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今觉主编的会刊及其邮学著述的历程

1.“盖有中文而无英文，则仅流通于内地，而无国际价值，徒费精神”

《邮乘》创办之初，并无设英文栏之打算，“初时，同人发起会刊本意，……不拟加入英文译著，故其事轻而易举”。（今觉：《邮乘》发刊词/《邮乘》1卷1期）

1925年9月6日，周今觉在召开的中华邮票会首次年会上，强调要刊登英文译稿，着眼点是欲将杂志走向世界邮坛，“声名可以洋溢海外”。[5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超前的想法，因为当时的邮刊不要说有英文译述，载有邮学论文的也不多见。但不少同人一直是对此有不同意见。

周氏则不断撰文，力辩中英合刊的益处。理由主要有二条：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发展会务。[54]强调“编辑之外，英文一栏，亦最为重要，盖有中文而无英文，则仅流通于内地，而无国际价值，徒费精神”。（周今觉：本刊增加英文之目的与今后发表之计划/《邮学月刊》2卷5期）

最后，在得不到呼应的情况下，他甚至发出“盖有中文而无英文，此杂志亦可不必发刊矣”之言。坚称“余则坚持无英文宁可不出版”。（周今觉：编辑苦言/《邮乘》2卷1期）

周氏如此重视刊中译述英文，但他本人的英文水平仅“能读西籍”。他自述：“余虽略通英文，能读西籍，而于英作文一道，尚属门外汉，由英译中则有余，由中译英则不足。”（今觉：《邮乘》发刊词/《邮乘》1卷1期）

为此，周氏倾注的心血难以想象。

他先请精于英文写作、担任中华邮票会英文书记的张承惠译稿，但最终不知何故，张承惠未能承担。周氏有文责其“殊负公众企望之殷”。[55]

不得已，周氏转请游学欧美，深通英文的余明德任译述，但由于余氏于邮学完全不解，词不达意，只得“每译一二页，经余审览一过，摘其不合邮学体裁者，复修改之，一次二次，乃至三反，一稿经月始成”，苦叹“余君（余明德）心血枯，余之脑力亦瘁矣”。（《邮学月刊》1期）

但周氏仍未放弃。第二期杂志便转请深谙华语，且略知邮学的金陵大学华语科教授美国人梅赞文担任译稿。但又因《邮乘》中的“华邮图鉴”是用文言文写就，如用文言文译成英文，一则作为读者对象的欧美人士将不能接受，二则因梅赞文不谙文言，难以翻译，周氏只得先将稿子译成浅显白话交梅赞文译成后，经过两三番修改，“光誊清稿子就要几次三番”。[56]

1926年3月间，南京发生了骚乱事件，供职金陵大学的梅赞文由南京避至上海，后匆匆回国。寄存在他处的“华邮图鉴”等文稿及部分译稿未及携出而散失。周氏一时找不到合适翻译人员承继，更因为“华邮图鉴”原稿丢失，只得依靠回忆再重新撰写，以致“华邮图鉴”停载一期，杂志英文稿也随之减少。

杂志出版如此艰难，读者不知情，同人也不一定理解，故周氏在文章中大吐苦水：“读者试闭目思之，此一小部分撰稿，其手续之繁重已如此，其搜罗材料，参考群书，纂辑排比之功，尚不在内也。”

后周氏发现《邮乘》创刊号中“华邮图鉴”第一次连载的英文版翻译有瑕疵，特意出版了英文改正版。在2卷2期刊有其出版信息：“该改正本为非卖品，免费赠送《邮乘》创刊号的读者，读者只需将创刊号第一页英文章程裁下，连同回信邮资5分寄回中华邮票会索取即可。”（以上所引均见《邮乘》1卷2期）

在以后的办刊中，周氏始终重视中英文合刊。

后来创办的《邮学月刊》，尽管主编已由其和谢鄂常共同承担，在内容设置、编辑风格、作者群与《邮乘》相比有较大的改变，但他还是力争《邮学月刊》应中英文合刊。当然这样做，周氏仍要承担很大压力。

有读者茅泽存致函周氏，提议增设英文栏“使之有国际价值”。[57]但周氏还是担心因英译致编辑工作量增大而延误出版，没有立即回应此事。[58]

但自《邮学月刊》2卷2期起，开始辟有两页英文稿，即8页中文2页英文。2卷9期是邮会成立五周年专号，扩大篇幅，中文扩至14页，英文扩至10页。

真正道出周氏如此重视中英文合刊重大意义的是张包子俊。他把此视作“中华会复兴后最重大之使命”，他说：“国邮在欧美邮界之声价，向有赖于中华会英文著作之宣扬，中华会复兴后最重大之使命仍在于此。”（张包子俊：我国邮界前途之展望/《邮典》1卷1期）

2.“审定名词，为译学中最难之事”

由于许多集邮名词始于外文，中文译名在当时又由邮商随意命名，再加上外邮书刊对“多数名词，皆以欧语互谈，更不知译名为何物者”，以至邮人莫衷一是，是“集邮最苦之事”。这种状况是“由于贩夫口耳相传，更无风雅之士，为之审定名称”，表示自己要“力欲挽此弊耳”。[59]但“审定名词，为译学中最难之事”。（今觉：邮海余谭/《邮乘》2卷2期）也可谓破天荒之举，他本人尽管“略通英文”，但要将德、英、法邮票目录、年鉴中的邮学重要名词逐条筛选、对照，尚要翻查德、英、法词典，译成中文以四国对照表，绝非易事。[60]不难窥见作者对邮人深邃的理解。

“邮学要语四国对照表取各项邮学重要名词，以德为经，以英、法为纬，而附华文译义于后，为四国对照表。于每期《邮乘》之末，附载若干条，盖小之为读法德邮书之引钥，大之为转译西籍之取资，其事虽细，其用则宏，大雅明达，进而教之”。（今觉：邮学要语四国对照表/《邮乘》3卷1期）

他告诫邮人，对邮学要语四国对照表，“集邮者不读此，如泛舟江河，而未观于海，不足以极眼界之所至也。且科哲诸学，难在译名，译名既定，则中西互译，皆有所资以为标准，下笔之际，事半而功倍”。（今觉：邮学要语四国对照表/《邮乘》3卷1期）

3.“其排印之颠倒错乱，触目皆是，密如针栉，直使人改无可改”

民国时期的上海印刷行业“价高货劣”，“沪地印刷艺术之精，莫过于商务书馆，而取值之昂，亦以商务为首屈，然铜版、坷（珂）罗版、彩色版，则舍商务外，实无可委托者”。

他就此撰文点名指责承印杂志的四家印厂。他说“月刊之最大难题，首在印刷，沪上诸印刷所，非价高，即货劣，而尤感困难者，则惟出版迟缓”。排版印刷迟缓达到要由“管其事”的朱世杰“奔走十三次，函催八次，电话三十五次，历时一月有半……而排样沩夺太多，英文尤甚，校勘时头目为眩”。[61]

为了节省一些印刷成本，周氏依熟人推荐选择了两家印刷厂，结果非但排印颠倒错乱触目皆是，“使人改无可改，就中英文尤甚”，周氏“有一友为余勘校三日，乃至呕血”，非但延误了出版，印价反而“比商务更贵至十分之三”。[62]

4.“四宝中立，皆华邮中至名贵之品，余则惴惴……”

民国时期的邮刊，以印刷精美的彩色图片来图解华邮珍品而闻名于世的，当属《邮乘》。但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邮品有因制版被毁的风险，摄影制版是颇费周折的。[63]

这样的话，谁愿将珍品提供出来呢？所以也正如周氏自述：“《邮乘》中有珍品披露一栏，其中大半为余自藏之物。”

《邮乘》创刊号的卷首两幅插页均为周氏珍藏品：一为民国初加盖“临时中立”邮票全套，二为1912年上海海关加盖二元倒印全张48枚。因均是加盖邮票，要突显邮票上的加盖字体，周氏不惜工本采用重磅铜版纸，五彩珂罗版印刷，因印工超群，其精美超出了国际知名邮刊。有的甚至而乱真，如阔边黄五分全张历次在展览会得有大奖，周氏将施塔此票彩色全张精印在《邮乘》上，其印刷效果以至达到“颜色鲜明，见者生羡”，而“原票刷色并不如此鲜明，且因收藏不易，有数处齿孔已分裂云”。（张赓伯语/《邮话》13、14期）

只因在刊发时图注“五彩铜版图”，立即引来一些读者质疑：“近颇有人非笑，谓向来只闻三色版，安得五色者，盖未悉其中底蕴耳。”他只得撰文在杂志上向读者耐心解释颇具专业的印刷知识。[64]

实际上这样做，周氏要冒珍邮被毁的风险。因为制作印版需要以极强的镁光照相机拍摄，每次需要历时10分钟之久，覆盖邮品的玻璃片热至灼手，纸质胶水有受损之虞，镁燃烧时除了光外还会产生有害气体，这些对于邮品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周氏仍然甘冒名贵华邮因制版被毁的风险，不惜以“邮”试险。他在一文中叙述每当制版拍照时自己“尘汗满面”，因担心而“余则惴惴，……虑背面胶质溶化，又虑正面彩色为强光化分而致褪淡”。[65]

如此这般，常人难以理解，故周氏将所编原稿“示人”：“吾于上期董事会中，曾以《邮乘》第二期原稿示人，粗如束筍，合中西文草稿清稿，与校正之印刷计之，盖不下四五十万言。”感叹“看如容易却艰辛，读者匆匆一览而过，安知此中已糜去血汗三斗耶”。（周今觉：编辑苦言/《邮乘》2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