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种记忆或一种虚构

一 社会记忆研究方面

一个富有启迪意味的事实是，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为影像和社会记忆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框架，而哈布瓦赫本人于二战期间极其悲惨地死于纳粹集中营。哈布瓦赫探讨了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我们依然感兴趣的事件是如何构成一种集体记忆的，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记忆，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当这些框架变化的时候，相应的记忆变化就会发生。需要通过一系列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的反思，记忆中的客体与事件才能在我们的回忆中排列组合，因此记忆的意义是建构性的。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框架是一个集观念和评判于一体的结合物，但是他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奠基者，由于所处社会与学术论域的限制，其理论探讨的领域不能完全覆盖并有效指导影像时代的社会记忆建构的研究。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编著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摄影、影像作为有效的记录工具对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作用，但是该书作为论文集，关注的问题较为分散，图像记忆只是其中探讨回忆的历史境遇中的佐证，不构成系统的研究。

关于社会记忆，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集中在运用社会记忆来分析现实问题上。孙德忠的《社会记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社会记忆的深层内涵在于，它是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破译和复活的双向运动，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确证、保存和延续的内在机制，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创造性和依赖性、历史阶段性和活动连续性的统一。他提出，社会记忆已经成为一个文化问题和哲学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要求我们超越自然科学意义上对记忆所进行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把记忆视为社会文化活动而非纯粹个人的自然活动，从个体记忆走向社会记忆。

二 影像论述方面

梳理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影像叙述与社会记忆的研究，可以看出影像叙述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重视对西方经典电影理论的译介和阐释工作，但是对近年来的西方电影成果，如影像哲学、美学、认知电影学等领域相关研究和阐释较少。

关于电影叙述的语言学的早期研究建立在对国外电影理论的引进和译介上，如李幼蒸翻译了西方电影语言学、符号学的名著，重视整合这些理论，撰写了《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介绍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理论。贾磊磊的《电影语言学导论》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电影的学术专著。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电影艺术创作实践的各个层面，涉及电影语言的生成语境、使用方法和范畴；电影语言的文化解读和电影批评；电影的观赏心理、明星机制；其后作者从电影语言系统转向和电影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把电影视为一种历史意义的社会文本，力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语言学体系。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追溯了西方电影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从现代语言学、现代哲学等角度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阐释，并结合了一些影像实践。

电影叙事学研究方面，李显杰的《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从当代叙事学的理论角度，考察和阐释了电影叙事的基本规律和个性特征。作者对电影叙事的三种时间形态的阐释，对影片话语的“空间性”与叙事性的背反与融合的描述，对电影叙事中四种叙述人系列的划分和对五种基本叙事结构模式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电影精神分析研究方面，戴锦华的《电影批评》较早地将精神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了影像分析中，将批评理论的来源、内容进行了勾勒并和具体的电影文学的解读及分析进行了结合，对国内电影批评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意义。

三 影像和社会记忆的研究方面

让·吕克-南希的《图像的基础》、雅克·朗西埃的《图像的命运》、乔治·阿甘本的《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中都触及了对创伤性记忆再现的伦理限度。南希注意到了再现是一种被呈现、被外展或者说是被展示的在场，对应于缺席——从这种在场中出离的力量，图像中呈现的“缺席”和“出离”的力量体现出了“再现”自身的限度。朗西埃以“若有不可再现物”出发，思考了艺术再现得以成立的条件，体现了他具有激进性的“感性的分配”的思想。阿甘本的著作更多的是从一种生命政治实现的形式的对立面来考察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见证者的证词和档案的意义，但由于其理论表述的晦涩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其观点和思考方式在考察和观照我们影像伦理限度的问题时必须结合我们自身的理论论域和客观现实，寻找可资借鉴之处，并深化理论研究的内容和范式。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的《故事离真实有多远》从文学叙述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故事和历史事实之间叙述的差异和张力，涉及了纳粹屠犹的影像作品，对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和朗兹曼的《浩劫》进行了比较。其对叙述角度、伦理限度的争议有一定阐释，但影像叙述和社会记忆的研究不是他的论述重点。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学者如肖莎娜·费尔曼、杰弗里·哈特曼也积极地推动大屠杀幸存者资料的整理和创伤经验的研究。肖莎娜·费尔曼和多丽·劳布合著了《证据：文学、心理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杰弗里·哈特曼著有《最长的阴影：大屠杀之后》，凯茜·卡鲁思著有《创伤：记忆之探索》、《没有认证的体验：创伤、叙事与历史》，这些著作较为敏锐地意识到了创伤经验与文化再现之间的表征危机，意识到了幸存者真实的处于在场的创伤感受和不在场的创伤叙述的艺术再现之间的显著差异。

另外，一些论文也从一定的角度触及了图像再现的伦理限度，如马克·乔纳森·哈里森的《发掘20世纪大屠杀的坟墓》、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的《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阿伦·雷乃〈夜与雾〉中的恐怖与记忆》、西蒙·德·波伏瓦的《恐怖的记忆》、莫里奇奥·维安诺的《生活是美好的——接纳、寓言与大屠杀中的笑声》、凯伦·道尔的《战后对于纳粹暴行的透视：女性在电影、寓言以及艺术中的表现》，但除了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的《纪录无法表达的内容——阿伦·雷乃〈夜与雾〉中的恐怖与记忆》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以外，其余大多只涉及影像作品的语言学、叙事学、伦理学的浅层分析。

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媒体（尤其是摄影、影像）承载的构建和塑造社会记忆与历史意识的重要作用尚未给予充分关注，也未开辟出有效的方法论上的认识，大多限于对按类型、代际、风格来区分的影像文本的读解，或是对影像和社会记忆的关注仅停留在作为内容载体的影像纪录层面，缺乏对影像视听语言结构关系和影像再现的伦理限度的深入阐释与分析。直接和影像记忆相关的仅有王炎的《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2007年）和谢勤亮的《影像如何记忆——年鉴学派视野下的中国纪录片》（2012年）。后者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国内纪录影像。国内的影像实践、影像素材的收集积累、音像资料馆的构建和影像的多重开发是该著作关注的主要层面，研究目的是借鉴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对转型中的人类社会进行更加科学、均衡和扎实的影像记录。《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关注的是好莱坞电影中大量的历史题材影片以冲击力很强的史诗性叙事塑造着观众的历史意识。该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以跨学科的视角分析“历史见证”影片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影像记忆的随笔集，如周涌编著的《影像记忆：当代影视文化现象研究》选取新时期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影视文化现象和引起广泛反响的电影、电视剧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盘点与梳理，勾勒出当代影视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理论脉络。

对于承载集体记忆的灾难影像和影像再现限度的伦理争议等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研究影像文本的相关论文和对一些电影导演的访谈上。如陈林侠的《标题主义：从灾难类型、故事呈现到城市宣传》，金丹元、马楠楠的《对近年来中国灾难片的再思考》，许迪声、王翔宇的《基于数字化影响特效的灾难片的暴力美学研究》，黄式宪的《悲悯的情怀 人道的焦灼——略谈〈阿门〉历史形象的铭文意义》，龚明生的《悲剧的视觉传播：灾难新闻摄影报道的伦理诉求》，孙红云的《二战记忆：真实的书写——冲锋在二战时期的世界纪录电影》，延婧的《论战争与灾难图像正面效应的实现》，黄海碧《一九四二 难以治愈的记忆伤口》，何东平的《灾难的影响与反思》，路鹃的《灾难图片报道与影像伦理》、《灾难新闻的“影像暴力”控制》，王翔宇的《中国灾难电影的形态与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王敏的《不是生活 而是死亡——访法国著名导演、哲学家克劳德·朗兹曼》。

从国外关于影像叙述和社会记忆的研究成果来看，集中于影像叙述的研究较为成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相关成果丰富。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除了一些专门的著述，大多结合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直接论述影像和社会记忆的成果偶见于影像叙述、社会记忆这两类研究成果中。

总体来看，相关成果以现状描述为主，理论探究较少，往往表现为对创作实践的亦步亦趋，对影像理论中再现的伦理限度，影像创作观念上的新问题、新现象的有效剖析和回应也显得不足。就社会记忆与影像叙述的关联研究而言，笔者未能找到具有理论探究和建设性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