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岁高龄的贾湖骨笛

图1.1是1987年在我国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贾湖骨笛，它有7孔，由仙鹤的尺骨做成，可吹奏七声音阶的现代乐曲，且音色优美。同时出土的30多支骨笛，经考古学家用碳十四同位素断代法测定，距今已7 800~9 000年。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在8000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发明了一种完备的管乐器。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管乐器之一（过去在德国或斯洛文尼亚发现的号称上万年前的“骨笛”已被学术界怀疑和否定）。假如把贾湖骨笛的出现看成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我们的文明史就不仅仅是五千年，而是八九千年。

中国的音乐文化不但开始得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世界前列。中国人非常重视音乐，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对音乐有着非常清晰、深刻的论断。孔子不但认为人格养成的途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的修养开始于文学，矗立于礼，成就于乐），把音乐文化视为最高的修养，他自己还会弹琴、唱歌，并且“无故不撤琴瑟”，除了发生大的变故，音乐都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一生都把“复兴周礼”作为努力的目标，而“礼乐”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

我们的祖先发现，把“礼”和“乐”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社会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用荀子的话说：“乐和同，礼别异。”“礼”使人和人有区别，有尊卑，有秩序；“乐”则是通过音乐这种人类能够理解和共同欣赏的艺术形式，找到人们的共同点，让人和人之间有关爱、有亲情，从而达到“和”的境地。我在引子里谈到“和”这个古人从音乐里悟出的道理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有一个“和”字，中国人的音乐更是如此。我们的祖先和现代社会的人不同，他们在音乐中追求的，不是发泄，不是放纵，而是平静与和谐，是心与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万物、天地的和谐。

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里有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命令臣子伶伦制定乐律，伶伦来到昆仑山，听到凤凰的鸣叫——凤（雄）叫了六声，凰（雌）叫了六声。于是，伶伦就在山下的“嶰溪之谷”用竹子做了十二根律管（确定音高标准的竹管），模仿凤凰的鸣叫。这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竹管依次发出的各差半音的声音，就是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中吕、蕤（ruí）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ì）、应钟。其中，“黄钟”成为中国音乐的标准音，十二律则成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的基础和规制。

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相信，只要制定了本朝的音乐制度，尤其是制定了“黄钟”这个音高标准，便可以“天下大定”？但这的确是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最中国”的一件事。周公建立了西周的礼乐制度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政权建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国之大事，便是“制礼作乐”。先要制定“黄钟”的音高标准。不仅如此，这个吹出“黄钟”音的竹管（玉管）还是制定国家“度量衡”的标准——以黄钟律管长“九寸”来定“尺”的长度，这是“度”。“量”指的是容积，在农业社会里，量器是最常用的计量工具。汉朝的量器分为龠（yuè）、合、升、斗、斛（hú）。“衡”指的是重量，汉朝权衡分为铢、两、斤、钧、石（dàn）。将黄钟律管里装满“黍”（小米），倒出来后称，其体积和重量，就是量器和衡器的标准：其容积为1龠；1龠中黍的重量为12铢，即半两。将黄钟律管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器，可见古代的中国人多么重视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