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明以降学术之演进

至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使然，程朱理学已成为强弩之末。整个晚明时期学术表现为王学一统，“今之谈良知者盈天下”48，因而，晚明时期理学的没落，便集中表现为王守仁心学的深刻危机。在这种情势之下，当时的学术界涌现出一股由王学向朱子学回归的学术倾向，一时儒林中人反对已经逐渐变质、禁锢了的宋明理学，呼唤一种新的思想出现。但是，在当时社会现实状况中，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条件下，尚不可能找寻到一种崭新的思想依据，于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归到传统儒学那里，去重新建构儒家精神。

当时，这一运动主要是以东林书院为中心。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位于现在的江苏省无锡市，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东林书院创始于北宋时期，是当时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嫡传高足，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之地。杨时离开后，东林书院便逐渐荒废被弃。到了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并在此聚徒讲学，倡导“读书、讲学、爱国”之精神，一时声名大著，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文人荟萃之区和议论国是的主要舆论中心。到了明王朝中叶之时，国家社会现实是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濒临绝境，大有东汉末年之气象。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聚集东林书院，他们于讲会研讨学问之余，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反对宦官专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于学术思想上，他们更多地墨守二程、朱熹传统理学，批评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尤其是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学风，大力倡导治国救世的务实之学。

东林学派的著名学者应首推顾宪成。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人，著名思想家，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尊称“东林先生”，也是东林党精神领袖。他早年曾潜心于王学，后来又返向朱学。其学术倾向是企图折中朱熹和王守仁，但最终由于不满王学，且又找寻不到其他出路，结果不得不又折回到朱子学的传统老路上去。他曾说：“以考亭（即朱熹。——引者）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即王守仁。——引者）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昔孔子论礼之弊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其所以逊朱子也。”49但是有一点我们应当清楚，顾宪成于此所指责的王学之弊，并非是指王守仁本人，而是指王学末流。相反，他对王守仁思想学说本身，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经这样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50他认为在当时学人都拘泥于儒家经典烦琐的训诂与辞章之学的时候，王守仁拨开乌云见青天，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地倡言“良知”之说，彻底打破传统圣贤偶像，使得人心豁然开朗，岂不是大快人心之事。顾宪成还毫不讳言地说，自己“少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51。“然而王学的问题也在于此，即当良知说风行天下之时，其后学也就远离其原初的宗旨，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等而下之，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连带所及，自然要对王学进行一番清算。而这种清算简单地说，就是王门后学的放荡空谈，而纠正的办法也就是以朱补王。”52最终又走到传统学术道路上来。

相较而言，东林学派的另一创始人高攀龙则走得更远。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又字云从，号景逸，世称“景逸先生”，江苏无锡人，明朝著名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认为，明中叶以后学术界的诸多弊端，皆由王守仁的“致良知”说造成，他说：“自‘致良知’之宗揭，学者遂认知为性，一切随知流转，张皇恍惚。甚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变化之妙，而迷复久矣。”53又说：“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即薛瑄。——引者）、文成（即王守仁。——引者）便分两歧。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54由此可见，高攀龙认为王学“致良知”存在有“病虚”之状况，而“虚病难补”，所以，他以纠正当时“虚病”为己任，反对王守仁“致良知”之学，而提倡薛瑄的“实”学，于是他提出了“学反其本”的主张，极力主张由王学向朱学回归。如他曾经指出：“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55还说：“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56

除东林学派一干学者外，在晚明学术界中与他们的思想倾向相一致的还有许多，其中，较著名者要数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东起，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的蕺山，学者习称“蕺山先生”。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他所开创的蕺山学派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于王守仁心学，刘宗周思想上有一个较大的演变发展过程。刘汋曾说：“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57黄宗羲亦曾经概述说：“先生于新建之学（指王守仁心学。——引者）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58可见，刘宗周早年并不喜象山、阳明之学，对王守仁心学持有一种怀疑态度，相反，他倒是对程朱之学十分感兴趣。只不过是到了中年，他才转向陆王心学。久而久之，他则认为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而倾心于陆王心学，并著有《心论》一书，来阐明自己“万化复归一心”的王学观点。他认为达到“万化复归一心”的最终目的，就必须要做到“慎独”，所以他说：“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59还曾说：“慎独之外，别无学也。”60在他看来，“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61。

刘宗周的“慎独”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具有一定的关联。他的学生陈确曾经这样讲道：“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慎独者，兢兢无负其本心之谓，致良知是也。”62这就说明了“独”乃是指人的主观意识，源自于人自身，也就是“心”。这和王守仁的“良知”论应该说是一致的。不过，王守仁的“致良知”乃是指人在因接触具体物象，产生私欲后加以反省，摈弃邪念。而刘宗周以为“至善之体，而统于吾心者也”，“本心”或“独体”是至善不恶的，不能等有了邪念之后再加以检查，像王守仁等那样做道德修养功夫，而应防患于未然，在恶的念头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加以“慎独”的功夫。由此可见，刘宗周的“慎独”说，是在“良知”之说出现弊端、趋于宗禅之时提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颓势，为了提倡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学说，正如浙东著名学者邵廷采所说：“蕺山虽不言良知，然补偏救弊，阳明之学，实得蕺山益彰。”63一语中的。

刘宗周讲学蕺山，不仅享誉浙东，而且风动大江南北，据史料记载，从其学者以数百计，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团体，即“蕺山学派”。其高足黄宗羲就曾如是说：“先生讲学二十余年，历东林、首善、证人三书院，从游者不下数百人。然当桑海之际，其高第弟子，多归风节。又先生在当时，不欲以师道自居，亦未尝取从游姓氏而籍之。……尝考索至三百七十六人，尚有遗者。”64其中，较著名者就有黄宗羲、史孝咸、邵曾可、陈确、张履祥等浙东学术健将，可以考见其于后来学术思想之影响状况。

总之，到了晚明时期，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面前，陆王心学已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无法寻求到挽救亡国的良策。尽管在晚明学术界，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出于对王学末流的不满，他们或试图重振没落的程朱理学，或试图修正即将流于宗禅的陆王心学，从不同的路线以挽救明王朝的命运。但这已是无济于事，明王朝的覆亡已成定局，不可逆转。尽管政局不可逆转，但他们所提出的“慎独”及务实学风，显示出陆王心学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变化的某些新动向，即“学风已渐趋健实”65，也就是说，在明末诸学者的努力之下，陆王心学并没有沿着不归路一步步继续滑向深渊，而是朝着一个更加“健实”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