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要结论与创新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案例分析及国际比较，本书从货币视角入手，着重考察汇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反倾销）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诱发机理及传导路径。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理论分析表明，第一，东道国关税率的变动，对本国企业投资意愿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关税率与反倾销税率的相互权衡。不过，总体贸易壁垒（考虑关税和反倾销税）对投资意愿度的影响呈单调变化规律。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跨越行为是否显著，不仅取决于所考量的贸易壁垒种类，还受控于经济体的消费者特征、冲击的来源等因素。第二，货币波动性通过“反倾销税渠道”和“汇率、收益与可变成本综合渠道”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意愿产生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两个渠道效应叠加，本国（外国）货币波动的加剧将会导致本币升值（贬值），反倾销壁垒幅度上升（下降），贸易摩擦加剧（减弱），从而相对增强（削弱）本国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动机，促进（阻碍）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成。当然，本国货币波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意愿的影响结论较为复杂，与消费者器质特征有关。

（2）与理论分析的预期结果大体一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背后确实存在一整套的诱发机制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通过汇率和反倾销渠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其中，汇率渠道的作用尤其重要和显著。反倾销渠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受到出口规模的约束。关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效应并不显著，且号性不确定（这与本书理论研究部分给出的预期结论相吻合）。总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贸易壁垒（如关税和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跨越和非贸易（比如汇率）壁垒跨越的动机选择上，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3）汇率、反倾销作为内生于货币的变量，实证研究中将两者作为解释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回归估计，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相比较而言，货币代替汇率和反倾销，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内生性问题较小，估计结果应该相对准确、可靠。本国货币波动性增加，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弹性为0.63～0.74）。这一估计结果还表明，在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中，消费者跨期替代弹性大于1。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弹性为0.66～0.90，融资成本弹性约为0.53，能源寻求弹性为0.35～0.38。可见，巩固和扩张国外市场份额、融资成本及能源寻求等因素构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其他诱因。

（5）针对反倾销壁垒而言，关税率对其的影响作用程度较大，其次是实际汇率，再次是货币层面因素。其中，本国货币波动性对反倾销壁垒有显著影响，传递率为0.55～0.59，而外国货币波动性对反倾销壁垒的影响作用不大。实证数据似乎并不支持“关税壁垒与反倾销壁垒的相互权衡”观点，相反，两者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互补”关系。另外，实证研究还表明，实际汇率与反倾销壁垒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币升值会导致遭受外国的反倾销壁垒幅度上升，贸易摩擦加剧。这一验证结果支持第五章理论分析部分的观点。

（6）案例研究显示，与一般化理论分析结论相吻合，海尔和华为的“走出去”战略确实是在应对全行业各种形式壁垒（包括反倾销、汇率）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理性选择。在海外市场进入方式选择方面，海尔遵循“先有市场，再建工厂”的原则，这种做法印证了本书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市场规模是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海尔和华为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揭示，无论生产转移型投资还是技术获取型投资，在功能上都可以起到跨越贸易壁垒的作用。但是，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加立足于长远利益，是治本的策略。

（7）国别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所不同，各国企业在自身国际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差异化选择（如区位路径），但总体上仍表现出很多重要的共性规律。而且，这些共性（如企业对外投资的诱发因素和机制等方面）与理论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体吻合。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理论方法的创新尝试。第一，以往的理论研究方法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同时考察汇率、贸易壁垒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可能起到的综合性“诱发”作用。这正是本书研究的潜在突破点，强调内（汇率）外（反倾销等）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多种传递渠道和综合效应。第二，本研究将汇率、贸易摩擦做内生化处理，这一点与以往多数文献有所不同。

（2）理论研究观点的创新尝试。在理论研究中笔者尝试提出：第一，关税与反倾销税的相互权衡，使得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针对单一壁垒（关税或反倾销）的跨越动机变得不显著（这一假说在实证研究结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但针对总体贸易壁垒的跨越动机仍然显著；第二，货币波动性通过“反倾销税渠道”和“汇率、收益与可变成本综合渠道”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意愿产生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两个渠道效应叠加，本国（外国）货币波动的加剧将会导致本币升值（贬值），反倾销壁垒幅度上升（下降），贸易摩擦加剧（减弱），进而促进（阻碍）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成。

（3）实证研究观点的创新尝试。在实证研究中笔者发现，与贸易壁垒相比，汇率渠道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显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贸易壁垒（如关税和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跨越和非贸易（比如汇率）壁垒跨越的动机选择上，后者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