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告一段落

虽然关于“遵循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与“通货学派”（currency school）支持者之间展开的辩论，甚至更远时期的亚当·斯密（Smith, 1776）也曾发表过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支持言论，但是现代意义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指的是在20世纪60—80年代货币主义崛起与理性预期革命时期，关于要不要摒弃相机抉择、遵循货币政策规则的讨论。Friedman和Schwartz（1971）在对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的研究中发现，当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平均存在18个月的滞后期，波动范围在6~29个月。由于这一滞后期的多变性，就存在一个风险，即最初设计为反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措施最终可能成为顺经济周期的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因这一政策滞后期而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来源。由此，弗里德曼提出货币供应量规则：一旦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或达不到）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必须提高（或降低）短期利率；如果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目标值一致，利率就应该保持稳定。

反对相机抉择更有力的证据是“时间不一致”问题(2)。这一问题由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出，但主要特点体现在Barro和Grodon（1983）的论文中，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关于货币理论的大讨论。Kydland和Prescott（1977）用“理性预期”理论作为敲门砖，打破了传统最优控制理论在政策决策中的思维垄断，认为在最优控制理论指导下的相机抉择，即在每一个时间点，根据当时的情况选择最优的政策，只会造成无效率的结果——次优选择。由于事前最优和事后最优并不一致，因此应该摒弃相机抉择、遵循单一政策规则。Barro和Gorden（1983）将“时间不一致”问题应用于解释“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ary bias）的产生，说明在理性预期下政府企图误导私人的政策是无效的；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意识到唯有政府是可信的，货币政策才有效（如果中央银行承诺一定的通胀目标，通货膨胀倾向就会消失）(3)。它的政策含义是，由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形成稳定的通胀预期，进而无法塑造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和声誉，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实施货币政策规则来主动约束自己(4)，从而为泰勒规则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