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学者的马克思资本观研究成果概述
《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马克思同时代及之后的学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理论作了巨量研究。下面大体按照这些学者发表这方面观点的时间顺序予以概述。
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在《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中认为，资本的本质在于能产生收入；而收入的本质在于能直接或间接地构成资本，也就是资本在一次使用以后还可供连续多次使用，从而可以构成不断的收入。
约翰·贝次·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在《财富的分配》中阐述了资本的本质。他认为，资本是由生产工具组成的具体东西；资本绝不是一个人的生产技能，如同劳动者手中的生产工具一样，世界上的资本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武器；资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永久性，“资本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如果希望事业得到成就，也决不能让资本毁灭。如果你毁灭了所有的资本，你就得赤手空拳地单靠你的劳动为生”[1]。他认为，资本起初总是以一定金额的货币形式存在，可以投放在具体的东西上，虽然这些具体东西是变化而不固定的，但其本金是不会流失的；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作为资本体的具体形式改变越快，生意就越活跃，资本的生命力就越强。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突出马克思关于资本现象的历史暂时性思想，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秘密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有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2]同时，她在《资本积累论》中提出“资本的物质形态”是“剩余价值”的论断，深入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这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作为剩余价值（果实）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之存在是资本及其积累的直接的生存条件与决定性力量，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是资本积累的依存条件。“根据马克思学说来看是在辩证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3]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从马克思历史观角度肯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其一，他在《金融资本》中认为，纸币之所以有价值，是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为基础的。当呈现为纸币形式的价值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时，它就成了资本，只是这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或者说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垄断与自由雇佣者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其二，他突出“虚拟资本”在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的地位即充分“放大”了货币（资本）“钱能生钱”的本能：“虚拟资本的创造，开辟了获得创业利润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手段，大部分的利润都集中到了拥有大量货币的人的手里，正是这些人将产业资本变成了虚拟资本的形式。”[4]虚拟资本所获得的数额巨大的利润以分散的、年度收入的形式回流到金融资本家手里，这是资本世界的一种新资本职能所产生的。其三，他认为股票交易所淡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色彩，资本主义所有制在证券交易所里不再表现为任何特定的生产关系，而直接呈现为对收益的要求权，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直接由收益决定，是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利息似乎也是资本所有权的直接结果，是资本自生的果实。“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消失了。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表现为直接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整个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的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表现为对作为由所有制关系中直接产生的结果的或劳动的支配权。”[5]其四，他预示了资本的发展趋势，即金融资本使对社会生产的控制权日益集中在几个大的资本家集团手里，并使生产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限度，金融资本将最重要的社会生产行业控制在它的手里，这在客观上为工人阶级的国家掌握金融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资本是企业家可以用于控制所需要的具体商品的一种“杠杆”，资本也是企业家用于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生产方向的一种工具，正是这些职能奠定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的地位。他还系统分析了资本不同于资本物的特性，就是企业的资本不是服务于企业目的的所有商品的简单加总，而是投入商品的购买和生产的一种独立要素；在一种交换经济中，资本既不直接参与生产，也不是“生产对象”，而是企业家与商品世界之间不可替代的桥梁；资本是“一笔购买力基金”而非任何普通商品所能指代的。他说：“并非所有支付手段都是资本，只有确实履行那种独特职能的才算是资本。区分的关键就在于其所发挥的作用，如果支付手段没有起到企业家置办产品的作用，并抽调出来，那么它们就不算是资本。因此如果经济系统没有发展，就没有资本。换言之，如果资本不发挥其特有的职能，它就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要素，也不能构成资本。……根据我们的观点，资本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概念，并且没有相应的商品对应物……我们将资本定义为任何时候都可以转交给企业家的一宗支付手段的数额。”[6]他不“接纳”马克思的资本之生产关系论。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909～2005）在《工业人的未来》中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处于前工业社会，马克思所挖掘、融合的那一时期许多伟人包括保守者、激进者或者现实主义者、空想主义者都未能察觉到工业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整合与政治力量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属于18世纪和前工业时期的正统观点。实际上，工业体系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危机才被视为一种新的因素。
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在《社会资本和共同体治理》一文中认为，资本一般指可以拥有的物品如鲁滨孙的一把斧头、一张渔网，“社会资本”则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非感情构成社会共同体的最主要特征。“理解信任、合作、慷慨以及其他社会资本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时，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交往的结构，弄明白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场合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资本水平与类型。”[7]
保罗·斯威齐（Paul M.Sueezy）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认为，《资本论》提出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的观点是马克思一贯持有的基本思想。他具体论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社会现实”视为一个特定关系的变革过程，社会制度和个人一样要经历一个生命的周期，其中生产关系由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转变为它的“桎梏”，同时马克思把社会的这种变革过程看作“人类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的机械过程。他认为，马克思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观点构成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基本依据：“资本主义的真正死敌是它本身的自相矛盾性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在寻求出路来摆脱它自己套在头上的困难时，把世界扔进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之中，最后，它终于给自己所无法继续控制下去的各种力量松开了绳索。”[8]
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资本理论及其收益率》中认为，19世纪资本理论有“一种对利润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理由的社会职能”偏好，那个时期的资本理论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利润率为什么是正的”“资本家为什么赚取收入”。相反，他主张资本理论必须区分推算资本收益和资本家收入两者之间的差异，资本理论的适当范围是阐述储蓄和投资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资本理论是通常资源配置和价格理论的一种扩展的思想提醒人们记住现代微观经济学有两项内容：可以称之为描述和技术管理的或实证和规范的。如果从这种技术管理观点来考察储蓄和投资，那么资本理论的中心概念应为投资收益。……如果资本理论集中在收益率上会使思想清晰，而集中在‘时间’或‘资本’或‘资本边际生产率’或‘资本—产出比率’上只会导致思想混乱。”[9]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阐明了资本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即资本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本是以“多种资本”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不断冲动”具体表现为寻求剩余利润、寻求高出平均利润之上的利润，而这种“寻求”会导致资本不停地努力去改革技术，使生产成本低于那些竞争对手以便获得剩余利润以及更大的资本有机组成。作为一种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取得的，这些特点的基础在于资本具有破坏平衡这一先天性。同时，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改变资本追求价值增殖这一本性。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在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完全组织起来的社会。它不过是一种组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杂交混合体而已。交换价值与资本主义竞争根本没有废止。这种经济远远不是奠基于人类所需使用价值的计划生产之上。利润的追求和资本增殖的追求，仍然是整个经济过程以及不可避免要产生的一切有待解决的矛盾的原动力。”[10]
布罗尼斯瓦夫·明茨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揭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之私人性在法律形式或财产权形式上呈现出非私人性的复杂情形。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生产的剩余价值被统治阶级所攫取，这个阶级还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领导社会生产。从经济意义上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是资本家个人所有制，也可以是资本家集团或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所有制或者说是少数资本家的集体所有制。但在法律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为数众多股东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从法律观点及形式上来看是全民所有制，而从经济观点来看则是资本家统治阶级的集体所有制。可以把股权分散的公司所有制称为私人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他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正日益变成非个人的集体资本主义所有制，即代表集体利益（包括某些经营者集团的利益）的各个集团所有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包括整个经营者阶层）所有制。”[11]
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29～2007）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企业主的层次），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技术结构的层次）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价值所要求的东西。总的结果是，或者通过先于生产行为本身的手段如民意测验、市场研究，或者通过后续手段如广告、市场营销、包装，从购物者那里剥夺决定权并将它转让给企业。它可以在企业那里得到控制。于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对市场行为适应以及总的社会态度，对生产者的需求和对技术结构目标的适应，构成体制的自然特征。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在《经济学》中肯定了新古典的资本定义：“资本品，被经济制度本身所生产出来，并且被用作生产要素，以便进一步生产物品和劳动。这些耐用资本品，既是产出品又是投入品”[12]，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论断。其一，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发展趋势的预言如“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等已被证否即资本主义社会现在不再“姓资”而“姓劳”。其二，他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无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单独按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不考虑爱好和需求的形式以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他说：“所谓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可以逻辑地描述为下述程序：（1）写下价值关系；（2）用橡皮把它们擦去；（3）最后，写下价格关系——这就完成了所谓的转化过程。”[13]其三，他认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大相径庭，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逐渐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事物”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神话”[14]。
帕尔默（R.R.Palmer，1909～2002）、科尔顿（Joel Colton，1918～2011）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认为，资本是一种“非消费的财富”，用以“生产更多的财富”或“生产更多的未来财富”。一切工业社会都利用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而在于由什么人支配资本，其中，资本在私有制社会是通过“私人占有”或私有财产制度来支配的，而资本在生产的资本原则上属于公众所有的社会形态里是由国家或其代理人“占有”和支配的[15]。
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sanvallon，1948～ ）肯定地指出：“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它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长篇累牍地引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证明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有激烈反感的一面，又有深感其潜在魅力的一面。他采取直率的方式批评和揭示了工人行动的局限性就是证明，因为他估计到资本主义从历史上讲是理应获胜的。他认为工人行动只是一些小型武器冲突，无力触动强大的资本权力，甚至会不自觉地加强它。资本只有在它取得绝对胜利之后才能被超越，马克思的这种内向信念到处可见……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和资本主义力量对他的吸引两者结合在一起，帮助他思考作为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16]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存在两个“图式”：第一种是资本集中、两极分化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第二种是“企业管理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人数大大多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白领管理阶级”兴起、通过银行体系的集中化来取得资本，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是按照这后一种“图式”进行的，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最重要的事实却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技术和工业化，社会出现三大重要的结构变化：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所有权同管理权分离并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职业经理阶层，办公室人员和白领群体扩大。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完全否定了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第一种图式”，因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科学地组织以及进行这种工作的大学或研究所等基础机构，所有制纯属法律上的“虚构”，在股票所有权模式下，真正的企业主都是直接地并在心理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公司对雇员来说是他们存身的一个社会机构，是一个私人企业机构而非一个私有财产机构，因为它作为一个企业机构，就是管理部门和董事会作为受托人为整个企业成员工作，还要适当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贝尔指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矛盾，那只是在工资方面不加限制的竞争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主要问题是经济职能（即使在国家协助下）不受管束的性质……过去200年来西方社会的一个惊人事实是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不是通过分配政策和公平的判断，而是通过技术，技术使产品成本低廉并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多东西。”[17]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认为，以往的资本概念缺失“人力资本”概念。他发现：大战期间工厂和设备遭到严重摧毁的国家在战后迅速得到恢复。那些幸免于轰炸的实物设备在战时的损失不是那么明显。经济学家应该评估这些战时损失的意义，但他们高估了这些损失对日后的阻碍作用。而“高估”的原因在于他们过分地看重了这些物质资本，而未曾说明人力资本及其在现代经济的生产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技术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类型”，“这种资本实际是周密投资的一种产物”[18]，而那些既无技术又无知识的人才是真正完全无依无靠者。这种人力资本增长在西方社会里要比常规（非人）资本的增长迅速得多。“从历史上看，也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出拥有土地已经越来越不再意味着占有了重要经济力量的源泉；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物质资本之所有权，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早已知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不能作为经济价值的支点，物质资本也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时代支配土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之所有权的制度，已经远远不适合于大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当代社会。”[19]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中认为，资本是对资源的支配权，资本家则用它来取得对劳工的支配权。作为马克思分析体系的剥削率就是整个经济中净利对工资的比率，它在现代工业国家里只能用一种综合的投入物和生产物系统来表示。他说：“剥削概念是适当的……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世界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不再等同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但是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的剥削率概念还是照样恰当的。”[20]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909～ ）在《走向下一种经济学》一文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生命力“即将灭亡”的预测，展望了资本的未来前景。他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是一切资源的报酬递减律，马克思以这一原理为依据预测资产主义制度即将灭亡。使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是他那超经济的、半宗教的信仰即“异化”。马克思相信“异化”将会把异常巨大的人类能量解放出来，把资源的递减报酬转变为“创造力”，最终资本主义制度因其固有的生产率危机而灭亡。然而，与《资本论》第一卷的预言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却开始迅速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劳动具有能无限地提高生产率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革。德鲁克说：“资本就是将来，它是为风险、不确定性、变化和明天的职业作准备的。”“资本形成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概念：资本消耗的补偿。它需要一种理论，旨在获得‘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大的利润。”[21]
爱德华·内尔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与资本》中分析了马克思与新古典经济学在资本问题上的同异。他认为，价值所体现的商品之间的关系被表现为一方面是各个经济主体的偏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这些经济主体与自然资源的稀缺之间的关系。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与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要阐明的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商品交换直接呈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这一幻象并无分歧，但二者在价值的性质上存在分歧：前者把价值建立在交换活动的基础之上，而交换活动则取决于偏好与稀缺性；后者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这个过程运行的关键则在于工资与劳动的关系，所以价值理论必须建立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之上。内尔进而认为，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表面看来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怎样实际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前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这些关系作为社会地位没有特别规定的个人的抽象偏好之间的不涉及时间的关系，并同给定的原始禀赋和假定的稀缺性联系起来；后者则把价值建立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主体的阶级地位这一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经济主体在一个连续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此外，内尔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前九章所揭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既解释了资本的收益能力，又解释了资本流通的推动力即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也就是说，资本驱动科学为之效力，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的成果直接纳入资本的增殖过程即与资本家攫取利润紧密联结在一起，只是“资本的收益不是立即取得的，而是扩展到一个不确定的和无法预见的长时期内。但是科学家被付给工资，而他们的产品的使用价值——他的思想则被资本所占有”[22]。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在《历史资本主义》一书中揭示了“资本”在“历史资本主义”时期与之前资本主义时期相比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把万物商品化”。他认为，资本作为那些尚未被花费掉的过去劳动的积累在“历史资本主义”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自我扩张成为资本使用的首要目标或首要意图，只有当过去的积累被用来进行更多积累时才成为“资本”。正是资本持有者的这种无休止的、奇异的自顾自的目标以及这一资本持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与其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才成为“资本主义过程”。“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商品化过程，既涉及交换过程，也涉及生产过程、分配过程、投资过程，且这些过程都通过“市场”来进行。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总是力图在经济生活所有领域把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加以商品化。由于资本主义过程是自顾自的过程，任何社会交易都通过商品交易形式，因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冲动是“把万物商品化”。同时，他认为历史资本主义过程远未完成：“在历史资本主义中……令人惊异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化程度之高，而是无产阶级化程度之低。一个历史社会体系已经存在了至少400年，而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23]
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在《后工业的可能性——经济学话语批判》中肯定马克思关于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理论。他赞成马克思的资本与资本物存在本质区别的思想即机器本身并不是一项资本，只有当机器被嵌入了一组社会安排之中时才会被赋予资本的特性。是人建立了社会环境，机器是在社会环境中才赋予了生产过程以生命并获得经济收益的。他进而认为，马克思这一资本本质论适合后工业趋势，相反，“把资本看成可以用美元准确计量的一种东西，是越来越成问题了。这种观点，既使无处不在的资本节约难以理解，又使实物资本得以动用的组织环境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这种观点，转移了人们对下面事实的注意力，即生产的效率和数量，都越来越取决于组织变量，即把人与技术结为一体的具体方法。依据传统的资本概念，很难理解人及其相互关系网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24]
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资本问题。一是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资本的概念（本质）问题是核心问题，在当代经济学者中几乎没有人认可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样的概念。资本包括实物（设备和材料）和用于投资的货币。现在不能否认资本作为现存的物质生产工具，它对于生产过程是必需的。如果没有生产工具，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二是资本的（投资）活动。他认为“提供”资本只不过就是“允许”一种现存的具体物品被使用，这属于非生产性活动。只有由所有资本家而且是仅由资本家所从事的一种活动或一系列活动才可称为“贡献”或生产性活动，不过有些资本家从事革新、重组生产和管理活动，但很多资本家不从事这些活动。他认为，资本家的“投资游戏”就是鼓励两种非常特定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其一是培育实业性活动即那些由天才开发的新产品和创造的新生产技术等活动，其二是鼓励那些有钱出借的人准备随时把钱交给那些能更好地利用这些钱的人，而把钱存入银行、购买股票、投资于金融市场基金这些活动构成了资本“投资游戏”的核心。三是资本的收入。他认为，资本家投资是一种正和游戏，而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是要受到损失的。“投资收入的存在只是因为那些创造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人得到的比他们实际贡献的少。如果资本分配确实做到按劳分配，那么资本家们将得不到任何东西。”“利息是对资本的回报，是对一种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报酬。利润是在支付了工资、租金和利息之后留给资本家的剩余。这是对他承担风险和革新业绩的报酬。”[25]
莱博维奇（Michael A.Lebowitz）明言，马克思肯定资本存在“文明的一面”。莱博维奇指出：“不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他只看到发展的一面，因此只抓住了‘资本的积极本质’），也不像西斯蒙第所说的那样（他只看到了限制，他‘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理解则包含了上述的这两个方面”[26]，但马克思意在把它们归为作为资本主义“危机”之源的资本内部矛盾运动的“必要成分”。
梅扎罗斯在《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中阐明了资本新的本质特性即资本是“一种最终无法控制的社会新陈代谢控制方式”，资本以“总体化的”控制框架形式出现，一切其他事物必须适应这种控制框架，获得自身的“生产的有效性”，否则就会毁灭。这种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制度是迄今最冷酷的吞并一切的“控制系统”。“资本制度是具有扩张倾向和积累驱动的。这样一种规定既构成一种从前不可想象的动力机制，也构成一种致命的缺陷……通过驾驭自给自足的主客观约束本身，资本成了历史上最有动力和最富成效的剩余劳动的榨取者。”[27]马克思的“分析的中心”就是对资本作为“控制系统”的研究。同时，他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体系的历史构成论分析了资本的发展趋向，充分肯定马克思《1857—187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有机体系论，认为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对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缺陷不感兴趣而关注资本有机体系构成及其发展趋势。他认为，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为了便于突破资本的统治。“资本”在《资本论》中属于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它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现和巩固自身之前的许多世纪就存在。“商品生产”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和商品生产的历史过程不限于过去，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必然的实践意义。他说：“超越资本的问题取决于联合的生产者是否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真正的并且能够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的——有机体系：一种水乳交融的社会整体，它不仅突破了资本自我保存的有机整体的恶性循环，而且将不可逆转地无限地发展下去。”[28]所以，一切社会主义变革的真实战略目标是彻底超越资本本身以及它的既定的和潜在的历史形态的整体，而不仅仅是那些（包括发达的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具体模式。
伊东光晴（1927～）在《现代经济蜕变》中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丰裕社会”的弊病，就是广告、宣传不断地制造出人们新的欲望，使人出现难以满足的精神上的饥饿感；在欲望水平对生产水平的“依赖效果”的作用下，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随着由“依赖效果”而来的精神贫困感的扩大而过度地向社会渗透；“社会的不平等”在扩大，具体表现为资金向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民间企业部门集中而使这些部门很容易得到发展，相反，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部门如教育、公害的清除、道路与停车场等公共服务因缺少资金而停滞不前；以物价逐渐上升为特征的新型的通货膨胀取代了过去那种以恐慌、萧条为代表的经济危机和由此而来的生活不安。同时，他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就是社会性生产与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到了科学、学问的领域；由于生产机密的保护使投资的回收发生困难，出现了资本主动移向国外的情况；出现了新的“中间阶层”，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高度专业化的工匠、白领阶层等。同时，20世纪下半叶的尖端技术领域的革新巨浪一方面降低了工厂中的工人比率，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技术开发、设计、管理部门等间接部门的比重，由此产生了技术专家集团，企业内以销售为代表的流通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29]。
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通过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成功运作事实与马克思资本理论相比照，得出了两个结果。一是推进了资本概念。他不仅把资本定义为一个国家能够产生剩余价值、提高生产力的资产、蕴藏在财产中的一种能够衍生新的生产过程的潜能，而且提出从资本的“潜能”到“潜能释放”之间有“一种固定的、可见的形式”即“正规所有权”，否则就没法将资产的经济潜能提取出来，把它转化成便于运送和控制的形式，因而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资产就像是安第斯山脉的湖水一样——它们只是一种没有得到开发的潜能。他说：“合法的所有权，是确认和使用资本的不可或缺的过程，没有所有权，人类就不可能把他们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可以交换的流动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具有组合、分割、区分并且产生剩余价值的功能。”[30]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今天的情况是潜在的资本不再属于极少数人，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一种法律框架，给予大多数人获得所有权的途径以及生产工具。二是改进了“剩余价值”概念。他认为，资本通过赋予正规所有权而拥有巨大的生产力或经济力。“尽管马克思为‘剩余价值’赋予了一个特定的定义，但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此，人们过去已经创造出了剩余价值——譬如金字塔，教堂，装备豪华、开支浩大的军队，但显而易见，西方国家今天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并不是来自占用剥削工人的时间，而是所有权制度所创造出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从商品中提取附加值。”[31]所以，他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实现自由、同情穷人、尊重社会契约和机会均等这些目标“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或“唯一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在《新帝国主义》中凸显了资本的空间意义，认为资本家利用了很大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垄断权力，控制关键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是他们一件重要的武器。整个资本的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并且某些社会支出也通过国家投入而变得地域化或本土化。资本这样在新地域开拓，形成新的劳动区域分工，开发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进行渗透，这些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资本的这种地理扩张、重组和重构经常会威胁已经固定在空间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并且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成为别处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同时，他肯定了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当代价值，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高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将会产生的不是一个和谐的国度而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中仍然有效。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那些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如今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机制已经开启。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强调知识产权表明，遗传物质、物种血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产品的专利权和许可权现在可以被用来对付大众，而那些大众本来在研发这些物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释放一系列资产，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32]
林南（Nan Lin）用“社会资本”扩展了资本概念外延，把马克思资本学说划入过时的“古典资本理论”范畴，说包括“社会资本”在内的“新资本理论”“修改”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对公司有益处的，对劳动者也有益处，反之亦然……劳动不再被当作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剥削关系的促成因素，而被看作劳动者自身资本的生产能力。”[33]
山口重克在《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中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阐述的那样，贫富差距非常大。进入20世纪以后，福利国家路线的出现使平等化有所进展，这也是一个事实。然而，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资本主义再次引发了极度的不平等化[34]。
维克托·D.利皮特（Victor D.Lippit）在《资本主义》中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局限性，认为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是通过积累过程来实现对利润增长的不懈追求，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扩张规模来增加利润。这样，资本积累和销售扩张就成为资本主义进程的核心。但是，资源给定（地球）、吸收污染能力有限的环境与要求不断增加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资本制度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最终无法持久支撑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方式。另外，他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认为“社会积累结构”概念为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基本视角：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蓬勃发展与相对停滞不断交替出现的特点。其次，制度结构不同的国家其社会积累结构也不一样。但是，同样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在给定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形成的社会积累结构也各不相同。因此，资本主义在不断更新和重塑自身，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在数百年中保持了活力。“社会积累结构”概念使人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战胜自身矛盾并实现自我更新的力量。最后，每个社会积累结构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引发了未来人类生活可持续性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承诺要创造的物质繁荣中获益，因而资本主义的现有形态必定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但是，他提出“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遭遇危机时的自我更新能力。”[35]
中谷岩在《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中分析了“全球化资本”的新特征，认为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自“高低差”或“差异化”，因为金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价格即“利息”，并且金钱在经济向上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的价格相应增大，利率也增高，资本因而流向利息高的国家。相反，利息在不景气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偏低，利润也相应减少。所以，全球化资本会从利率低的国家筹集资金，到利率高、效益好的国家去投资。“全球化资本主义争相寻找环境限制宽松的地方去投资，或者，依靠资本的巨大力量，通过对各国政治施加影响来抵制对环境规制的强化。”“……总是寻找、制造价格差，并维持之。这样，全球化资本主义就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差距，制造出贫困阶层。”[36]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在《资本主义的失败——○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中认为，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本”的本性或资本制度的“自作孽”。他提出，这次发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危机，不过，政府在这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放任”，长期以来对银行信贷业疏于监管，放任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自利性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并恶化为经济萧条。他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或者说“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
戈尔德纳在《当前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不再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从“一战”到20世纪70年代，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一战”前的美国和德国那样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7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8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确实真正成为了世界上发达的地方，但它们是非常特殊的，是美国所准许的。与1914年之前那个时期相比，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并不是世界整体范围内的发展与升级，而是呈现此地的发展和彼处的后退并存的局面[37]。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在《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中基于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功能作了肯定性阐释，认为资本主义属于一种“适应性体系”，其形成与改良是通过技术进步之箭与重复性的金融循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因而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格局总是处于不断演变的动态之中。这一体系尽管总会受到金融危机侵袭，但它却可以对抗有关它的各种“灭亡”预言。所以，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都存在内在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他由此得出“此类矛盾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的结论却“误读了历史，误解了经济学”。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优势正在于能成功应对内在矛盾的能力，这一体系总是处于自我破坏与自我修复的过程之中，就像一个物种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一样，资本主义体系的每一变体都比上一变体更加有力。他说：“构成资本主义的两种人类特性却具有普适性……一种基本特性是人类的竞争精神（野心），另一种就是人类的肉欲和对物质世界的控制欲（说得难听点就是贪得无厌）。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具有这些特性。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另外两个特征：一是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成为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动机，而不再是可悲且根深蒂固的人类恶行；二是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原则是自愿交换和互助合作，而不是世袭传承和遏制打压。”[38]
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他们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而彼此合作。这个群体的成员能期待其他成员的行为可靠和诚实，他们能彼此信任对方，这种信任像一种润滑剂一样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由于社会资本反映合作准则的存在，社会偏差便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不足[39]。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变化促使个人主义和核心小家庭的兴起，而韦伯则把基督新教当作主要动力。让马克思暴跳如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似乎不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其在英国的出现比资产阶级的兴起早了好多世纪。将父母寄放在疗养院在西欧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显然，与马克思的主张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关系和习俗变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40]。
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在《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中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由五种彼此依存的概念性区别构成，它们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用作商品交换的货币与作为积累资本的货币之间的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以及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没有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他在假定利润率下滑时没有发展新的观点，而是重复政治经济学上的老生常谈。另外，马克思没有看到服务业的地位，本来服务业在19世纪的经济中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马克思认为服务业工人大多为自我雇佣，是一堆“废物”[41]。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在他的“资本”概念中，他把“人力资本”踢出“资本”范畴：“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42]他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基本定律：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为α=r×β，就是存在一个“资本所创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关系；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为β=s/g，就是资本收入比β与储蓄率s及增长率g之间存在比例关系。他说：“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的公式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时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不等式r＞g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