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上海邮票商社的邮刊邮报

清末、民国时期，中外邮商上海咸集，邮商业务发达，是中国邮业中心。首次收购旧邮票的广告就刊登在上海的《申报》上，最早的邮商也诞生在上海。在他们当中，有的不仅做邮票买卖，还对邮票进行研究，并拥有自己的邮集。他们撰写邮文，编印邮刊，有的还是集邮组织、集邮活动的骨干。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立时，与会者数十人，其中是邮商者就有李辉堂、陈复祥、张景盂、卢赋梅等。

邮商经历使得他们著述办刊更接地气和具亲和力。陈复祥、区甘源主编的《邮声》提出办刊的目的、宗旨不是“靠着《邮声》来营业”，他与卢赋梅联名编纂所出版的《中国邮票汇编》，为中国邮界自己编辑的第一本中国邮票目录；周今觉曾痛斥舶来品邮书价高品次，朱世杰的《中国邮票图谱》“以三年心力，成此邮谱一卷”后，称赞“君此书出，可以一雪邮界之耻”。张包子俊业邮“异于常人，所以他满肚子都是‘前朝故事’”（萝兰语），“写来必然娓娓动人，大受欢迎”（陈志川）；钟笑炉的文化程度仅“私塾读了六年”，他任《近代邮刊》主编后，呕心沥血把杂志打造成一份堪称经典的中国邮刊，发行量最高达2000份。

邮商的经历，也使他们对邮票投资有独到的见解。严西峤告诫邮人投资邮票“不必孳孳以将来脱手”，而应“关注珍品变体”，因为“珍品变体，其价值必远较平常可以逢见之珍品为贵”；陈复祥批评一些邮人以“清高自居”，不能以邮养邮，指出“若必以清高自居，聊以怡情悦性，而不愿涉及金钱，则何必集邮”。

虽然他们有的并没有很高的文字修养，但他们业邮后得到的“邮识”，在撰文办刊中，时有独特的见解，具有“开拓之功”。他们有的梳理了华邮的史料，有的勾勒了华邮的概貌，有的澄清了华邮的若干问题，称他们是海上邮坛的“拓荒人”，当不为过。所以，张承惠认为“大邮商之收藏较富，经验较丰，是以邮商之刊物，有裨于集邮”，进而指出“邮商之刊物，衡其价值，往往过之”。（张承惠：集邮杂志创刊感言/上海黄浦邮票社出版《集邮杂志》第1期）

陈志川、陈葆藩等指出“近年以来，国内各地所出邮刊，种类之多，已如雨后春笋，实为国邮蓬勃之象征。西谚有云：“予我以邮票，不如告我以邮识。”“可见充实邮识，乃集邮得以进步之基本条件”。（陈志川、陈葆藩、王纪泽、陈复祥、严西峤、钟笑炉：创办缘起/《近代邮刊》3卷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