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钟笑炉的邮学著述

1.“滥盖种种变体如倒盖漏盖之类，无奇不有”

1941年，钟笑炉参加上海新光邮票会，这一年，钟笑炉担任该会会刊的发行工作，负责寄递外埠会员的会刊（包括大后方和沦陷区）。

当时他在邮寄会刊时，正值各个邮区就地自行加盖“暂作叁分”邮票，[255]出现多种错体票之时。钟氏正是在我国邮票发行最无规律的年头矢志于邮学研究的。（马任全、邵林、居洽群、周煦良、钟韵玉：追忆钟笑炉）

此时钟氏便有心从收集“暂作叁分”来进行邮学研究。通过“新光会员录”拟了一个全国通讯网，委托各地邮友为他代购当地出售的邮票，凡是遇到纸张、刷色有异的票品，都兼收并蓄。因所获的票类，成绩颇佳，而遭希腊籍邮商巴巴多泊罗妒忌成忿向华北邮政总局控告，但他仍委托各地邮友为他代购当地出售的“暂作叁分”，为他后来研发“暂作三分”邮票打下了基础。

在充裕的“暂作叁分”收藏积累和扎扎实实的研究后，7年后的1948年他才撰写了“暂作叁分”一文，可谓厚积薄发。此文对“暂作三分”邮票的分析不但透彻准确，是研究“暂作三分”邮票的顶峰之作，也是钟氏邮学著述的代表之作。

作者剖析“暂作三分”票之所以变体屡屡出现，主因是邮政当局的“草率”造成的。指斥邮政部门在处置“暂作三分票”时“无端限购”、“近水楼台者私盖”等，[256]言词犀利。

针对“暂作三分”收藏热，钟氏在文中一是提醒“暂作三分”邮票有伪品，“除上海、湖南未见伪品外，其余各区均有伪品或杜造者”，是邮坛伪票特别是上海邮坛的重灾区。这是因为在上海，由于邮政当局“无端限购四套以至一套，尤为影响邮人心理，因之各区暂作三分到沪，争先抢购，每枚售至一二元之高，致为肖小垂涎”，指出“此皆利用当时邮人见票抢购之心理，而施其鬼蜮伎俩故耳”。伪品特征是“字形不符或原票种类不符者，非伪造即杜造之票”，告诫邮人“幸勿误以为不见经传之品，白费一番欢喜也”。

二是批评邮政部门在加盖“暂作三分”邮票工作上的草率。指出因邮政“加盖工作极糟”而致出现“滥盖种种变体如倒盖漏盖之类，无奇不有”。有“字模损破断缺之处”的，有“误排‘暂分叁分’变体”的，有“全字脱漏或笔画不明”的，有“因‘分’字脱漏而以手工补一横盖之‘分’字的，有因“作”字脱漏而以手工补盖“暂”字而成“暂暂叁分的”，等等。所以，钟氏认为“无论出于工作草率抑故意所为，均已失去变体之意义矣”。

三是揭露邮政部门在加盖“暂作三分”邮票上，“近水楼台者私盖”来欺瞒邮人以谋取暴利。如对甘肃加盖，钟氏指出：“甘肃加盖暂作三分原均加盖于中华橄色5分票上。因为手工加盖，当时近水楼台者私盖于单圈4分、5分等票”；对东川加盖，钟氏指出：“下半张每有全字脱漏或笔画不明者，即将邮票在版子上再按一下，以作补盖，因之呈复盖状之票甚多”。

四是尽可能披露加盖“暂作叁分”变体邮票的辨别特征和发行量，以有利于邮人投资收藏。如对东川加盖，[257]钟氏指出加盖“有水印橄色及无水印橄色”、排列距离有“8毫米、7.5毫米”、发行量有“有水印及无水印各100万枚；误排‘暂作叁分’变体票挖缴总局销毁之数为3058枚”。

2.“将就地一律笼统称为漏齿，实在是不妥的”

上世纪40年代初，香港中华版、大东版孙中山像邮票中，发现同种邮票的相同度数齿孔存在着两种不同排列形状的现象。这两种不同排列形状的齿孔，在此前的传统研究中，因其度数无异，被视为同一品种不再予以区分，无人去探究其形成原因。

钟氏经数年研究后，首先提出“邮票之打孔，有一次孔二次孔两种方式”，用票、图比较的方法，详细阐述邮票齿孔形成的原因，说明钉粑式和直线式以及直打齿、横打齿的成因，并进一步分析验证“此票之印制，全版400枚，分为左右二格，印成、上胶、打齿，之后才切分为每格200枚之邮局全张。全张左下角之版号分1A、1B二种，1即代表第一版，A为全张之左格，B为右格。”（钟笑炉：新伦敦版票之直打齿与横打齿/《近代邮刊》1946年第3期）

经过比较分析，论证了前一种齿孔是由梳子形状的针行凿成的，而后一种则是由直线针行凿成的。前者命名为“梳式打孔”和“直线式打孔”。他的这项研究成果，后为邮界所公认和接受，这就是现在所称的“梳式齿”（comb perforation）和“线式齿”（line perforation）。

此文发表后，也在邮界引发邮票齿度问题讨论的序幕。其参加人数之多，专论之丰，各种见解之广，持续了好几个月。《近代邮刊》刊载了“错怪百出之渝大东版票”、“绍兴邮局发售红廿元自由打孔票”等一系列专论齿孔的文章，[258]激发了邮人的集邮兴趣，深化了邮学研究的内容。

钟氏还就孙君毅“论齿孔”一文，写出了“释漏齿”、“怎样辨认香港中华版票的一次孔和二次孔”等文，对漏齿票作了进一步的研讨。指出孙文将不打齿票“称为无齿票，实误”。强调“在所谓漏齿票中，实在可分成上述4种，即漏齿、不打齿、未打齿、未成齿。只因现用邮学名词太缺乏了，一般人在无以名之的时候，就将就地一律笼统称为漏齿，实在是不妥的”。

3.“祁阳加盖“金圆”邮票是真的吗？”

1948年12月初，《邮苑》、《武汉邮风》、《集邮月刊》等报道了所谓“祁阳加盖”金圆1角和4角两种邮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地的一些有名的邮票社和一些邮刊出版单位，几乎也同时收到了湖南祁阳邮局寄来的贴有“祁阳加盖”金圆一角和四角两种邮票的平信和挂号信件，推销所谓“祁阳加盖”金圆一角和四角两种邮票。

钟笑炉、叶季戎、钱慕崙等一些集邮家和邮商，专门给祁阳邮局去函查询这两枚邮票的发行始末，并要求购买这两种邮票。最初祁阳邮局的答复模棱两可，[259]只是含混地说“本局前存渝大东版二元加盖国币1000圆复加盖一角之邮票，早已售罄，无以应命”云云。给人以这两种邮票曾在祁阳邮局出售过，且是现在已经售缺的印象。于是，钟氏等又进一步向湖南邮政管理局查询，该局以湘字第1244号公函回复称：“本区并无自行加盖任何金圆面值邮票。您所指购之票，恐系伪造。我们曾收到另一集邮家的信，也来请购国币1000圆、2000圆加盖红字金圆一角及四角的票。此案正在密查中，如能供给有力证据，协助破案，当甚感激……”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钟氏将先后收到的化名寄自祁阳的实奇封和祁阳邮局回复的几封公函，认真加以核对、研究，最终结论是“显系有一局员私自伪盖”。[260]

至此所谓“祁阳加盖”真相大白。这是邮局内部的某个职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将贴有这种邮票的多封信件通过正常的邮寄程序发出，以混充真实寄封。钟笑炉特别撰写了“祁阳加盖‘金圆’邮票是真的吗？”一文，告诫人们：同好中有以为既有实寄封，定为该局发行无疑，可谓自甘受愚；如有不良局员而欲伪造实寄封，易如反掌也。

这件由邮局人员监守自盗式的伪邮案可谓“奇案”。钟笑炉在总结这场完胜的打假案时这样说的：“关于祁阳伪加盖邮票案，前曾轰动邮坛，国内各地邮刊，均有消息及评论发表，持论殊不一致，本刊为纠正邮坛风气并实事求是，特多方搜集有关资料，详加考证研究，并将研究所得结论检同各项资料证件，分函邮局各相关单位进行彻底之商讨追询，多承各方协助及邮局方面认真追查，事经数月。”（钟笑炉：关于祁阳伪加盖邮票的结案/《近代邮刊》4卷8期）

湖南邮政管理局为此给予涉事的祁阳邮局局长予以记三等过一次的处分，另委局长接充祁阳邮局局长一职，经手售票的也有申斥处分。并正式以湘字第637号公函将办理本案详情答复了钟氏。称“这种精神和义举，真值得我们钦佩”。[261]

但遗憾的是“元凶”并未找到，意味着打假并未终止。所以钟氏别有意味地将此公函以“关于祁阳伪加盖邮票的结案”为题照登于《近代邮刊》上。

《近代邮刊》在钟氏的主持下以敢于为邮人说话、敢揭邮界时弊而闻名于邮界。由于国内有些地区集邮台的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服务不佳，集邮者十分不满。《近代邮刊》便刊发西安集邮者张瑞麟以“陕西管理局的集邮组”为题的批评文章：“（西安）集邮组虽成立已有数月，但因该组的售票先生态度傲慢，头脑糊涂，更缺乏知识，购票一次，往往须等上两三个钟头，……所购的邮票，四方连他常将它撕成三连另一枚，甚至于有的时候将票品都撕破了，弄得集邮人哭笑不得。”陕西邮政管理局经过调查了解，将这名售票员另外安排其他工作，集邮组换了新人。

4.“化学变色一事应公开，而不应守秘”

钟氏初集邮时，错把化学变色邮票当珍品，[262]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这是化学变色所造成，并无学术或邮品分类上的价值。而这些化学变色邮票因混充珍异错体票，使邮人蒙受了重大损失，从而引起了他对研究化学变色的兴趣。

经对这些所谓变色邮票做了多番试验，寻找变色规律，钟氏终于在“纽约版2分变成纽约版5角一样刷色”之谜上有了突破。他采用“稀盐酸”、烟熏等方法试验获得伪造变色邮票的秘密，并在《国粹邮刊》刊载予以公开揭露。[263]

不过，钟氏也坦陈邮票的化学变色非他个人都能辨识，他说，“近来我又见到一枚烈士像1分旧票，变了和烈士像半分票一样的刷色，但在图案的中间还隐约显着一些原来1分票的色彩，这明明又是化学变色票，但是怎样变成的，我不懂”。

所以，为了提高大众辨伪能力，寻找有效对策，钟氏将化学变色研究试验结果公开了，引起不少非议。但钟氏认为“化学变色是人人都能实验的事，公开了使得人人皆知，坏人学了也无法施其技。所以权其轻重，化学变色一事应公开，而不应守秘。[264]他还“希望大家都把所有所见所闻所知关于变色邮票的事都在本刊公开起来”。他在编者按中强调“我们倘没有能力与知识做出这票化学变了色。那末怎么能够区别何者是真正道地原来的错色（印刷时的错误变体），何者是后来的变色（人工化学或气候所造成的趣味品）”。（钟笑炉：邮花初绽录（八）/《国粹邮刊》23期）

5.“钟笑炉怜其穷困给他尽买所有”

解放区邮票由于大多数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印制的，常成为大肆伪造、臆造的对象。邮商钱万能在1944年前后，开始出售假造的解放区邮票。张包子俊曾提及，钟笑炉为阻拦钱万能加工伪造区票而自掏腰包，悉数买下钱万能加工的区票的经过：“有一个时期，新光邮票会是每星期日举行邮票拍卖。当出现解放区票时，主拍人张赓伯在那时不熟悉邮票真假，钟笑炉却热恋区票，每次都志在必得。票主是钱万能，他是一位小学教员，二十多元一月薪水.养活五口人，哪里有许多闲钱。钱万能实说了，家里贫困，只把小学生的手工泥雕做母模，用土纸印成邮票，好在区票不用打齿孔，到会拍卖。钟笑炉怜其穷困给他尽买所有，又给了捐助安家，钱万能就此甘心，不敢再做。”（张包子俊：闲话邮票拍卖）钟笑炉后又以“完全空中楼阁，臆造的伪品”为题，在《近代邮刊》上揭露钱万能假造解放区邮票。

6.“实有违邮商应具忠实之态度”

中信版1角6分粗齿票是民国后期票中珍品之一，其价值要超过细齿票数百倍。

1947—1948年之际，严西峤售给云南戴郁华、上海胡新、香港洪炯各1枚中信版16分变造粗齿孔票。

1948年5月，钟笑炉在徐星瑛举办的通讯拍卖会上，拍得严西峤出售的中信版l角6分粗齿票1枚，经钟笑炉用戴郁华交来鉴定的伪品与细齿票对比细辨后，认定系利用13度细齿票加工改造的伪品，从技术角度论证了真伪齿孔的区别。

钟氏遂将票品真假对比拍成照片后寄给各地集邮家，以此警示邮人勿购进伪品。并提议严西峤出示此粗齿孔邮票双连一对以证明不是变造。之后，钟氏提出退票，同时要求严西峤出具书面保证，此后不得再有同类事情发生。严西峤愿意退还票款，但不允诺出具书面保证。并称：这些票是广州罗进贤出售的。但新光邮票会委托广州邮票会代为查询的结果，却在当地未能查知有罗某其人。

1948年9月28日，严西峤致函新光邮票会提出退会申请，并辞去理事职务。新光理监事会于10月19日作出对严西峤除名的决定。严氏便在上海《申报》和《新光邮票杂志》上刊登广告，延请律师以保障他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后经商议，严西峤和新光邮票会双方均同意委托孙君毅律师进行调查公断。1949年1月4日，孙君毅作出的公断书为此案一锤定音：“邮商出售邮票之来源，及出售之枚数，本亦勿庸向顾客真实说明，但如已发生真伪纠纷，此种来源及枚数，即可旁证出处及其正确枚数，以供大众研讨。卖方所提来源之罗进贤，经查并无其人，实有违邮商应具忠实之态度”。据此判定：“上海新光邮票会得以书面警告严西峤，并将警告刊登在新光会刊及上海《申报》上。严西峤则应以书面向上海新光邮票会道歉，上海新光邮票会也应将道歉书刊登在新光会刊及上海《申报》上”。

但陈志川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云“有称他（严西峤）在邮坛声誉鹊起，还是因张（张承惠）于民国廿四年起，将国外票源全力供应给严，他人皆无所获，读其当时邮刊广告，已大有与陈复祥、朱世杰蜚分庭抗礼之势。旋与黄绍斋交恶，引起邮商公会的一场风波，识者多有为严含冤不平之感。所以后来中信粗齿票的蹈覆辙事件，毁誉不一，此中实涉有同业相争的人事恩怨，且不细说”。（陈志川：严氏父子道不同）

7.“邮票上若无珍罕变异，则所谓‘邮学’亦恐将无‘学’可言也”

1948年5月19日，在新光邮票会邀请下，邮政总局联合新光邮票会在上海举行邮展。邮展从19日开幕至26日闭幕，会期七日，参观者络绎不绝。

邮展期间，邮政所发行的纪念邮票，分有齿、无齿两种，“每种拟发一百万枚”，据统计，集邮邮票售出计十七亿九千一百七十七万元，邮局所得显而易见。

然而，此次邮展，作为协办方的新光邮票会并未得到邮政管理层应有的尊重。

先是钟氏，他在任职于交通部邮电司的程本正撰写的“我对于上海邮展的感想”一文后，以“笑炉按”痛陈邮政总局在邮展举办前后，[265]对新光邮票会的不公正对待。

钟氏的“笑炉按”短短七百来字，但所披露的上海邮展的真实史实，以及对华邮变体票的高度评价可谓彪炳史册。他对所谓“局方人士”的官僚态度、文过饰非予以揭露和抨击。

他说“原议为‘邮政总局主办，新光邮票会协办’，结果‘协办’二字为局方取消，改为‘新光邮票会参加’”，而实际上，新光邮票会在展会策划、筹备、展品征集上是实际上的主办方。

仅以展品为例，当时能吸引邮人观展的展品几乎全为新光邮票会出品。此次展品分为东西两部。东部是邮局出品，都是未用过的正体票，侧重于供给邮票及史实的演变。西部是新光邮票会出品，以旧票为多，侧重于罕见品与变体邮票。其精品票有：清红印花小壹元，此乃国邮中大珍品；大龙版式万寿纪念票一套九枚，为我国首次发行的纪念邮票，还有福州“临时中立”、福州“飓风”斜剖票等。被邵洵美称为“红衣绿姑娘”出展的红印花绿加盖则，轰动邮展，传为美谈。而这些展品是新光邮票会在仅仅一周的时间内征集的，难度可想而知。至于布置会展、印刷邮刊、联络媒体等皆是“新光”所为，但“局方”连协办二字也无意给予。

大约因新光邮票会的出品抢了“局方”的风头，也因这些皆为“断首缺足”的加盖或“擅发”的邮票，不属邮政的正统邮票，程本正在文中就有“集藏大小龙、红印花固足自慰，发现断首缺足之变体固足自娱，惟在鼓吹集邮上则不宜偏重，尚须兼顾引人入胜之浅显宣传也”之语。意为集藏展览大小龙、红印花等变体票是“自慰自娱”。钟氏斥之为既然“局方既声明全部国邮单枚新票由局方出品”，那么新光邮票会出品“必须选择与局方不犯重复之珍罕变异等票”，实属无奈之举。陈复祥也撰文表示“本届邮展当局限制变体票之出品，殊为遗憾”。（陈复祥：邮展会见闻录/《新光邮票杂志》15卷3期）

钟氏进而言之：“一个邮票展览会如果声明为鼓吹普通人集邮而设的，诚如程君所论，‘票品不在乎多更不在乎名贵’，若只‘邮票展览会’五字，即非包罗万象不可”，要不然会“因陋就简而使外国人轻视也……”，指出“邮票上若无珍罕变异，则所谓‘邮学’亦恐将无‘学’可言也”。

钟氏还指出程本正文中一再“鼓吹集邮上则不宜偏重”，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邮政自身“多销若干邮票而已”，敢言而一针见血。

他在“笑炉按”中，披露在展会筹备时，由于“局方”拖延，致使距离开展只剩下一周时间来征集邮品，由于时间匆促，很多罕见华邮未能征集到而与邮人失之交臂。而程文只字未提。故钟氏说其“文中缺乏对此次沪展其所以如此之主要成因的解释，恐不易为读者所了然”。而成因则是代表“局方”的程本正“所拟办法十九未为局方采用，迟迟不决。……须俟呈准总局方得算数，又担延了二三天，距离开展只一星期，已无联络各方机会”。（程本正：我对于上海邮展的感想及笑炉按/《近代邮刊》3卷6期）

陈复祥也对“局方”不满新光邮票会“推销会刊”，予以指斥。他说“推销会刊，乃邮会之职责，若欲提倡集邮，须尽力推销灌输邮识之邮刊”。在展会上推销“一则藉以陈列；二则便于补购者之选择”，何况“售去之数寥寥，有账可稽”。意即会刊推销无利可图，况且“推销会刊，乃邮会之职责”有什么可责难呢。陈复祥还进一步说明展会上购者较多的第二期会刊是“因会员大多未及购买，若无邮展举行，亦必在本会会所及会员邮商处出卖，实无须依赖大会而推销”。

此外，在展会上原先并不被“局方”看好的会展纪念封却出人意料地好销，由于“新光”将其“售价稍予提高”也引起程本正的非难。[266]陈复祥陈述这次展会的工作人员多为“本会理监事及干事，大多为店主经理及厂长身份，由于“局方”拖延，只得在“三昼夜内赶办”，他们的“珍贵之票，冒险陈列”；他们“每日到会，或照料代售信封、会刊，或巡视所陈镜框”；他们“既不取分文车马费，亦非公务员生活指数之待遇所能敦请”。而“新光收入，赢则无一文可饱私囊，亏则有摊派之义务”，这样做是“为会出力，自当牺牲一切，而暂作一次疯子”。措辞虽无“笑炉按”锋芒所向，亦见陈氏耿直敢言。（陈复祥：邮展会见闻录/《新光邮票杂志》15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