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视野中的槟榔

首先简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西方”是指南亚文化圈以西的地方，也就是大约在东经65度线以西的欧亚大陆，嚼食槟榔在这些地方（除了马达加斯加岛以外）大致上不是一种显著而普遍的习俗。在这条线以西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乃至泰西（旧指西洋，主要指欧洲）之地的欧洲人，其中的商人和探险家首次看到有人嚼食槟榔时，大概率会惊奇地记录下这种异域习俗——吐出的红色汁液太骇人了。而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嚼食槟榔的人，大多并不是嚼食槟榔的第一发明人——南岛先民的后裔，而是印度人，即嚼食槟榔习俗的二传手，也是塑造了槟榔在西方世界中的印象的人。

在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就已经接触到了印度嚼食槟榔的习俗，他们都与印度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并且留下了详细的相关历史记载。波斯历史学家费里希塔（Firishta）记载，在波斯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二世（Khosrau II）在位期间（590—628年），当时印度戒日王朝的首都曲女城有超过3万家的槟榔商店。马苏第（Masudi）于公元916年游历印度时记录，在当时的印度嚼食槟榔是一种全国性的习俗，甚至在娑提（寡妇殉夫自焚）时，自焚者也会在爬上火堆前先嚼食槟榔，整个社会中，只有最低贱的“不可接触者”不吃槟榔。他还记录也门、汉志地区（均在阿拉伯半岛）均流行嚼食槟榔，有时候是将其作为乳香的替代品。在中世纪时期游历最广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也记载过槟榔，大约在1340年，他曾到达印度，他说：“槟榔在印度人的生活中尤为重要，以槟榔作为见面礼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金银还要重要。”“先把槟榔碾碎，然后包在涂上石灰的蒌叶里面一起嚼食，可以使口气清新，祛除口腔里的异味，帮助消化，减轻空腹饮水带来的不适感，还能提升情趣，增强床笫之欢。”他还记录在摩加迪沙（今索马里首都）住宿时收到来自当地统治者的礼物——槟榔和蒌叶，以示对他的欢迎。另外，伊本·白图泰还描述了东非和阿拉伯地区一些用到了槟榔和蒌叶的菜肴。

从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嚼食槟榔的习俗在印度不但极为普遍，还衍生出一连串伴随槟榔的礼俗和仪式。与印度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的波斯和阿拉伯城市，很早就接触到了槟榔。在伊本·白图泰生活的时代，整个阿拉伯海的沿岸贸易港口附近都能够得到稳定的槟榔供应。不过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并不产槟榔，这种产自印度的植物可能价格比较昂贵，也仅限于小范围内的流行。几百年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侵入了原本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阿拉伯海贸易区域，槟榔在阿拉伯东岸地区的供应也变得不再稳定，16世纪以后的旅行者基本就没有再记录这些地方的槟榔嚼食情况了。东非本地出产的一种名为“Khat”（中文名称为巧茶）的树叶也有成瘾性，当地人嚼食该树叶的历史很长，这种本土习俗很快占领了市场，槟榔的唾痕也逐渐在东非和阿拉伯街头消失。

第一个留下关于槟榔的记录的欧洲人是马可·波罗，时间是14世纪，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是从威尼斯出发沿丝绸之路陆路来到中国的，回程从厦门乘船经马六甲海峡、过印度、登陆波斯湾，再经陆路到叙利亚，最后经地中海海路回到威尼斯。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槟榔出现在印度的卡耶尔这一篇章，时间大约在1292年。其实，从厦门到卡耶尔的航线经过了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其沿岸地区几乎都有嚼食槟榔的习俗，而马可·波罗到了卡耶尔才记录下槟榔，可能是由于他沿途上岸的行程过短，以至于到达卡耶尔后才留意到这个习俗。马可·波罗是这样记载的：

城里的所有人，就像印度的其他人一样，有持续地在嘴里咀嚼一种名为Tembul（荖叶，又称蒌叶）的叶片的习惯，他们一直嚼，然后吐出唾液，这让他们兴奋。绅士、贵族和国王用这些叶子包裹樟脑和其他香料，也会和生石灰混合，据说这种做法对健康很有好处。如果一个人想要侮辱另一个人，他会把这片叶子或它的汁液吐在对方的脸上。对方会跑到国王面前，讲述自己所受的侮辱，并要求与冒犯者决斗。国王提供武器——刀和盾，所有的人都蜂拥而至观看，两人决斗至其中一人被杀。他们不可用刀的尖端刺杀，因为这是国王所禁止的。

葡萄牙医生加西亚·德·奥尔塔（Garcia de Orta）曾为马可·波罗的这段叙述做过注释，他详细地描述了印度人嚼食槟榔的方法：

在咀嚼betre（槟榔）时……他们将槟榔和少许石灰混合在一起……有些添加了licio（儿茶），但有钱人和贵族会添加一些婆罗洲樟脑，还有一些沉香、麝香和龙涎香。

他们将faufel（也称为sipari）的一部分刮开，然后放入嘴中。他们将蒌叶与一粒麦子大小的石灰弄湿，将它们彼此摩擦，卷在一起，然后放入嘴中。最多一次可以咀嚼四片蒌叶。

有时他们在其中添加樟脑，在一片蒌叶上放一些槟榔和儿茶，在另一片蒌叶上放些石灰糊，然后将它们卷起来，这被称为berah（蒌叶包裹）。有些人将樟脑和麝香放进去，然后用丝线将两片叶子绑在一起。当有客人来时，应该提供槟榔、樟脑和其他香料。

另一份来自葡萄牙人的记载，是在斯里兰卡传教的莫莱神父所写的信。1552年，莫莱神父来到这个佛教兴盛的岛上，注意到大多数斯里兰卡人由于信奉佛教而反感杀生食肉的行为。由于不熟悉南亚的饮食形态，而当地人又常常嚼食槟榔，因此他错误地认为有些人仅靠吃蒌叶和槟榔果维生。葡萄牙人很快也发现了槟榔的经济价值，虽然这种植物在他们与欧洲的贸易中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在当地贸易中十分重要。葡萄牙驻果阿总督的记录显示，槟榔的生产由当地土邦的王垄断，有些地方槟榔产量大，是王室重要的收入来源。它们每年总能带来1万银币（xerafim）甚至更多的收入。葡萄牙人对嚼食槟榔这种习俗并没有特别反感，没有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如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以一种鄙夷的姿态看待这种行为。他们把槟榔视为一种贸易品，但不是像胡椒、丁香、豆蔻那样可以在欧洲贩卖的贸易品，而是一种本地人的贸易品。他们可以通过操纵槟榔的贸易来加强对当地人的控制，可以讨好土王和当地贵族，也可以从其他欧洲殖民者那里争夺资源。

荷兰很快也加入了对东方的殖民和贸易活动，1592年，荷兰商人为了打破葡萄牙人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派出了商业间谍豪特曼兄弟（Cornelis and Frederik de Houtman）。豪特曼兄弟在里斯本加入葡萄牙商船队，偷窃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海图，后被葡萄牙人察觉，被关押至1595年才得以释放。同年，荷兰商人组成了“远方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决定前往爪哇岛最西端的巴丹地区购买香料。为了避开葡萄牙人，他们一路绕开葡萄牙贸易据点，航程中损失了很多船只和水手，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爪哇岛。荷兰人虽然在这次旅程中人员损失巨大，在财务上也入不敷出，但好歹掌握了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此后荷兰人不断派出船队前往巽他群岛建立殖民地，终于在1602年成立了粗具规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从进入17世纪开始，荷兰人就不断地在各条战线上挑战葡萄牙的霸主地位：1606年攻打葡占马六甲失败，1607年攻打葡占莫桑比克失败，1622年攻打葡占澳门失败，一直到1641年，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的荷兰人终于成功击败了往日的亚洲殖民霸主葡萄牙，强攻下了葡萄牙扼守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城。1664年，荷兰文献记载，由印度输入马六甲的槟榔曾被课以重税，荷兰人甚至在1703年颁布法令禁止槟榔进口。这种措施主要是为了打击葡萄牙殖民地的商业利益，保护当地种植者，而非要杜绝根深蒂固的嚼食槟榔习惯。有部分荷兰人受到当地居民的影响也开始嚼食槟榔，在斯里兰卡西部沿海港口加勒（Galle），一位17世纪的荷兰商人的私人藏品中，有一个带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徽记的铜质雕花槟榔盒（见彩图4）保存至今，这说明荷兰人已经接纳当地的这种习俗，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也许是为了款待与他们做生意的当地富商，总之，荷兰人和葡萄牙人都没有特别排斥这种异域风俗。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这种态度与他们殖民贸易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工业时代以前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与其说是建立殖民地，不如说是建立贸易据点；他们对于大规模殖民和管理当地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只要能够保证跨洋贸易的顺利进行，保证贸易据点的商品流通畅行无阻即可。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对当地社会进行改造，搞些移风易俗之类的事情是得不偿失的，对于嚼食槟榔这种于他们无碍而在贸易上有利的习俗，他们乐于因循。之后的工业化时代的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才是真正意义上进行殖民化统治的范例，他们对于殖民地的期望也很不同——不仅要建立贸易据点，还要将殖民地作为本国工业原材料的生产地和本国工业产品的行销地。基于不同的利益点，英国人对整体改造殖民地有着很大的热情。以印度为例，英国人希望整体改造印度的国民性格，建立学校，培养当地公务员，以使印度成为其世界工业生产链条的一部分；他们有意地培养当地人吸烟和饮茶的习惯，以替代对英国来说无利可图的槟榔和蒌叶消费；他们大力推广可以获得暴利的罂粟、棉花、茶叶、烟草的种植，而对满足当地人基本需求的粮食生产不屑一顾，以至于在印度造成了数次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英国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嚼食槟榔习俗的厌恶，詹姆斯·埃默森·坦南特爵士（Sir James Emerson Tennent）在1860年访问斯里兰卡时表示：“斯里兰卡的人民嚼食蒌叶、石灰和槟榔，这三种成分混合在一起时，唾液呈现红色，唇部和牙齿看起来似被血液所覆盖，此种现象虽为大众所厌恶，但不分男女老幼，自朝至暮皆沉迷于此空虚浮华之习俗。”英国人的这种态度后来深深地影响了独立以后的各殖民地行政当局，即便在独立以后，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缅甸这些国家的当局都曾多次发起“摒除嚼槟榔陋习”的社会运动，并将其作为社会进步与现代化的标志，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政府主导的运动效果都不太好，人们依然故我地嚼食槟榔。日本在殖民统治中国台湾时也曾下令禁止种植和嚼食槟榔，并希望以吸烟来取代嚼槟榔，因为烟草税收对于日本来说更容易控制，也有更大的利益。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槟榔禁令执行得相当严格，比起英国在印度劝喻式的做法要残酷得多。从1921年到1945年，台湾槟榔种植面积由640公顷减少至367公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光复，嚼食槟榔的习俗迅速恢复，足可见台湾人嚼食槟榔习俗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