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一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1815—1882）作为一位伟大文学家的地位，经历过大起大落、时而受褒扬，时而遭贬抑，这不仅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先例，即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不多见的，这一现象颇值得读者们玩味。

倘若把有志者的奋斗与成功，比作在茫茫大海上挥桨行舟，靠臂力、勇气和毅力划到彼岸，那么安东尼·特罗洛普正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有志者。他甫一投身文学就押上了大赌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五〇年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以爱尔兰为背景写了三部小说和一个剧本，近二百万字的写作均告失败。他的第二部小说《凯利一家和奥凯利一家》出版后，仅仅印行了一百五十本，他的经济损失为六十三英镑十先令一个半便士。不仅如此，他的出版商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说：“读者显然不喜欢什么爱尔兰问题。你得不到半句鼓励你继续进行小说创作的话。”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甚至有点蓄意伤人，但说出了实情。当时的爱尔兰不过是“《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堂堂的“日不落”帝国的文坛，怎会屈尊对区区的爱尔兰问题感兴趣呢？

一八五五年，他的《巴彻斯特养老院》一书出版，一炮打响，从一八五五年到一八八二年他去世为止，这二十七年中他的代表作品有：六部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医生》（1858）、《弗雷姆利牧师住宅》（1861）、《阿林顿的小庄园》（1864）和《巴塞特的最后纪事》（1867），以及另一组系列政治小说《你能原谅她吗？》（1864）、《菲尼斯·芬恩》（1867）、《尤丝塔斯的钻石》（1870）、《菲尼斯回来》（1871）、《首相》（1874）和《勋爵的子女》（1876），另外还写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等独立名著。算上早期的三部，特罗洛普一生共写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外加短篇、传记、游记、特写等十六部，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上的大红人，与他同时代的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文学大家并驾齐驱，甚至他往往还处于一马当先的地位，共同成就了英国十九世纪小说的创作高潮。乔治·艾略特当时曾感叹说：“要是没有特罗洛普的启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会为《米德尔马契》做出那么广泛的计划，或者竟会通过所有的情节发展坚持把它写完。”特罗洛普当时在英国文坛上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他最走红的时候，一部作品的收入高达三千英镑；到他去世之前，他靠写作得到的收入累计七万多英镑！一位研究特罗洛普的学者曾说，这笔钱放在今天，至少不下数千万英镑。

在特罗洛普去世的第二年，他写的《自传》出版了。在这部实话实说并不乏自豪的自传中，他把自己孜孜于创作的情况公布于世，其中最主要的写作时间在早餐前，他基本上能写出两千五百个单词；他声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灵感一说，它和其他营生一样，是赚钱糊口的手段而已。一些文学批评家也许早已对特罗洛普竟然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大书感到迷惑，这下可算找到了答案，因此“机械的写作”、“一个文字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社会生活的记录者而已”等等恶评纷至沓来！这点，加之英国文学本身发展的一些原因，使得特罗洛普的文学声誉一时沉落下来。特罗洛普的文学地位在英国文坛跌落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英美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勇敢地承认了文学批评界对待特罗洛普的偏见和不公，并重新评价这位文学巨匠。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特罗洛普的文学地位不仅迅即回升到他生前的高度，甚至被抬高到了他的同辈作家狄更斯和萨克雷之上。特罗洛普是否当得起这个赞誉，我们先不必深究，不过他永远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家之列的两大法宝是无人可比的：一是他的多产；二是他的作品质量稳而高。后者尤其难能可贵。牛津大学编选的一套举世公认的“世界古典名著丛书”收入了二十多种特罗洛普的小说，英国作家至今没有第二人能够享有这一殊荣！英美评论家几十年来对特罗洛普重新评价，对他的四十七部小说均有专著，却难以确认到底哪部小说是他的代表作，由此可见他的小说平均值之高。

二

然而，在特罗洛普本人心目中，他一直有自己的代表作，这就是他的长篇巨著《巴塞特的最后纪事》（以下简称《最后纪事》）。《最后纪事》出版后七年，他仍然公开承认“我写过的最好的长篇小说是《巴塞特的最后纪事》”，后来他又两次在他的《自传》中评价《最后纪事》：“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部小说是我写出来的最好的小说”，“在下一个世纪还将作为英国散文小说作家而闻名于世的人物中，我不认为我的名字可能会留在其中；但是如果我的名字留在他们之间，那这一成功的持久性也许取决于普兰塔吉尼特·帕利泽、格伦康格夫人（《首相》中的男女主人公）和牧师克劳利先生（《最后纪事》中的男主人公）的特征。”

特罗洛普对《最后纪事》念念不忘，给予肯定，那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部小说呢？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克劳利先生是个什么人物？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又是如何构成的？

索姆斯先生，勒夫顿勋爵的代理人，丢了一个装有二十镑支票的皮夹子，相信自己丢在了克劳利先生的住宅。后来，克劳利先生把这张支票兑出来，还了他欠的几笔催逼到门上的账。在对证他从哪里得到这张支票时，他第一次说它是索姆斯先生付给他的教俸。这个声明是错误的。第二次他说这张支票是阿拉宾教长的馈赠，但是这个说法又被当时正在耶路撒冷朝圣的阿拉宾教长在信中否认了。地方治安官对此事审理后，克劳利先生被交付即将到来的巡回审判接受判决，并被暂时保释出来。后来，克劳利先生因这个案子受到主教妻子普劳迪太太的迫害，被迫辞去教职。在克劳利先生遭受不幸时，副主教格兰特利的儿子格兰特利少校和他的女儿格雷丝陷入热恋之中，并坚持要同格雷丝订婚，但遭到了副主教的强烈反对，父子为此发生龃龉。就在巡回审判即将开庭时，这张支票的秘密被揭开：它是阿拉宾太太临时装进阿拉宾教长送给克劳利先生的那个信封里的，但教长不清楚这一事实。这张支票原来是一个仆人从索姆斯手中偷走，作为应付阿拉宾太太的租金给了她。克劳利先生的清白得到澄清，委以新的教职。他的女儿格雷丝和格兰特利少校喜结良缘。

与这一条主线同时铺开的另一条线索，写的是：布劳顿先生在商业区靠倒卖股票和放高利贷发了横财，成为新的暴发户。他的妻子靠这一财力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饱食终日的生活。布劳顿先生在商业区的生意不顺手，伙伴之间互相计算，因此整天借酒消愁。布劳顿太太则因夫妻没有爱情，生活乏味，精神空虚，借画家达尔林普尔先生在她家作画，和画家打情骂俏，但画家只是在和她逢场作戏，真心爱的是他的模特儿范·西弗小姐。后来，布劳顿先生因为面临破产而开枪自杀，布劳顿太太在丈夫尸骨未寒时却和一直算计丈夫的那个伙伴马塞尔波罗逃往国外，结为夫妻。画家达尔林普尔和他的模特儿范·西弗小姐终成眷属。

三

一个以拯救众生灵魂为职业的教区牧师，自己却偷了一张支票，犯了偷盗罪，这则消息会引起什么反响是可想而知的。世人不仅要对这件事的真相纷纷猜测，而且更要对犯罪的人的道德和为人品头论足，重新估量；法律要过问案情，宗教要清除罪孽；周围的人用什么眼光和思想看待犯罪的人，犯罪的人又用什么眼光和思想对待周围的环境……各种事件的进展，本地区的舆论的转变，他同主教府邸及其使者表面上的抵触，还有他孤独的内心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比特罗洛普一般写作更具悬念的叙述。的确，这点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成功方面，但是特罗洛普在他的《自传》中却不完全这样认为：

我对情节的发展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这一情节包括一张支票的丢失、对偷它的牧师起诉以及牧师本人对那张支票如何到了手里的暧昧态度。我一点不能使自己相信，即使像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竟会忘记他是怎么得到它的；那个一心想提供帮助的慷慨的朋友提供这些帮助，也不会通过第三者来支付那张支票。我承认这样的不足之处——同时还承认，一个情节所要求交代清楚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也没有能够写得十分成功，令人信服。但是虽然承认这些不足，我却认为我以很高的准确度和灵敏性描写出那个不幸之人的头脑。我觉得，克劳利先生的自尊心、谦卑的为人、自身的弱点、凛然的正气和激烈的偏见，是描写入微的，描写充分的。

特罗洛普这番话有相当的谦辞，但他所强调的东西是往往会被人忽略的：通过表面事物，刻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我们顺着小说的情节看下去，最感兴趣、最为之所动的，也是克劳利先生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具有狂热的为宗教献身精神的牧师。为了医治教民灵魂，发扬耶稣光辉，他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教区工作做得头头是道，把书教得一丝不苟，经常到最贫穷的教民中发扬基督精神。他恪尽职守换来的却是一年一百三十镑的教俸，不能养家糊口，负债累累，但是如果不是那二十镑把他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拉出来，也许他就要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了。“支票事件”把他推进了那个人心难测的社会的大漩涡中，照理说他应该想方设法使尽一切手段，哪怕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从这个大漩涡中挣脱出来。但是当亲人好友劝他请来一名律师为他出庭辩护，尽快摆脱这一案子时，他却打着没有钱雇用律师的借口，断然拒绝，而且找到了振振有词的理由：

我不要任何向我提出来挡住正义的事业或欺骗陪审团的建议。我在许多法院待过，知道那些受聘的先生们的工作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清白，或我自己的罪过，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一个清白的人，被投进大牢，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这只是因为我没有钱买通一个律师为我说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配不上我们习惯对它抱有的尊敬。

如果我是有罪的，那么我将不会罪上加罪，让任何人做假证明或反驳真理。

不管他的话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和哲理，对法律的缺陷的攻击多么切中要害，但从表面上看，他是和他所处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法律，发生了强烈的抵触。这样的行为在正常人眼里是荒唐的、怪诞的、病态的、不负责任的，连他最亲近的人都认定他脑子“出了毛病”，这是极其可悲的。悲剧在于他的头脑实际上是非常健全和清醒的。克劳利先生战胜加害于他的不可一世的普劳迪太太，其中很重要的手段不是他脑子里关于法律的博学知识吗？他一方面拒绝聘用律师，另一方面不是不辞劳顿跑到伦敦求助于大律师图古德先生，并直言他不相信周围的人吗？任何生命的存亡都首先取决于它周围的环境。克劳利先生的悲剧就在于周围的世界不理解他，却硬要来理解他，并逼着他去理解周围的世界。这样一来，理解与不理解这一矛盾就愈演愈烈，那么悲剧成分愈来愈多就是必然的了。

如果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是小说的主题，那么克劳利先生如何想周围世界则应该是这个主题的主题。周围世界不理解他，他却理解周围世界。他密切甚至敏感地观察着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从学校的孩子们的目光，制砖工人的语言，到他妻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至于外界人士，那就更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表面上他似乎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受着“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的约束。他拒绝聘请当地律师，那是因为他相信有比他们更高明的律师能调查清楚他是否犯了偷盗罪，所以他才有不为人理解的伦敦之行。他敢蔑视主教妻子普劳迪太太这个巴彻斯特宗教界炙手可热的女人，那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的过错还不到触犯宗教法律的程度。所以他才拒绝让出他的布道坛。但是他看出来世人对他的看法在变化，周围的舆论在变化。他看出来他的同胞从不相信他会行窃转化成相信他由于债主催逼便一时糊涂犯了偷盗罪。这让他受不了：“一个偷过钱的人很难为人师表，教育别人不去行窃。”因此，当以坦佩斯特博士为首组成的牧师委员会对他的犯罪进行调查时，他认为周围世界的舆论变了风向。这在他的内心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像个铁面无私的法官，在对自己的良心从头审视，量刑判罪。他首先肯定自己的清白：

他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行窃，他心中从来没有偷盗的欲望。

这样的辩白只能在心里说给自己听，这样的证据没法拿到法庭上，这样的证词没法为世人接受。即使这样，他还忘不了为自己鸣不平：

然而，对他如此狂热地完成的工作，他效力的教会却付给他如此令人心酸的微薄薪水，虽然能使他的生活和灵魂不分家，却不能保障理性，或者理性的碎片，一次次在混乱中从他身上跑开。正因为如此，这件灭顶之灾才降到了他头上啊！

如果真有法官在法庭上对他的良心审判，这是何等铿锵有力、不可辩驳的证词啊！它不仅说出了“民以食为天”的深刻道理，为乞丐行窃找到了犯罪的总根源，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界贫富悬殊的可怕现象。在贫困面前，他的理性成了若即若离的东西，他不禁叹道：

啊，比霍乱病还坏。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就是行尸走肉了。

因此他毅然决定：

我要在我听到的舆论前低头服输，自己剥夺自己的权利。

克劳利先生坐在暴风雨中，就是这样在洗刷他自己的良心的。这是触目惊心的一幕戏，读着这样的篇章，使人不禁会联想到莎士比亚《李尔王》一剧中那个在暴风雨里呼天喊地的李尔王。但是特罗洛普并没有就此中止对克劳利先生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他回到家中跟女儿读古诗时，又借古喻今，从古人身上找到了自身的不幸：

那位强壮的失明人儿的脑子[2]，对那种他受到的伤害一定会是十分敏感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和他的力量搅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无能为力的现实和对昔日的力量和抱负的记忆搅在一起，才是这种悲剧的根本所在！

由此，他又想到了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的著名长诗《力士参孙》中的那个大力士，“在迦萨和奴隶推磨”，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克劳利先生为参孙悲叹的真实含义，这里不妨再多引用一些这句话的上下文：

为什么当初我要按严格规程

学习磨炼，准备做一个献身

于神的人，为伟大的事业而斗争，

如果我注定要这样了此一生——

被人出卖了，拘禁了，剜瞎了眼睛，

在敌人的嘲弄下，用天赐的臂力

每日扛着重枷给他们推磨？

光荣的体力呀，竟用来做畜牲的苦工，

连卖身的奴隶都不如！还在说什么

要从非力士枷锁中解放以色列？

谁现在要找这一位伟大的解放者，

会发现他瞎了，在迦萨和奴隶推磨，

连自己还都不免于敌人的枷锁！[3]

特罗洛普笔下的穷牧师克劳利先生，是一只勇猛地向社会申诉不平的困兽，还是一只缩头缩脑任人宰割的笼鸟？他具有的是一个理智、健全、丰富和高贵的头脑，还是一副明哲保身、不负责任和疯疯癫癫的神经？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克劳利这一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他那个社会的现实与变迁；看到了人在那个社会的存在价值和意识；看到了社会受到不公正对待后内心世界的阴影；但是，特罗洛普如此虔诚、炽热、苦心孤诣和别出心裁地塑造、肯定和赞扬这个人物形象，恐怕首先要阐明的是人的信仰、道德、情操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和爱这些精神力量，在任何一种社会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下不妨从另一条线索进一步阐述这点。

四

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布劳顿这个人物，在读者看过《最后纪事》后，对他产生的印象不一定很深。特罗洛普事实上在他身上费的笔墨也不多。这不能说成是特罗洛普不熟悉这种生活，不善于刻画这种满身铜臭味的生意人。特罗洛普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对这种人不会没有深入的了解。把布劳顿这个人形象写成模糊不清却令人难忘的影子似的人物，这可能是特罗洛普的一番苦心。这条次要的线索总共用了不过二十万字，却把大多数词句用在描写、渲染布劳顿所处的那种现代城市生活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可以用十六字来概括：吃喝玩乐、唯利是图、浑浑噩噩、尔虞我诈。这种气氛渲染得十分成功。它不仅表现在布劳顿的妻子在百无聊赖中跟画家达尔林普尔调情，而且还表现在布劳顿、马塞尔波罗和范·西弗太太这三个伙伴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克罗斯比到伦敦商业区借钱那两章都是少不得的笔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布劳顿突然在某一天早上朝他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了此一生。这个模糊的生意人这一枪却又使读者欲忘掉而不能了。他像影子一样在那种气氛中出现，又像影子一样在那种气氛中消失。他的暴死没有在他那个圈子里引起丝毫同情和哀怜，甚至与他同床共寐多年的妻子也没有流一滴悼念的泪。唯一为他奔丧事的，是那个正直而有良心的画家达尔林普尔！

和这种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利先生的生活环境。克劳利先生大祸临头时，一个清白人受到不白之冤的特有现象，写得不胜凄凉，惊心动魄，充满悲剧色彩。他周围的环境中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表现得淋漓尽致，扼杀他存在的条件写得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所幸的是，克劳利先生的环境是个还残存着古朴的田园生活的外省社会。这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和爱。阔佬儿勒夫顿夫人出于同情和爱，对克劳利一家伸出援助之手，罗巴茨先生和格兰特利少校是克劳利先生的保释人，大律师图古德先生无偿为克劳利一案奔波斡旋，约翰尼·埃姆斯为这一案子仗义疏财……如果说这些富人要人为克劳利先生操心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那么农场工人和制砖工人给予克劳利先生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则是十分纯洁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和爱。克劳利先生最后一次向他的教民布道和告别霍格尔斯托克教区那个场面，确实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克劳利先生在“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这才是问题所在”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一个老制砖工人“天下无难事，只怕顽强人”的生活观，这就更意味深长了。

就是这样，特罗洛普通过这样两个人物对待生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肯定他要肯定的东西，批评了他要批评的东西，而且留给了读者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读者在思考之余，也许不禁会问：特罗洛普是怎么想到去刻画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的头脑，而且刻画得如此细腻？有他本人的痕迹吗？

五

安东尼·特罗洛普一八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律师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父亲的业务开始倒退，而他父亲却异想天开，怂恿他的母亲去美国做生意，结果中途败落，一塌糊涂。不久，这家人的生活便没有着落了。安东尼十岁被送到温彻斯特学习。他是这样叙述在该地的学习生活的：“我个头大，却又笨又丑。我一点不怀疑，走到哪里都完全不为人注意。不用说，我穿戴得衣冠不整，邋邋遢遢。可是，啊，我幼小心灵的一切烦恼，我记得多么清楚！我是不是应该总是孤独无伴，是不是就不能找到那高等院校塔楼的顶尖，从此一劳永逸，我想得是多么多啊！”

他的小学同窗威廉·格里戈里是这样描写小特罗洛普的：“他不仅衣着寒酸，不拘小节，他的学业也同样搞得一塌糊涂。他的各种作业做得乱七八糟，字迹难辨。这些怪癖造成了一种于他十分不利的偏见，这个可怜的人儿总是没有伙伴在一起……从哪方面看，他将来都不是个有出息的，在班上总是最次的那个部分，因此老师和学生们都认为他是一块不可雕刻的顽石。”

安东尼没有考取大学。在伦敦邮政总局谋得一个职员位置，在玛丽尔博恩街一所简陋的寄宿处居住，过了七年凄惨、忧郁、负债累累的日子；他曾因不能如期还债两次入狱，尝到了身置铁窗的痛苦和滋味。他的家庭，用他的话说：“所有人都奄奄一息；唯有我母亲是个例外，夜复一夜地服侍那些奄奄一息的人，夜复一夜地写小说……”他在邮局的工作一点不顺利，常常挨上司的训，斥责他为“无用之人”；同事们对他也冷眼相看，认定他是令人不愉快的职员。他当时丝毫不怀疑这个世界不要他了，深为自己的处境和贫困感到无地自容。用他的话说：“贫困使人精神贫乏，使手脚无力，使心灵疼痛——而且更常见的是良心呆钝。”

从特罗洛普自己的生活阴影不难看出，他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心血，把他对世人生活中心酸苦辣的体会全部写进了字里行间，成功地塑造了克劳利先生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独到之处在于克劳利先生更加全面体现了特罗洛普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伦理观。

六

特罗洛普写作《最后纪事》正值他的创作盛期，他把豪华的主教府邸和贫穷的牧师住宅、奢侈的伦敦公馆和破旧的乡村小土屋、恬静古朴的外省生活和唯利是图的伦敦商业区、虚构的英国巴塞特郡和真实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融于一书，使《最后纪事》成为他所有小说中刻画人物形象最多、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丰富的杰作。这点已经为历代批评家和读者所公认、所称道。他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已经是一位多产作家，各种写作技巧已经驾轻就熟，运用自如；语言如行云流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他的创作最难得的有两点：

其一是他正面、直接描写人和生活的艺术。懂得文学创作和具备良好鉴赏力的人都明白，正面而直接地表现生活，远比使用夸张、对比及倒叙等技巧表现生活，要难得多；作者捕捉细节的手法、观察人物的敏锐、交代地点场景的笔触、再现生活的创造力和文学修养的深度，这时候最见功夫，最见本色。特罗洛普在这方面的才能和功夫简直令人望尘莫及。他的小说几乎没有使用过倒叙手法，没有用讲故事的形式；他不仅善于描写那些不容易捕捉的场景，而且敢于处理常人不易察觉的生活细节。例如莉莉·戴尔在伦敦城和抛弃过自己的情人克罗斯比的两次不期而遇，特罗洛普写得是那么有分寸、那么到火候、那么入情入理，场景交代得细微清楚，笔墨用得十分均匀，多一点少一点都会成为败笔。最难得的是这样的精彩场面在书中处处可见，如副主教格兰特利博士遇见格雷丝小姐的一幕，约翰尼·埃姆斯在狡猾的马达利娜小姐家被困，尤其克劳利先生和主教太太普劳迪的短兵相接中，被逼无奈下一声“女人”的脱口而出，简直是一种绝唱。

其二是特罗洛普在表现人物上的时间差。他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写了十二年之久的跨度。这组小说主要表现英国政教合一生活的一个侧面，广阔而罕见。上至阔主教，下到穷牧师，不仅塑造了一群深为英国人喜爱的牧师形象，写出了这些传达《圣经》福音的圣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七情六欲，而且以过人的胆识揭露教会内部的争权夺利、沽名钓誉、结党营私和勾心斗角。像哈丁先生、格兰特利副主教和普劳迪太太等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在特罗洛普的笔下生活了十多年之久。在这十多年中，特罗洛普无论把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写进哪一部小说中，哪一件事情上，哪一段时间里，他（或她）的身份、容貌、语言，他（或她）的一举一动，哭也好，笑也罢，都能写得恰如其分。在特罗洛普眼里，时间不过是他驾驭在手的一种工具而已，他要这个工具为他的人物服务，为他的小说出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写作天分。那些在他笔下活了许多个春秋的人物，特罗洛普竟然能在《最后纪事》中，利用三四个月的时间为背景，为他们一一作出安排，在克劳利先生一案上各得归宿，群鸟归林。这一招在当时的读者和评论界，曾经引起过强烈反响，纷纷抱怨他们消逝得太突然，好像一致同意迁移到新西兰去了。这个出人意外的结尾，充分显示了特罗洛普那放得开收得住的大手笔，具有高超的驾驭小说技巧的能力，能把时间利用得得心应手。这里着重说明一点的是，这组庞大的系列小说，作者并不是一本接一本连续写出来的。构思并写作这组小说的同时，他还写出来另外十几部小说。这中间，每天他脑子里有多少人物形象或隐或现，有多少个情节需要他来增减，又有多少种结构要经过他的思维去安排和处理，这是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这种巨大的创造力是对那些攻击他为文字匠的低能儿们的无情回击，也是对他本人有关创作理论的最好肯定：

构思一个故事远比写作更费脑子。作者可以拿着笔坐下来，在一定时间内比较轻松地写下若干个字，不过要是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功夫还要随时随地。你躺在床上构思，或者散步时构思，或者舒服地坐在火炉旁构思，用脑子进行通盘的考虑，把题材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可得使出浑身解数煞费苦心地干一番。

七

安东尼·特罗洛普生前受到过他的同辈人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以及评论界的高度赞扬，死后仍为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詹姆斯、伊丽莎白·鲍温和俄国小说教主托尔斯泰交口称赞。一度冷落后，他重新为世人重视。一个世纪以来，英美文学界研究特罗洛普的学者和专家层出不穷，“特罗洛普热”的浪头一波又一波，最热闹时一年出版专著多达六七种。一九九二年是他去世一百一十周年，企鹅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平装本，是任何一个作家没有得到过的待遇。关于他的传记，已有六七种之多，至今仍有零星专著问世。英国著名作家C.P.斯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写了一部特罗洛普传记，从一个作家的眼光审视特罗洛普的创作，阐述最为深入，称赞他是——

十九世纪的所有小说家中最优秀的、天生的心理学家。

笔者以为，他除了传统的叙述故事情节的特点，他深入描写社会变动时期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以及人的心理活动，这些特点更接近现代小说的特点，经得起现代评论家用新的批评标准进行评析。《最后纪事》在这方面堪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范例。

八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酝酿出版《最后纪事》之际，译者重温了一些关于特罗洛普的资料，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特罗洛普在伦敦做邮局职员期间，备受歧视，有一次上司甚至当众污蔑他偷了一张支票，气得他拍桌子，支票很快找到了也没有给他应有的洗刷和尊重。由此看来，主人公克劳利牧师的心理活动写得压抑而深刻、不屈而坚韧、宁愿在暴风雨里洗刷而不肯雇律师辩护，与他亲身遭受过的“偷支票事件”有很大关系，他所受冤枉造成的深重伤害，可以说是他把书中故事情节写得如此厚重而耐读、人物心理刻画如此细致而深入、社会结构解析得如此复杂而透彻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一九八七年

二〇〇七年修改

二〇二〇年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