，用拳头使劲捶虎头。我可以试试用这招？

那时我大概三岁，但对这一刻的决定印象颇为深刻：俺要拼了！

老师宣布打斗开始！我猛地冲过去把小胖子撞倒，然后迅速地坐在他脖子上，攥紧拳头打他的头，一下、两下，他哇地哭了。

天哪！这么简单就成功啦！“武松打虎”好有用啊！这时老师大吼起来，狠狠地把我拽下来，对着我劈头盖脸地咆哮，我完全蒙了。

余光看到小胖子还趴在地上哭，嘴里的糖顺着口水滑了出来。

老师把我拖到房间角落，让我面对一扇木头门站着，面壁思过。可我不理解啊，我不是赢了“武林大会”吗？为什么我要受罚？我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好委屈啊，一直哭啊哭……

很多年以后，我跟教育专家说起这件事情，我说是老师让我们对打的，明明我赢了，为什么却要受惩罚？我特别讨厌不公平，也讨厌那些“宠儿”。在以后的人生里，我总是有一种想去跟受宠男孩较劲的冲动，这是不是对重男轻女思想的一种反叛？教育专家孙老师说：“你啊，反而要感谢工厂托儿所的老师，她们虽然没有教育水平，但是她们有一种野蛮的强势，比如，她们让你们对打的时候，并没有按性别分组，她们觉得男女是可以在一起打的。你打的这一下，打出了女人的力量感，你就没有怕过男人，是不是？如果老师从小教育你，女人一定要服从男人，也许你就学会了压抑。”

孙老师的话，很好地抚平了我的委屈。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的时代，但我愿意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来面对所有的困难，而不再幻想成为一个在公平社会制度下获得充分保护的女人。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画画，阿凤阿姨喜欢听越剧，我就在纸上画那些古装的“才子佳人”，佳人着粉色，才子淡天蓝。

爸爸鼓励我把“才子佳人”的画编成一部小人书：佳人长得很美，她有一个丫鬟，后来在花园里遇到了才子，两人相爱，但是佳人父母不同意，他们就逃了出去，后又回到家乡，故事结尾是面目含羞、拉着绣球的——“成亲”。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知青父母调到嘉兴文化局工作，但执意把我送到杭州奶奶家居住，因为奶奶家的划片小学，叫杭师附小，坐落在儿童公园对面，口碑很好。

我很不乐意离开父母，但是又没有办法。到奶奶家的第一晚，我哭得不屈不挠，直到他们深夜坐公交车把我送到已经搬回杭州的阿凤阿姨家。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爷爷奶奶家。我必须接受这样的安排。爸妈告诉我，总有一天杭州市市长会批准他们调到杭州工作，那时就可以跟我一起生活。于是，我每天都在心里祈祷：杭州市市长啊，你快快把我的爸爸妈妈还给我吧。

爷爷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虽然遗憾独子唯一的孩子不是男孩，但对我也很负责。奶奶照顾我的生活，三个漂亮的姑姑也会来给我送温暖。那时奶奶还没有退休，正在另外一所小学教语文一年级。我每天晚上会帮她批改同样是一年级学生的语文作业，然后跟她一起看电视剧。

那时的电视机换频道还是按钮式的，天线挂在楼顶，也经常信号不好，但这依然无法阻挡我们对每天两集港台电视剧的热情。

如果那天我还没有写完作业，但是奶奶已经开始在客厅里看电视剧了，我的耳朵就会腾地竖起来，一边飞速地写作业，一边听剧情脑补画面。如果赶得上广告后写完作业，我还可以悄悄地偎在奶奶身边看一集电视剧，这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琼瑶的电视剧让我知道原来爱情是这样要死要活的。香港电视剧又让我羡慕人家的客厅怎么那么好看，西服洋裙太时髦了！好听的片头曲、片尾曲，抄下歌词跟同学们在放学路上一起唱。

有时，不同的频道要同时开播两部电视剧，我们追哪一部好呢？

奶奶很难抉择。

她就会让我拿出电视报，念剧情梗概给她听，她来选一部更喜欢的。我拿起报纸，把书面语言念成通俗易懂的杭州话，让奶奶乐于接受。

当然，我会把那一部我自己更想看的电视剧故事梗概念得抑扬顿挫、生动精彩，把不喜欢看的那部念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

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开始做电视剧时，我会牢牢记住：任何剧情都要一句话说出来，能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电视剧取名字，不要超过五个字，太长了奶奶记不住，而且片名要用杭州话念出来，简明扼要不尴尬，这才符合大众传播的需要。

爸妈虽然跟我不在一起生活，但隔一周会来杭州看我一次。妈妈来，主要是看看我，洗洗衣服；爸爸来，都会检查我是否每天坚持写日记。

他说：“写日记可以锻炼写作能力，你上小学了，就要每天写日记，一天都不能落下，遇到不会写的字，可以写拼音。”

我听了他的话，开始记录每天的生活，写到最后一句都是：“今天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写，大人看到高兴，小孩也就平安。

这样一天不落地写了几年，其实有点心烦。如果爸爸这周六来，我就在周五晚上，把前五天的日记，编出不同的内容填补上。

大约五年级的某天，爸爸偏偏周五就到杭州来了。我一进奶奶家门，就感觉大事不好。只见爸爸一脸黑线，坐在写字台前，看到我进门，就把日记本从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摔出来，质问我为什么好几天不写日记。

我吓了一跳，心里很不爽，但也知道自己理屈词穷，所以嘴巴里嘟嘟囔囔，没有说出整句话。

“啪”，我爸一巴掌打在我脸上。脸上火辣辣地疼。

我被打蒙了，心里飘过的港台电视剧台词是：他真敢对亲生女儿下毒手呀！

爸爸恶狠狠地说：“你不写日记，还敢顶嘴！”

这个耳光是我有生以来挨的第一个耳光，就目前来看，也是最后一个。

我感觉到莫大的屈辱。

不想写日记，却必须写，漏写还要挨打。这是作家培养女儿的方式吗？

写学校的作文也不轻松，爸爸总是要我多想几个结尾：“要想出与众不同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改改再小心翼翼地递上去，他皱皱眉头：“这个太普通了，再想一种有趣的！”

我总觉得写作应该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而在我爸这里，真的是一种折磨啊。

我很想把吐槽他的话，写在日记里，但又怕他检查时看到，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嘀咕。

在他的辅导下，我的作文和诗歌都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赚过五块、十块的稿费，也得过一些奖项。在语文课上，“请黄澜同学上来读作文”是一个常规动作。

这样严格的文字训练方式，让我至少不畏惧写文章这件事。

每天用文字记录生活，日记我一直写到去俄罗斯留学以后，写完《俄罗斯留学日记》，我再也不想写了。

但一路上，学校活动的发言稿、公司领导的讲话，以及后续的微博、采访、杂志专栏，我写了很多很多。

良好的写作能力不仅在学习上、工作上对我有很多帮助，写作也是我纾解情绪的一种方法。

然而，对于爸爸培养我写作能力的方法，我总是持保留态度。爸爸当上外公以后，总想方设法要培养我的两个小孩写日记，却被我哼哼唧唧敷衍过去，因为那个耳光的痛，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都是第一名，数学一般只能拿第二。

老师说，女孩子小时候成绩好，是因为她们语文比较好，数学马马虎虎。长大以后就不一定了，因为后面数学越来越难，女孩子跟不上了，聪明的男孩子就会超过女孩子，拉开距离。总之，数学好的同学才是真的聪明。

我很惶恐，生怕长大就变笨了，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数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连画画、书法都不想学了，报了一个班去学计算机“logo语言”，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还报名参加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

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你不如男孩子”的恐惧，也担心自己一旦犯错，一旦“不高兴”，一旦“不乖”，就会永远失去家人和老师的喜爱。

爸爸虽然才华横溢、事业成功，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胆子小。十岁的时候，我想学骑自行车，爸爸就坚决不同意，他觉得小孩子一旦学会骑车，自己上路就会有危险。好在我有个热情大胆的妈妈，她喜欢打羽毛球、游泳、跳舞。她瞒着我爸，在暑假的时候，偷偷教我骑自行车。傍晚时分，她带我去嘉兴文化局的院子里，让我跨上自行车，她在旁边扶着车凳，帮我平衡。

骑着骑着，我找到了“平步青云”的感觉，心里很是得意。往右一瞥，咦？在路灯的照耀下——地上的影子里——我妈的手根本没有拽住车凳！她的手悄悄放开了！

我心里一慌，就摔倒在地上。我说：“妈，你骗我！”她嘿嘿地笑。

很快我就学会了骑车。

妈妈说：“走！我们两人骑车从嘉兴去濮院，去那里的朋友家玩！”

真是太刺激了！我刚学会骑车，就能远游。

烈日炎炎之下，我们背着水和零食上路了。沿着公路，似乎骑了整整一小时，身上晒出了一层油。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妈妈高兴地呼唤她的朋友。我体会到了掌握新技能就能开启新人生的美妙。

小学高年级以后，骨瘦如柴的我，慢慢变成了跑步健将。校运动会上，参加短跑、跳远和接力跑，我还能得名次，也学会了跟男生们一起抢占水泥台子，竖拍打乒乓。

初中时，爸爸妈妈终于调回杭州，我们三个人团聚了。

我离开奶奶家的学区，进入久负盛名的学军中学上初中。

因为有小学当中队长的经历，我被老师选中当班长。但是班里的同学一半来自名校学军小学，一半来自文三街小学，他们彼此相见都非常熟悉。只有我是从外学区过来的，人生地不熟。让怯生生的我当班长，管理那么多熟络的同学，我有点不自信。

雪上加霜的是，学军小学毕业的同学，竟然小学就学英语，而我连字母都不认识。学习成绩再没有说服力，我怎么配当班长呢？

我的心被一种从小地方来的自卑感笼罩了，就像当年从嘉兴到杭州，城里的姑姑会说我是乡下人进城，怎么看都有点土。

周日的时候回一趟奶奶家，我钻到杭师附小的蔷薇花墙前，默默地哭：我好想念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啊。

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实现了从小的心愿，跟父母住在了一起。妈妈会把我喜欢的排骨端到我的面前让我尽情吃。而在奶奶家，最好的荤菜都是放在爷爷跟前，由他分配给我和表弟吃。看着鼻子前堆起的大骨头，我感觉到了被宠爱的幸福。

学习成绩一向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到新的中学绝对不能被落下，更要拼搏了！

努力学习英语吧！

我全身心投入，学字母、练发音、背单词，连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步一个单词。

两个月以后，英语成绩优秀，我当上了班里的英语课代表。

我发现，似乎我是有点语言天赋的，学语文和外语都不费劲，只有数学，我需要下点功夫。

数学老师说：“无穷大，就是没有限制，不能达到的意思，比如我们的宇宙就是无穷大的。”

这句话重创了我。

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想：我们生活在偌大的地球上，可地球只是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球，宇宙里有银河，有太阳系，有无数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说不定某个星球上还生活着外星人……最可怕的是，宇宙无限大！它没有尽头，就永远存在未知！

想着想着，我哭了起来。

看来，宇宙的终极奥义，人类是永远都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绝望。

作为一个渺小的人，我太无力了。

在这无穷大的宇宙中，我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问爸爸：“人为什么要活着呀？”爸爸说：“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比如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里写，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他的回答并不令我信服。我总觉得应该有“一听上去就会心灵震动”的说法。

于是，我开始求助各种书籍，那时流行的席慕蓉、三毛、张爱玲，我都看，爸爸给我一套“世界名著精选”，这套书真正开启了我的心灵新世界。

《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之烦恼》《名利场》《雾都孤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复活》……

我沉浸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人生的体验中，深深迷醉。

而奠定基础价值观的，我觉得还是一系列英国女性作家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情感与理智》等，她们在故事中一直倡导：追求独立平等，实现自我价值。

我开始憧憬我的未来，渴望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格独立、自由表达思想的人。

初中三年，我都是班长。担任管理工作，对锻炼工作能力和培养责任心都很有帮助，但是同时，如何和同学们相处的问题，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比如，我很害怕投票选举这样的事情。

小学时，老师用的是举手投票的方式。她会把几个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念“黄澜”，支持我的同学就举起手来，老师庄严地一个个数：“一、二、三……”我就会很紧张地看着一只只举起的小手，然后更紧张地看那几只没有举起的小手。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你，总有人不喜欢你，你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因此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多年以后，我看到这样的文字，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但是在我成长的经历中，并没有人跟我这样说。

他们会说：“这次你票高，当选了，但你不要骄傲，还有几个同学没有选你，你要做好这几个同学的团结工作。”

他们会说：“大家都认可，才说明你优秀。”

于是，我就要有意拉拢那些不选我的同学。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重压。

到了中学，老师用的方法就是不记名投票了。同学们把心目中的班干部写在纸条上，交上去，然后有负责唱票的同学，在黑板上候选人的名字底下画“正”字。得一票，画一杠。

于是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黄澜一票”“王磊一票”“倪庆杭一票”……

我们几个候选人就坐在班里，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不知道这次谁是更有威信、更被喜爱的那一个。

虽然我每每高票当选班长，但是这样竞选的过程，都让我内心颤抖。

必须讨好老师，必须讨好同学。

当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我就得做出选择。

这样的冲突，出现过很多次。我记得有一次班主任修理副班长——一个个性活泼的东北男孩。记得当时班主任说了很多刺激他的话，我听着都觉得很难受，想必有个性的他肯定是怒不可遏了。副班长坐在我后排，虽然我是班长，但我吓得完全不敢回头看他的表情。

终于我听到身后一阵巨响，同学们发出惊呼，副班长用手砸了课桌，然后从后门愤怒地跑出了教室，听说他一手鲜血。

我心里很害怕，也很惭愧，在这样的冲突中，我作为班干部，根本毫无作为。我心理上同情副班长，但又不敢反抗老师。

多年后，副班长来北京找我，寻求事业上的支持，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决定帮助他，想为我曾经缺席的正义感，做出补偿。

另外一件让我很痛苦的事情，好像发生在初二。我的同桌学习成绩一般，但人很搞笑，我们相处愉快。但是上自习课的时候，老师让我去讲台前坐着，监督同学，保持安静的课堂纪律：“谁纪律不好，你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我拿着我的作业本坐到了讲台前。

可老师一离开，大家就忍不住纷纷说起话来。

我用凶狠的眼光盯着左边的角落，那几个同学安静了一会儿，这时右边的角落又开始响起窸窸窣窣的低语。我就会说：“请右边角落的同学安静一些。”

有一个游戏叫作“打地鼠”，就是举着一个锤子巡视，哪个洞里的地鼠钻出头来了，就要及时去锤打它。

我那时就是一个焦虑的女干部，抡着锤子在班里来回敲打同学。

终于班主任气鼓鼓地回来了，她说外班老师路过我们班，在走廊里听到了很大的噪声，大家肯定没有好好自习，在那里乱说话。

没能管理好班级秩序，我有点惭愧，低下了头。

“黄澜，你刚才把说话的同学名单记下来了吗？”班主任突然看向我。我感觉到很慌乱。“你说，刚才是谁在那里说话？你必须告诉我！”班主任的目光非常严厉。

我犹豫了半天，说出了我同桌的名字。他的确话很多。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供出他来，他很生气地瞪着我。

“声音那么大，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破坏纪律，你说还有谁？”班主任继续逼问我。

我感觉到很绝望，我心想，要是再说出其他同学，大家都得遭殃。

“就只有他，因为他跟前排说说，跟后排说说，噪声就多了。”我锁死了口风。

班主任说：“好！谁在外班老师面前给班级抹黑，下课就到我办公室来！”

我的同桌怒而不语。

我都忘记自己是如何走下讲台，坐到他旁边的。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理睬我。我的心情很压抑。

直到去年，我在杭州拍戏，趁着同学会的时候，我问这个受委屈的同桌：“你当年是不是特别记恨我？”他说他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呢。

“你初中毕业时写的同学录，我还保存着呢。”他发给我看同学录的照片。

我的心稍稍有些宽慰。

而班长这个角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做了十几年。

初中时，我进入学校的学生会，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高中时又当选学生会副主席。

我感恩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信任我，给我机会锻炼能力。只是跟同学如何相处这件事，始终让我有压力。

我很想跟大家一起玩，去同学家看周星驰电影的录像带，一起打牌，开玩笑，游西湖；可到了学校，又要管理纪律，分配值日任务，帮助后进的同学提升成绩，以及给老师“打小报告”。

天天练习平衡之道，让我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是的，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几乎没有撒过娇，没有耍过赖，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说过脏话。

我努力管理情绪，保持一个认真、冷静、负责的好班长形象。

直到有一次，记得大约是初三，班主任让我们交作业，发现有几个同学历史作业没有写，而作为班长的我，竟也在其列。为什么从来循规蹈矩的我会漏写作业，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个男生一向调皮，他跟班主任顶了几句，班主任更加恼怒，责令我们几个放学后都留下来。

放学铃响，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们几个人留在教室里等班主任训话。她不知怎的，越说越生气，让我们把没有按时完成的历史作业抄一百遍。

我听到这样的指令，顿时傻了，机械抄题一百遍？

没写作业，我愿意受罚，比如多写几张卷子，相互背背书，记忆知识点，打扫卫生，操场跑圈，我都是能够接受的。

可是傻乎乎抄题，还一百遍，这是什么操作？我不理解。

班主任说，“你们不写完，今天别回家”，然后气鼓鼓地走了。

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看班长如何作为。

我深吸一口气坐下来，打开作业本，抄了一句，就停了笔。

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呼地站起来，强装镇定地跟这几个同学说，我不想抄题了，我先回去了，然后背着书包离开了学校。

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家，心里愤慨异常，眼泪在风中飞舞。

回家我跟妈妈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班主任惩罚我们抄题一百遍，我不想抄，就擅自回来了。

同时我又开始担心，对抗班主任是不是大逆不道，作为班长我没有带好头，我走了，其他同学肯定也会回家，明天班主任会不会更加生气。那明天我还要不要去上学？

妈妈听完我的叙述，非常生气：“老师这是体罚学生！明早我去找你们班主任！”

妈妈是在街上遇到小偷，会骑着自行车猛追对方三条街的侠女。她这番话，让我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满满的安全感。妈妈会保护我的！

第二天一早，侠女就出了门。

我忐忑不安地去学校，进了教室，发现班主任笑意盈盈。她在班级里说，前天没写作业的同学，把作业补上就好了。

发生了什么呀？

我迫不及待地回家问妈妈，妈妈说，她找到我老师宿舍，我老师还没起床呢——我脑补了妈妈作为湖州三天门丝厂教育科科长的说话神态——妈妈认真地跟对方说，学生是不能体罚的。班主任频频点头。

如释重负啊。感谢妈妈在我奋起反抗的这一刻，站在我这边，给了我勇气；也感谢班主任马上调整了教育态度，让我们回归到正常学习中。

初中毕业，我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考入本校的高中，继续当班长。

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课程，带给我新的感受。我依旧发扬刻苦学习的精神，在高中班里也保持了数一数二的学习成绩，这对我来说是立身之本，也是自信的基础。

同时我还参加了排球队，在学校的跳高、跳远比赛中，也获得过名次。老师经常在学校的外事活动上，推选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翻看当时的照片，黄同学一身正义凛然。

高二那年，校长推选我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中学生红十字夏令营。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中学生代表30人在广州集中培训，然后转道香港办理签注，最后来到台湾，跟30个台湾中学生一起共筑友谊。在这八天七夜的夏令营里，我们从台北一路南下，到台中、台南、高雄，领略了阿里山的秀美和垦丁大海的宽阔。

这次特别的旅行改变了我。

记得那晚，我们来到垦丁。台湾的康辅员说，不凑巧，台风要来了，云层特别厚，本来可以在海边的夜色里看月亮，多么浪漫，可惜这回看不到了。

我们也觉得有点遗憾。

突然，他眼睛发亮地说：“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们说，会不会把月亮从云层里唱出来？”

我被他的这个提议惊呆了。

我们是学科学唯物主义的少年郎，怎么还能听到那么不切实际的说法？

但是大家集体回答：“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60个学生放声高唱，一遍又一遍，唱得我眼眶都要湿了。

终于！

竟然！

滚圆的月亮穿过云层，出现在夜空里，皎洁的月色同时穿透了我的心。

大家欢呼雀跃，继续对着月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康辅员说：“月亮被我们唱出来啦！我们来跳舞吧！”

大家在月光下，大海边，跳起了刚刚学会的集体舞……

记得后来，我一直都在笑。

我甚至觉得在过去十八年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那么放肆和纵情地笑过。

那一刻，似乎我不需要努力学习，不需要讨好他人，不需要任何的压抑和掩饰，我看到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能成真，只需要负责唱歌、跳舞、大声欢笑，而这快乐是被允许的，是被鼓励的，快乐本身就有意义和价值。

之后我的人生里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欢笑和泪水，但那个晚上月光下如此纯粹的眼泪和笑容，我十足怀念了半辈子。

从台湾回来以后，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做了很多演讲。

我感受过无忧无虑的大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以后，我想我要继续追寻它。

哈哈，从此我变成了一个更自信、更阳光的女干部。

高二时，要文理分科了。我所在的六班，是年轻班主任带领的活力十足的个性班，同学们都很活泼，不管是运动会还是歌唱比赛，六班都能获奖，只是学科成绩不如年级其他五个班。

老师们研究了一下，在五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的分班策略下，他们决定把六班拆了，当成文科班，把全年级的文科生集中到六班，大部学理科的同学分散到其他五个班去。

作为六班的班长，我有“亡国之君”的挫败感。

而我自己呢，选择文科还是理科？

我有点纠结。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印象中，特别会写作文的黄澜，应该会选文科班。我也知道我的语文、外语成绩，基本上能稳稳拔得头筹。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数一数二，但也名列前茅。但是政治、历史这两门，我能考高分，只是内心深处没有那么喜欢。

大量的机械式的背诵——这道题目下面必须回答三点，那道题目必须说出五点——让我觉得疲惫而无挑战性。

选文科，更容易考高分，更容易进名校；考理科，对我而言，高三这一年将会更具挑战，学习有用的物理与化学知识，感觉比死记硬背政治和历史，更有意义。

我回家跟爸爸商量，他竟然说：“如果你选理科，我会为你骄傲。”

啊？爸爸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如此认真地培养我写作文，却在这个关键点鼓励我学理科。不知是因为他也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是欣赏女儿的自我挑战精神。

我说好，那我就试试，选理科！挑战物理、化学！

高三这一年，我心理压力很大。

早上天蒙蒙亮就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早自习，学一天，晚自习后，披星戴月骑车回家。每天脚脖子都是肿的。

频繁的月考、周考车轮战，高考倒计时和考试的排名表一起，都写在黑板上。老师天天念叨：你们一辈子的前途就看这几个月了，差一分就差一种人生。

我的文科成绩依旧一骑绝尘；但是数理化，我再怎么努力，成绩出来，还是跌出前三，在前十名内徘徊。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我看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

月考考砸的时候，我坐在操场角落里的看台上，默默地哭。

为什么数学最后一道难题就是解不出来？为什么物理有那么多公式，不知道这个情境下用哪一个？

我当了制片人以后，每次电视剧首播，我都会做噩梦：数学最后一道题做不出来呀，交卷时间到啦！

高考公布成绩，我的语文和数学一样，考了124分，数学前面题目满分，最后大题直接放弃。英语130分，物理118分，化学106分，总分602分，全班第6名，年级第26名，全省第300多名。

老师说：“黄澜，你要是考了文科，肯定排名更高。”

但我觉得，我尽力则无憾。

填报志愿，才是人生最有戏剧性的时刻。

我真不知道未来我要做什么。

小时候幻想过当一个画家，后来又想当外交官，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之后，我觉得主持人真的好幸福，去全世界各地旅游，然后对着镜头说：“啊，我来到了森林！啊，我看到了蛇！啊，这个菠萝真好吃！”

这样的工作真让人羡慕呀。

主持人杨澜青春的面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报纸上有对她的报道——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我记住了这个学校的名称。

我问作家老爸：“你觉得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

他说：“我同事的女儿考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德语，毕业后在德国领事馆工作，德国人做事情多严谨！只要学外语，就有机会去外资企业当白领，坐办公室，多好。”

我看他一脸神往，心想：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女承父业当编剧呢？大概是觉得创作太辛苦了，稿费也不高吧。

但是，我并不想考上海外国语大学，我想去北京！我们红十字夏令营的营友们都相约考到北京去相聚。

“爸爸，我想去北方，离家里远一点，看看更广袤的世界！”

“不！上海好，离杭州近。现在世界五百强都在上海设办事处，机会很多。”

按自己的想法，还是听我爸的？我好纠结呀。

北外在浙江招十几个人，有英语、法语两个专业可选择；上外招18个人，但有14个专业可选，还特意注明是文理生兼收。

交志愿表的那个早晨，我印象太深了，我想选一件T恤衫套上，骑车去学校。穿上T恤衫，志愿填北京，觉得衣服有点紧，又脱了T恤衫，志愿改上海。换件衣服吧，也没合适的，还是这件T恤衫，我又穿回了它。

就这样反反复复穿衣服，来来回回改志愿。

最后我还是选择顺从老爸，在第一志愿处写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很快我接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不过专业并不是德语，而是俄语。估计是德语系在浙江省只有一个名额，出现了另一个选报的人，分数比我高。招生老师就给我调配到了俄语系。

我爸妈说，正好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学过俄语的。

俄国企业在上海就没有那么多办事处了，这可怎么办？

我爸问我要不要申请换个专业。我拒绝了。我说分数是我自己考的，志愿也是我自己填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吧。我愿意接受。

于是1998年9月8日，我带着一大箱子行李，来到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外国语大学的校园比我们中学大不了多少。我梦想中幽深校园、梧桐落叶、白衣师兄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但是七个女生住在一个房间里，睡上下铺是我期待的生活。

看我领完被子、枕套、热水瓶，爸妈就回杭州了。

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那一刹那我心里好空。我曾经无比期待的自由生活，真正到来的时刻，却伴随着对父母如此深切的依恋。

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半。

而另一半，被全新的大学生活填补上了！

我要学习一门33个字母组成的语言，还要发卷舌音，名词不仅要分阴性、阳性反应和中性，还有各种变格，动词有那么多变位，说一句话，脑子里要提前转半天，才能把所有的词配比好合适的词性和语态。

老师说：“中文、俄文和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三门语言，你们很快就会掌握其中两门了！”

老师还说：“我们俄语系不止学习一门外语，我们系的全称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里的瑰宝。你们好好学习。”

老师又说：“中南海的翻译、外交部的翻译、商务部的翻译、联合国的翻译，很多都是我们学校出去的。”

在老师的激励下，我早起跑步，然后啃着糍米团在阶梯教室里大声朗读课文。整个阶梯教室就是一个小联合国，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阿拉伯语，不同语言的朗读声此起彼伏。

晚上去自修教室抢位子做作业、看书。同时我还辅修了高等数学，锻炼逻辑思维。

俄语系有很多社团，我参加了话剧社，第一次上台演戏，扮演《雷雨》里的蘩漪，获得了上外戏剧节最佳女主角称号。

《庭院里的女人》剧组来上外招会说外语的特约演员。我大胆报了名，结果副导演录用了我，让我去苏州拍戏。

这是一部根据赛珍珠小说改编的、中美合拍的电影，女主角是中国女演员罗燕，男主角是好莱坞明星威廉·达福。

我妈妈调回杭州以后，在浙江电影制片厂做宣发，我跟着她去过好几个剧组，但这个剧组一半工作人员是美国人，我看他们的剧本和通告都是英文的，管理方式也是美式的。

跟我住在一个房间的曾姐，是应聘来做翻译的。她告诉我，这个剧组很厉害，工作六天就能休息一天，而且制片人如果能够管理拍摄，进度过半、预算过半，他就会领到奖金。

曾姐是上海人，复旦大学毕业的，见多识广。

她跟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得到第一份工作的吗？

“那时，我在学校海报栏里看到一个招聘启事，说去学校旁边的酒店面试。我就抄下了地址和酒店房间号。到了酒店前台，我就问预定这个房间的客人贵姓。前台说姓徐。”

她继续说：“我敲门走进去，很大方地问候对方：徐先生，你好啊！”

我瞪大了眼睛。

“你知道怎么样？他大吃一惊，觉得我怎么会知道他姓什么，从此对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很快就录用了我。”

我觉得她好厉害啊！

曾姐接着说了一个金句：“在这个社会，你想求得更好的机会，就要比别人考虑得更多！”

特约演员的演出倒是没有什么难度，最后在片子里我也没看到自己有几个镜头，但这次剧组之旅，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1999年，互联网各种门户网站纷纷开启，热浪滚滚。

我拿到了三千元片酬后，又跟父母要了一些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拎着笔记本电脑，来到了刚成立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网站办公室。

我跟老师说：“听说你们在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网站招网页设计师，我虽然没有学过网页设计，但是我学过画画，有美术基础，而且我有自己的电脑，回宿舍也可以工作。我愿意尝试，请给我一个机会。”

老师录用了我。

我白天学俄语，放学以后就去网站学习网页设计，后来又开始给学校网站做宣传推广。

《庭院里的女人》剧组还有一个特约演员，他后来去当了易趣网的市场部总监。我打电话问他，国庆节需要大学生来打工吗？他说好呀。他让我连续七天在办公室里给每一个易趣网的注册客户打电话，了解他们的使用体验。

那时，易趣网刚刚成立不久，办公室里没有几个人。我就坐在一台电脑前，给客户打电话，跟他们聊天，然后把他们的满意程度记下来，汇总在Excel表上。创始人谭海音问我：“调查结果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大部分人满意，但也有人接到电话就很烦我，说易趣网不好用。

她突然眼睛亮了，说：“他们说易趣网哪里不好？”

在我原来的经验中，总是要放大好的，掩盖不好的。但是谭总的反应让我有点惊讶，她说：“知道问题才能改进，这样的差评客户更有价值。”

我很震撼。然后我重新打电话给差评客户，听他们谈不愉快的体验究竟是怎样的。

谭总还演示了Excel表的图标功能，让我学着做统计。

这七天结束了，我回到学校读书，觉得自己元气满满。

大二那年暑假，我和妈妈去瑞士旅行，住在我妈妈知青时代的朋友家里。刘叔叔在联合国工作。我好想去联合国看看呀，到联合国当翻译是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生的最高梦想。

刘叔叔带我们去联合国参观，里面的办公室很小，会议厅很大，整洁舒适，又不失气度。

我问刘叔叔，在联合国做同声传译的是不是很厉害。

刘叔叔说，他知道的最厉害的翻译是一个中年妇女，负责英语翻法语。她坐在翻译席上做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一边耳朵里听进去英语，一边嘴巴里说出来法语，几乎没有间隔，同时她手上还在织毛衣。

织毛衣！

是的，因为她从小就在说两种语言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对她来说，同声传译就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讲话的内容她可以完全不去理解，就把意思直接说出来——打开水龙头，水就流出来，如此简单。所以她完全可以同时织出漂亮的毛衣。

这是天造之材啊。

而我，靠每天早自习、晚自习这样的努力，估计奋斗一辈子，也达不到来这里工作的水平。出门时，我抬头看看联合国的大楼，有种职业梦想破碎了的感觉。

两年俄语学习下来，我也拿了奖学金，成绩也还可以，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学习俄语的自如和乐趣。

大三那年，我去莫斯科大学当交换生。学外语的人，都渴望去语言原产地感受一下。当我来到俄罗斯，听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说俄语，真是好激动啊。

过了两个月，基本适应了留学生活，我开始当兼职翻译打工赚钱。在上海胡老板开的公司里当翻译，他给我两百美元一个月的工资，我一周去两次公司，有什么翻译也可以在宿舍做。这家公司那时还出版中文报纸，我利用在上外网站时学过的美术设计软件，给大客户做平面广告设计；也给公司旅游业务做拓展，还跑去拉脱维亚和土耳其，开拓新线路；暑假时当领队，接中国游客团。

在莫斯科打车很有意思，都是在街上站着拦车，私家车停下来问去哪里，如果顺路，就马上谈价钱。放学后去公司上班，没有顺路的地铁，我都是打车过去。有时候打到过杜马的车，有时候中巴也会停下来载我。

那天，我打车到了公司，当时胡老板有个合作伙伴从国内过来，我跟他说，我今天打车打贵了，对方要我四十卢布，要不是实在太冷，我怎么也不能答应。等我下班回去，我一定要打一辆二十卢布的车，平衡一下预算。

我记得那个大叔脸圆圆的，很认真地说：“黄澜，你将来会有出息的，你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

他这句话的底层动机让我觉得很不可信，不就是这顿吃多了，下顿省一点吗？多简单的逻辑，怎么就未来可期了呀？

我心里发笑，哈哈。

这个大叔是上海某厂家派过来追款的，好像是有什么货款没有结清。我总觉得追债的人应该是气势汹汹的，欠钱的人应该是头皮发麻的。但奇妙的是，大叔住了一个月以后就开始帮胡老板做饭。我看到他们在厨房里一起卤鸡胗，还得意地说：“俄罗斯人这点好，不吃动物内脏，所以买来很便宜，正好让我们卤卤下酒吃。”

我也是惊呆了。我觉得胡老板很厉害。

胡老板说他有个朋友，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申请商务签证，需要一个翻译陪他去面试。这哥们在莫斯科大市场打工多年，会简单的口语，要是面试官问他复杂的俄语他怕听不懂，就需要找一个翻译，一天一百美元，比其他翻译工作一天五十美元的工资高一倍。

我问：“他是申请商务签证真的去考察，还是拿个签证就在美国黑下来？”

“这哥们娶了个俄国姑娘，生了个混血宝宝，但现在生意不好做，想着再去美国闯闯，说不定待几年就能赚到钱。”

“那老婆、孩子不要啦？”我觉得好奇怪，“他这样能骗过美国面试官吗？”

“这就看他的运气啦。”

不过当翻译不就是把一句话从A语言翻译到B语言吗？其他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还是打工赚生活费吧。

我们在大使馆门口集合，他一身隆重的商务打扮，看来很重视这件事。

“面试官的俄语不好，你跟他们讲英文哦！”他提醒我。

我觉得我不是来当翻译的，更像是来加持他成功商务精英人设的。

要跟他联合起来骗面试官发签证呀，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有好几个面试窗口，轮到我们的，是一个亚裔面容的年轻女孩，一脸傲慢。

他上前给面试官递名片，对方瞟都不瞟一眼。我用英语自我介绍说我是翻译。她却用俄语回答我：“把资料拿来。”

她一开口，我就蒙了，她的俄语说得实在怪异，是美国人说俄语的发音，难听又难懂。日本人说俄语，韩国人说俄语，我听着都好一些。

我很想跟她说，你就跟我讲英文吧，你的俄语我听不清，但我又不敢这么说。

她飞速地翻阅着资料，用俄语发问，我翻译成中文说给大哥听，大哥回答以后我再翻译成俄语。

面试官突然脸色一沉，问了一句话，第一时间我没听懂，愣住了。

没想到这个大哥反而听懂了面试官的问题：“你有几个孩子？”他直接用俄语回答：“一个。”

他回答完，我才反应过来，她说的“孩子”这个词没有变格，我就没听懂。

好惭愧啊。

她看完资料后，在护照上盖了一个黑戳，她用俄语说：“我不能给你签证。”

我从愧疚感中挣脱出来问她：“why（为什么）？”

她粗鲁地说：“你就管翻译！”

她这句话刺痛了我。我那一刻竟然忘记了自己是翻译，我是没有权利问为什么的，只需要把她的拒签翻译给大哥。

大哥问为什么。

面试官说：“从你的资料里，我没看出你去美国有什么必要性。”

我翻译完了。大哥很沮丧，我也很难过。

我的难过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最难过的是因为我翻译能力不够，简单词汇都没及时翻译出来，没有尽到责任，造成了面试官对他的不信任。其次，我领悟到，在翻译过程中，我越位了，我是一个传声筒，不是当事人。

翻译的工作就是从A到B，从B到A，我竟参与谈判，太不专业了。

我虽然还是拿到了这一百美元，但是我回校后非常沮丧。我开始质疑自己：联合国早就没戏了，民间翻译都做成这样，我还能成长为一个好翻译吗？

内心深处更大的质疑是：翻译工作适合我吗？

回到莫斯科大学的俄语课上，我的老师说：“很多外国人都读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但对当代俄罗斯作家却不太了解。”

他推荐我阅读三十多篇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散文”。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果你掌握了俄语，再去读俄罗斯文学，跟阅读中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完全是不同的体验。

读这些当代作家的散文，的确能感受到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十年里心态发生的变化，整体呈现出一种迷惘和消极的情绪。

大四回上外学习的时候，我们系副主任在课堂上问我：“你说你阅读了很多‘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散文’，那你说说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我大脑打了结，文章读了不少，但没有总结过。我说得磕磕巴巴。

这个曾经在俄语系作文比赛上给我评过一等奖的系副主任，明显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

他说：“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系的全称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不仅要学语言，还要学文学。”

听他这番话，让我比大一时更有感触。

我有些自责。我沉浸在语言学习中太久，对文学的关注还不够。

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认真地把《静静的顿河》看完了，找回了当年通宵达旦阅读世界名著精选时的乐趣，写了很长的论文。

初中时代，我看的俄罗斯作家左琴科写的《丁香花开》，其讽刺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得我心；高中时代，托尔斯泰的《复活》让我看到了人性反思的巨大力量；大学时代，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打通时代和人物命运，史诗般磅礴的现实主义穿透了单薄的我。

感谢俄语学习带给我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度体验，后来我制片的影视作品深深受到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我喜欢关注社会现实，描摹真实复杂的人性，展现个体和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作用下的交织。

作为俄语学院的学生，做兼职工作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

邻班的女生，有一天着急忙慌地找到我：“黄澜，急！上海展览中心在找一个俄英翻译，明天上午两小时，开价一百美元！我们想来想去，你的英语比我们都好，俄语也不错，这个肥差，让给你吧！”

“俄语翻英语，英语翻俄语？”我有点怵。

在给胡老板打工的时候，倒是有一次，我跟俄罗斯旅行社的老姐姐们一起去拉脱维亚出差，拉脱维亚旅游局向大家展示首都里加的美丽景色时，都是用英文介绍的，而我则负责同时翻译给同行的俄罗斯姐姐们。就那次我尝试过俄英互译。

我问我的同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场景？需要什么水平的翻译？”

她说：“就是俄罗斯女记者要采访一个英国人，一对一，聊聊天。”

一对一？聊聊天？

那还可以。

我答应了，要来了地址。

第二天，我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上海展览中心，见到了对接人，是一个俄罗斯中年妇女。她看到我的时候，特别惊讶，问我多大，我说我二十二岁。

然后她把我领到一个会议厅，我一看就傻眼了，天哪，这是一个几十人的会议厅，难道要我做一个公开会议的翻译吗？

我心里开始哆嗦。

这时主讲人——一个英国绅士——走了进来，他跟我握手，我客气回应。

很快场子坐满了，英国人打开了PPT，我一看题目差点没昏过去！

“关于某某公司建立石油管道从俄罗斯铺到欧洲。”

能源行业多少专业用词啊！臣妾做不到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场景，英国绅士已经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语速不快，语句很长，等他把整个句子说完以后，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大脑一片空白，开口说了一段话，说完以后，英国绅士转过身用英语对我说：“我觉得你这时最好说俄语。”

我才反应过来，我刚刚嚅动的嘴皮子，竟然是把他说的话用英语又重复了一遍。

有一个成语叫作“呆若木鸡”，我觉得形容当时的我非常合适。

这时，俄罗斯女人让我坐下，问与会的俄罗斯人里，有没有会英语的，然后一个年轻女人从听众席上站起来说，她英文不太好，但可以试着翻译一下。

我坐在这个耻辱的翻译席上，内心崩溃。我想是不是这时应该掩面哭泣离去？

不，我转念一想，来都来了，见识一下场面也是可以的，万一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翻译呢？

我顽强地留了下来，直到这场会议磕磕巴巴地结束。

我给俄罗斯女人做了会场费用支付的翻译以后，向她道歉。她说没关系，给了我八百卢布的路费。

回学校的路上，我如同行尸走肉——人生从来没有如此窘迫过——我感觉我的脸皮好像被撕破了。

同时破碎的，是我对自己发展俄语专业的美好愿景。我再也不想当翻译了。

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开始忙着找工作。继续学习俄语读研究生，我是没有兴趣了。马上找工作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跟俄罗斯有业务联系的政府机关、国家企业，俄罗斯在上海的贸易企业，还有的同学干脆不用俄语找工作，用第二外语英语找工作。

招聘季的时候，学校有很多宣讲会。我听过一个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招聘会，他们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精英范儿，他们说：“只要最优秀的！”

我被这样自信的气场掀翻了。会后大家都在写自荐信，我也用英语写了一封，意思是你们需要财务分析师，“财务”我可以学习，但是“分析”我很在行。

自荐信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同学们说会计师事务所不是最好的出路，去管理咨询公司应聘吧，美国的管理咨询公司更牛，一个学校就录取一人。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还有给企业管理做咨询的公司，所有的办公室都在最高大上的地方。

他们都要英文加经济管理复合型专业的毕业生，最好是应届学生会主席。

我还不够优秀呀？我对我的核心竞争力产生了怀疑。

如果我不想从事俄语翻译工作，我还能做什么呢？

也许我应该再去学一个语言之外的专业。

回想兼职打工的时候，雇主对我都挺满意的，他们说我头脑灵光、干活利索、吃苦耐劳。

我爸爸对我还有去外资企业当白领的期待，要不换个专业读研究生吧，比如经济管理专业？

鉴于我的专业是俄语，我就考莫斯科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吧！这样，我也可以跟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男朋友继续相处。

想好了以后，我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7月份在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考试是俄语的，考试范围是本科水平的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管理学。

我开始进入苦学模式。

恶补经济学知识，同时也要学会所有俄语表达的经济学词汇。

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我发现学习经济学没有那么困难。也许是因为我有高等数学的基础，所以很快就学通了。

我再次回到莫斯科，参加入学考试，跟俄罗斯同学一起竞争，录取的200多人里我考了第40多名，成为莫斯科大学经济管理系的研究生。

哈哈，学霸的成就感又回来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更适合我的专业了。

美丽的秋天来了，我满怀热情地开启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大学有一种神奇的毕业证，叫“红色毕业证”，传说只有全部科目都是“优秀”的学生，才能得到它，大部分同学拿到的都是蓝色毕业证。获得红色毕业证的同学，有专门的毕业典礼，校长亲自颁发证书。

这就是我的目标了！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到全优！

经济管理学里但凡需要数学基础的课程，我都学得很好。解方程什么的，是我的强项，老师经常让我去黑板前给同学们演示计算。一个外国学生给本国学生用俄语讲数学题，让我觉得相当自豪。

当年执意学理科的好处这时显现出来了。考试的时候，瓦洛佳就喜欢坐我旁边，偷偷抄我的题。

但是，纯文科的科目呢，我学得就有点累。比如国家管理，每次上课记笔记都记不下来，回头还要找娜塔莎借笔记抄。学习感受呢，也很像当年学政治、历史，几乎都是要死记硬背。

但是这也难不倒我，我像一部小马达一样，动力十足地吸收知识，把一门门课的“优秀”纳入怀中。

跟法律系的王同学谈了一年恋爱，我们搬到了一个宿舍住。一起做饭，一起学习，一起散步，一起玩耍，我感受到了有人陪伴、有人呵护的美妙。

经历了愉快浪漫的学生时代的恋爱，我们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证结婚。

我一边读书，一边兼职做一些翻译工作。

通过我爸爸在俄罗斯的作家朋友，我还认识了一个俄罗斯画家，我经常去他的画室看他画画，慢慢自己也动笔学习油画。

画画这件事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

我发现，每次从画室回来，在地铁里我都不自觉地哼歌。

莫斯科大学的宿舍，大部分是七平方米一间的，但也有十几平方米的套间。我想申请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宿舍，同学们说，那你要去九楼找楼长比布诺拉，她可是个厉害人，只有她给你批了，你才能去总部申请。

我写好了申请书，跑去九楼找比布诺拉。

一出电梯，就被楼道里的宿舍管理员老太太喊住了。

“姑娘，你找谁？”老太太满头银发，声音里带着威严。

“我找比布诺拉，去申请宿舍。”

“你知道在我们俄罗斯，去找领导，是不能喊人家名字的吗？必须喊名字加父称表示尊敬。”

她说得没错。但我有点紧张，也不知道比布诺拉的父称是什么。

老太太拉过我，让我坐在她身旁。

“你跟着我念！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

我小声地跟着她念了一遍。

老太太很不满意，她说，这个名字是塔吉克斯坦人的名字，你平时不常见，但是你要找人家办事，就必须对人家很尊重，所以一定要把她的名字念熟。保证你冲口而出的时候，就带着亲切。

“来！跟着我念十遍！”老太太的手拍着桌子打节奏。

“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

好尴尬啊。我心里非常委屈，为什么一次正常的宿舍申请，就非要显出讨好的姿态呢？我不喜欢这样被人逼着背单词，好像一个小学生。

宁可不要大房间了，行不行？让我走吧！我心里这样说。

但我没说出口。

难堪，沉默。

老太太看着我，一点都不退却：“你叫什么名字？”

“澜。”我说，写下来给她看。

她说：“你的名字很美啊，在俄语里是小鹿的意思。小鹿，无论什么情况下，你想跟人沟通，就一定要以对方舒服的方式！”

“跟我念，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老太太继续拍桌子打节奏。

“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这次我跟了。

真的念了十遍。

十遍以后，我可以脱口而出了：“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

老太太对我满意了。我问她：“奶奶，您叫什么名字？”

“阿拉。”她说。

阿拉奶奶告诉我，比布诺拉从塔吉克斯坦来到莫斯科，要供两个孩子读书，非常贫穷。好吧，沟通要以对方舒服的方式，我买了她一家四口需要的礼物送过去，一开口就是亲切的“比布诺拉·阿赫米达芙娜”，她很快给我签了字。

也许这就是在俄罗斯生存的基本逻辑。我心里并不认同。但在阿拉奶奶的开导下，我尽量对现实多一分理解，而少一些反感。

当我搬到九楼以后，阿拉奶奶是我每次出电梯都会看到的人。她会问我这一天过得好吗，学了一些什么课程，也会跟我讲她的人生故事。当我怯生生地开始画画时，她会瞪大眼睛说：“你知道吗？你是天才！”

我觉得她好夸张啊。但她真的欣赏我的画，费劲地找到木头画框，把画挂在走道——她的办公桌旁，她会跟所有路过的人说：“看！我们九楼住着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我听到的都是“戒骄戒躁”“谦虚使人进步”，很少得到这样隆重的夸奖，我内心对她充满感激。

春天，她带我去采蒲公英，我们也会一起闻丁香花；冬天，我们在雪地里散步，聊聊家常，聊聊诗歌。

阿拉奶奶给了我友伴似的理解，以及亲人般的爱。

离开俄罗斯十年后，我打不通阿拉奶奶的手机，就打电话给比布诺拉，她说：“阿拉奶奶死了。死之前，她说她很想你。”

那个晚上，我哭得全身发麻。第二天我去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里的东正教教堂，想为奶奶祈祷，结果门卫拦住了我，我哭着哀求他们。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情绪失控……

现在我敲着键盘，回忆起阿拉奶奶一头银发，拍着桌子让我跟她念十遍，禁不住泪流满面。

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我儿子出生了。我们很开心，跟莫斯科大学宿舍里很多学生父母一起，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带娃。

婆婆寄了很多中文的母婴杂志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带娃。我看看他们的文章，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写呀。于是我给杂志社投稿，写了一个专栏叫作《我在俄罗斯生孩子》。

莫斯科大学的老师，对我们这样的学生父母都很照顾。我每次去考试，老师都笑眯眯地说：“小母亲，你别紧张，慢慢回答问题，考试不重要，养好宝宝最重要。”

俄语课上，我们老师介绍当年苏联解体前，大家是怎么私有化一个偌大的国家的。有人把整个国家数据化，算出来国家值多少钱，然后除以人口数，每个人都会分到一张券，你可以拿券买工厂的股份，也可以卖给他人，也有的同志直接糊了墙……

我问老师：“你是认真的吗？”

他说主导这次私有化的丘拜斯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哟。对于一个超级大国的私有化，没有人有经验啊。但最厉害的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家就这样被私有化了！从此以后，苏联成了一个历史里的名词。

俄罗斯人就是这么举重若轻啊。

在这两年的研究生学习里，我对市场营销最感兴趣，也喜欢参考各种商业案例。

我的毕业论文准备的是有关项目制管理的。答辩那天，我专门去红场，花重金买了西装皮鞋，打扮一新，但心里也有些打鼓，这是要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用俄语回答所有的专业问题，万一有一个问题没听懂，该有多丢人啊。

自从我专业学习外语以来，常有一种焦虑：听力考试听不出来，拼写单词写不出来，现场翻译翻不出来。到现在为止，也依然如此。

我们系最德高望重的白头发帅大叔听了我的论述后问我：“矩阵型交叉型的项目制管理里的确有很多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但是这个单拎的个体项目制里，有什么冲突？”

我说：“个人内在冲突难道不是冲突吗？”

我竟然用了反问句，真是吃了豹子胆，话就这样横着出来了。

老师们都哈哈大笑。

我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回答了几个问题。

主考官在总结点评的时候说，今天的答辩，大家的表现都很精彩，而来自中国的同学，尤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答辩通过了，两年来，我所有的科目都获得了“优秀”。我有资格拿到红色毕业证啦！

全优生的毕业典礼，在莫斯科大学主楼的礼堂里举行，因为那天要带孩子，我去晚了，进入礼堂的时候，赶上校长致辞的结尾，大家开始欢闹庆祝，气氛热烈。

看着同学们青春飞扬的面庞，我心里却很冷静。

我匆匆退出，赶回宿舍带孩子。

成绩属于过去，我知道我可以就够了。

毕业证书拿到了，儿子也一岁了，他早早学会了走路。王同学要留在莫斯科大学再读一年，才能拿到法律系的硕士学位。

所以，我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乡杭州。从经济管理系毕业的我，幻想着创业做生意，想引进俄罗斯的婴儿游泳技术，让国内的宝宝从出生就开始学习真正的游泳。

但是经过一番市场调研以后，发现不太可行。

我想在家里安心带儿子，才住了一个月，我爸就有点焦虑。他一直以女儿是一个学霸为骄傲，当他看到我当全职妈妈不工作，也不看书，更不写文章的时候，着实有点意难平。

我说俄罗斯妈妈们都提倡母乳喂养两年，这样对孩子身体最好，我还是先把娃带好，再考虑找工作吧。

爸爸一脸认真地说：“今天中午在北京与我合作的导演来杭州请我吃饭，你跟我一起去吧！”

无奈之下，我跟爸爸去赴约，遇到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的马总。

马总人很精神，说话气场很强，他问我：“你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我心里惦记着儿子在家会不会想我，就随意地开玩笑说：“我希望穿着漂亮的西装，在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从北京飞东京，从纽约飞伦敦。”

马总乐了：“那只有我们公司可以帮你实现梦想。我们的海外销售部每年要参加各种国际电视节，在各个国家飞来飞去。”

我接着又说：“你们公司在北京吧？我三年前去过北京，发现三个奇怪的点：第一，中午的时候去农贸市场，卖蔬菜的大姐竟然睡着了，敬业精神不足。第二，在餐厅吃饭，一次性筷子的包装上写着‘本酒店欢迎你’，这语气太大爷了吧，感觉对客人不尊重，难道不应该写‘某某酒店欢迎你’吗？第三，天下雨了，收药品的标牌还躺在大街上，人却走了，这个标牌天晴的时候就不用了吗？综上所述，我感觉北京缺乏商业精神，不适合我发展。”

马总听完又乐了，他说，我们选择一个城市发展事业，不是看这个城市你喜不喜欢，而是看你事业的大方向跟这座城市有没有契合的地方。如果从事文化事业，北京是最核心的城市。另外，我们公司也需要经济类人才，欢迎你来北京参加考试。

马总的话打动了我。我们做人生选择的时候，的确需要看大方向。

如果可以在一个文化企业从事经济管理类的工作，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从小在爸爸的剧本背面打草稿，听他跟各个导演讨论主角此时是死了还是活着，每年都跟他去参加电视台的年会，暑假还去不同省份的电影制片厂看望在那里闭关写作的爸爸，我对文化企业是有感性认识的。

另外，本科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外加经济管理研究生，也算是专业对口。

爸爸妈妈很支持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俄罗斯你都去了，北京就更不用怕了，去闯闯吧。

于是我带着儿子搬到了北京。顺利通过好几轮笔试、面试，开始了实习生活。

马总给了我去不同部门实习的机会。我在海外销售部、国内销售部、节目部、财务部分别待了半个月以上，学习和了解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和业务特点。

在国内销售部实习的时候，我发现当时统计销售数据就是用来结账的，即哪个电视台买了哪部电视剧，花了多少钱，这样的数据都是录入一台老式机器里，吱吱吱打印出来，供销售员催款用。这些数据没有用到客户和产品分析中。

于是我打开Excel表，把近三年的销售数据打印出来，录入电脑中，并在录入过程中，对电视剧进行了分类标注。

海量的数据啊，一个个手工分类并输入，连续三个月的晚上，我都是先把儿子哄睡着，然后起来连夜输入，有时给儿子讲故事，讲着讲着自己也睡着了，半夜惊醒，再爬起来工作。

这些数据完成输入以后，我就可以分析出来：所有客户的销售总额排名、单价金额排名，对哪些类型的节目有特殊的偏好，哪些节目重复购买最多……

比如销售数据告诉我，四大名著电视剧的销售次数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

比如浙江电视台影视频道对古装类别的电视剧尤为喜爱，东北地区更喜欢购买乡村喜剧……

这些分析和推论，让我非常兴奋。在统计数据的过程中，我也对节目进行了全面了解，对全国上百家电视台客户的需求进行了轮廓勾勒。

按照市场营销课里学的4C理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价格、我们的促销手段，只有了解得越多，才能带来更好的营销。

我跟马总汇报我的收获，他没有听完，就说：“你把刚才这些，到我们年初中层干部会上做个报告说说吧。”

于是我又翻出我参加硕士论文答辩时穿的高级西装和皮鞋，在香山举行的中层干部会上，做了个几十页的PPT展示，讲述我们怎么利用现有的数据分析我们的客户，找到他们的特点，实现更好的销售管理和客户服务。

我讲完以后，全场都很安静。马总用满意的语气总结说，他安排我做这个报告，就是希望年轻人用创新的方式撼动一下固化的思路，新年带来新气象。

我很感激马总给我这一系列特别的机会，让我展现了才干。

这次会议之后，我被破格提拔了，担任企划部副主任。

就这样，三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实习生一跃成为中层干部。我爸爸听说以后，很激动，他觉得他在关键时刻推了我一把是对的，他挽救了一个“失足”的全职妈妈。

企划部，是帮助领导制定战略规划的。我觉得做电视剧版权交易，把版权卖到海内外、出版音像以及组织展会，这样的生意除了分析销售数据，对节目销售之后的收视表现，也应该有观察、反馈和统计。

通过分析哪些节目卖得好，哪些节目播出效果好，可以引导我们多投入或制作哪些节目，形成一个正确导向，把业务做得更好。

于是我跟领导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收集全国各个电视台各个频道播出电视剧的收视率数据，从中分析出每个电视台客户的播出情况，对我们公司销售的电视剧在当地的播出数据也可以进行分析，甚至由此可以掌握全国观众的喜好。

索福瑞是当时最大的电视收视率数据公司。当我去咨询他们的采购条件时，他们很惊讶，他们的客户都是各个电视台和广告公司，还没有节目公司来买过数据。

每年二十万！还是索福瑞给我们的特殊优惠价。

我跟马总说了收视率数据的重要性，他说可以买。

公司花了这个钱，我很感动，也很心疼。我想我一定要做好收视率分析，寻找商机，怎么也要把这二十万赚回来。

于是我一头扎进数据库里，开始研究全国电视剧的播出情况。

一年以后，我被调到国内销售部，开始进行电视剧的销售工作。

那时的我，已经是对全国几十家电视台数百个频道电视剧的播出情况都了如指掌的人了。

每年春天，公司都会请全国客户来参加节目推介会。我发挥了在俄罗斯当导游翻译组织会议的经验，跟同事们一起招待客户，晚上搞活动，还可以上台主持节目。

我跟客户聊天，我对他们频道播出过哪部剧，播了多少数据，比他们自己了解得还详细。同时我还可以帮他对比同一部剧在其他省份电视台的播出情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关于怎么给一部新的电视剧定价，是一个技术活。

客户总是习惯砍价，我头头是道地说：“就像我学经济的时候，我们讲无形资产怎么定价，无怪乎就是这三种办法，一是收入法，一是成本法，一是对比法……”

客户说：“这个小姑娘有意思，还给我上课。”

我当时负责的是销售二轮电视剧，就是重播剧反复销售。

我跟客户说：“我发现你们频道啊，播出古装剧特别好，我这里呢，按照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顺序，准备了八部古装宫廷剧，你们可以连续排播，这样观众就可以顺流，收视率也容易稳定。”

客户说：“这个小姑娘有意思，说得还挺有道理。”

于是我把节目库里的老节目打包成各个系列：军事系列、喜剧系列、农村系列、宫廷系列、家庭系列等。

不要把销售当成一次买和卖，而是站在客户的立场，帮他们解决问题，优化排播，推高收视，他们购买的就不是一部剧，而是一套解决方案。

客户说：“这个小姑娘有意思，合同签了吧。”

以前重播剧一年只有两千万元的销售额，我接手的那一年，即2006年，实现了四千万元的销售额，足足翻了一番。

在整理节目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部老剧，只实现了一次销售后，就再也没有销售记录了。这部剧叫作《今生今世》，是马景涛、周海媚主演的。我读高中的时候看过，当时还挺喜欢的。

我问同事，为什么这部电视剧后来不卖了，同事说好像是母带有问题。

我再去节目部查这部剧，得到的反馈是，这部电视剧的母带技审不合格，不能出库。

这也太可惜了。母带可以修复吗？

我又问：“这部剧是哪家公司制作的？还能不能找到制作方？他们手里会不会还留着原始的母带呢？”

同事们说，这是跟台湾合拍的剧，制作方估计不好找。

我仍不死心，搜寻资料，知道制作方是台湾杨佩佩工作室。我再查杨佩佩，最近的消息是她要跟浙江某某公司合作拍剧。我通过浙江电视台的客户，找到了杨佩佩老师的联系方式，给她打了电话。

她说她在上海定居了，公司母带库里的确还有一套《今生今世》的带子。

于是，我说服杨老师，拿到了这套带子，花了八万元重新做了修复，然后老剧新卖，卖给了十几家电视台，带着两位主演参加发布会，营造宣传攻势，最后创造了一千万的销售额。

因为没有需要摊销的制作成本，销售额全部是利润额！这一下真的发了！

化腐朽为神奇，领导们都很高兴。

而我也因此被评为当年中央电视台的优秀员工。

正在我得意扬扬之时，公司管理层发生了变动，我的直接领导换了人，而她认为我不适合做销售，安排我去负责引进剧的采购。

我有点愤愤不平，为什么说我不适合做销售呢？我虽然不会在饭局上给客户敬酒，也不会称兄道弟拉关系，但是我会动脑筋呀，业绩那么好，难道不正说明我是优秀的销售人员吗？

成绩被否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很少有被无端否定的经历。

我第一次萌生了想要辞职的冲动。

但是去哪里呢？还在不在这个行业呢？要不要出国读书呢？再学什么呢？孩子怎么办呢？

2007年初，公司派我作为领队带着十几个电视台客户去美国参加电视节。出国、会务、翻译、论坛，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简单。

但是我心中的烦恼一直在翻腾。旅途中，我跟四川台的客户吐露了心声，他劝导我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各有各的问题，所有的行业都各有各的问题，所有的公司都各有各的问题。没有完美的世界，我们要学会适应它。”

原来我以为，努力就能得到一切，我得到一切，大家就会喜欢我，表扬我。

现在我明白，不是我努力，就能获得认同。

我要尝试和问题相处。身段柔软，也是一种成熟。

美国电视节的论坛结束后，我们还有一个三天的游轮行程，从洛杉矶上船到圣地亚哥再到墨西哥，最后回洛杉矶。十几个人在游轮前办登陆手续的时候，大肚子老船员叫停了我们。大部分客户手里的美国签证都是多次往返的，只有成都领事馆办签证的两个客户，是单次往返签证，而这个游轮行程偏偏有一站在墨西哥，等于出境美国再入境美国，单次往返的签证，就不够用了，所以按规定，这两个四川来的客户，不能登上游轮。

我听完老船员的解释，心想这下糟糕了，这两个客户不能跟团，这三天他们去哪里呢？谁接待呢？费用谁来出呢？安全怎么保证呢？

我打电话给国内的旅行社，问他们可不可以出面跟游轮公司协调，但是因为时差和越洋通信的问题，沟通变得很慢。

我让其他有多次往返签证的团员先上船，我陪着这两个客户，在休息处等国内回复我邮件。

我虽然表面上保持镇定，不想打扰客户的心情，但其实心里烦躁极了，游轮马上要开了，感觉没有人指望得上。

我突然想起莫斯科大学的阿拉奶奶说过：“你想跟人沟通，就一定要以对方舒服的方式。”

我打算把我的难处跟美国船员和盘托出，求得他们的帮助。

我把箱子里带来的名片盒小礼物拿出来，满面笑容地走向大肚子老船员，我跟他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考察团，参加完电视节后也想来体验一下游轮旅行，但是因为领事馆在中国各地政策不同，同样的资料给的签证却不一样。拿到单次往返签证的客户真的没有移民倾向。如果不让他们上船，作为领队，我将非常麻烦。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客户绝对会在统一的行程里，不会滞留美国，请您相信我。”

也许是我真诚的眼神打动了他，他接过礼物和旅行资料，看了看，思考了一下，最后说，他去争取一下。

我和客户们等在外面，真是度日如年。他们说：“你这套谈心术，可能在俄罗斯有点用，但在美国，人家是讲规则的，肯定不行。”

大约过了半小时，老船员从办公室走出来，跟我说：“你们都上船吧！我相信你们！”

哎呀！太高兴了！我说：“太感谢你了！”老船员笑起来，还给了我一个拥抱，祝我们旅行愉快。

我带着四川客户上船，跟大部队会合了，大家都很激动。

我想起在垦丁那晚，我们用歌声把月亮从云层里唱了出来，心里渐渐明朗起来。

回国以后，我沉下心来，留在国内销售部继续做副主任，接手引进剧的采购工作，开始跟不同国家的电视台和发行公司打交道，采购国内观众会喜欢看的电视剧。

因为我的英语不错，对国内电视剧市场也很了解，很快就建立起采购的标准来。

那时韩剧非常火爆，基本上都要预购和竞标，风险也很大。泰国电视剧是新起之秀，被中间商围堵得很厉害。港台剧也需要引进指标，供应商很稳定，但是价格都不低，需要甄选和谈判。

以前觉得销售压力大，要鼓起勇气大胆推销，也要忍受被拒绝的尴尬，更多时候还要不停地催款。大家公认：赚钱总是辛苦的。

但是我很快发现，引进剧很不好干！虽然是花钱的工作，但是花钱买了什么剧，能不能通过审查，最后卖不卖得掉，整个链条很长，环节很多，考验很大。

喜欢挑战的我并不胆怯：“要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剧，再赚更多的钱。”

很快，机会来了。

我在一次电视节上，看到新加坡新传媒公司正在推荐他们的台庆剧《小娘惹》。海报上，娘惹服装符合传统审美，同时也很新颖。我研究了一下，郑和下西洋把宫女带到马来西亚以后，宫女跟当地的土著所生的孩子，男的叫峇峇，女的叫娘惹。而这个《小娘惹》就是讲华人后裔的传奇爱情故事。新加坡很多编剧都是当年从香港迁徙过去的，所以整个故事也带有港剧的叙事风格。

我要了三集样片，带回来研究。

第一集，四十分钟的时长，竟然有半小时在科普娘惹文化，快结尾的时候才正式讲故事。

这样的片子，观众怎么会有耐心看呢？看电视剧的观众不会想看纪录片的。

我明白为什么这部台庆剧少有人问津了。

我研究了后面的样片和剧情，觉得可以出手了。我跟新传媒公司说，我们公司有兴趣买，但要允许我进行剪辑。新传媒对我的热情受宠若惊，报了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我跟公司说，这部片子我打算重新剪辑，把前两集结构打乱，加快故事节奏，只要故事开头好看，能把观众带进去，后面的收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公司批准了我的想法。买来片子，我自己跑到机房去剪辑，说来也有趣，虽然是第一次指导剪辑，但我好像还挺懂的，知道哪个镜头接哪个镜头，很快前两集就剪完了。

片子引进中国以后，卖得非常好，销售价是成本价的八倍，利润足足的。

过了好多年后，偶尔在商场听到《小娘惹》的主题曲，心里依然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买冷门国别的剧，重新包装剪辑，这是我琢磨出来的新策略。如法炮制，我又找到了菲律宾GMA电视台，我的同事从几十部片子里挑出两部，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美人鱼Dyesebel》这部现代神话剧非常有意思，女主角是菲律宾西班牙混血，长得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演的又是美人鱼这样的全球性题材，故事设定也很有情节性。

蓝天、白云、大海，风情万种的美人鱼，如果在看不到大海的内地卫视暑期档播出，收视率应该不错。

公司同意了我们的购买申请。菲律宾电视台给我们的价格相当优惠。

通过国际电台找到了菲律宾语的翻译，译着译着，觉得很多台词都啰唆，剧情拖沓的地方也不少。

我跟配音导演一合计，干脆把后面的剧情做了大调整，台词根据基本嘴形进行重编。

全部译配完成后，顺利通过审查，《美人鱼Dyesebel》在云南卫视暑期档播出，收视率表现亮眼，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之前因借用《今生今世》母带认识的制作人杨佩佩跟我说，她打算翻拍她之前的三部作品——《还君明珠》《春去春又回》《侬本多情》。这三部剧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剧情依旧历历在目。

我说：“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就跟我们公司合作吧。”

杨佩佩老师觉得我做事认真、头脑灵光，便答应跟公司谈谈。

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合作协议。三年内，公司连续投资制作了这三部戏，而我也经历了剧本围读、遴选演员、制作拍摄、剪辑包装、发行宣传的全过程。

两边都赚到了钱，完成了愉快的合作。

我从销售、引进，转型到了投资制作，我感觉工作的主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记得有一次在《侬本多情》的剧本围读会上，我在讲一场戏怎么改的时候，说得声情并茂，导演突然停下来跟我说：“黄澜，你很不得了的，将来会是个人物的！”

我一愣，觉得话题出戏了，有点尴尬，还是继续讲剧本吧。

等会开完了，我静下来，突然意识到，似乎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我最如鱼得水、意气风发。

谈戏剧，比我学数学自如，比我说外语自信，比我谈买卖自在。

三十岁的时候，有一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孩子们还在家里等我呢，我要快快回家。包里还背着连夜要看完的剧本，我对自己说：“黄澜，你要跟时间赛跑啊，完成更多的工作！”

北方的冬夜黑得好快，墨漆漆的天空是那么遥远，让人感觉有点孤寂。

我抬头找星星、找月亮，但都没有找到，只有无尽的苍茫。

宇宙啊，依然无垠浩瀚，深不可测。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要找一个答案呢？

我从未停止问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绝对的答案，那它是一个公式吗？是一句咒语吗？是一个会说话的神吗？

如果真的有一个最终可以用A4纸打印的答案，大家传阅它，背诵它，铭记它，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该有多么死板和无趣！

人生的意义，也许在于去追寻一个并不绝对的真理，我们无限接近它，但永远也无法参透和得到它。

追寻的本身就是生命。

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感觉放下了过去所有自我拷问的焦灼。

我不再寻求终极答案了，我要享受探索生命的过程！

决定了，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戏剧节目的制作人，用我的创造力点燃作品。

我要联合更多跟我一样的人，用非凡的热情和努力，来拥抱这个充满未知和变化的世界！

五年以后，我第一部署名制片人的作品，获得了“白玉兰”最佳电视剧金奖。

十年以后，我制作了十部，共计四百多集的电视剧。我的妈妈看，姑姑们看，阿凤阿姨看，同学们、老师们看，曾姐看，胡老板看，同事们看，导演看，杨佩佩看……

可惜最爱看电视剧的奶奶已经走了。

想起童年时，奶奶在客厅看电视剧，我在卧室里边写作业边竖着耳朵听；现在，我在制作电视剧，奶奶会不会在天上看我呢？

宇宙无限大，什么都有可能。

而我相信，爱可以超越无限……

黄澜

2022年3月7日初稿

2022年3月1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