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绿色社会的基础

第2章
绿色的历史

本章回顾的绿色运动肇始于我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家附近，是由林务官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发起的。他捐助创建了耶鲁大学林学院，反对过度砍伐森林，并开创了美国早期的森林政策。对绿色运动的回顾在同一个地方结束，也就是现在的耶鲁大学环境学院，这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环境法律师丹·埃斯蒂。当我们回顾埃斯蒂教授及其汇聚的保护和保存我们星球的激进思想时，我们会看到这场绿色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平肖、缪尔和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

我们今天知道的环保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期。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环保主义专注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特别是森林和荒野地区。自然资源保护有市场和非市场的视角，早期最激烈的辩论都同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相对重要性有关。环保思想的两位创始人吉福德·平肖和约翰·缪尔（John Muir）为后来的辩论提供了基础。

美国环保主义始于吉福德·平肖，在耶鲁大学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平肖188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捐建了耶鲁大学林学院。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木材巨头家庭，其家族的主要业务是砍伐西部的大片森林。他的一些思想，比如关于优生学的社会观点和林业资源采伐的环境观点，现在大都不足采信了，但他的确是林业科学的先驱。

平肖认为，作为木材来源的森林是重要的国家资产，但他也认为，私人企业对森林资源管理不善。企业管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太短视（或者用现代的说法是，贴现率太高）。他写道：“森林受到许多敌人的威胁，而火灾和不计后果的乱砍滥伐是罪魁祸首。”在他看来，政府的作用是确保森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保护森林免受敌人的侵害。

平肖是可持续性的首批支持者之一，可持续性则是绿色运动的核心原则。他写道：

林业管理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明智的使用而使森林永久存续，也就是说，使森林既能在当下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又不会减少其将来的可用性，而是增加其可用性。

这句话表达了现代环境经济学的一个最深刻的观点。可持续消费（无论是木材采伐还是更普遍的经济）是指未来世代能够和当前世代有同样的消费水平。

平肖不仅有远见，而且身体力行。虽然他认为森林有多种用途，但他主要强调的是木材采伐，在他看来，这是“树木长大到可以砍伐后产生的定期供给”。他强调，“森林面临的许多最严重的危险都源自人类。比如破坏性的伐木和对林地的过度征税……这些税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伐木工）被迫匆忙地砍伐或出售木材，而不考虑未来”。他的任务就是纠正破坏性的做法，以建立“实用林业”，这将“使森林既能在当下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又不会减少其将来的可用性，而是增加其可用性”。

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是约翰·缪尔。如果说平肖是一个伐木工，那么缪尔就是一个旅行者。缪尔出生在苏格兰，11岁时移民到美国威斯康星州，打过一些零工，种过地，经历过短暂的大学生涯，后来发现自己热爱的是徒步和大自然。缪尔是建立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创立了塞拉俱乐部和美国现代环保主义的自然保护主义派。二十多岁时，他开始了在全美各地徒步的生涯。他徒步1 000英里穿越全美。当他置身于佛罗里达群岛的大海时，他的罗曼蒂克精神被点燃了：

记忆可能会逃避意志的作用，可能会长期沉睡不醒，但是，一旦被正确的影响唤醒，尽管这种影响像影子一样飘忽不定，记忆也会各就其位闪现出完整的形象和生命……我看见墨西哥湾向外延伸着，无边无际，直达天空。当我站在沙滩上凝望这片没有树木的光滑平原时，很多梦想和思绪纷纷浮现！

后来他成立塞拉俱乐部，把这些感受写入了俱乐部章程，将俱乐部的宗旨设定为“探索、享受和保护太平洋海岸的山区”，并争取让人们支持“保护内华达山脉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特征”。自那以后，塞拉俱乐部扩大了其使命，即“探索、享受和保护地球上的原生态环境，以及践行并促进对地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负责任的使用”。

人类中心论与生物中心论

缪尔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即应该为人类未来世代保护和保存有价值的自然遗址，这被称为人类中心论。今天，有关自然资源价值的几乎所有法和经济学分析都是以人类价值为基础的。

第二个不同的主题是一个生态学观点，即自然有着独立于人类的自身价值，因此即便没有人能享受自然，自然也应该得到保护，这是生物中心论。

大多数人都直观地认为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即使他们不知道如何评价它，也不知道如何在人类和非人类的关切点之间进行权衡。生物中心论的一个例子是动物权利运动，该运动认为动物拥有不依赖人类而生存的自身权利或利益。

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可能会问，“森林或生态系统的价值是什么？”更一般地说，自然系统的价值是什么？如图2.1所示，区分三种不同的环境评估方法有助于我们回答此类问题。平肖和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人都强调A圈的重要性，即木材等产品的市场价值。诚然，我们不应该低估市场产出的重要性。人们总是需要衣食住行，在现代社会还需要有手机、电视节目和音乐会。

然而，除了A圈中的市场价值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B圈中的非市场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休闲和家庭生活，以及自然资产提供的服务，例如在海滩上散步或在山中徒步。也许B圈的非市场服务对人类的价值与A圈的市场服务同样重要。从概念的角度看，A圈和B圈的活动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都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以人为中心），只不过它们通过不同的机制为人类的目标服务。

C圈为价值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它认为非人类物种、生态系统或个体动物有其内在价值，这一价值独立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这一关键论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大多数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以及法学理论，在社会目标和偏好中只纳入了人类的偏好或福利。

然而，一些哲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以及动物权利组织）希望扩大利益和价值的边界，以包括非人类物种的福利。在环境研究中，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生物中心论或深层生态学。支持生物中心论的哲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对生物中心论背后的基本原则描述如下：

我们对地球上的非人类生命负有责任，这是基于它们的地位，即它们是拥有内在价值的实体。它们具有一种本质上属于它们自己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得仅仅将它们视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是错误的。应该出于为它们考虑而促进或保护它们的利益，正如人类应该受到尊重一样，它们也应该受到尊重。

泰勒的观点与法和经济学中的标准分析形成了对比（或者有些人会说是补充），法和经济学的标准分析认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来改善人类的福利或偏好。需要注意的是，主张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不等于说人类重视非人类生命。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保护北极熊或珊瑚礁是有价值的活动，因为人类喜欢它们。他们可能还会补充说，这些有价值的生命形式有其内在价值。对于那些坚持生命有内在价值的人来说，更困难的例子是蚊子或水母，许多人都想杀死它们，但生物中心论者可能会抗议说它们本身也有内在价值。

让我们继续讨论平肖和缪尔的观点。显然平肖主要关注A圈中的市场价值，但他坚持认为，为了确保A圈中的市场价值最大化，政府监管是必要的。缪尔的观点要更宽泛，他明确认为B圈中的非市场价值十分重要，但有时候他也主张要保护自然，以实现其自身的内在价值（C圈）。

尽管缪尔既有一些人类中心论的精神，也有一些生物中心论的精神，但很有可能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清晰地区分它们。他的生物中心论观点清晰地体现在他为短吻鳄的辩护中，他写道：“许多好人认为短吻鳄是魔鬼创造的，这才能解释它们吞噬一切的胃口和丑陋……（其实）造就了它的物质也同样造就了其他生物，无论它对我们多么有害或微不足道，它们是在地球上出生的伙伴，也是我们人类的同胞。”同时，他很务实地认识到，把对大自然感兴趣的人们动员起来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体验，因而是重要的。但是短吻鳄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多少同情者。

公地的悲剧

所有环境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是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发表的《公地的悲剧》。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家，哈丁很快转向了以批评人口和经济增长著称的公共宣传。他的观点体现了现代环保主义中的反市场主题。

公地悲剧的基本观点是，不受监管的市场竞争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可能导致生态和人类灾难。哈丁认为，斯密的分析“促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即假设个人做出的决策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最优决策，这种倾向从那时起就干扰了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行动”。

哈丁提供了许多市场力量效率低下的例子，但他重点关注的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许多人都在倡导技术解决方案，比如在海洋养殖或开发新的杂交谷物。他认为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任何技术解决方案都无法把我们从人口过剩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他推论道，一对夫妇在家庭中增加一口人，就像牧民在牧群中增加一只动物，会导致公地的过度放牧：

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系统之中，被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无限制地增加牧群。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最终所有人都在奔向毁灭。

公地的悲剧在今天被视为由外部性（更具体地说，公共财产资源，后面将详细讨论）导致的经济效率低下的一个例子。当植被被过度消耗以至于没有时间再生的时候，就出现了过度放牧。由于单个牧民并不需要为再生能力的损失买单，因此肥沃的牧场就变成了干旱的灌木丛。这种综合征也出现在因开采价格过低而退化的诸如海洋或空气等公共财产资源中。

蕾切尔·卡逊的开创性贡献

当环境理论在19世纪晚期萌芽时，它们引起的关注有限。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关税问题、黄金和白银、劳资冲突、垄断的兴起和反垄断，以及周期性的战争和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人类经济活动开始给陆地、空气和水资源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科学家、诗人蕾切尔·卡逊（Rachel Canson, 1907—1964）是提醒公众和政治领袖关注环境问题的核心人物之一。

卡逊出生于匹兹堡北部的一个小镇，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她被海洋迷住了，开始为广播节目供稿，并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她在其著作中用雄辩的段落描述了海洋：“谁知道海洋？无论你我，都无法用我们被地球束缚的感官去感知海洋潮汐的泡沫和波涛拍打着藏在海藻下的螃蟹，那里是它的家。”

卡逊在保护生物学方面的工作使她开始关注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其中最重要和最具破坏性的杀虫剂是滴滴涕（DDT），它被用来杀灭士兵身上的虱子、热带地区的蚊子等害虫。她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警示性的书《寂静的春天》（1962），书中描述了人类社会在使用化学物质消灭害虫时面临的困境：

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认为应该忽视昆虫带来的疾病。现在的紧迫问题是，用迅速恶化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明智或负责任。世人对通过控制病媒昆虫战胜疾病多有耳闻，但很少听到故事的另一面：失败、短暂的胜利，这另一面现在强有力地支持了一个值得我们警醒的观点，即我们的努力使昆虫敌人实际上变得更强大了。甚至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经摧毁了自己的战斗武器。

这本书受到了环保主义者和科学家的广泛赞誉，甚至在出版之前，就引起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顾问的注意，而后也引起了总统本人的注意。肯尼迪总统公开支持《寂静的春天》，并命令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研究使用杀虫剂带来的各种健康和环境问题。这些宣传也助力了肯尼迪政府的环境立法提案。

然而，卡逊的批评激起了那些受影响公司的强烈反应，因而掀开了环境政治的新篇章。这些公司威胁要起诉出版商，以阻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而维尔斯库（Velsicol）等化学公司则开展了相反的研究，以减轻其声誉损害和利润损失。这不是化学工业综合体第一次攻击环境保护论者，却是最激进的攻击之一，也为科学家和企业在烟草、酸雨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领域中的类似争斗搭建了舞台。

拯救地球的激进想法

本章的最后一节转而讨论激进的新思想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在本书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新技术和新想法引发了问题，而其他的想法和技术又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导致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于是需要大量马匹来运输，这反过来又在运输道路上留下了堆积如山的马粪。是在人类社会新发明的汽车取代了马匹之后，这些如山的马粪才消失，城市街道才变得干净，但现代环保主义者通常对汽车嗤之以鼻。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今天，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展示。这些问题既有局部性的，比如交通拥堵，也有全球性的，比如气候变化。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批判性地倾听新的和旧的激进思想，人类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值得一看的是埃斯蒂最新编写的一本书：《一个更好的星球：有关可持续未来的40大想法》。埃斯蒂的职业生涯横跨私人研究和公共宣传。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和环境学院的教授，康涅狄格州能源和环境保护部的前任专员；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倡导通过创新来改善环境。

《一个更好的星球》这本书共有40章，每一章都涉及不同的环境问题，并提出了激进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个例子是特雷西·米恩（Tracy Mehan）提出的重新思考废水概念的建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水都是稀缺的。但如果我们能重复使用而不是浪费水，美国西部将会有大量的水供应。通过使用新技术，排入下水道的废水经过处理后可重新使用。这样的话无论是干旱还是积雪的不断减少，都不会降低再生水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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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描述绿色运动的一些引领者，以一段简短的绿色运动演进史开启了我们的绿色之旅。这段历史充分表明未来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是激进的思想和技术而不是斧头和士兵。凯恩斯在将其激进的新思想引入经济学时，强调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实际上都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强大。世界的确就是由它们统治着的。

平肖、缪尔、哈丁、卡逊和埃斯蒂等引领者的见解已经如涟漪般扩展到整个社会，渗入了现代环境政策，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观点。现在我们转过头来看看这些涟漪已经扩散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