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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文体”的古今定位：小说、地理书和游记

自古以来，《山海经》的文学定位始终存在着视角上的多元化传统。比如，西晋时，郭璞称时人皆论《山海经》之“怪”，以其为“怪书”，今人又常将《山海经》《黄帝内经》和《易经》并列称为“上古三大奇书”，赞其之“奇”，这是基于批评论给出的定位。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谓其为“古之巫书”，袁珂又在《山海经校注》中视其为“神话之渊府”，这又是从内容角度给予《山海经》的定位。自《山海经》初创、成书，并不断整理、考释到如今，从这些角度出发的文学定位还有很多。它们相对主观，所以大多仁者见仁、莫衷一是。不过，就文体论角度出发，《山海经》文体定位的观点倒基本上是可以统一的。

首先，以“经”命名的古籍很多，所谓“经”大多是“经典”之“经”，即刘勰谓之“恒久之至道”者，也就是绝对真理，相当于宗教的教义，是人思想、道德和行为的标准界定。可《山海经》的“经”字，却并非寻常所见儒释道“经典”之“经”字。它的文体不是字字珠玑的“经”，它不是经文，也不能代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从比较大的文体范围来划分，古人普遍认为《山海经》的文体应该被划入“小说”这一大类。而其“经”字应释为经过、历经，用来表现人在空间上、地理上的运动。

徐州刘知几像

刘知几认为：小说分十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山海经》是地理书。

中国古典文学体裁“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初的“小说”与今日的小说概念相去甚远。“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谓的“小说”，指修饰琐屑的言论，这一概念显然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细分类别中的“琐言”或者“琐语”。古代文论史中，文体论是发展最早、价值最高的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研究或提及了包括骚、诗、乐府等35种文体。相比这些，“小说”的研究开始得较晚，最早的小说细分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他从史学角度出发，将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等十类。此后，明代的胡应麟从文学体裁的角度上，又将小说分为六类，即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和箴规。到了清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的细分进一步精简为三类，分别是以《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杂记，以《山海经》《穆天子传》为代表的异闻和以《博物志》《述异记》为代表的琐语。此外，西晋郭璞注《山海经注》还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当中。可见，无论是唐代刘知几的“地理书类小说”还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异闻类小说”，小说一直被作为古代时《山海经》一书在文体上的基本定位。

《少室山房笔丛》，明，胡应麟著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是地理书，其文体类似于《穆天子传》。它是战国时候富有猎奇心理的士人取材于《穆王传》，并参考《庄子》《列子》《离骚》《周书》和《晋乘》创作而成的。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在小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其不仅辨析了小说的作者、真伪、考证成书时间和流布版本，亦在小说内容价值上做出了相应的评论和裁断。

与现代小说不同，在以士大夫为文化主体的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小说更多被视为正史的附庸，它所显现的文学价值是远逊于其史学价值的。因此，“补正史之阙”是古代小说的主要功能。作为一本以“幽魂灵怪”为主要文学形象的小说，与今人一样，古人在有感于神话的宏大与瑰玮的同时，也不至于笃信神话本身的真实性。所以，古往今来，从正经补史的角度出发，《山海经》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以山峦、河流的分布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地理信息是该书最重要的史学价值。

不过，与在相同或相近时代“成书”的《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不同，《山海经》所记载的历史地理信息往往显现出更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山海经》的叙事上就有清晰的体现。以《南山经》开篇的三座山为例：

《山海经注》，晋，郭璞注

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诸家并以（《山海经》）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久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南山经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丽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南山经中的第一个山系名叫山。山中的第一座山叫招摇山，它高耸于西海之滨，长满桂树，盛产金属矿石和玉石。招摇山上有一种草药，它貌似山韭菜，开黑色的花。这种草药名叫祝馀。人吃了它，则不会感到饥饿。招摇山上有一种树，它貌似构树，并有黑色的纹理，它的光华闪耀四方。这种树名叫迷榖。人佩戴它，则不会迷路。招摇山中有种野兽，它貌似叫果然的猕猴，并且长着白色的耳朵，趴伏或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它的名字叫狌狌。人吃了它，则能善于行走。丽河就发源于此，之后向西流注入西海。河中长有很多育沛草。人佩戴它，就不会得积聚症瘕。）

狌狌，《南山经》，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

（再向东三百里的地方叫作堂庭山，山中生长着茂密的棪树林，有很多白猿，盛产白水晶和黄金。）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再向东三百八十里的地方叫作猨翼山，山上有很多怪兽，水中有很多怪鱼。山中出产白玉，还有很多反鼻，很多怪蛇，很多怪树，而且这座山不能攀登。）

白猿，《南山经》，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蝮虫，《南山经》，明，蒋应镐、武临父绘

《山海经》的5篇《山经》，有着统一的、程式化的叙事方式。5篇《山经》的开篇均写作“某山经之首曰某山”，之后以每座山为一小节，小节的开篇又均写作“又向某方向××里曰某山”，之后依次介绍该山中的矿产、动植物和农作物资源，幽魂灵怪，以及发源或流经该山的河流或该山水系所属的河流流域，如无，则不表。与古代正规的地理著作相比，《山海经》有着鲜明的特征，即其叙事是第一人称叙事，其所记载的历史地理信息有着被省略的主语。在5篇《山经》中，这个主语的存在显现得尤为清晰，如《山经》中反复提及的“又东××里曰某山”“又南××里曰某山”“又西××里曰某山”和“又北××里曰某山”等，其释意是“再向某个方向走××里的地方叫某山”，可见，《山经》的叙事是以这一被省略的、被用作主语的人物的足迹作为叙事线索的。

《山海经注·提要》（四库本）云：“《山海经》之名始见《史记·大宛传》，司马迁但云，《禹本纪》《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而未言为何人所作。《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因此，《山海经》叙事中，被省略的主语是大禹。也就是说，《山海经》一书所记载的历史地理信息是大禹游历“神州”时的所见所闻。这一观点自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山海经》首次整理编目后确立下来，抛开后世对《山海经》作者和成书时间问题的质疑，自西汉的刘向、刘歆，东汉的王充及至清代，仅就“大禹行而见之”而言，该观点可谓是古代《山海经》研究领域内最重要的“正统”观。因此，先不论《山海经》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作者假托禹游历“神州”，其足迹正是《山海经》的叙事主线。所以，若按照今人的理解，《山海经》的文体可能更接近于游记体小说。也就是说，从叙事的角度看，《山海经》也可以是一本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