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无名之辈的崛起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拉贾特·库马尔·古普塔(Rajat Kumar Gupta)前往白宫,参加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及第一夫人米歇尔举办的首次国宴。奥巴马与米歇尔是继肯尼迪夫妇之后最具人格魅力的美国总统夫妇。那时,距古普塔从咨询巨头麦肯锡卸任全球董事总经理一职已长达6年时间。如今,年过60岁的古普塔却比从前更加繁忙。在诸如高盛、宝洁、美国航空等一系列著名公司董事会的名单里,仍然可以看到古普塔的名字。古普塔的夫人安妮塔·古普塔(Anita Gupta)原本希望他从麦肯锡卸任后,生活节奏可以放缓,然而现实却不是安妮塔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古普塔又开始致力于建立属于自己的私募股权公司。为了新的事业,他常年穿梭于各大洲之间,旅行箱不离身。古普塔希望能够改变私募股权行业与慈善行业的游戏规则,继续自己在咨询行业创造的传奇。

古普塔身着印度“尼赫鲁式”黑色套装,口袋中插着红色方巾,去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晚宴。古普塔穿过金碧辉煌的白宫东厅,来到南草坪的白色帐篷里,这里是晚宴的准备区。每走几步,他都能遇见熟人。古普塔与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攀谈起来。迪帕克·乔普拉是当代著名的医学家,为了这场盛大的宴会,他专门佩戴了一副镶着宝石的眼镜。古普塔接着又与普里塔·班索尔(Preeta Bansal)和博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围在一起叙旧聊天,班索尔是新一届美国政府的顶尖律师之一,而共和党人金达尔曾是麦肯锡的咨询顾问,时任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金达尔原名叫皮尤什,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吞鲁日(Baton Rouge),他的父母在他出生6个月前从印度的旁遮普省移民到美国。

金达尔是那晚白宫宴请的客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这场宴会的主题是欢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的到访;同时,这场宴会又像一个标尺,丈量着美籍印度人群体成长与崛起的程度与速度。在短短一个世纪里,美籍印度人从最初令人讨厌的局外人,一跃成为美国社会各界的精英。

如果古普塔想与《财富》(Fortune)“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探讨商业话题,他可以找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或在印度钦奈出生并长大的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卢英德(Indra Nooyi)。如果想领略影视界人物的风采,古普塔可以找到美国电视名嘴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以及出生于孟买的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一些来自好莱坞的导演亦出席了当晚的宴会,包括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以及《灵异第六感》(The Sixth Sense)的美籍印度裔导演M.奈特·沙马兰(M. Night Shyamalan),沙马兰导演出生于印度的本地治里。

作为在美国颇有成就的印度代表人物之一,古普塔对在场的绝大多数美籍印度人都十分熟悉。作为麦肯锡的传奇人物,他跟其他非印度裔的来宾也很熟悉。古普塔和很多人一起共过事,也是很多人的长辈与导师。时任美国代理首席检察官的尼尔·库马尔·凯泰尔(Neal Kumar Katyal)曾在高中时迫于父母的压力而学医,古普塔则鼓励他要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凯泰尔最终谋到一份美国司法部的工作,并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检察官之一,这进一步证明了美籍印度人在美国社会取得的成就。

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提摩西·J.罗摩尔(Timothy J. Roemer)自豪地回忆道:“当晚的宴会聚集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包括企业家、首席执行官、医生、酒店老板和作家,以及仕途光明的政界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生于印度的贫苦家庭,但来到美国后,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们都对美国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心怀感恩,这就是鲜活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扫清路上的所有障碍

学者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认为,古普塔及与他同时代的杰出美籍印度人拥有着“双重好运”。第一重好运是在1947年8月15日,午夜钟声敲响时,印度脱离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宣布独立。这个拥有3.4亿人口的年轻国家,在1947年独立之后迎来了好运,不仅经历了国内政治的改变,其文化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教育与社会启蒙持续发展。

第二重好运发生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1965年,美国《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生效,此法案是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延伸,解除了对印度长期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这种孤立主义政策规定每年印度移民不得超过100人。《哈特-塞勒法案》意味着,不论是否具有美国的种族、血统、基因,高学历、高技术的人才都有进入美国社会的机会。美籍印度人多半受过良好的教育,《哈特-塞勒法案》的生效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性突破。

在《哈特-塞勒法案》的支持下,涌向美国的印度移民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洪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美籍印度人成功地实现了转变,他们之前从事的是清理下水道之类的工作,而如今,他们却可以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岗位。与之前几代大规模移民不一样的是,印度的这代移民受过高等教育,有更为远大的抱负。“在美国,有大量针对印度人的选择性移民政策。”马塞洛·M.苏亚雷斯-奥罗斯科(Marcelo M. Suarez-Orozco)说。苏亚雷斯-奥罗斯科是美国移民专家,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和信息研究院院长。美籍印度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是印度本土拥有博士学位比例的1万倍。换句话说,美籍印度人,几乎是印度最聪明、最优秀的一群人,直到今天,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仍然摆在我们面前。

在320万美籍印度人中,70%的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而印度本土这一比例平均只有28%。在美国,美籍印度人的平均家庭年收入达8.8万美元,几乎是美国大多数家庭平均年收入的2倍,比美籍华人的平均年收入高出33%。在21世纪到来之际,像古普塔这样的美籍印度人已经深入美国的各行各业,他们在医学、法律、企业管理、金融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掌管着或正准备掌管美国的巨型企业,例如花旗集团和万事达卡。另外一些人则是全美知名企业高管职位的有力竞争者,这些企业包括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这一切都是像古普塔这样的精英所取得的成绩,在他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古普塔就是努力奋斗的这代人中最成功的代表。对努力工作的美籍印度人来说,尽管美国与印度相距超过12 000千米,但古普塔的奋斗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在古普塔的职业生涯中,他取得的辉煌成绩,挣脱了传统的美国商业环境设立的各种羁绊,使他成为时代的楷模和榜样,不仅激励着他们这一代人,同样激励着后来者。

谁会参加白宫晚宴

在白宫晚宴举行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很多问题被人们再次提起:谁将被邀请来参加欢迎印度总理的宴会?是否还会邀请之前参加过国宴的嘉宾?“在竞争激烈的美国政治舞台上,人们往往更关注出局的人,而不是出席或缺席的人。”著名的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曾用低沉的、默哀般的语气如此说道。

毫无疑问,古普塔会受到邀请。在美国,古普塔是涉猎甚广的美籍印度人,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商业到慈善,从印度到美国,古普塔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健。陪同印度总理访问美国的印度商业领袖,几乎都是古普塔的朋友。

古普塔与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关系很好,安巴尼掌管着印度的大型垄断集团印度信实工业集团。在安巴尼看来,像古普塔这样在美国一流公司出类拔萃的公众人物,是印度输出的国宝级人才,难能可贵的是,古普塔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深的眷恋。古普塔也认识拉坦·塔塔(Ratan Tata),拉坦·塔塔被视作印度的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他控股的印度帝国企业塔塔集团,其旗下产业从捷豹、路虎汽车到酒店业无所不包,甚至包括孟买的标志性酒店泰姬陵皇宫酒店。拉坦·塔塔也是古普塔早期在印度建立商学院的主要赞助者之一。

那晚宴请的尊贵客人印度总理辛格与古普塔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也是古普塔能够出席宴会最关键的原因。古普塔是美籍印度高管中,少数能够与印度总理互通私人电话的人。尽管麦肯锡在印度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古普塔和辛格并不认识。当时在麦肯锡,古普塔还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辛格时任印度财政部部长,为人非常低调。辛格上台后,主导了印度的经济改革,废除了很多烦琐的政府规章制度,开启了一个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的创业时代。当印度在辛格总理的改革推动下变得欣欣向荣时,麦肯锡公司在印度的业务也开始扩张,麦肯锡协助众多印度公司进行重组改革,在印度打造离岸中心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古普塔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总经理时,麦肯锡在新德里郊区开启了建立“知识中心”的宏伟计划,并雇用了一批印度研究员为其分析手机普及率等数据,其中许多研究员都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当麦肯锡的知识中心大获成功时,古普塔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在全球推广。古普塔向那些迫切希望降低经营成本的美国大公司宣传离岸外包,劝说他们在印度建立后台服务中心,包括研发部门、法律部门及财务分析部门。麦肯锡在印度的客户数量也水涨船高。古普塔是一位“企业摇滚明星”,他在孟买的知名度也不逊色于摩根大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晚在白宫与古普塔共进晚宴的还有美国的工会领导人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斯特恩是美国第二大工会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主席。斯特恩所执掌的工会正是为奥巴马总统竞选筹款最多的组织。在当晚的宴会上,斯特恩就坐在古普塔夫妇旁边,他们面前的宴会桌布置精美,镶着金边的餐碟、紫色和洋红色的玫瑰、甜豆和绣球花摆放于苹果绿的桌布上。佳肴有咖喱虾、羽衣甘蓝及椰香满溢的印度香米。就餐期间,斯特恩抓住机会与古普塔进行了工作上的交流,他对美国当前的工人就业及福利情况提出质疑:为什么高盛很多的投资资金都来自公共养老基金计划,但诸如高盛这样的公司却不关注普通工人阶层的利益。古普塔温和而坚定地表示,高盛其实十分关注普通员工的待遇,高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组织捐赠了很多资金。但斯特恩并不这么想,他认为高盛的盈利大多分配给了中高层员工,而非普通员工。

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北达科他州参议员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两个人的争论,他们都是极其聪明的人。想象一下,当古普塔还在印度加尔各答过着快乐的童年生活时,有人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在麦肯锡工作,并被邀请参加白宫晚宴,他会做何反应。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基本上不可能会实现,还不如预测古普塔未来会登月,那可能更容易让人相信。此刻古普塔所达到的人生高度,与接下来他将面临的一系列事件相比,之后的遭遇更让人感叹不已。

内幕交易案件浮出水面

17天后,当古普塔正拖着行李匆匆通过机场安检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那是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上午,电话是格雷戈里·K.帕姆(Gregory K. Palm)打来的,他是高盛的法律总顾问。自2006年以来,古普塔一直是高盛的董事会成员。古普塔同高盛的董事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每个季度至少会通一次电话,布兰克费恩认为让董事会成员知道高盛每个季度的运营状况是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对古普塔来说,接到帕姆打来的电话还是很罕见的。

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界,法律总顾问是银行最有权力的隐性团队成员之一,他们是秘密的守护者,他们知道公司的死穴在哪里。虽然帕姆是该公司最有影响力和享受最高薪酬的高管之一,他的言行却格外谨慎。自2002年以来,高盛奖励给帕姆的股票和期权价值总和为6 730万美元。但帕姆非常低调,在高盛的3.3万名员工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与布兰克费恩和古普塔一样,帕姆同样来自普通家庭,是美国精英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帕姆是电工的儿子,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之后,帕姆又去哈佛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参加了法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JD-MBA)课程。在哈佛商学院,帕姆跟古普塔是同学,只不过他们参加了不同的课程,所以彼此并不认识。1992年,在担任高盛外聘法律顾问10年后,这位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最聪明的律师正式加入高盛。

在接通了古普塔的电话后,帕姆的语气异常严肃,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与德高望重的高盛董事古普塔讨论。

前一天晚上,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帕姆坐在位于纽约露天广场第三十七层的大办公室里,悠闲地俯瞰着自由女神像。漆黑的夜里,大多数同事都已经离开了。高盛的外聘律师、同样来自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史蒂文·R.佩金(Steven R. Peikin)打来电话。像许多前辈一样,佩金在纽约南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着10余年的从业经历,他在入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之前,已经跃升为证券和商品欺诈特别小组的组长,现如今,他守护的正是他曾经审查过的公司的利益。佩金告诉帕姆,他通过合法途径得知,高盛董事拉贾特·古普塔很有可能卷入了一桩内幕交易案件,相关证据已经浮出水面。

次日清晨,当古普塔正准备赶飞机时,帕姆来到了位于布罗德大街85号的高盛集团总部,向他的老板简短地汇报了这件事。布兰克费恩听到帕姆的话后大吃一惊,因为古普塔有着无可挑剔的资历和良好的声誉。“我们需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布兰克费恩对帕姆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高盛经历了太多的审查,布兰克费恩生怕此事会滋生更多负面消息,“很显然,这件事比较严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事态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确保不要给古普塔先生的声誉带来任何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