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
- 刘劲松
- 2018字
- 2022-07-22 16:10:54
三、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
全国教育会议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规划全国文教事业而召开的一种会议形式,始于1928年5月,由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发起。此后这一形式得到延续,1930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为讨论抗战建国时期教育实施方案,教育部于1939年3月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这次教育会议出席人员分为10类:一是教育部长和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二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处代表;三是行政院各部会代表;四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五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代表;六是各省教育厅厅长;七是行政院直辖市社会局局长;八是各国立、省立、已立案私立大学校长(或常务委员会互推一人);九是国立编译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表;十是教育部遴聘专家40人。列席人员包括各省教育厅指定的各该省内地方教育行政或中小学教育或民众教育人员每省一人。出席、列席人员总共231人。
此次会议出席代表人员广泛,包括党政军教、中央与地方、全国各区域等方方面面。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称:“本会议不特感觉自知本身使命的重大,而且深知本身责任的艰巨。在此交通不便的时期,而参加的会员,不仅来自西南,而且来自东北,不仅来自我军的前方,而且来自敌军的后方。这一次到会的人数,反较前两次教育会议为盛。这正是因为我们同受强烈民族意识的驱使。”197应该说,这一评价并不夸张,较为符合实际情形。
图书馆界得到了这次会议的格外重视。出席人员第九类中,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各有一名代表名额。这是前两次全国教育会议所没有的现象。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出席代表79人198,能够称得上图书馆专家的仅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一人。不过,其时王云五的注意力集中在私立东方图书馆上,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关心远没有他对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关心程度高。1930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没有一名图书馆专家出席。而第三次全国会议,图书馆界能有两名正式代表名额,足以表明图书馆事业自1928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国立”地位,也间接体现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程度。这次全国教育会议两大国立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和蒋复璁联袂出席,无疑意味着图书馆在教育事业中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袁同礼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图书馆界的代表。
重庆国民政府对此次全国教育会议高度重视。3月1日开幕式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致开会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先后训词,司法院长居正致辞;3月2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宴请与会代表;3月4日,行政院长孔祥熙、监察院长于右任到会参加指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民政府大礼堂招待全体会员茶会;3月5日,监察院长、行政院长、司法院长到会参加指导;3月6日,考试院长到会演讲,司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等机构宴请代表;3月7日,行政院长到会参加指导;3月8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宴请与会代表。从这一系列的会议安排来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员多次与会并宴请会议代表,这种高规格是此前教育会议所没有的。图书馆界代表躬与盛会,也是一种象征与荣耀。
图书馆界代表积极配合全国教育会议。这次会议发起目的是“教育部为讨论抗战建国时期教育实施方案”199,而主要内容之一,实为检讨过去。因此,蒋介石在训词中表示:“这一次教育会议的任务,当然是要检讨教育界的现状,研究改进或补救的办法,解决教育上当前种种困难问题。”200全面抗战以来,教育事业面临诸多迷惑与困难,暴露了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固结民心,从事社会动员,推进实施抗战救国宗旨。在这种大背景下,检讨成为会议的主旨之一。两大国立图书馆依照会议组织者的要求,就图书馆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三件议案,分别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联合提出了《请确定全国图书馆制度以广文教案》 《请确定图书馆员教育制度以宏造就案》两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单独提出了《请确定图书馆事业费在教育经费中之比率案》。
这三个提案,一方面配合了教育部检讨以往教育问题的开会宗旨,指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图书馆界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期望,也试图借此机会,促进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些提案是关涉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治层面和立法层面的问题,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来,较为合适。
袁同礼、蒋复璁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表明国立重要文化机关在教育中的地位得到了承认,这是图书馆界长期努力的结果;袁同礼和蒋复璁的出席,尤其袁同礼的出席(作为重要文化机关的领袖人物,袁同礼没有能够以代表身份参加前两次全国教育会议。第一次也许可以解释,毕竟当时南北还没有统一,但第二次也没有出席,那就难以解释了。只能说明国立北平图书馆不受重视),也表明图书馆界精英分子对国民政府抗战政策的支持。图书馆界在抗战救国和文化传承之间寻求平衡,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政策的前提下,极力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