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周今觉与邮界对邮学问题的论争

1.周今觉与绵嘉义的大龙邮票发行日期之争

周氏对绵氏和绵氏稿本（参见本书420页绵嘉义的邮学历程与邮学专著一章）非常推重，这可从他为华邮纪念日之提案所撰写的一文中也可一窥。绵嘉义的“1906年邮政报告书”有第一次海关大龙票1878年8月发行之说，但因无实物可证，邮界颇有异议，但却启发周氏探究考证。

尽管第一次海关大龙票发行最早日期，随着实物的发现多有争议而无定论。但由国人提出“华邮呱呱堕地之第一日”，这在当时已在彰显华邮地位。

1931年，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上通过了会长周今觉提议，英文书记叶颂蕃附议的“规定华邮纪念日之提案”。主旨是：建议每年10月2日为中国邮政纪念日，因该日为中国海关邮政首次发行大龙邮票日。

周氏对首次发行大龙邮票日有争议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说“虽实际上开始发行之日期，容或比此更早，然在未发现其他新证据之前，不能不承认此为华邮呱呱堕地之第一日也”。[144]但为什么还要提议10月2日为中国邮政纪念日呢？周氏后在文中说“吾辈既以宣扬邮学为心，则不可不为此悠久之华邮考定一纪念准确之日期，俾后之举行庆祝者，有所遵循，此本议案所以提出之缘起也”。

“提案”的英文稿先刊登在1931年9月15日出版的《邮学月刊》3卷10、11期合刊本英文栏。绵嘉义得悉提案后，当即致函周氏，认为规定1878年10月2日为华邮诞生日的议案不妥。强调上海海关造册处8月间印成而运出，“有记录可征”，应“仍以1878年8月为邮票诞生之日”。

在来函的最后，绵氏向周氏提出“我愿贵会将此信登入《月刊》，使人明了此紧要之事件也。”[145]

但周氏将绵氏来函搁置一年，说是“得绵嘉礼义氏之一函，颇有异议，搁置一年之久，竞忘披露”。后来，周氏将其来函和自己的复函同时刊登，但已是1932年12月了。

绵氏在信中特提出“邮戳”是大龙邮票发行诞生日的最有力证据，可谓是先进之见。周氏在后来也有了新证据：“购得五分大龙型票一枚，其邮戳日期为一八七八年十月二日，地点为北京，余乃知北方京津一带发行日期实较早于上海”。[146]而后来陆续发现的大龙邮票实寄封和有关大龙邮票发行的史料，证明绵氏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真实。

这就是我国邮史上首次大龙邮票发行日期之争。

2.周今觉与邮界的“华邮四宝”之争

“华邮四宝”是指华邮早期邮票中的四种珍稀邮票。

1925年10月，周氏首先提出将红印花原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邮票、红印花当伍圆倒盖邮票和伦敦版宫门二元中心倒印邮票并称“华邮四宝”。

1927年4月20日，经周氏提议，中华邮票会通过改“华邮四宝”为“红印花四宝”，将“华邮四宝”中的第四项改为“红印花小贰分倒盖兼覆盖”。是年9月20日出版的《邮乘》3卷2期首次披露了红印花小壹圆四方连的照片。[147]

“华邮四宝”的地位和影响，用陈志川的话来说“此图一出，邮坛人士尽人皆知在国邮中，有所谓‘华邮四宝’，……在周今觉的时代，提倡‘前清四宝’与‘民国四珍’，于是四宝、四珍喧腾众口，无宝无珍便难入名家之林，集邮程度的深浅，所藏是否精湛，多以此为准”。（陈志川：评四珍说省新）周氏更将红印花小壹圆称为“宝中之宝，王中之王”。周氏自己也以首倡“华邮四宝”为荣。他说“自鄙人创民国四宝之议，海内集邮家翕然宗之”。

然而，邮界一直有红印花不应列入于“华邮四宝”的看法。

随着红印花小贰分倒盖兼复盖等许多名贵邮品，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珍罕华邮不断被发现和报道，且“华邮四宝”中的前三种又都是出自红印花家族中的票品，于是邮界提出“四宝”的选择须是正式发行且用于邮政寄递的“邮票”，进而认为红印花原票不应列入四宝。

袁寒云首为撰文质疑。他的理由主要是红印花未经加盖，则不是邮票，而将一张税票列入四宝，他认为“启外人轻视华邮之心”。[148]提名万寿日本版加盖大字短距离二分暂作二分，即著名的万寿珍品“翡翠姐”列入华邮四宝。此说得到卢赋梅的赞同。他的理由基本上与袁氏相同。不过他进一步提出，即使漏盖红印花误作邮票实寄也不能视为至宝。他还举例说，欧美邮目似无将红印花列入。[149]

张包子俊主编的《邮票新声》特辟“华邮四宝之讨论”，刊有“四宝小言”、“论华邮四宝”等文。

署名“忆媚”者的文章认为，红印花、万寿珍品“均不应列入华邮四宝”。他的理由是类似红印花的珍品太多，“列其一二，则挂一漏万。一一列入，则虽十宝八宝尤不能容之”。不过他提出红印花“不以印花目之”确系一家之说。他说“当其取以加盖时，其意系全数用以暂作邮票，初非欲以一部分留作印花用也，是则主其事者即以邮票目之，而不以印花目之矣”。所以红印花“是吾等可不目之为印花，而目之为加盖暂作时之遗漏加字者，则置之于华邮之列，为乎不可”。[150]

署名“能夏”者的文章认为“四宝之名可废”。他的理由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华邮中珍品太多，无法选择；二是华邮珍品不断增加后，原为“宝”者“则此不复可宝”；三是选择华邮珍品的标准缺失。（能夏：四宝小言/《邮票新声》2卷1期）

这些看似言之有理，但张包子俊则从“华邮四宝”对宣传华邮的功绩上，首肯周氏。痛斥此类文章“故以此举无聊者，实乃我见之不广”。[151]指出：“今日公认华邮之宝者，多数仍以周今觉先生曩年论及之华邮四宝为对。若再询四宝成立之理由，则自己亦莫名所以，一经反驳，或竟瞠目而视者，岂不贻笑大方……”。以张氏温文尔雅的行文风格，其措词之严苛是罕见的。

张包子俊认为周氏提出的华邮四宝“此名既出，纸贵一时，宣传华邮之功效，固不待我人道及”。肯定“华邮四宝”有二点：

一是华邮四宝的“史之价值”：“或曰贵族化之气派，亦且无聊之举动。此则不然，吾人之称珍邮为宝者，决不以为此票之如何值钱，亦非如钻石珠宝之炫耀为宝。吾人不过承认此票之能传颂于世，而有史之价值，正如论文而得博士学位，非无学位即不论著之蔗。”

二是华邮四宝能“增进集邮者进取之心理”：“哪票之名列珍宝，乃为增进集邮者进取之心理，提倡与鼓励，诚然有之。若衡值论价以为宝，则不如腰缠干万贯，坐享清福之为愈（宜）。”

继而提出何为邮票之宝的三要素：“然则以何种方式，方得确认邮票之宝，亦宜有所规定。依余之浅见，至少应具下列之主要素凡三：一、本票溯源；二、正票戴变体；三、新旧存量。另有辅助要素凡二：一、成名之记录；二、不借助第二票之力量”。[152]

认为周氏将红印花小壹圆票为宝，其“已拥有三个要素及两个辅助要素，列为至尊之宝，当无愧色”。至于将二元宫门倒盖票为宝，张氏认为万寿小字一分倒，红印花小二分倒兼复盖票，万寿大字二分倒，限省新贴用票，暂作三分票也可为宝，但他提出，二元宫门倒盖票“为原票变体，其余所述均为加盖变体。加盖变体之产生机会，实多于原票变体，而漏齿变体之产生机会，又多于加盖变体也。试集华邮各变体，已可知其多少矣”。

他称赞周氏将“华邮四宝”中的第四项改为“红印花小贰分倒盖兼覆盖”之举是“一则不欲抹煞邮票中后起之秀，二则亦表示其主张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也”。

但他也提出对四宝不妨讨论一番，他说“然邮票进步，与日俱增，前之认定为宝者，会日或有更可为宝者出现，或则从前认定为宝者，今有更易地位之可能，此则不妨以今日之目光，重为确定华邮之宝，亦未尝不可”。认为“吾人尽可以选举方式，重加推举华邮之珍宝。至于华邮之珍宝，今已甚多，稍加检举，即可得一二十枚以上。若在今日犹以前四宝及民国四宝囊称华邮之宝，殊嫌不当，吾人尽可以选举方式，重加推举。珍票中有同等力量者，虽以七珍八宝名之亦无不可”。

最后，张氏对红印花原票位于邮宝之列，认为终欠有适当之理由：“又余个人之见，对于红印花原票，终欠有适当之理由，而重位于邮宝之列。此票虽为红印花加盖票之元始票，亦仅能列于样票中之珍品，远非红印花小壹圆所可比拟，故异日如选举华邮之宝，余终无意采择焉。”（张包子俊：国宝之选择《新光邮票杂志》9卷3、4期合刊）

虽然，邮界对“华邮四宝”之说议论纷纷，但周氏认为三宝已定，其余一宝若从万寿系列邮票中选择难度太大，因为万寿邮票珍品繁多，难以从中挑出，故不如从红印花加盖邮票中再选出一枚，于是他提出“其小二分复盖兼倒盖一种实为稀有之珍品，堪胜称宝之资格，疑即以之选补……”

后来，周氏认为四宝中包括了三种清代邮票和一种中华邮政邮票系“不伦不类”。[153]提出以“红印花小字二分倒盖兼复盖”取代“二元宫门倒印”，[154]并提出“民国四珍”。此四珍为“二元宫门倒印”、“三分暂作二分倒盖”、“四分暂作三分倒盖”、“限新省贴用误作限省新贴用”。

1927年，《邮乘》3卷1期出版，中华邮票会发表议案，红印花“暂作洋银贰分”倒盖兼复盖正式归入原“华邮四宝”，就这样，“宫门倒印”单独列入民国四珍之一，称之为“后四宝”。因而这时的“华邮四宝”实际上就成为“红印花四宝”了。因为红印花系列邮票是清代发行，所以也叫“清四宝”或称之为“红印花四宝”。

署名“雪”者的文章认为，“宫门倒印”存世有可查者就有四十余枚之多，“以之称宝殊近不伦”。但他还是认可周氏提出的华邮四宝有提升华邮之功，“顾同志中犹多述之者，亦可见年来华邮为人注意之深”。[155]

此后，有关“华邮四宝”的争议仍层出不穷。但被列入“红印花四宝”的邮票没有再变动。

3.香港八分暂作五分倒盖票存世枚数之争

1926年7月24日，为搞清香港1880年八分加盖暂作五分邮票倒盖变体存世枚数问题，周氏致函英国国王乔治五世。[156]

1880年，香港发行了橘黄色八分暂作五分倒盖票，为远东大珍品之一。周氏在两年内，即获得3枚，很是“自豪”。[157]

然而，邮界传闻此票世存3枚并不确。1926年，一邮人投给《邮乘》的“香港八分暂作五分倒盖票之历史”一文披露道：“最罕贵之香港票，当首数1880年橘色八分暂行五分倒盖之票，此票世间只有三枚存在，而英皇乔治邮集中有其一也。”

周氏在菲利浦公司出售的邮册中，也发现有乔治五世亲笔签字购买此票的记录，对此产生疑窦，认为“此问题于邮识至有关系”，有必要弄清存世枚数。[158]为此他上书“英皇”，“除敬质陛下以外，无他法可以证明，用敢冒渎上言，伏乞训示”。

随信他寄去8册《邮乘》，介绍《邮乘》“近十年来，始稍稍有人注意及此。外民为促进邦人邮学起见，故于去岁发起中华邮票会，并刊行《邮乘》季刊，以为机关杂志，今已出至四期矣，兹每种各敬呈二册，乞赐睿览为幸”。

周氏寄出上英皇书及8册《邮乘》后，久未见复信，“书去三阅月，杳无消息，疑其搁置不报矣。”

1926年10月15日，英皇侍从、著名邮学家培根代英皇复书周氏，称“甚喜见《邮乘》”，并称“曾陆续见过三枚，皆用过者，其中一枚，破损太甚，乃二年前伦敦某拍卖行售出者。如阁下能将关于此票之历史，详悉见示，则极所企盼者也。”

周氏收到复函后，以“为香港倒盖票上英皇书与英皇复书”为题刊载，以求证“然则此票之存于世者，究竟有三枚耶？四枚耶？”

4.周今觉与《邮乐》办刊内容之争

周今觉认为“外国（邮）报当中，还是日本报有些趣味”[159]。通过《邮乐》杂志“得和日本一班有名的集邮家观摩相善，受益不少”。在1926年“一年之回顾”一文中又道：“我于日邮上得的见识，一大半是从《邮乐》杂志而来。我曾经买了全部旧报，从第一期看到末尾，又加入邮乐会、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及松本邮朋会为会员，得和日本一班有名的集邮家观摩相善，受益不少”。（周今觉：余之集日邮缘起/《邮乘》3卷3期）1923年，周氏开始集邮后，次年即加入了日本邮乐会，为该会第578号会员，随后又加入了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和松本邮朋会。

周氏在日本邮乐会会员堀田俊造将1914年至1923年全套《邮乐》杂志寄赠周氏后，即在《邮乘》2卷4期（1926年12月30日出版）刊登“赠书鸣谢”[160]。“此一刊物，与我国周氏今觉的创办《邮乘》不无关连，读《邮乘》与热稔于日本《邮乐》的先进同好，都感到周氏《邮乘》的风格编排，颇多借镜于《邮乐》，而两刊的版本篇幅也多有相似。周氏虽未负岌东赢，但据他自述曾东渡游历日本名山胜景四次，获交日本的名流学者甚多，他不仅被选为东京帝大数学物理学会的会员，也曾参加‘邮乐会’为会员，他的日邮搜藏，自亦相当精湛丰富。有此渊源，我们不能否认，周氏倡国人应集华邮的爱国之论，可能系受东瀛邮坛学者的刺激所促发”。（陈志川：东瀛邮坛旧事）在《邮乘》发刊词中，周氏写道：“彼日本邮乐会，成立十二年，月刊亦继续十二年，今且名播海外。撰述人木村梅次郎，且受英伦皇家邮会之特别奖，此则为吾人之好模范，他山之石，心向往矣。”

在《邮乘》2卷1期上，周氏将木村梅次郎[161]的著作介绍给中国集邮者，建议“此书早应译成英文，使于国际地位上占得一席”[162]。

《邮乘》创刊后，木村梅次郎携日本诸集邮名家加入中华邮票会。1925年10月，《邮乐》11卷12期曾介绍中华邮票会会刊“记载翔实异常，非常完美之杂志[163]”。

然而也有日本邮家评论说，《邮乘》的封面等照搬了《邮乐》。对此，周氏为了“要力避他人的嫌疑”，采取了“第二期封面改了白纸、黄图，第三期又改了彩色版”，特别是龙球，美人的封面图案，寓意“奉球于龙，希望将来中国集邮家，都倾心到华邮上去”[164]。

1926年，周氏就《邮乐》的内容致函木村梅次郎，对《邮乐》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出《邮乐》取材范围仅限于日邮一类，范围过于狭小，“仅囿于明治初年手雕切手，……不独欧美远邦，摈而弗录，即远东邻近各国，亦不一加盼睐”，是犹体弱之人，缺乏营养，不以补品滋培，反劝其节食辟谷”。指出《邮乐》杂志近两年来“精彩似已视前稍逊”，认为“日邮精义在十二年来皆已阐发无余，精华已竭，实已无可再着之笔耳”。

二是指出《邮乐》取材范围有“竭蹶之象”。在函中（附言二）指出：“论邮学，不在其本义上发挥，而在前枝叶上泛论，则（稿件）竭蹶之象，使人一望而知。”他举《邮乐》刊发邮文：“如论鸟切手，而抄袭鹰鸠羽族之物语；论新发行之三景切手，而搬演富士山、名古屋之志乘，此与邮学何干乎。”进而论及国内邮刊一些邮文“高谈太极八卦之起源者（因太极水印、八卦邮戳而连类及此），有详述鱼雁传画（书）、蟠桃献寿之故实者，（因万寿纪念邮票图案上绘有蟠桃，而前清正式邮票上有鲤鱼飞雁之故）”。对这种“无谓之枝谈”稿件，周氏认为“则尽力删之”。但近两年来，在《邮乐》杂志上“不免时有此等论文与投稿发现，是犹精全美玉之中，杂一瓦砾，虽一时取充篇幅，而有识者则望而生厌，是不可以不考虑也”[165]。

而对《邮乘》创办以来赢得的声誉，周氏自述“花团锦簇，交口相推”，但也预计《邮乘》“亦将如《邮乐》今日之萧索矣”。但周氏早有对策，他说“华邮之外，尚有客邮也，商埠也，蒙藏也，台湾也，高丽也，上海也，香港也，澳门也，安南也，暹罗也。此各类，余皆有完美之邮集专门之研究，次第成书，陆续刊载，以每年四期计之，至少有十二年十五年之材料，可不虞其匮乏”。

周氏分析《邮乘》、《邮乐》两本刊物出现上述不同现象，是因《邮乘》刊登内容“以远东各国为范围，不仅限于支那（中国）本部，故取不尽而用不竭，而《邮乐》则以日邮一类为揭橥，范围过于狭小，安有历史而不告穷匮之理乎”。

周氏在函中，还揭示自己的办刊思路和理想为“纂组群言，采撷众妙”，要把邮刊办成“呈五花八门之观，有左右逢源之乐。如鼓琴然，单调则枯，复音则美；如刺绣然，孤色则朴，众采则华”。建议扩大范围，增多门类，引日本集邮家之眼光于国外”。

木村梅次郎将周氏原函以汉文披露在《邮乐》13卷8期后，引起日本邮界一片哗然。署名“雪湖渔夫”者与周氏展开笔战。

周氏认为自己“略无丝毫恶意可自信，为良药苦口之劝”。雪湖渔夫为“诡诡声音，拒人千里，殊失学者忠实讨论之态度，此则不无可惜者也”。（周今觉：余之集日邮缘起/《邮乘》3卷3期）

此后，《邮乐》“放宽门类，论及外邮。此是否因受周氏评论的影响而变？固不能肯定”，但“周氏能冒‘两国邮坛交恶’之危，就事论事，实为周氏的可贵与可爱之处。（陈志川：东瀛邮坛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