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心：史前时代至17世纪

人脑由十亿数量级的细胞构建而成，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通过我们目前仍不甚了解的方式，这些细胞的活动使我们产生了思想。你可能会感到惊奇，我们对脑的关注似乎是很晚近才开始的事情。事实上，纵观史前时代和之后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认为心脏，而不是脑，才是产生思想和感受的基本器官。这些古老、前科学时代的观点的影响力至今仍可以在日常的语言中感受到：“铭心”“心碎”“衷心”等等（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这些词语仍旧承载着这些古老的世界观赋予的情感张力。这种源自古旧世界观的情感张力按道理早就该消失了，却并没有，不信你可以试试把这些词语中的“心”换成“脑”感受一下。

从人类最古老的书写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对古文化来说有多么重要。4000年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成书于现在的伊拉克，其中明确指出了情绪和感受发源于心脏。3200年前的印度吠陀梵文赞美诗《梨俱吠陀》中写道，心脏是思想的起源地。夏巴卡石碑是一块古埃及的闪亮玄武岩灰色石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块石板上镌刻着象形文字，描述了一个3000年前的埃及神话，强调了心脏在思考中的重要性。《圣经·旧约》中则提到，在古埃及人雕刻夏巴卡石碑的同一时期，犹太人认为人类和上帝的思想都源于心脏。

美洲大陆上也存在这种心脏中心观。无论是玛雅帝国（公元250—900年）还是阿兹特克帝国（公元1400—1500年），中美洲伟大帝国的人们都坚信情绪和思想源于心脏。从北美洲和中美洲那些未曾发展出城市文明的民族的信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20世纪早期，美国的民族学家深入到这些地区的原住民中，记录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记录中的观念在欧洲人抵达这些地区之前是否就已经存在，但大部分参与这些研究的原住民都认为，某种类似“命-魂”的东西，或者说一种情绪意识，都与心脏和呼吸相关。心脏中心观流传甚广，从格陵兰岛到尼加拉瓜都能找到记载，并且各种各样的生态地域的人都可能持这种观念，比如因纽特人、北美洲西北海岸的萨利希人，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霍皮人。

这种观念与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观点非常一致。他曾于20世纪的前几十年间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考察。在陶斯高原上某个普韦布洛人建造的白色土坯建筑的屋顶上，荣格与普韦布洛人欧奇维·比埃诺展开了一场对话。比埃诺告诉荣格，他很不理解白人，认为白人残暴、不安、瞎折腾。比埃诺说：“我觉得他们都是疯子。”荣格感到好奇，便问比埃诺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们说他们用脑袋思考。”他答道。

“难道不应该吗？那你用什么思考？”我惊奇地问他。

“我们用这里思考。”他边说边指向自己的心脏。

并非所有文化都认同这种心脏中心观。在地球另一边的大洋洲，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的观念中的一个关键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延伸到了关于思维和精神的观念里。把身体中的某个部位视为思想的中枢似乎并不是这些人世界观的一部分。同样，中国的传统医学和针对人体构造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一系列“气”的相互作用上，而不是功能的定位上。但当中国的思想家们真正试图确认某个器官的作用时，心脏往往就会被他们视为关键。《管子》是记载公元前7世纪中国哲学家管仲思想的著作。这部著作认为心脏是所有身体功能（包括所有的感官）的基础。

心脏中心观符合我们的日常体会。在我们的感觉发生变化时，心脏跳动的节奏也会同时发生改变。愤怒、渴望、恐惧等强烈的情绪似乎聚集在我们的一个或多个内脏中，它们可以流遍我们的全身并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就好像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一样，或者简直就是血液的一部分。这就是“发自内心”这样的古老说法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它们与我们对重要内心活动的感知相对应。就像太阳仿佛在绕着地球旋转的表象一样，日常经验也为我们相信思考源自心脏提供了简单的依据。人们相信这样的观念，因为它看起来合情合理。

虽然心脏被普遍视为我们内部活动的中心，某些文化仍然认识到了脑具有某种功能，不过只有通过观察外伤才能产生这种发现。例如在古埃及，许多作者一起编撰了以《埃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之名为人所知的医学文本。该文稿简要描述了脑的沟回的形态，并认识到头部一侧受到损伤可能伴随着对侧身体的瘫痪。但和其他古埃及人一样，这些作者也认为心脏才是灵魂和精神的中枢。

对全面的心脏中心观第一次有记录的挑战出现在古希腊。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50年的大约三个半世纪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塑造了现代世界看待众多事物的方式，也包括看待脑的方式。与其他群体一样，古希腊人也认为感受和思想源于心脏。这一点可见于现在认为由荷马所著的口述史诗当中，它们创作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某个时期。同样，最早有记载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关注的重点也是心脏。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阿尔克迈翁（Alcmaeon）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阿尔克迈翁居住在克罗顿，这是靴子形的意大利半岛“脚”部的一个希腊小镇。有人说他是一名医生，并将他奉为“神经科学之父”，但我们对他和他工作的所有了解都源自传闻。阿尔克迈翁的著作没有一篇被保存下来，他留存下来的所有言论都来自后世思想家引用的片段。

阿尔克迈翁对感官感兴趣，这使他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头部，因为那里集中了关键的感觉器官。根据后世作家们的说法，阿尔克迈翁发现，眼睛以及其他感觉器官都通过他所谓的“细管”与脑相连。据称生活在阿尔克迈翁之后300年的埃提乌斯（Aetius）曾说过，对阿尔克迈翁来说，“脑是掌管智力的设施”。我们不清楚阿尔克迈翁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后世的作家暗示，他的思想不只建立在内省和哲学冥思的基础上，还建立在直接调研的基础上，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可能解剖过一个眼球（不一定是人的眼球），或者目击过一个动物头的烹饪准备过程，也有可能只是以手指为工具，探查过动物的眼睛、舌头和鼻子与颅腔内的结构的连接方式。

尽管对脑的作用有了这些理解，但关于脑在思考和情感中的中心作用，最早的明确陈述出现于阿尔克迈翁去世几十年后。这些表述来自科斯岛上的医学学派，该学派最著名的成员是希波克拉底。科斯学派的许多著作都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所著，但真正的作者不得而知。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论神圣的疾病》（On the Sacred Disease）。这部针对非专业读者的著作完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主题是癫痫（至今仍不清楚为什么癫痫会被认为是一种神圣或者庄严的疾病）。据作者们所说：

我们应该知道，和悲伤、痛苦、焦虑、眼泪一样，愉悦、欢笑和乐趣的发源器官，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脑。脑才是那个使我们能够思考，拥有视觉和听觉，区分美丑好坏，辨别愉快和不愉快的器官……疯癫和精神错乱发源于脑；困扰我们的恐惧和惊吓（通常出现在晚上，但有时甚至出现在白天）发源于脑；失眠和梦游的原因潜藏于脑；虚妄的想法、被遗忘的职责和离经叛道的念头也来自脑。

《论神圣的疾病》中的观点以一些颇具开创性但又很粗陋的解剖学知识为基础。比如，作者写道，“和其他所有动物的脑一样，人脑有两个部分，被一层薄膜从中间隔开”。但书中也有大量的胡言乱语。比如，该书声称“当一个人用嘴巴和鼻孔吸入空气时，空气首先会进入人脑”，并认为是静脉将空气运送至全身各处。这本书还把癫痫解读为由一种名为“黏液”的体液进入静脉，阻止空气进入人脑所致。有一些人非常重视癫痫源于脑这一观点的意义。卡帕多西亚人阿莱泰乌斯（Aretaeus）是一名生活在公元前150年左右的希腊医生，他通过环钻术（在颅骨上钻孔）来治疗癫痫。在欧洲的医学手册中，这一传统方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阿莱泰乌斯并不是发明这种手术的人：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的医学干预痕迹就是在颅骨上钻出或刮出的孔。这种操作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记录，有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尽管很容易把史前的环钻术看作一种早期的精神外科手术（经常会有人认为，钻孔是为了从脑中放出“恶灵”），但从思想源于心脏的心脏中心观普遍占据的主导地位来看，当时的人将环钻术视作精神外科手术的可能性不大。其他解释这种危险手术的理由更为可信，包括缓解痛苦的颅下出血或者移除头部受伤产生的骨碎片。

尽管阿尔克迈翁和科斯学派都提出过脑中心观，但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脑是思想和情感的发源器官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而放弃那个更明显的解释——心脏是思想和情感的发源器官。正因为如此，对于脑在思考或者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最具影响力的希腊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持否定的态度。他在《论动物的组成》中写道：

当然，脑不负责任何感觉功能。正确的观点是，心脏是感觉的居所和源头……快乐和痛苦来自心脏，而且总的来说所有感觉都明显源于心脏。

亚里士多德有关心脏中心地位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些看似明显不证自明的原理之上的，例如运动、热量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心脏的活动明显会随情绪的变化而改变，而脑则不会如此。他还声称血液源于心脏，并且血液是拥有感觉能力的必要条件，而脑中不含血液。此外，所有大型动物都有心脏，而他声称只有高等动物才有脑。亚里士多德最后的一个论据是，心脏是温热的而且会动，这两者都被视为生命的基本特征。相比之下，脑是静止和冰冷的。由于当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思维和脑之间存在联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证就像科斯学派的著作一样站得住脚。人们无法在这两种观点间做出选择。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情况一如既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心脏才是最重要的器官。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亚历山大港涌现出了对脑的作用的深入探讨。亚历山大港位于希腊统治下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西缘，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世界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拥有网格化的街道系统、地下水管道以及文化多元的居民。许多人从这种学术沃土中获益，其中包括两位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希腊解剖学家：来自查尔西顿的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来自凯奥斯的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他们都在亚历山大港工作过。

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的作家声称他们在脑的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发现。这些突破性进展能够发生在亚历山大港的原因是，在这段很短的时期内（显然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解剖人体是被允许的。甚至据说，被判死刑的罪犯会在非常骇人的情况下被活体解剖。究竟为什么亚历山大港允许解剖，而其他地方不允许，原因至今仍然不明。但无论如何，这座城市的医生在肝脏、眼睛和循环系统的解剖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们甚至合理地把心脏描述成一个泵。

对人体解剖学的直接研究令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在脑和神经系统上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据说，希罗菲卢斯描述了人脑在解剖学上的两个关键部分——大脑皮层（大脑的两个大叶）和位于大脑后侧的小脑。他认为这两者是智力的中枢，并展示了脊髓的起源和神经的分支结构。据说他区分出了与感觉器官相连的神经和指导行为的运动神经，发展出了一种感觉理论，认为视神经是中空的，有某种气体在其中流动。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将人脑与雄鹿和野兔的脑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人脑的沟回多，因此复杂程度更高，这是我们拥有更高智力的原因。

尽管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但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工作并没有解答心脏和脑哪个才是思考和感觉的器官。他们的研究只能说明脑很复杂。亚里士多德的心脏中心观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部分原因是他的声望极高，但最重要的是这符合日常经验。

又过了400年，有关脑的作用的决定性证据才出现。这个证据来自西方文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盖伦的工作。盖伦是罗马公民，于公元129年出生在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帕加马的一个富裕家庭。虽然今天的人们主要将盖伦视作一名医学作家（他的思想塑造了1500年间的西方医学和文化），但实际上，他是古罗马时代晚期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创作了数百万字的哲学、诗歌和散文著作。

盖伦曾在东地中海地区旅行和学习，去过亚历山大港，但他人生的关键岁月是在罗马度过的。他于公元162年抵达罗马，时年32岁。此前，他在帕加马做了4年角斗士的医生，在此期间，通过治疗角斗士的伤口，他对人体有了更多的了解。盖伦很快就成了一名罗马上流社会认可的医生，治疗过罗马的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盖伦还获得了擅长辩论的杰出解剖学家的美名。为了展示他的发现，盖伦采用了“演讲结合评论”的方法，在讲解过程中一边阐述他的新知识，一边在动物身上做演示。在这些演讲中，观众被邀请去观摩盖伦的操作，从而验证他的观点——这体现出了盖伦所强调的亲身体验对理解的重要性。（以下关于盖伦如何得出一些结论的描述相当可怕。如果你的情感比较脆弱，你可能更愿意跳过接下来的三段文字。）

盖伦感兴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脑的作用，以及思想和灵魂位居身体中的何处。他相信脑是行为和思想的基础，并且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动物实验来证明这一点。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时代。盖伦本人也不能对他所造成的恐怖无动于衷——他建议不要用猴子做实验，因为猴子在实验时的面部表情太令人不安了。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其他动物缺乏与愤怒和欲望有关的那部分灵魂。尽管盖伦不认同这种观点，但他对疼痛却只字未提——在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中，没有任何疼痛的踪影。

盖伦最具决定性的实验之一是研究神经在发声过程中的作用。这项研究是在猪身上进行的，因为“叫声最大的动物最适合用于开展声音受损的实验”。可怜的猪被肚皮朝天地绑在地上，口鼻被紧紧地捂住。盖伦切开它的皮肉，暴露出猪颈动脉两侧的喉返神经。如果他用一根线把这些神经扎紧，猪那沉闷的尖叫声就会停止；如果他解开绑线，尖叫声就会恢复。虽然很明显是猪的喉部发出了尖叫声，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沿着神经从脑出发向下移动。

盖伦最杰出的现场演示之一支撑了这个观点。在那次演示中，盖伦与持心脏中心观的反对者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证明了脑的重要性。在切开一头活猪的肚子后，盖伦让他的反对者挤压猪的心脏，阻止它的跳动。然而，即使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只可怜的动物仍然能够继续发出沉闷的尖叫声，这表明心脏的活动对猪发出声音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但当盖伦打开猪的颅骨，并让他的反对者按压猪的大脑时，猪立刻就停止了尖叫并失去了知觉。如果停止按压脑，盖伦记述道，“猪就会恢复意识，可以再次运动”。对当时的观众来说，这一定非常令人震惊。正如历史学家莫德·格利森所说的那样，“盖伦的解剖学演示越来越不像一场智力辩论，而更像一场魔术表演”。

这项发现也得到了盖伦其他研究的支持，包括许多解剖学描述和外科手术（有些是在病人身上开展的）。盖伦据此认为，脑是思想的中心，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或者说“精气”（pneuma）。在脑受伤时，精气就会泄漏，导致人丧失意识；当精气积累到足够多时，意识就会恢复。盖伦认为，神经明显是中空的，身体的活动是脑产生的气体沿着神经流动的结果。盖伦的解剖学研究大部分是在动物而不是人身上开展的。他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神经都发源于脑，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发源于心脏。

尽管盖伦提出了这些证据，但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的权威以及日常经验的力量仍然使脑中心观无法战胜旧的思想，即便在罗马也是如此。盖伦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大约400篇著述，其中超过170篇留存了下来，涵盖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但罗马帝国的衰亡导致了学术环境的崩溃，这种崩溃使人们难于再有更多的发现。至于思想源自何处这个问题，单纯地思考是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正如盖伦的研究展示的那样，这需要开展解剖学研究和实验研究，而这只能在学术开放的环境下进行，并要通过思想的交流去了解过去研究的成败得失。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环境都不会再出现。

罗马和希腊的大部分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东罗马帝国的图书馆里，集中在拜占庭（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从公元7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出现了诸多伊斯兰教哈里发政权，一种文化也随之诞生，这种文化向西传播到了法国，向北传播到了保加利亚，向东传播到了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这个伊斯兰社会非常重视知识和技术。为了满足新兴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需求，人们建造了桥梁和运河，铸造了天宫图，还制作了纸和玻璃。想要做到所有这些，需要挖掘旧的智慧并发展新的认识。

首先，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翻译希腊和罗马文献的热潮，这些文献在波斯和拜占庭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这一趋势以巴格达为中心，由哈里发和富有的商人赞助。这些文献中的思想很快就得到了扩展：思想家们发展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如代数、天文学、光学和化学。但医学和解剖学仍然牢牢地锚定在希腊和罗马的观点之上，与被翻译的文献中的观点保持一致。从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时代就存在的有关心脏和脑的功能的观点尤其如此，这些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又流传了几个世纪。

伊本·西拿（Ibn-Sīnā）是这一时期具有领导地位的医生和哲学家之一，他在西方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阿维森纳于公元980年出生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后来在今天的伊朗境内生活，撰写了数百本书。他的研究融合了希腊和阿拉伯的思想以及遥远的印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阿维森纳的著作在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对西方医学产生了500年的深远影响。他认同盖伦关于神经起源于脑或脊髓的观点，但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坚持认为身体所有活动和感觉的发源器官是心脏。这一观点也与《古兰经》的观点相符：《古兰经》通常将心脏视为理解能力的源泉，并且和《圣经》一样，完全没有提到脑。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条路线上，盖伦的思想通过一名医生的研究得以传播。这名公元10世纪的医生是阿里·伊本阿尔—阿巴斯·马古斯（Alī Ibn al-Abbās Maǧūsī），在西方被称为哈里·阿巴斯（Haly Abbas）。一位历史学家称他是“一个取了阿拉伯名字并且用写《古兰经》的语言进行创作的波斯人，一个受过希腊传统文明洗礼的拜火教教徒，一个在死后不到一个世纪就被西方拉丁社会所接受的伊斯兰世界思想家”。后来，一位原本是北非穆斯林难民的基督教修士在意大利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这段往事正好体现了那个时期多地区文化碰撞融合的趋势。

在哈里·阿巴斯翻译的盖伦的著作中，有一些内容是关于脑的结构和作用的：“脑是精神构成的主要器官，因为记忆、理性和智力都存在于脑中，力量、感觉和自主活动也都是从脑传向全身的。”

哈里·阿巴斯还提出了一个盖伦没有提出过的想法：他声称脑中的三个空腔或者说脑室中充满了动物精气，而动物精气产生于心脏中，并通过血液传遍全身。哈里·阿巴斯宣称，每个脑室都有不同的心理功能：“动物精气在前脑室产生感觉和想象，在中脑室形成智力或者理性，在传输到后脑室后则会催生运动和记忆。”

虽然缺乏证据支持，但这个观点在整个欧洲和中东被广泛接受了1000多年。公元4世纪，叙利亚埃梅萨的主教内梅西乌斯的著作中首先出现了这个观点。几十年后，圣奥古斯丁也简短地提到了它。这使其获得了一种受到宗教认可的光环，帮助它维持了受欢迎的热度。在4世纪到16世纪的1200多年里，人们普遍认为脑室定位论是不证自明的，至少提出了24个不同的版本。在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理论的人中，包括一些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罗杰·培根、托马斯·阿奎那、阿威罗伊和阿维森纳。

到13世纪初，阿维森纳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包括他将相互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心脏中心观与脑室定位论结合到一起的学说，在欧洲的新型大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哈里·阿巴斯版本的盖伦脑中心观已经在那不勒斯南部的萨勒诺的医学院传播开，但人们最终还是选择相信阿维森纳的观点，因为后者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发展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所以能够主导欧洲的思想，一部分原因是依靠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修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他在西方学术领域的领袖地位持续了好几个世纪。通过把基督教教义以及与之相冲突的古代异教徒思想融合到一起，阿奎那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教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剖学等本应依赖于经验性研究的学术领域却被宗教信仰的迷雾所笼罩。神学家们可以决定传播什么知识，接受什么观念。

对于阿维森纳和亚里士多德的心脏中心观与萨勒诺学派和盖伦的脑中心观之间的差异，以及试图调和这些差异的各种尝试，这些新面世的文献的读者都非常清楚。例如在13世纪，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就毫不讳言地直接指出盖伦错了，事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所有的神经确实起源于心脏。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现代人的做法是直接通过观察结果来分辨，但中世纪学者的解决办法则是借助于经院哲学：思想家们试图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而不是通过实验，来解决他们尊敬的前辈们的观点对立。

但在14世纪初的博洛尼亚医学院，中世纪经院哲学对解剖学的束缚有所放松，那时蒙迪诺·德卢奇（Mondino de Luzzi）在该院担任医学和解剖学教授。蒙迪诺撰写了一部题为《蒙氏解剖学》（Anatomia Mundini）的手稿，这部手稿是根据他解剖人体的经验写成的。自1500多年前亚历山大港的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和希罗菲卢斯时代以后，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著作问世。

究竟14世纪早期的哪些道德变化和社会变迁使人们允许蒙迪诺开展解剖学研究，至今仍不得而知。他解剖的似乎是罪犯的尸体。《蒙氏解剖学》中的解剖指南的第一句话就直白地说：“因斩首或绞刑而获得的人类尸体置于仰卧位。”尸体解剖在蒙迪诺之前就有先例：在12世纪的萨勒诺，曾有学者解剖过动物尸体，而在几十年前的博洛尼亚，有学者对尸体进行过尸检，其目的显然是确定死因。因此，蒙迪诺将解剖纳入医生培训体系的做法，可能更像是一种时代进步的产物，而不是大胆的创新。

这并不标志着与宗教教义的决裂，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并没有禁止解剖。9世纪和12世纪的一些阿拉伯语文献都提到过解剖，但总的来说，学者们发现并翻译了盖伦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对其中包含的知识似乎就感到满足了，因而并没有尝试将古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察结果进行比较。在蒙迪诺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在1500多年前的亚历山大港，解剖曾被短暂地允许过。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人们对解剖的态度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至少在西欧是如此。

蒙迪诺研究的关键不是他探索了一具尸体的内部结构，而是他这样做揭示了个人研究的重要性。他的研究表明，有关人体的推断是可以被检验的，知识是可以独立获取的，而不是只能从古人那里照搬过来的。这一切将被证明是具有革命性的。然而，尽管蒙迪诺的方法很激进，他的结论却毫不新颖：他只是重申了盖伦关于解剖结构的观点，并补充了一个对解剖结构功能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读。根据这一解读，心脏是运动（包括声音）的起源。

蒙迪诺的书表明，解剖是一种有潜力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人体。但他的工作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的世界里，思想传播得很缓慢。那时的人们把古文献中的文字看作决定性的证据。阿奎那和其他教会领袖已经将从圣经开始的所有文献融入了他们的神学理论。信仰，而不是事实，仍然是知识的本质，并且构成了欧洲学术世界的框架。

从15世纪开始，欧洲文化和技术变革的步伐突然加快了，自此开始的一段连续的时期在传统上被称为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变革，甚至这所谓的变革是否真的发生过。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中国在几百年前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圣经》被翻译成了各种地方语言，加之新教的崛起，一种观念开始流传开来：有关世界的知识可以由普通人直接获得，而不一定要仰仗权威。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推翻了旧贵族的统治，为新的阶级提供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发展空间，使人们对世界有了更激进的看法。与此同时，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梅毒等新型疾病的出现，削弱了人们对古代文献的信仰，因为这些文献对理解人类世界的新进展并没有多大用处。最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揭开了此前人们无法想象的世界，而活塞泵和发条装置等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新隐喻，这些新隐喻似乎可以解释从宇宙到人体的一切事物是如何运作的。

1543年，两部重要的著作得以出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宇宙及生活在宇宙中的人的看法。第一部是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部著作利用阿拉伯天文学家在两个多世纪前提出的理论，概述了一个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宇宙数学模型。第二部是安德烈·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这部书共7册，篇幅超过700页，将知识和美学结合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了有史以来最精确的人体解剖学描述。维萨里充分利用了新兴的印刷技术，在书中插入了200多幅吸引人的木刻版画。这些插画都是基于他对人体的解剖实践创作出来的，丰富了他的作品。维萨里是帕多瓦大学的医学教授，他的著作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不仅是因为其中包含的知识，还因为这些知识的获取和呈现方式。

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其他作家，如雅各布·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Jacopo Berengario da Carpi），就发表过基于解剖实践的人体解剖学图解，但这些著作既没有产生维萨里解剖图谱的影响力，也没有提供解剖学上准确的细节。甚至就脑的解剖来说，都有不少先例：1517年，德国军队外科医生汉斯·冯·格斯多夫（Hans von Gersdorff）绘制了显示大脑皮层在不同解剖阶段的6张小图；1538年，马尔堡的约翰内斯·德吕安德尔（Johannes Dryander）出版了11张木刻版画，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描绘了脑的解剖过程。但维萨里1543年的杰作与前人的完全不同。此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著作。

《人体构造论》的每一册都涉及不同的身体系统（骨骼、肌肉、内脏等）。最后一册有60页，是关于脑的，内含11幅打开颅骨的脑的解剖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些脑取自至少6个人。虽然这些对脑的刻画看起来非常写实、准确，但和《人体构造论》其他册中的图一样，这些图所呈现的部位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只画出了能够看到的部分。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然体现了解剖学知识的巨大进步。例如，盖伦曾声称脑中存在一个“迷网”（rete mirabile），是使动物精气得以进入脑的血管网络。而维萨里则在《人体构造论》中说，他没有在脑中观察到迷网。维萨里大胆而准确地得出结论：盖伦错了，这种结构并不存在于人体中。维萨里认为，学生应该参加尸检并仔细观察，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更少轻信解剖学书籍”。通过反对盖伦有关迷网结构的观点，维萨里得以积极倡导研究身体结构的新方法。

对于身体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尤其是脑是如何工作的，维萨里也试图寻找答案，并试图解答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在这一点上，他的手术刀无能为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仔细解剖人体可以揭示结构，但除了描绘出一些细枝末节的躯体部分（骨头、肌肉和神经）外，这种方法无法提供任何对功能的真正理解。在理解人类行为的起源以及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差异时，解剖结构的解释力遭遇了最大的困难。维萨里解释说，问题在于他发现“我在绵羊、山羊、母牛、猫、猴、狗和鸟类身上解剖过的脑结构，与人脑的结构根本没有任何不同”。

尽管按照脑占身体的比例来说，人脑比其他动物的脑大得多，但维萨里并没有发现人脑的结构与其他脊椎动物的脑结构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行为和心理上，人和动物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可不管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维萨里都没有在脑中找到答案。尽管维萨里的解剖研究无法解释脑是如何运作的，但这些研究确实表明，主流的心理学脑室理论可能是错误的：脑室似乎“只是空腔或者通道”。在对脑的运作机制没有更好的解释的情况下，维萨里总结道：“我们不应该谈论至高精神官能在脑中的定位。”他还猛烈抨击了那些胆敢为官能定位的神学家，将他们的想法描述为“谎言和荒唐的谬误”。这样的批评称得上非常尖锐了。

维萨里对脑的全部研究都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思想和运动起源于脑，而不是心脏。然而，支持这个猜想的证据实际上相当薄弱，唯一的实验证据来自1200多年前盖伦的研究。维萨里去世30年后，蒙彼利埃大学教授、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医生安德烈·杜·劳伦斯（André du Laurens）同样没办法给出更多的实验证据，只能坚持自己对脑的作用的信念：

我要说的是，灵魂的中枢存于人脑，因为至善之力栖居其中，它最具价值的活动也在脑中显露无遗。所有运动、感觉、想象、论述和记忆的工具都存在于脑中，或直接依赖于脑。

至于脑室有何作用，杜·劳伦斯谨慎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问题“尚未被完全解决”。

对于脑在思维产生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人们在探寻答案时显得犹豫不决。这表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脑为中心的时刻”，能让思想家们意识到思维产生的关键器官是脑而非心脏。与心脏相比，脑具有显而易见的复杂性，这强烈地暗示思想和情感应该定位于脑。但传统的惯性和日常经验的力量意味着，一些十六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必然会持有相互冲突的观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第3幕中的一首歌很好地总结了人们的困惑：

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

是在头部，还是在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