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学的前三变—异质的转变

黄梨洲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有下面一段话：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子）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这里所说的三变是“得其门”之前的三变，这是不同内容不同趋向的、异质的转变。

一、泛滥于词章

阳明从小有志于做圣贤，所以在他二十一岁乡试中式（中举人）之后，便正式遵守朱子格物之说做穷理工夫。朱子认为众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莫不有理，于是阳明便与友人取竹子来格。他的朋友格了三天便病了。他继续格下去，终于格不出道理来，第七天亦病倒了。这到底是朱子的格物说有问题呢？还是自己不懂呢？他不能断定。他只觉得圣贤是有分定的，不是人人可做的。在他没有悟出头绪之前，他那遏抑不住的生命便转而随世俗学习辞章了。这个阶段竟连续五六年之久。

二十二岁，阳明会试落第，亲友来相慰勉，时相李西涯（东阳）笑道：“你今年不中，下一科必能中个状元，你先来作一篇状元赋吧。”阳明听了，即时挥笔而就。诸老群公齐声惊叹道：“天才，天才！”但阳明太露才了，事后有人忌妒他，便说：“此子若取高第，目中无我辈矣！”三年之后的会试，阳明果然为忌者所抑，再度落第。有一位同舍的落第举子自感羞愧，阳明却对他说：“世人以落第为耻，我则以落第而动心为耻。”他真是一个意气昂扬、心胸豁达的人。这一年（二十五岁）他回到家乡余姚，组织诗社。乡前辈魏瀚平时以雄才自放，但当他与阳明对弈联诗，凡有佳句，却几乎全为阳明所得。面对这么一位可畏的后生，他心服了，说：“老夫当退避三舍。”

之后，阳明中了进士，观政于工部，与当时的诗文之士乔宇、汪俊、李梦阳、何景明、顾璘、徐祯卿、边贡等人，以才名争驰骋（见《行状》）。其中李梦阳与何景明便是所谓“前七子”的领导人物。但辞章之学到底不能羁络阳明，他生命中跃动的兴趣又要转向了。

二、出入佛老

在二十七岁那年，阳明感到“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想求师友于天下又难得其人，为此心中惶惑不安。有一天他读朱子《上光宗疏》，看到下面一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恨往日探讨虽博，却没有循序以致精，难怪无所得益。于是又第二度循着朱子的路做穷理工夫。这一次虽然“思得渐渍洽浃”，但仍然无所得，而且他发觉顺朱子之路走，事物之理与我的本心终分为二，打不成一片，这时他已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在阳明看来，物理与吾心之“为一或为二”，不只是一个哲学思辨的问题，亦不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而是与做圣贤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因为如果理在外而不在吾心，纵然把竹子草木之理格得明明白白，又与我做圣贤成人格有何关系，有何紧要？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烦闷所在。而他又悟不出心与理如何归一，于是心情抑郁，旧病复发，更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人人能做的。这时他偶闻道士谈养生，于是便动了入山修道的念头，而渐渐留心仙道，讲究佛学。

三十岁，阳明因公事之便游九华山。有一位道士善于谈仙，阳明以客礼相待，并向他请教仙道，道士说：“还没到时候。”阳明乃屏退左右，延引他到后亭，再拜而请问，道士又说：“还没到时候。”阳明问之再三，道士说：“你从前堂到后亭，礼虽然很隆重，但始终不忘官相。”阳明倒是很豁达，听他这么说，便一笑而别。九华山地藏洞有一位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阳明知道了，又引起好奇之心，便攀缘险岩去看他。到达时，那人正在酣睡，阳明抚其足，那人醒而惊问道：“路险，何得至此？”于是便为阳明谈论佛家最上乘的道理，并且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来阳明曾再去找那人，但他已经离去了，阳明怅然，而有“会心人远”之叹。

三十一岁，阳明从北京告病归越（今浙江绍兴），在阳明洞正式做修炼工夫，行导引术，终于修到能够“先知”的地步。一日坐在洞中，忽见他的朋友王思舆等四人出城门，便命仆人赶去迎接。仆人循路迎客，果然与四人相遇。大家都很惊讶，以为阳明得道了。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觉得这是“簸弄精神”，不是道，便放弃了。但他心中还是想离世入山，只因惦念祖母与父亲（母与祖父已先去世）迟疑不能决。后来他忽然觉悟：爱亲之念生于孩提，此念若抛弃，便是“断灭种性”了。

次年，他离开阳明洞，转到西湖养病，又想着要出世做一番事业。有一天游寺庙，看见一个禅僧闭关，据说已经三年不曾说话，不曾开眼了。阳明忽对他大喝一声，说：“你这个和尚，一天到晚口巴巴地说些什么？眼睁睁地看些什么？”那僧人大吃一惊，心想：“我三年不曾说过一句话，你却问我口巴巴说些什么，我三年不曾开过眼，你却问我眼睁睁看些什么，你这话好奇怪呀！”于是不觉睁开两眼，开口与阳明说起话来。阳明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答道：“有老母。”再问：“想念吗？”答道：“不能不想。”阳明便告诉他，爱亲出于本性，人怎能用闭眼闭口来堵塞爱亲的念头呢？一番话把禅僧说得感动流泪，第二天便回家了。

阳明既悟释老之非，表示他的心思已从孝悌一念直接归到仁心天理而当下承担，绝不动摇了。到此之时，心与理为一或为二的大疑团或大烦闷，便已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但这需要有一步大开悟，这步大开悟又需等待一个大机缘，而这个机缘要到三十七岁他在龙场动心忍性之时方才到来。

三、龙场悟道

在龙场之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已一步步归向生命的正途了。三十三岁他主考山东乡试，亲撰《乡试录》，论及佛老当道，是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其他如礼乐之制，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这颇显示他经世之学的深博。第二年，阳明并倡身心之学于京师，教人先立必为圣贤之志，闻者渐觉兴起，也有愿意执贽及门的。但师友之道久废，一般人大多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所以反而把阳明的讲学看作立异好名。在当时的朝士大夫中，只有陈白沙的弟子湛甘泉与阳明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三十五岁，武宗即位，宦官柄政，南京科道戴铣等上谏忤旨，逮下诏狱。这时阳明又从内心涌出义愤，抗疏上救，结果触怒太监刘瑾，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死而复苏，不久便被远谪到贵州龙场去做驿丞。次年夏天阳明赴谪，刘瑾派人跟踪，意欲加害，阳明几遭不测，辗转流徙，万里跋涉，终于到了龙场，这时已是他三十七岁的春天了。

龙场在今贵州修文县境，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蛊毒瘴疠，蛇虺侵人，而苗夷之人言语不通，能够通话的只有一些中土亡命之徒—那真是一个非人所居的地方。加上刘瑾憾恨不已，随时有受暗害的可能。阳明此时自觉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有生死一念横于胸中，尚未化除。他特意造了一个石棺，自誓道：“吾惟俟命而已。”于是“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阳明此时之“俟命”，是表示将现实中的一切全部放弃，不但得失荣辱不在念中，连自己生死的“意志”亦予以否定。如此全部剥落净尽，即是孟子所谓“空乏其身”。因为身不空乏，则心不充实，而一体之仁心真体亦不能呈现。阳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正是要澄汰胶着于现实的得失荣辱与生死之念，以期生命的海底涌现光明的红轮。他“胸中洒洒”便是红轮涌现前一刻的征候。然而他的从者没有他这样豁达的胸怀，更没有他如此真切的道德践履之自觉，他们在这非人所居的地方很快便病倒了。阳明为他们劈柴挑水做食，又咏诗歌、唱俚曲，并杂以诙笑，为他们娱乐安慰。阳明心想，若是圣人处于此境，他还有更好的方法否？恐怕也只是像我这样做吧！半夜里，他忽然大悟，仿佛寤寐中有人告诉他似的，呼跃而起，从者皆惊。从此他便发明了格物致知的学说。

根据《年谱》的记载，阳明龙场大悟的重要关节是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求理于事物，即是求理于心外，这是朱子的路。而阳明在此大剥落之后的大开悟中所亲切印证的，则是“彻通人我物我之界限，而为人生宇宙之大本”的仁心真体（阳明后来所揭示之“良知”，即指此仁心真体而言）。他所悟的并不是《大学》原文如何解释的问题—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当然有他的解释，但那是以后的事。而龙场当时之悟道，则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明。阳明曾说：

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见《传习录》上）

四书五经讲的是圣贤学问。圣贤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属于内容真理。凡内容真理皆系于一念之觉醒，皆系属于心体。离开心体，便没有圣贤学问。如《论语》以“仁”为主，《孟子》以“性善”为主，《中庸》以“诚”“中和”“慎独”为主，《大学》以“明明德”“诚意”为主。《诗》以“温柔敦厚”为教，《书》以“百王心法”为教，《易》以“穷神知化”为教，《春秋》以“礼义大宗”为教，《礼》以“亲亲尊尊”为教。—凡此皆是属于内容真理而不能脱离主体者。主体即是心，所以说“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而龙场大悟所印证的也正是这个仁心真体，故《年谱》在记述阳明大悟之后，接着又说“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所谓吻合，当然不是字面上的事，而是说经文义旨亦无非发明心体而已。陆象山所谓“六经皆我注脚”，其意亦是说六经千言万语，不过为我的本心仁体多方印证而已。阳明龙场悟道，悟的便是这个道。契切于此，则物理吾心自然归一。而阳明十年困惑，至此遂告解决。我们如果不明此意，而紧紧把住《大学》原文以求阳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则是所谓“刻舟求剑”，剑去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