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左传》无经之传考

一　问题的提出

《公羊》《穀梁》是《春秋经》的传，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发生过怀疑。《左传》则不同。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还似乎有为数众多的无经之传。人们不禁要问：《左传》既是解经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无经之传呢？于是《左传》的性质亦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遂发生了问题。

自从刘歆提出要将《左传》立于学官以来，争论就开始了。不管西汉博士出于什么动机，他们所持的“《左氏》不传《春秋》”的观点却开启了此后将近两千年间一些《左传》研究者的疑窦，从而使《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成为研讨的课题。西汉博士的论证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既然说“《左氏》不传《春秋》”，那么人们很容易导出“《左传》与《春秋》是两本不相干的书”这样的推论。现在所知最早明确作出这种表述的是晋人王接。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既然不是为解经而“发”，那么《左传》当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赖于《春秋经》而独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左传》的史书性质。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2)这么一划分，便把《左传》与《春秋》剥离开了，两书连性质都不同，怎么会是一回事呢？宋人疑《左传》的就更多了。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3)虽说只是区分三传，其实距否定《左传》之解经，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刘安世说：“读左氏书，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4)这话更加明确，大有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之意。

平心而论，这一派的意见是很有些说服力的。经、传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别是“无经之传”的大量存在，应该说是引起人们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左传》中虽也有不少解经的内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经语等），但这些东西都有很明显的嵌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清儒皮锡瑞曾经举“郑伯克段于鄢”一段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书曰……难之也”一段解经的话，致使本来与上文紧密相连的“遂置姜氏于城颍”的“遂”字显得上无所承，突如其来。因此“书曰”云云显然是被人后加上去的。(5)这一发现当然是支持《左传》本与《春秋》各自为书的说法的。那么，究竟是谁将“书曰”“君子曰”之类的解经语加进去的呢？

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6)到了清代，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详细论证了刘歆是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后来康有为继承其说，进而提出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的新说。刘、康的观点尽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传》（这里指刘歆以前的“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是《左传》问题的要害所在。刘、康的意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至为深远。在20世纪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信从刘歆伪造说的。

学问之道，有如积薪，总是后来居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又彻底推翻了刘歆伪造说。研究表明，那些所谓由刘歆加进去的解经语、“君子曰”等等，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马迁曾经引用过，先秦诸子也曾经引用过。这对于刘、康的说法无异于釜底抽薪。时至今日，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刘歆伪造说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疑点依然存在。《左传》之“述史”部分与“解经”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争的事实。大量“无经之传”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样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乃是摆在现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二　《左传》一次成书说

按照刘逢禄的意见，《左传》在先秦本被称作《左氏春秋》，是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类型相似的著作。后经刘歆改造，遂成今本这样的解经的《春秋左氏传》。因此，《左传》之成书，实有两个过程。先是由左氏“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这样撰得《左氏春秋》；后由刘歆“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改编而为《左传》。(7)今日刘歆改编之说虽已被破，但刘逢禄的这一思路却被某些现代学者所继承，不过将改编的时代提前，由刘歆变为战国时的儒者了。在这一方面，胡念贻先生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

《左传》本来是一部叙事较详的史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部私家著作。它在写作过程中当然参考了《鲁春秋》——我们见到的《春秋》。但它并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它独立于《春秋》之外。后来有人陆续窜入了一些解释《春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有的经过精心弥缝，消灭了痕迹，但有许多却是窜入之迹宛然。……《左传》里面那些属于“书曰”以下的文字以及其他讲《春秋》“义例”的文字，如果全部删去，丝毫不影响《左传》叙事的完整性。这些文字游离于叙事之外。这和《公羊传》《穀梁传》可以说恰恰相反。这就是因为，《公羊传》和《穀梁传》是解经的书；

《左传》不是解经的书，解经的文字是后加的。(8)

顾颉刚先生也是主张《左传》本非《春秋》之传的，他提出了“左传原本”这样一个概念，指出“左传原本”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当时（按盖谓战国时）《左传》原亦杂记体之史，犹《国语》《战国策》《说苑》《新序》《世说新语》《唐语林》《宋稗类钞》、清之野史等类，其故事为一条条者”。(9)这样一部“左传原本”，后来被人改造为说解《春秋》的“传”，尽管顾先生认为改造、附益、增窜者非一人，亦非一世，然就其有原书而后被改造而言，亦不妨说他是主张今本《左传》是“二次成书”的。

赵光贤先生对此又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他说：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具有编年形式，而且有很多解释语的《左传》，并不是《左传》原本，而是后人改编的结果（原注：这个原本是不是名为《左氏春秋》，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可以不去管它，姑且叫它《左传》）。因此，应该说《左传》与《春秋》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左传》并不是依附《春秋》而存在的。……《左传》原系杂采各国史书而成，最初不过是一种史事汇编的性质，并非编年之史，原是一部独立的书，与《春秋》无关。(10)

按这也是指出了《左传》曾经二次成书，先是有人编成一部记事之书，今本《左传》中的记事部分就是这部书的内容；后又有人对它进行了改造，加进了解经语，于是本来与《春秋》不相干的记事之书成了《春秋》的传——当然，改造者最迟也是战国时人，这一点比前人指实为刘歆要可信得多了。

这种“二次成书”的理论虽然解决了今本《左传》解经部分与记事部分（洪业氏分别称之为“释经”与“述史”）不相协调的问题，同时对“无经之传”的存在似乎也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但是缺欠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一个问题是：这种先期存在的“左传原本”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刘逢禄说是像《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雄按：《晏子春秋》与《吕氏春秋》就已大不相同）；顾颉刚先生说是像《国语》《战国策》《世说新语》《宋稗类钞》等等，一条一条的；赵光贤先生说是“纪事本末体的”。这种体例的不确定性正好说明对它的真实性尚须大打折扣。第二个问题是：《左传》原本被改编后，这部原本到哪里去了？一部书流传于世，当不会只有一个本子。孔门后学将《左传》原本改造为《春秋》的传，当世之人当不会因此就再也见不到那“原本”了，为什么作为《春秋》传的《左传》曾多次被战国诸子征引，而那部“原本”却一点踪迹也没有了呢？

如果我们对今本《左传》的传文作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这种“二次成书”说的更多疑点。

（1）假设《左传》是经过二次成书的，那么它在被改编为《春秋》传之前应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如前所述，这部《左传》原本当是一种记事之书。既然解经的话被看作是第二次编定（即改编）时加进去的，那么所有与经文无关的记事（无经之传）就都应该是《左传》原本中所原有的（一般“二次成书”论者也正是以无经之传作为有所谓《左传》原本的主要证据的）。但事实上，《左传》中的无经之传在叙事的内容、方法、详略、风格等方面差异非常之大，很难令人相信它们原先都是属于同一部著作的。例如隐公元年传文有云：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按传既明言“不书”，这两条当然是无经之传。按照二次成书论者的说法，这两条应该在《左传》原本之内。我们再看僖公二十三年有关重耳复国的那一段传文：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遂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乃送诸秦……

按这也是无经之传。重耳及于难，在僖公四年，至本年“送诸秦”，时间跨度有十九年。传文详叙重耳在各国之经历，俨然一段纪事本末体的史文。这样的文章，怎么会与上引“八月纪人伐夷”、“有蜚”等同出于《左传》原本呢？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左传》中举不胜举，倘若真有所谓《左传》原本，这《左传》原本的内容也未免太芜杂了吧？

（2）论者或以无经之传为据，以证明《左传》原本与《春秋》本为不相干的两种书，言外之意，改编者只加进了一些解经的话，变动了一些叙事的次序（编年之需要），对《左传》原本并没有进行删节，故而保留了大量的无经之传。但我们细审《左传》全书，竟有相当多的年份传文是与经文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些年的传文都是解经的（至于解经的方式则详后文），并不存在无经之传。以鲁文公在位之十八年为例。在这十八年中，《左传》之记事有一百三十九条(11)，其中有几年的记事应该讨论。六年记秦穆公卒，三良为殉之事，是无经之传。但左氏记此事，亦非无因。盖三年经文有“秦人伐晋”条，传乃述秦伯用孟明、遂霸西戎之事；此年记秦穆公卒，用三良为殉，正为三年之事作一结，故君子有“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之论。这样看来，六年的这条传文，就不是简单的无经之传了。它应该被看作是三年传文的延续。七年、八年传文记有晋人“归匡戚之田于卫”事，看似无经之传，实则元年经有“晋侯伐卫”之文，传在解释这条经文时载有晋取匡、戚之事，故七、八两年之传亦应看作是元年传文的延续（或者说与元年传结合在一起都是用来传“晋侯伐卫”之经的，只是因为归还匡、戚事在七年、八年，故而一传分置两三处），同样不能认为是无经之传的。十三年传记士会返回晋国事，亦无经，但此事实为七年经“晋先蔑奔秦”之馀传。据七年经文，士会随先蔑奔秦；而士会在后来晋国的政坛上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经、传中多次出现，故左氏于此年特记士会返国之经过，并非完全与经无涉。真正的无经之传，十八年中只有两条。十四年传云：“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这里明言《春秋》所以不记此事，盖因“不赴”。同年传还记有楚国庄王新立，公子燮与子仪作乱被杀之事，确然无经。但《左传》记十八年间事，只有这么一二条与经无关，若说《左传》原本是与《春秋》不相干的独立著作，恐怕是难以服人的。

再以定、哀二公之传文为例。定公初年连续几年载有王室乱事：“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八年春二月己丑，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以定王室”，这些表面上看都是无经之传，其实是昭公二十二年经“王室乱”、“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昭公二十三年经“尹氏立王子朝”，昭公二十六年经“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等数条经文之馀传。盖传于昭二十二及以后的数年中详述了王子朝叛乱及失败的全过程，定公五年及以后数传，则叙王子朝被杀及其余党覆灭之事，虽然看似无经，实际上是与前面那些传文相连属的，因此也应视为有经之传。定公、哀公（截至十四年）一共二十九年，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传文都是与解经相关的。如果真有所谓《左传》原本，而这书又本与《春秋》毫不相干，那么经传记事为什么会如此契合？

我的看法是：今本《左传》不是由某一个人（不管他是刘歆还是先秦时人）将早先已有的一部现成著作（《左传》原本）改编而成的，而是由左氏（我们姑且这样来称呼《左传》的编著者）本着解经的目的，杂取各国的各类史料，同时加进了一些自己解经的话编撰而成的。也就是说，《左传》是一次完成的。这里所谓“一次完成”，主要是指《左传》作为一部完整的解经著作，其排纂史料与撰写解经语是同时进行的，并非如时贤所说，先有一部“记事的《左传》”，后来才出现“解经的《左传》”。当然，这种一次完成说并不排除今本《左传》有后人附益的成分（如“其处者为刘氏”之类即甚可疑），只是此种附益属于《左传》成书以后的个别现象，不能将后人某些文字的增窜与《左传》的编撰混为一谈。

既然《左传》是一次完成的，既然“述史”与“解经”同出一手，那么那些解经的话为什么会有那样明显的硬加进去的痕迹呢？我想，这恐怕主要与左氏处理史料的方式有关。

三　左氏“述而不作”说

这一题目的意思，是说左氏在编撰《左传》时，面对着的是各国的各类史册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历史资料，左氏一般是片断地摘取这些现成的材料，然后把它们按时间顺序编排连缀起来。左氏自己，可能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但没有进行多少创作。也就是说，《左传》主要是“编”出来的，而不是“作”出来的。

我曾经对《公羊传》的记事与《左传》的记事做过比较研究。(12)《公羊》虽说是以阐发义理和解释义例为主，但在某些场合也有一些记事。全书记事的地方总共有六十余处。把《公羊》与《左传》关于相同事件的记述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公羊》的记事不是袭自《左传》的。但《公羊》的大部分记事与《左传》是同源的，也就是说，《公羊》的始祖与左氏所依据的是大体上相同的一些历史资料。因此，《公羊》记事的大多数除事情梗概与《左传》相同外，往往都有一句甚至几句文字也与《左传》几乎全同或者基本相同。一些历来为人所称赏的警句，像“舟中之指可掬也”（宣十二）、“唇亡齿寒”（僖二）、“此奚斯之声也”（庄三十二）、“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僖三十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宣十二）等等，在《公羊》与《左传》中都有，虽文字不尽相同，大致差不多。这些语句，表现力极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得出来的。《公》《左》既非相袭，那么我们可以推想，一定是在《公》《左》之前有某些历史记载，有上述那类生动的描写，《左传》的作者据以编成《左传》，《公羊》的始祖据以传授《公羊》。如果这个推想不误，《左传》系选取现成的历史资料编辑而成，也就可以成立了。

细绎《左传》传文，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左氏直接采用历史资料原文的痕迹。定公元年传云：

齐高张后，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弘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

按所谓“齐高张后”，是指此年晋率诸侯为天子修筑成周之城，而齐国的高张姗姗来迟，没有随诸侯一起筑城之事。传引女叔宽的话，是一个预言，说苌弘、高张都将没有好结果。关于高张的“违人”，是有事实为据的，就是前面说的“齐高张后，不从诸侯”；但苌弘的“违天”，在前此的传文里却没有任何交代。杜注说“天既厌周德，苌弘欲迁都以延其祚，故曰违天”云云，传中不见，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但苌弘违天的事实，在原始资料中应当是有的，只不过左氏没有选用。而左氏选用的女叔宽的那段话，本来是针对苌弘、高张这两个人的事迹说的。今既未采苌弘违天的事实，又原封不动地搬用了女叔宽的话，自然显得苌弘之事没有着落了。这段文章若是左氏自撰，当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类似的情况还有。昭公十一年传云：

楚子城陈、蔡、不羹。……王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按申无宇之意，是说“国有大城”往往会危害国君。他一连举了四项事例，后三项于《左传》中都有明文，唯头一项“郑京、栎实杀曼伯”，在前此的传文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就连曼伯究竟是公子忽，还是檀伯、子仪，都不好确定。尤其是郑国的京邑究与“杀曼伯”有何关系，更是无从考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当是由于左氏所采申无宇对楚王的那段话系原始资料之原文，左氏原样照搬，未顾及这里的概述与前文对各国史实的叙述是否完全一致。

又宣公九年云：“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十一年又云：“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这次“厉之役”成了楚人屡次伐郑的口实，后来竟至逼得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表示彻底屈服。但有关“厉之役”的情况，前此的传文竟没有作任何交代。杜预说“盖在六年”，但宣六年传只云“楚人伐郑，取成而还”，并未明说此即“厉之役”，杜预之说不过是揣度之辞。这当是由于左氏节录材料所致。他在作宣九、宣十一两传时节录的材料中有“厉之役”这一提法，却忽略了在前面的传文中并不曾对“厉之役”作过明确的记述，因此显得前后有失照应了。倘传文都是左氏自作，这一类的问题本是很容易避免的。

僖公二十七年传云：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按本年传叙因楚人围宋、宋向晋告急、晋为救宋而“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之事。上述那段传文，就是缀于此事之后的，其为左氏所引旧籍原文，更为明显。这段文字无疑是对晋文公所以能够称霸所做的一个小结。其中定襄王、伐原示信、大蒐示礼，固为已经发生的事实；然“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是下一年的事，此时还没有发生。原作者写这段话，本是为宣扬“文之教”的威力的，故从文公之始入直写到“一战而霸”；左氏移过来颂扬晋国此次的“大蒐”，于是就不免将下一年才发生的城濮大战的结果提前写在这里了。

左氏编撰《左传》的材料来源，前人及今人都曾作过探讨。在今日看来，大体上仍不出唐人啖助所说的那个范围，即各国史记（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史书），子产、晏子等各国卿佐的家传以及卜书、梦书、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13)《左传》全书记事的体例、详略乃至语言的风格等是并不统一的。这正是由于左氏往往是于他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源中摘取现成的片断，连缀成文，而并不是进行整体创作的缘故。《左传》的作意是解经的，因此左氏免不了要加进一些解经的话。但记事部分既然多是采取的现成材料，故解经语往往就会显得与记事文字不相协调，给人以割断文气、强行嵌入的感觉。像前面提到过的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节，中间插入了“书曰……难之也”一段话，致使“首尾横决，文理难通”。诚如皮锡瑞所说，倘删去那段解经语，则文章上下“一气相承矣”。这正是因为“郑伯克段于鄢”本来就是一段现成的材料，去掉了解经语，恢复了其本来面貌，自然文气贯通了。

四　左氏传经方法与无经之传

从上节可知，不管是有经之传，还是无经之传，大多都是左氏直接选取现成资料编辑而成的。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左传》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看上去是无经的传。为了彻底解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的问题，还须对左氏传（读去声）经的方法作一讨论。传经方法一明，许多无经之传就会变为有经之传了。

《公》《穀》传义，《左传》传事，前人对此早有定评。这里的义和事，自然是指《春秋经》的义和事。《春秋》记事，极为简略，记一件事只用几个字，至多二十几个字，例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郑伯克段于鄢”、“莒人入向”、“宋公和卒”之类，实际上只是个记事提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就这样用一万多字就写下来了。但孔子当年用《春秋》来教学生的时候，是绝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万来字的《春秋》条目之上的。孟子将《春秋》分为其事、其文、其义这样三个层面。“其事则齐桓、晋文”，这是从内容上来看，《春秋》的内容是大国争霸时期的事；“其文则史”，这是从《春秋》的文字形式亦即载体来看，是史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当然是说孔子独得《春秋》之思想、之精神。即使孔子当年教授学生确是主要着眼于“义”，他也不可能脱离齐桓、晋文之事，从而也就不可能摆脱记载着这些事的史册。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只是史册中的一种，如果其中真有许多“义”的话，孔子当年“窃取之”之时，也是必定要借助于其他许多记事具体的史书的，这只要看一看以“传义”为主的《公羊》《穀梁》，也不可能脱离翔实具体的史实记述来空谈义理就很清楚了（例如《公羊》贬郑伯，也是以郑伯杀其弟段的史实为依据的，只不过这些史实没有形成文字记载在《公羊传》中）。而要弄懂这些“义”，进而解释、发挥这些“义”，充分了解、熟悉齐桓晋文时期的史事是绝对必要的。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必要性就更明显了。此时儒家宗派分立，经义的歧异日趋严重。齐桓、晋文之事自不必说，对孔子来说是现代史的知识这时也变成了古代史。因此对这部大事记式的《春秋》亟须从史实、背景方面加以解说。《左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4)这里所说的“孔子史记”，应当就是指的孔子在讲解《春秋》之义时所参考的各种史籍。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位“鲁君子左丘明”拉到战国时代的话，那所谓“孔子史记”，自然就应该是指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各类历史资料了。

左氏解经，主要的不是要告诉人们经中都有哪些“义”，而是要告诉人们经中所记述的那些事究竟都是一些怎样的事，经中所涉及的那些人究竟都是一些怎样的人，一句话，要告诉人们经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左氏当然也有一些解释经义的话，书与不书，怎样书，这显然是受了《春秋》其他家派的影响；但从主要方面来看，左氏是着眼于孟子所说的那前两个层面，即《春秋》的“事”与“文”的。

对于《春秋》中那提纲式的记事，左氏往往要引用其他历史资料加以详细的说明。例如经只有“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左传》则从郑庄公之出生说起，讲了他不被母亲喜爱的缘由，讲了母亲的偏心和弟弟共叔段的跋扈，接着讲了庄公如何平息共叔段之叛并与母亲决裂，最后又讲了庄公母子如何和好如初。尽管这段文字最初很可能是以郑庄公与其母之关系为中心内容的，但它完全可以说明经文那六个字的前因后果、经过情形，故被左氏用来做了《春秋》隐公元年的传。有了这个传，经文那六个字简直就成了一段故事的标题了。

又如宣公二年《春秋》经文有“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从“晋灵公不君”说起，讲了灵公的残暴，讲了赵盾如何进谏，如何谏而无效，灵公又如何派人暗杀赵盾而没有成功，又讲了赵穿如何杀了灵公，大史又如何将责任归在赵盾身上。这样，经文“赵盾弑其君夷皋”这七个字的原委就交代得很清楚了。

以上二例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传文，也是《左传》传事解经的最典型的方式。其实，《左传》的“传事”，除了这类交代来龙去脉、详述经过情形的模式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传都是将经文具体化，都是从过程上来讲解经文的。有些传只是在某些点上与经文有关联。例如隐公八年经云：

冬十又二月，无骇卒。

传云：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按此传并不对经所记“无骇卒”之事本身做什么解释，而是就与“无骇卒”有关联的一点（大夫卒后氏族之命名）作传，引众仲的一段言论作为传文。

宣三年经云：

楚子伐陆浑之戎。

传云：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按此传解经“楚子伐陆浑之戎”，对楚人战事丝毫不曾提及，却重点记录了楚子问鼎周疆、王孙满的一段非常精彩的答话。盖当时史料中必有王孙满答问鼎的记录，左氏知其为楚伐陆浑时事，遂引来作为“伐陆浑”经文之传，这完全是因为这段答话与“楚子伐陆浑之戎”在时间上有关联。

文公七年经云：

狄侵我西鄙。

传云：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按此传与经本事亦有些关联，其关联即在传事系由经事引发而来，但传意并不主在解说经事，而是另有一中心，这中心就是时人对赵衰、赵盾的评价。只因这评价是由“狄侵我西鄙”一事引发而来，左氏遂将此事系于经文“狄侵我西鄙”之下，作为解经之传。此例特别清楚地表明《左传》的传文非左氏自撰，而是采掇现成资料而成；若是自撰，左氏何必于解经文“狄侵我西鄙”时写这种事呢？

襄公十五年经云：

宋公使向戌来聘。

传云：

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

按此传与经亦仅有些关联，绝非解释“向戌来聘”之本事。类此者尚有襄二十四年“叔孙豹如晋”、襄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等传。

左氏传经的时候，可能搜集了大量的各类历史资料，但也并不是每一条经文都能找到足以述其原委、穷其究竟的材料的，于是左氏便将与经文哪怕是稍许有些关联的材料拿来，系于该条经文之下，权作解经之传。上述这一类的传文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还有一些经文连这样稍有关联的材料都找不到，只好付诸阙如，于是而有了相当数量的无传之经）。

这种作传的方法，自与前面所述“郑伯克段于鄢”等传不同。由于是“关联传事”，传与经之联系便显得不那么紧密，因此这种传每每被人认作无经之传，当作《左传》不传《春秋》的证据。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左传》乃是一次成书，在此之前并不曾有一部独立的《左传》原本，考虑到左氏传经是采取现成的各类历史资料而并非进行创作，那么除了把这些都看成解经之传实在别无其他的选择。

左氏传经所采资料有的属于纪事本末体，所记之事往往历经几年或者十几年。左氏为了适应《春秋》编年体的需要，便把原材料拆开，分隶于各年之内。这样一来，从总体来看，这段资料固然是解经的，但其分隶于各年的传文便每每不能完全与经文相合了。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无经之传”。例如庄公二十六年传云：

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

庄公二十七年传云：

晋侯将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骄……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庄公三十二年传云：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闵公二年传云：

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

僖公二年传云：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僖公五年传云：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

按上述六年的传文所述之事历经十四年，应该是出自同一资料的。左氏将此一整段材料拆开，分隶于各年之中。此事是用来解经文“虞师、晋师灭下阳”（僖二）和“晋人执虞公”（僖五）的，但传文既分隶于各年，有些传文就不一定有相应的经了。于是庄二十六、庄二十七、庄三十二、闵二遂成了无经之传。其实这些无经之传也是左氏解经所必需的。

杜预在谈到左氏传经的方法时说：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15)

按杜预将左氏作传的方法归纳为四条，即先经、后经、依经、错经。后两条经传较为密合，可以姑置不论；前两条则往往造成经传分离，使人误认为一些传是“无经之传”。据孔颖达的疏解，所谓“先经以始事”，就是“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也就是说，为了给一条经文作传，有时须在此条经文之前将与此经所记之事有关的情节预做一些交代，否则为此经文所作之传便不易说得明白。例如隐公元年经不书“公即位”，左氏就在解释这种“不书”之前先述一番宋仲子嫁鲁惠公、为夫人、生桓公之事，《左传》开篇的这一段传文就是专门为“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所作的传。又如隐公四年经有“卫州吁弑其君完”之文，而隐公三年传却先有“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一段记载。此段传文叙述了卫庄公数娶而后得子（完）之事，又交代了公子州吁的身世及石碏谏宠州吁的经过。就隐公三年来讲，这都是无经之传；但这些传文对于解释隐公四年的经文“卫州吁弑其君完”及“卫人杀州吁于濮”来说又都是很必要的，因此毋宁看作是隐四经文的传。这就是“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左传》中此类情形非常之多，许多所谓无经之传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当然，那些“先经始事”之传并不都如隐三、隐四这样紧密相接，有的先经之传先于经文几年甚至十几年，更容易使人误认为是无经之传。如隐公三年传文云：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周、郑交恶。

隐公六年传云：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按这两条传文在本年都是无经之传，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为解释桓公五年经文“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做准备的。桓公五年的传文详述了王、郑交战的经过及郑人“射王中肩”的事实，而隐三与隐六之传则是交代此役的远因。因此，隐三、隐六二传也应看作是解桓五经文的传。

杜预所说的“后经以终义”，按孔颖达的解释，就是“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也就是说，一条经文记某件事情，当年的传文尽管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此事未必就在当年完全终止，它可能延续到下一年或后几年，它也可能连锁地又生出许多其他的事情，它还可能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仍然发生某种影响。左氏对这些“后事”及影响也都是要加以记述的，表面上看起来这都是无经之传，其实记述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解前文之经，是为了使“前经之义”得到更完整、更充分的显现。这样的传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经之传的“馀传”。毫无疑问。这种馀传也应该属于有经之传。此类例子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的定公五至八年传文中已经见到。又如《左传》庄公十六年“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此事不见于经；但桓公十五年传记“雍纠之乱”事却是专为解释经文“郑伯突出奔蔡”的。十九年后（即庄公十六年）郑伯惩治参与杀害雍纠的人，显然是对前经的后事作一交代。这样的传，无论如何是不能视为无经之传的。

五　《春秋》阙文与无经之传

所谓《春秋》阙文，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左氏据以作传的《春秋》本身就不完备，有阙文；二是《左传》成书之后，《春秋》续有脱简漏抄，形成了阙文。这两种阙文都造成了一些无经之传。

（一）左氏作传时所据之《春秋经》，应当就是孔门师弟传授之本。尽管现代学者的研究证明，孔子并不曾“修”或者“作”过《春秋》，孔子只是拿《春秋》作教材教过学生，但在左氏当时，恐怕还是认为孔子“修”过《春秋》的(16)，还是认为《春秋》有许多深“义”的，所以他要为《春秋》作传。孔子用来作教材的那部《春秋》，实际上是一部有很多脱漏的残本，这从桓十四经之“夏五”、庄二十四经之“郭公”之类看得很清楚。对这类讹误脱漏，孔子明知其误，看来也没有做什么加工。弟子问他：“苟知之，何以不革？”孔子回答说：“如尔所不知何？”(17)左氏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残缺的本子，但他在作传的时候，手中却掌握着一部远比孔门《春秋》完备的鲁国史册（或许就是《公羊》所称的“不修春秋”，或许就是孟子所说的“鲁之春秋”）。他将《春秋》与这部鲁国史册对照，发现《春秋》有不少阙漏。由于他胸中梗一“孔子作《春秋》”的成见，自然认为这些阙漏的条文为孔子所删削，于是创了一个“不书”的例，以期从“不书”中见《春秋》之义。为发明这种“义”，他将《春秋》不书的条文写进传里，于是造成了一些无经之传。以《左传》隐公元年为例：

（1）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2）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3）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4）（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5）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6）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7）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按以上七条传文，除（2）之外，可以肯定都是出自鲁国史册的，但《春秋》上失载。左氏便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补书，意在说明《春秋》不载的原因。

（二）左氏所据《春秋》已有残缺，今日所见《春秋》恐怕又非左氏之旧了。《穀梁传》云：“《春秋》三十又四战。”而据前人的统计，《春秋》书“战”者仅有二十三处。汉人都说《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但今本《春秋》所记远不足此数。(18)这说明在战国秦汉间《春秋经》还不断有所脱漏。由于《左传》与《春秋》原是别本单行的，经文阙佚传文不一定也随之阙佚，于是一些本来是解经的传文由于经文的脱漏一变而为无经之传了。从某些传文传事的形式上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点这种演变的痕迹。《左传》桓公四年云：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

按此传无经。但如比照以下数例经传，则此传最初很可能并非无经：

（1）僖十五经：“楚人败徐于娄林。”传：“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

（2）成六经：“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传：“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3）襄六经：“莒人灭鄫。”传：“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4）襄六经：“十又二月，齐侯灭莱。”传：“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

（5）襄十七经：“宋人伐陈。”传：“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卬，卑宋也。”

按上述诸传文与桓四传文句式全同。（1）之“徐恃救也”、（2）之“郑从晋故也”、（3）之“鄫恃赂也”、（4）之“莱恃谋也”、（5）之“卑宋也”都是解经的话，则桓四传之“小之也”也极有可能是解经的话，只是由于经文脱漏，桓四那条传文便成了无经之传了。考桓四的经文只有“春正月公狩于郎”与“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两条，“秋”“冬”俱阙，则简编散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昭公六年传文有云：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

按这也是无经之传。但同年的传文有“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就是有经之传（“季孙宿如晋”是经文，“拜莒田也”是解经语）。昭八年经云：“叔弓如晋”，传云：“叔弓如晋，贺虒祁也”。此类解经的传文不胜枚举，故昭六之“报韩子也”也极有可能是解经语，只是由于简篇散佚，今日所见之《春秋》经文中已经没有“楚公子弃疾如晋”这一条了。此外，僖五的一段传文颇堪注意：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按此段传文无经，这里面“而书”的那个“书”字很值得研究。杜预作注含糊其辞，只是说“鲁君不能常修此礼，故善公之得礼”，而对这个“书”字未加解释。孔颖达则说得很明白：

公既亲自行此视朔之礼，遂以其日往登观台之上，以瞻望云及物之气色，而书其所见之物，是礼也。(19)

是则传“而书”之“书”即下文“书云物”之“书”，孔氏认为这是以国君“书云物”为有礼。然而陆德明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说：

“台以望”绝句。“而书”本或作“而书云物”，非也。(20)

按陆氏虽然表面上说的是版本文字的是非，但他既以为当于“遂登观台以望”绝句，那么“而书”的主体必然不会是那位“视朔登台”的“公”了。“而书”既然不是指“书云物”，那么只能是指记录“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之事。因此我认为，这里的“而书”与《左传》中大量见到的“书”“不书”“书曰”等同其意义，都是指《春秋经》的记载而言。与僖五“而书，礼也”类似的传文还有很多，例如昭五：“牟夷非卿，而书，尊地也”，这个“而书”是指经文中记载了“牟夷来奔”而言的；桓四：“公狩于郎。书，时，礼也”，这个“书”是指经文记载了“公狩于郎”；成十八：“筑鹿囿。书，不时也”，“葬我君成公。书，顺也”，其中的“书”分别指经有“筑鹿囿”和“葬我君成公”；襄十三：“冬，城防。书事，时也”，此年经有“冬城防”之文。既然这些传文中的“书”都是指经有其文，那么僖五传中的“而书”，也应当是指《春秋》中记载了这件事。这样看来，僖五经中本来很可能有“公视朔”之类的记载，只是由于简篇散乱，这条经文脱漏了，遂使前引僖五传文成了无经之传。当然，这条有关“日南至”的传文还有一些历法上的问题不易解决，但它曾经是解经之传这一点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六　补充史实的无经之传

《左传》中还有两类无经之传，应当分别加以说明。一类集中在隐、桓、庄数公年间，主要是记载晋、楚两国事；另一类大多集中在襄、昭二公年间，主要记载晏子、子产等人事迹。

《左传》记晋事始于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此后于隐六年记晋人立鄂侯，桓二年追记晋国内乱始末，桓三年记曲沃武公伐翼，桓七、桓八记曲沃伯杀晋小子侯、灭翼，直至庄十五年记曲沃伯被命为晋侯（晋武公），这些都是无经之传。考晋事始记载于《春秋经》，是在僖公二年，此前经无一字提及晋事。此中的原因，杜预的解释较为合理：“晋于此始赴，见经。”也就是说，在僖公二年以前，晋与鲁相互没有建立赴告关系，鲁史官自然不会记载晋事于本国的史册。左氏如果完全依据经文作传，则晋国早期的史事将是一片空白。而晋在春秋时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晋史是春秋时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左氏为了叙事的完整、清晰，便在传中补充了一些经所没有的早期晋国史事。

基于同样的理由，左氏也补充了一些早期楚国的史事。楚事始见于经，是在庄公十年。杜预注云：“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因为被目为蛮夷，不与中国相往还，故鲁的史册中于庄公十年以前是不记楚事的。左氏于此前的桓六、桓八、桓九、桓十一、桓十二、桓十三、庄四、庄六数年补充了一些主要是楚武王时期的史事，用杜预的话说，这是“为经书楚事张本”。因此，严格地说起来，这类的晋、楚史事也可以算是“先经以始事”。只是此种“先经”，不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是先于某一条确定的经文的，而是为了解经的需要而从总体上做一些背景式的交代罢了。

另一类集中在襄、昭时期的无经之传，主要是记述子产、晏子等人的事迹和言论的。我们不妨以有关子产的传文为例，看看这一类无经之传是怎样形成的。《左传》上最早记子产事是在襄公八年，子产卒于昭公二十年。在这长达四十四年期间，特别是襄公十九年子产为卿以后，《左传》记郑国事大多是以子产为中心的，记他的行事、言辞、处世之道、治国之功，借以表现子产的聪明、敏捷、雄辩的口才以及远见卓识。奇怪的是这个时期的《春秋》经文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及子产。那么是不是所有关于子产的传文都是无经之传呢？也不尽然。《左传》襄公八年至十九年有关郑国的传文就基本上都是有经之传。襄十九以后，有关子产的传文大量出现，其间也有一部分是解经的。例如襄二十五年经云：“郑公孙舍之（即子产）帅师入陈”，传就记“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之事，后面又记“子产献捷于晋”之事，详叙子产如何应对晋人对他们伐陈的责问。又如襄二十六年经云“楚子、蔡侯、陈侯伐郑”，传则记子产对楚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言论，以表明其超人的见识。再如襄三十年经云“郑良霄出奔许”、“郑人杀良霄”，传则详叙伯有（即良霄）如何被杀、子皮如何将政柄授予子产的经过，接着又记了子产为政后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以及民众对他态度的前后变化。他如襄二十四、襄二十八、昭元、昭四、昭十一、昭十二、昭十三、昭十七、昭十八的一些有关子产的传文，都应该算是有经之传的。但无经之传也不少，特别是襄二十二、襄三十一、昭七、昭十六、昭十九、昭二十等年，所记子产之事甚详，与经却一点关系也没有。

从《左传》传文来看，左氏在为《春秋》作传时，所掌握的材料是极不均衡的。这里所谓不均衡，一是指各国史记详略不同，二是指不同时期的材料多寡不等。左氏所掌握的襄、昭时期的材料相对来说比较多（大约是时代较近的缘故），因此襄、昭时期的传文内容就比较丰富，记述就比较具体、详尽。这些材料当中很可能有一部专记子产嘉言懿行的著作（啖助说这书是子产家传，不无道理），襄、昭时期有关子产的传文基本上都来源于此书。昭公二十年子产死后，《左传》关于郑国的记事极其明显地减少了，可见这部专记子产嘉言懿行的书很可能是左氏记后期郑国事的一个主要依据（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史料）。左氏在作传时是将这部书拆散了的，一些与经文沾边的内容自然都用来解经，那些与经文不相干的内容也没有舍弃，而是按其实际发生的时间插入了传文之中。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把子产这个人物写得更加充实，更加鲜明生动。我们细读《左传》，不难发现，左氏对春秋时的几位贤者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例如对臧文仲、叔向、晏婴等人，其中自然也包括子产，左氏是传之不厌其详的。特别是子产，在当时的政坛上非常活跃，是一位符合儒家标准的政治家，孔子曾不止一次地称赞过他。左氏解经既然主要是要告诉人们经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那么对子产这类的人物是应当有所交代的。于是他在采用有关子产的专书来解经的同时，便也保留了一些并非解经的子产的材料，这样做实际上也有弥补《春秋》阙漏的用意。沈玉成等先生说：

《左传》的解经很像后来南朝史注中发展起来的补遗体。补遗包括补充史之遗事和史之异闻。《左传》中许多记事，用今文家的眼光看去是无关经旨的废话，但用补充史料的眼光评价，就是补苴罅漏，有的放矢了。(21)

这里把无经之传比作后世的补遗体史注，十分形象。不过看来左氏并不是漫无标准地博采遗事异闻，而是着眼于传中几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对这些重要人物，一是要尽量交代清楚他们的渊源来历、结局归宿，一是要广采有关他们的轶事异闻，于是就产生了本节开头所述那第二类的无经之传。

现在我把全文作一小结。

《左传》是左氏为了解经的目的而作的，更确切地说，是左氏编纂而成的。左氏在作传的时候，手头是掌握有大量的史料的，其中包括鲁国等几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史册以及卜书、梦书、家传等各类材料。左氏从这些材料中选取与经文有关（哪怕只有一点关联）的内容，加以编年安排，再加上一些解经的言辞，于是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左传》。表面看来，《左传》中有许多无经之传，这很容易使人得出“《左传》最初并非为了解经而作”的结论。但是倘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无经之传其实是解经的。如果我们对左氏传经的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就不难找出这些所谓无经之传与经文的联系。另外有一些无经之传，很可能是由经文阙佚造成的。当然，《左传》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真正的无经之传，这往往是左氏为了使所传述的历史更加明晰和翔实而补充进来的材料，而且这部分内容在《左传》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是很有限的。因此，所谓无经之传是不能成为《左传》与《春秋》本为不相干的两部书的证据的。

作于1994年春

（原载《文史》1999年第4辑，总第4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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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王接传》。

(2)　（唐）令狐澄《大中遗事》（《说郛》本）载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

(3)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2152页。

(4)　引自（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乾隆乙亥刻本。

(5)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1页。

(6)　引自（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乾隆乙亥刻本。

(7)　（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一，《清经解》本。

(8)　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1981年第1辑（总第11辑），第3页。

(9)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6页。

(10)　赵光贤：《左传编撰考》，载《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11)　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643页。

(12)　参看拙文《‹公羊›‹左传›记事异同考》，《人文杂志》1991年第6期。

(13)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丛书集成》本。

(14)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5)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705页。

(16)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的圣人应当是指孔子。

(17)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

(18)　参看《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

(19)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794页。

(20)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刻本，第911页。

(21)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