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19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其排序

我们首先根据所得到的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进一步根据方面维度综合权重计算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并对2019年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排序,结果如表0-5和图0-1所示,所测度的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及其排序如表0-6所示,并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项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表0-5 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其排序

续表

图0-1 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

表0-6 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及其排序

续表

2019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7位的省份依次是江苏、广东、北京、浙江、上海、天津、山东,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7位的省份均为东部地区,从空间区域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较高,东部地区普遍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较好。排前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526。排在后7位的省份依次是贵州、广西、云南、甘肃、新疆、四川、江西,除江西外均为中西部地区,排名后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240。排名前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7位省份的2.192倍,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一比值意味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特征,结合2018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结果,我们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依旧存在,并有不断深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东部地区领先、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增长质量格局,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缩小区域间的增长差距,亟须转变这一格局。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江苏、上海、陕西、内蒙古、天津、青海、辽宁、宁夏、山西,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134,说明这些省份在2019年度经济增长的效率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贵州、江西、安徽、云南、湖南、河北、广西、河南、四川、黑龙江,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032,排名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平均值增长了3.19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在地区之间的分化差异较大。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第一的北京在2019年的经济增长效率值为0.171,而排名倒数第一的贵州在2019年的经济增长效率值为0.012,二者差距超过13倍。结合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的具体指标,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在2019年内,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较为优化,资本、劳动生产率较高,投入产出比较高,而排名靠后的省份应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黑龙江、上海、北京、海南、天津、江苏、广东、山东、福建,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074,说明在2019年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结构发展水平较高,大多数位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后10位的依次是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河南、甘肃,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044,均位于中西部地区,排名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省份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平均值增长了0.682倍。从经济增长的结构角度看,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与发展落后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从排名结果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较为落后,金融产业结构转型较慢,经济外向度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亟须转型升级。当下,中西部地区应牢牢把握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培育和发展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优化经济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阻力。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吉林、黑龙江、天津、北京、重庆、山东、青海、上海、河北、海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为0.058,表明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高,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性较小,经济增长的抗冲击能力较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福建、四川、湖北、陕西、安徽、新疆、甘肃、辽宁、广西、内蒙古,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为0.030,排名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省份提高了0.934倍。从排名结果中可以看出,除属于西部地区的重庆、青海外,排名在前10位的省份均位于中东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占绝大多数;而排名在后10位的省份以西部地区为主。结合2016—2018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指数排名,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仍以东北地区和内陆省份为主。

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被放在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重要位置,因此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排名靠后的省份应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在目前形势下,各地区应关注国际国内的风险因素,及时调整经济的短期波动,协调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熨平经济波动,推进落实“六稳六保”的政策方针,确保我国各地区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改变。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天津、广东、山东、湖北、重庆,排名前10位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为0.084,这些省份除了重庆外都属于中东部地区,且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这表明我国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福利分配机制较为健全,医疗卫生和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较高。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甘肃、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黑龙江、新疆、安徽、青海、海南,其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为0.038,除安徽、黑龙江属于中部地区外,其余均处于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我国西部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水平普遍较低,指数排名前10位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的省份提高了1.21倍,表明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存在较大的差距。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充分关注民生福祉。在未来,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排名靠后的各地区应不断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卫生健康体系,巩固并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改善社会分配结构,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山东、天津、河北、广东、河南、山西、陕西、吉林、江苏、北京,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为0.068,表明这些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关注生产中的资源消耗,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治理能力,对节能环保和工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水平更高,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能力较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绿色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宁夏、广西、新疆、海南、青海、甘肃、内蒙古、贵州、湖南、四川,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为0.041,排名前10位省份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的省份增长0.659倍。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除陕西外均为中东部地区,而在排名后10位的省份中,除湖南、海南属于中东部地区外,其余均为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水平更高,而西部地区在生产中的资源消耗较大,环境治理水平也较低。因此,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应提倡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地区经济发展时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主线,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方面要促进传统制造业的绿色改造,培育绿色低碳循环产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于环保产业、污染治理领域的投资,提高地区的污染处理和生态保护能力。

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北京、上海、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为0.106;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青海、新疆、海南、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甘肃、山西、云南,以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为主,其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为0.017。排名前10位省份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的省份增长了5.235倍,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国民经济素质是指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系统内各种因素有机结合形成的整体功能特性,是一国或地区长期有效的人力资本水平、创新能力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未来发展潜能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对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阶段,市场经济要求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素质,因此,提高国民经济素质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