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陆王心学在宋代的产生

中国封建社会演进到宋代之时，已进入成熟期，到了此时，随着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自然科学成就的不断积累和进步，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诸多不同于此前思想文化的现象和特点，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向前坚实地迈进，缔造了辉煌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唐朝末年，由于封建帝王统治的严重腐朽，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尽管这些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作用和影响却是巨大的。农民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势力，而且为当时封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于农业生产领域内，新的先进生产工具的大量出现，农业耕作技术的普遍提高，为当时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而当时的统治阶级亦清楚意识到社会下层阶级力量的巨大，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经济政策。由此，使得许多个体农民和一般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北宋之时，体现较为明显的是当时的造船业，造船技艺亦是相当先进和发达，宋神宗时所造“万石船”，能够装载钱二十万贯，米一万二千石之多，载重量约达六百六十吨；还有江西景德镇成为当时著名的瓷都；江南纺织业进一步超迈前代，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与之相适应，在北宋之后，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前代有所前进。如矿冶业，有的铜矿、铅矿则“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3。大体而言，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许多领域内科学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还有如与之相适应而出现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科学巨著，皆反映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远超前代。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统治阶级却并不能够真正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发展去着想，其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各种社会矛盾没有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而消除或者弱化，相反，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且大有进一步恶化之趋势。诚然，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统治制度的痼疾，此时的统治阶级也根本意识不到真正的缘由。所以，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贫富分化迅猛，封建制度固有的矛盾便随之逐渐暴露出来。

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内，自“北宋以来，程朱理学家虽然不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而且践履也相当笃实，可是仍然有支离烦琐、皓首穷经的毛病。士子们以往循着程朱理学的路径，仍然有沉迷于经书的义理、重内圣修养而轻外王事功的弊端。针对这种情况，陆九渊提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口号，号召士子们率性而行，摆脱六经传注和仕宦利禄的束缚，简易直接地去行那圣人之事，做堂堂正正的大丈夫”4。针对程朱理学的种种弊端，大思想家陆九渊挺身而出，提倡自作主宰，强调主观精神之作用，开创了一个超迈传统的崭新学术思想体系。

我们知道，自汉唐以来，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和神化孔子与六经，且常常使用行政手段或者高压政策硬性规定六经传注的标准答案，于是，六经及其相关的儒家典籍便成了只能信从而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述而不作”的封建信条。其最终结果，一方面禁锢了其他各种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儒家学者哲学思辨的禁锢，扼杀了儒生们的主体性，士子们仿佛成了一种被动接受的机器，使得士子们只是迷信六经的言辞，盲从先儒们的传注，不能也不敢开动脑筋和独立思考去逾越藩篱一步。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有相当一部分士子们“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苦读圣贤书，只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并非真心实意地想学习圣人和做圣人，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此，到了北宋之时，正统的学术思想走向了一条歧路。在这一情形之下，北宋初期，尽管有如“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引者）”和“北宋五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引者）”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再加之其后一些志士仁人，尤其是到了南宋之时，出现了著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及其他一大批著名学者，在他们先后相继的不断努力之下，却依然没有找寻到一种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和办法。于是，改变这一局面的任务便历史性地留给了心学大家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江西抚州临川县）人。他生活在南宋中叶，与理学大家朱熹同时而且齐名，晚年曾讲学于贵溪象山。象山原名应天山，因其形似巨象，陆九渊便改其名曰“象山”，且自称“象山居士”，故学者习称“象山先生”，是宋明理学中陆王心学一派的创始人。据史料记载，金溪陆氏家道整肃，以诗书传家，州里闻名，宗法伦理十分严格。其八世祖陆希声曾为唐昭宗之相，五代末，避乱迁居金溪，于此“解囊中资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5，遂成为当地著名的豪门大族。陆九渊出生之时，陆家已经是一个九世同居、阖门百口的封建大家庭。其父陆贺能够“究心典籍，见于躬行”，且用先儒之礼“行之家”，使得“家道之整，著闻州里”。就连宋孝宗也十分钦佩陆家，称赞陆氏“满门孝悌”，陆贺则被赠“宣教郎”。这种优良传统及和谐美好环境的熏陶，对陆九渊的成长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陆九渊自幼颖悟，性若天成。三四岁时，就曾问父亲“天地何所穷际”，以至于“深思至忘寝食”，极善于发问。七八岁时，他便开始读《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一次，当听到有人诵读程颐语录时，便问：“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之言不类？”6从此，对程颐的理学思想产生怀疑。到他十一岁时，更是常常在秉烛夜读，他读书从不苟简，且能勤于思考。到了十三岁再读《论语》时，就曾经发出这样的议论：“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7二十岁时，陆九渊便能够完全理解传统经典的深刻含义，且对其融会贯通了。有一天，当他读到古人对“宇宙”二字的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时，恍然大悟道：“原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中者也。”二十四岁时，以《周礼》中举，三十三岁时又以《易经》中举。四十三岁时，他进京赴国学，讲习《春秋》。四十七岁时，他离开京城，回到家乡从事讲学。陆九渊在家乡讲学之时，听者甚众，据说“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8。五十岁时，开讲于象山，名其讲堂曰“精舍”，又于山间增设方丈，使得四方学子云集于此。陆九渊居象山五年，先后来见求学者逾数千人。此时，他的心学思想经过不断深化和完善，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阶段。

陆九渊对朱熹哲学结构中的最高范畴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心学”体系，强调心的主观作用。陆九渊把封建的伦理纲常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他曾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9他认为充塞宇宙的万物之理即在每个人的心中，“道，未有外乎其心者”；“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10，其思索的范围也超出了社会伦理，而跨向了整个宇宙。他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综合，提出其心学的主旨在于“明理、立心、做人”，这也是其心学方法论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在确认世界皆是“理”的产物或体现的前提下，体认万事万物皆心所生。

“明理”在于“立心”，这都是人们扩充主观自我的思维过程，最后落实到“做人”上来。基于此，陆九渊反对从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和认识真理，认为“此心此理，我固有之”，“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从自身来找寻，不必外求。同时他还认为：“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11为此，陆九渊还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修养方法，将所谓“良心”与“物欲”对立起来，认为：“虽在贫贱患难之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12从以上所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陆九渊的思想学说不仅仅继承了程朱“心是理”的命题，而且也远承了亚圣孟子的“尽心”学说，他充分发挥了孟子的一系列思想学说，认为首先应该“先立其大”，然后再反身内求，这样就能达到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功夫。

不仅如此，在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佛教禅学的较大影响。他认为人不应受外物所牵累，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成为“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陆九渊反对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公然主张“安坐瞑目”，他自己也时常夜以继日，“修心养性”。不仅他自己这么做，同样他也教人这样来养心，显然，这是受到了佛教禅宗“顿悟”修习方法的启示。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曾经说：“某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13对佛学著作的涉猎，必然使其受到较大的影响。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有明显差异的。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者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而“理”则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先于气而存在。在认识论上，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格物穷理”论。在知行观上，则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同时，他也强调“知”和“行”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则主张“主敬涵养”，强调“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之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平静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了。这显然与陆九渊心学思想不同。陆九渊心学思想从其哲学基础到方法，以至于最终目标，都始终贯穿着主观唯心主义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朱熹与陆九渊二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吕祖谦为了调和二人在方法论等方面的分歧，于淳熙二年（1175）四月，写信给陆九渊兄弟，邀请他们来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相聚，希望通过他们之间的自由讨论，使两个分歧的学派能够统一起来。但经过三天的集会辩难，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对于所争执的问题并未明定结果，没能消除歧见，最终不欢而散。从此，朱、陆的信奉者各为一派，朱学被称之为“理学”，而陆学则被称之为“心学”，形成了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两大著名派别。

总之，“朱陆之争加剧了理学体系的分化，使其两派各自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构建发展理论的体系。另一方面，也使理学与心学在争辩中相互交流、各自深化，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思辨程度和发展水平”14。可以说，鹅湖之会使得陆九渊心学进一步得以阐发，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对此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