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资源的焦虑

李敬泽

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资源”焦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作家们大多属于“归来的一代”，如鲜花重放，在跨越了时间的深渊之后，历史的时间和个人生活的时间都亟待接续，此时，“资源”并非问题，因为答案似乎显而易见，鲁迅以降“感时忧国”的、写实的传统必定是重新出发的起点，而这一传统所依恃的俄苏文学、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是无可争议的，某种程度上是唯一为我们所知的资源。

但是，即使在“归来”之后的最初的写作中，像王蒙这样的作家就已经产生了“资源”的焦虑。俄苏文学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所隐含的艺术视景经受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严峻考验，在多种可能性、多种资源的竞争中最终浮现，那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嘈杂众声正隐隐传来，这是“春之声”，令人亢奋、躁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在两种时间意识的交错混杂中度过的，一种是接续，删除“断裂”而恢复自我和历史时间的连续；另外一种则是弥补，我们发现在我们之外不分昼夜、不断进步的历史时间早已远去，我们不得不把时间理解为一场以加速度制胜的跑步比赛。

于是，“资源”被大规模地勘探、开采。中国现代文学中隐蔽的传统被发掘：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成为“新”作家，而西方自现代主义以来的大鱼小虾被一网一网地捕捞，新的文学几乎是以无穷多样的可能性在我们面前展开，在“展开”中我们失去的或不曾拥有过的时间似乎重新降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贯彻着军备竞赛的逻辑，当一个作家决定引进或移植“新”的写作策略时，他已经成功了一半。“资源”恍如法宝，文坛充满“封神榜”式的狂欢气氛，我们惊异地看着我们的作家花样翻新，改换门庭，我们不明白他们何以这样写或那样写，他们也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或如彼，但我们都知道，重要的是“新”，是“变”。在急速的“新”和“变”中，我们象征性地消费了错过的时间。

尽管出现了“伪现代派”，尽管有大量的食“旧”不化或食“洋”不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规模探索仍将被证明有着特殊的文化和文学意义，它缓解甚至消解了我们的时间焦虑，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逐渐能够在与世界文学的“共时”局面中确定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与其他国家和语种的同行处于一个时间平面上。

但“资源”的焦虑仍然存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也许还认为“资源”是一种有待于发现的外在之物，但最终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被充分运用，不能与我们的心灵、生活，和我们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境遇充分发生关联的“资源”并无意义，于是，“资源”问题不再表现为宏大的集体探宝活动，而转化为个人的孤独选择。正是在个人的选择中，“资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传统”，或者我们所感知到的文本秩序——从时间的符咒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再那么势利，那么唯“新”是尚，一个作家不必为他喜欢契诃夫而不喜欢博尔赫斯感到羞愧。在某种程度上，“资源”的意义已经不仅是一种公共财产，而是私人的秘密收藏，它与个人的教养、阅读经验、性格气质有关，更是一套经过精心调试的策略，通过这套策略，一个作家确定自己所认同的传统，确定自己与传统，进而与当下的文化现实的关系，他在“资源”的丛林中开辟一条小径，走向某种可能性。

每个作家都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家的私人文学史的内容逐渐变得驳杂。现在，一个经过准备的年轻作家，他的背景中可能有卡夫卡、卡佛，有亨利·米勒，有张爱玲、村上春树，还有金庸、古龙，也许还有其他你意想不到的什么人。余华的文学史，据他自己说，有但丁、蒙田、布尔加科夫、胡安·鲁尔福和鲁迅。每一个作家都在自己周围用驳杂的材料或“资源”组织起一种文本秩序，这个秩序表达了他的自我意识，他的自我意识使这个秩序浑然自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孤立地论断哪种“资源”是“好”的或“不好”的，这首先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众生（声）平等”的竞争中进入作家的意识。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尽管我们认为我们做出的是“个人”的选择，但事情的结果很可能是，人们发现一代作家或一批作家的“私人”文学史其实大致相同。因为“资源”或话语竞争的场域远远大于个人意识，也许在它抵达我们的心灵之前，胜负即已判定，就像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凯旋或俄罗斯传统在中国的没落都是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果一样。“个人”是孤独的，也是敞开的，他不可避免地包容着广大世界的喧嚣扰攘，最强、最高的声音将被我们最先听到和记住。

“探宝”因而并未结束，“资源”的焦虑在此时体现为一个作家能不能在所有的声音中谛听某种低沉的声音，能不能在穷乡僻壤探得新的矿藏，能不能揭示和认同某种被遮蔽、被压抑的传统，能不能以个人的“探宝”对抗集体的“探宝”——这并非中国作家所独有的焦虑，所有的作家在这个处处面临文化极限的时代都面临着这种智慧、敏感度和想象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