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图书馆界的主要工作

全面抗战初期，图书馆界的工作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战区或战区附近图书馆转移珍贵文献，大后方或安全区域（如列强在华租界）图书馆界编制战时书目、收集抗战史料等。无论战区或安全区域，图书馆界都在践行图书馆界本位救国的基本理念。

（一）转移珍贵文献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战区或有可能成为战区之地的图书馆，首要任务是转移文献，尤其珍贵典籍。在转移文献方面，无论国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省立图书馆或其他图书馆等，均采取积极措施，以保存文献，传承文明。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抗战之初，苏州图书馆奉命转移特藏图书。1937年8月14日，馆长蒋镜寰督同馆员，将馆藏重要书籍分装8大箱，进行第一次转藏，翌日苏州城即遭日军飞机轰炸。嗣后蒋镜寰天天和馆员一起在飞机轰炸声中冒险工作，将所有特藏部分继续包装10箱，于9月4日进行第二次转移，分别储藏在两地。储藏地距离苏州城百里之外的幽僻山村，派员妥善保管。当时苏州城虽然屡遭轰炸，但图书馆普通书籍仍然开放阅览，未尝停顿。11月15日，驻军撤退，城中秩序混乱，各机关纷纷迁移，该馆也转移到藏书所在地临时办公。到12月底，除指定重要职员继续保留外，其余职员按照规定停薪留职。抗战8年，苏州图书馆历尽艰危，备尝险阻，转移到他处的珍贵典籍安然无恙。该馆经常费截至1937年9月。此后保管费用，先借垫救急，继则续拨公费，由驻上海办事处转发，月仅数十元，为数极少，缺口很大，亏垫很多。即便如此，这些保管费很快停发。随着战事进行，环境更加险恶，生计更加困难，威胁利诱，应付越来越困难。幸好得到地方人士协助，保管人员坚贞不移，得以在千万危险之中，将这些珍贵文献完整保存下来。个中艰辛，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蒋镜寰馆长战后复员时表示：“特藏图书全部移藏保全无损。”170抗战期间，正是这些图书馆人忠于本位工作，才能将珍贵文献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下来。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图书馆人职业精神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精神支持。

浙江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馆藏富有特色，其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国内仅有之宝物，同时还有其他善本1万多册。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杭州遭到日军飞机肆扰。馆长陈训慈担心阁书被炸，即刻督率员工赶制木箱，准备迁移。8月1日，全体馆员麇集，开始装箱，共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经细致安排，8月5日抵达富阳。转移保存过程中，得到当地士绅支持。1937年10月，日军轰炸杭州日益频繁，富阳安全顿成问题，这些珍贵文献又迁往建德。不久，杭州沦陷，建德震动，三迁至龙泉。1938年3月初，教育部派浙江大学教授李絜非，商议将阁书运往贵阳保存，认为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迁到那里，或可高枕无忧。商议的结果，阁书迁往贵阳，善本书仍然留在龙泉。浙馆《四库全书》于是从浙江出发，到福建，回浙江，经江西，到湖南，再到贵阳，途经5省，行程数千里。书到贵阳后，由浙馆派人留守管理。运输过程中，有书落水，到达贵阳后，浙江省立图书馆管理人员一页一页整理，历时几个月。1939年2月，日军飞机袭击贵阳，死人数千。《四库全书》幸免于难。随即迁往贵阳北郊地母洞保存。蒋介石对浙馆《四库全书》较为关心。1943年春，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1711944年11月，日军入黔，贵州告危。12月初，教育部派督学杨予秀、陈国礼两人，在军方协助之下，将阁书运到重庆。阁书到重庆后，藏于教育部长公馆隔壁。公馆有警卫4人，备有武器。藏书安全多了保障。教育部为慎重保管阁书起见，专门设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全委员会，聘请8人为委员，顾树森、蒋复璁、陈训慈3人为常务委员。订立委员会组织大纲，设秘书1人，管理员1人，实际负责保管之责。至此，这批阁书最后落脚重庆，安全无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转移，不只是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事情，也是国家文化事业的大事。在迁移过程中，得到了士绅、民众、教育部、军方，乃至于蒋介石等社会各界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在保存文献这点上，社会各界的认识不谋而合。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该馆主任杜定友对保护文献典籍十分重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抗敌后援工作大纲中，在保存文献方面，他把应保存的文献分为6种，分别是：“1.善本图书约××册；2.志书约××××册；3.碑帖约×××张；4.什志中文在二十年以上及从第一卷起卷帙齐全者全数保存。西文亦酌量选存；5.普通书关于宣扬我国文化及目前教学上需用者酌量选存；6.调查本省各图书馆对于保存文献之办法及现存本省志书状况”172，为保密起见，他将关键词句做了技术处理。从1938年起，杜定友即奉命将珍贵图书320箱，移存校内安全地点。1939年1月，将一部分善本书、碑帖等199箱（包括医院图书77箱）先行迁运香港，其余148箱暂存校内。广州失陷后，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连夜赶装，几天之内，加装63箱，连同保存在学校里的，共211箱，随校西迁173。从1938年10月19日起运，到1939年5月15日全部抵达云南澂江，为期209天。途经广东罗定、广西、安南、昆明，途中经常遭遇敌机轰炸，历经艰难险阻，艰苦跋涉，在所不惜。

江西省立图书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避免珍贵典籍被劫掠，保证古籍善本馆藏的安全，江西省立图书馆被列为首批撤退对象，6万余册善本书转移至永新城内农业院保管，后迁至东门外台上村。馆中全部平装书和卡片箱、用具则在奉令撤退时雇用民船沿赣江上溯吉安。到达吉安后，由于省立图书馆馆舍无法得到解决，在吉安临时办事处讨论分迁办法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又将2万多册图书分迁泰和、永新、遂川、安福174。为了便于稽查，使馆藏不至于陷入混乱，避免图书散佚，1941年初江西省立图书馆对全部馆藏进行了清理和注册。另外，迫于时局关系，1942年8月，江西省立图书馆总部迁往万安，直到1943年迁回泰和孔子庙。1944年，湘北战事发生，衡阳失守，省立图书馆一部移往河东何村保管处，一部移往兴国阅览所，一部仍驻守快阁，至9月始全部返馆。1945年初，又迁往兴国，暂设办事处于泰和总馆文化服务部内。175整个抗战期间，江西省立图书馆不断迁移，力避珍贵典籍流失，为保护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该馆战时馆务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服务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上述图书馆进行文献转移外，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其他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也都采取措施，纷纷进行文献转移。其中包括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福建省立图书馆等。随着战争情势越来越紧张，西部地区的图书馆，如四川大学图书馆也都进行了文献转移。文献转移，成为战争初期中国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编制抗战论著参考书目

卢沟桥事变前，图书馆界已经编制了不少中日问题的研究书目和索引。战争全面展开后，大后方或处于安全区域的图书馆界，他们又编制出一批新的书目，不断拓展图书馆的工作范围，为抗战救国贡献一己之力。

《战时问题论文提要》。吕绍虞编著，该提要的素材来自1937年之前，不过刊出于1937年，恰逢其时。吕绍虞表示：“我们不欲救亡图存则已，否则，当此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之际，不能不有所准备，免致一旦战事爆发，惊惶失措，坐以待毙。”176为了满足学者参考上需要和进一步的研究便利，他编辑了该提要。提要收集了论文130余篇，分动员、政府及行政、经济、财政、金融、战费、粮食、交通、工业、卫生、教育、其他11类177。该提要最显著的特点是在重要论文后加上了吕绍虞自己的看法。这一看法体现了图书馆界对战时问题的认识。如在吴光杰所著《国家总动员概说》一文后，吕写道：“现在各国对于总动员，平时皆有十分准备，这个准备到了什么程度呢？差不多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家族或大公司的样子了，各事皆统制起来，目的在将他的国力能完全发挥到战场上去，而后的战争，是以民族力量的赌赛，来决定你的生命。中国在这民族竞争激烈之下，要想救亡图存，也只有依着潮流，向前猛进，以求我们民族国家复兴与繁荣。”178诸如此类的见解在提要中比比皆是。

《抗战参考书目录暨论文索引》。抗战军兴，举国一致，抱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观念，以图实现国家复兴，民族生存。为了促进抗战进行，广西省政府图书馆于1938年1月专门出版了《抗战参考书目录暨论文索引》，所辑书目及论文索引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分为：1.抗战论丛；2.国际关系；3.政治；4.经济交通；5.教育；6.军事；7.边疆地理；8.国难史；9.国难文艺；10.日本研究；等类。每类开头列专书，次载论文。所收论文杂志约有30余种。每篇均详细记载了书名或篇名及出处，便于参考179。

《战时经济参考书目》。岭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出版了《战时经济参考书目》，分中西文两部：中文部收杂志88种，专书70种，论文集6种，日报4种，共有题目800余条。西文部收专书160种，研究战时经济各问题者，可就本书求书及论文题目。180

《战时国民知识书目》。在各种有关抗战的参考书目中，以重庆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印的《战时国民知识书目》最具特色。该书目刊载了战时学术的研究，其要旨在供给后方民众及一般公务人员探求战时必备知识的资料。此书目每半个月发行一次，注重实际需要，所以每期以一问题为中心，就该问题目下所能见及的资料，略为排比，著录简明，编辑得体。如第四期，期刊论文选目；第五期，空军知识书目简目；第六期，军事工程书籍简目；第七期，东北问题书籍简目；第八期，战时教育书籍简目；第九期，日本国势书籍简目；第十期，太平洋问题书籍简目；第十一期，中日关系书籍简目；第十二期，国际公法及外交书籍简目；第十三期，日本侵略史书籍简目；第十四期，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联合书目初编；第十五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四川及闽广地图简目；第十六期，西南问题联合书目初编续编；第十七期，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期刊联合书目录；第十八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桂滇黔三省方志目录181。所有这些书目，针对性很强，对于一般民众查找相关图书提供了极大便利。

图书馆通过提供书刊，供读者阅读，以实现其基本职能。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与社会的焦点都集中在战争上，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背景、进展、各方反映、趋势、战况等都是读者的关注所在。在读者迫切要求了解战争问题的情形下，图书馆界编制各种书目，无疑为读者了解战争提供了便利。通过书目或索引，图书馆界可以引导民众，间接实现社会动员等战时目标。因此，编制战时书目或索引，是战争初期图书馆界基本的工作内容之一。

此外，利用图书服务战争也有零星出现。如上海震旦大学公教进行会，鉴于伤兵在疗养期间，容易烦闷无聊，发起供给伤兵阅读之善书图书馆。经会员发起募捐相当经费，购置书籍刊物，规定相当章程，轮流借给各红十字会医院内伤兵阅读182。再如上海教育界陈鹤琴等，自上海沦陷以后，鉴于难民麇集，留难儿童逡巡街头，于1937年秋发起组织上海街童教育会，教育儿童3 000余人。为流浪街童充实精神食粮起见，该会特筹办街教巡回图书馆，巡回阅读。这项运动得到了上海市文化界教育界等赞助，中华儿童教育社、大夏大学等都竭力赞助。该市各小学学生也愿意捐赠书籍，以扶助街童。街教巡回图书馆的目的是使街童不致再向街头小书摊上租借不良刊物阅读183。

中日之间的战争是很突然的，当时双方没有宣战，没有划定战区，列强对中日态度又不明朗，图书馆界对军事行动也无法预测。在这种混沌形势下，战争初期，战区或战区附近图书馆措手不及，无法开展更为有效的工作。处于安全区域的图书馆界，他们密切关注军事进展，收集信息，编制战时图书目录等，以满足国人对战时信息的需求。无论战区或战区附近图书馆转移文献，或安全区域图书馆界编制战时书目，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他们用实践或思考践行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

战争初期，社会动荡，交通困难，信息流通不畅，自创刊以来一直发行的图书馆界信息交流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也因战争而停刊，图书馆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然而，即使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中，中国图书馆界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思考，他们在行动。他们支持政府的抗战政策，他们努力设想战时工作，他们力所能及地做好本职工作。图书馆界虽然彼此隔绝，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却都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立足图书馆，服务抗战。战争初期七零八落的图书馆界在战争一年后，终于又团结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下，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