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革命后妇女工作路线的制定与妇女工作的恢复

1927年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使中共妇女工作遭遇重创。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初，中共中央妇委因为国共关系的紧张，已经要求各地党部纠正妇女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如广州对右派的态度和湖北对于国家主义的态度，都表现出了许多幼稚病。中共承认，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妇女运动“扩大了范围，但是在革命的高潮中阶级性的分化一日显明一日”，指出“一年以前的妇女运动，我们可以包办，一年以后的就不行了。尤其在3月20日以后，处处都要受民校右派的进攻，我们的工作发展当然更困难”。[1]7月，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遭遇到建党以来最大的挫折，妇女运动蒙受很大的损失，妇女工作一度陷于停顿。

首先，一批妇女骨干的损失。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下，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余人，其中党员2.6万余人。[2]向警予、陈铁军、杨开慧等革命女杰先后牺牲。1927年7月后，向警予坚持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先后担任武昌市委负责人、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兼《大江报》主笔，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于1928年5月1日牺牲于汉口。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牺牲，是中共妇女工作的巨大损失。与此同时，因中共被宣布为“非法”，加入中共成为最大的“犯罪”，很多妇女骨干失去同党的组织联系或自动脱党。一度非常活跃的妇女工作领导人刘清扬，于1927年8月离开武汉前往上海，1928年6月又返回天津，退出了国民党，也脱离了共产党，以后政治活动基本停顿，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救国会为止。[3]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全国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余人。[4]鉴于女党员在党员总数中的极低比例，中共妇女骨干力量的损失之大不难推断。

其次，中共妇女部的瘫痪。192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检讨最近半年来的妇女部工作时，介绍说：“自中央起以及各地各级党部的妇女部，却成了一个摆样子的空城计，女同志大半不见了。固然因客观环境的关系分配女同志去管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完全放弃妇女部工作。更不能放弃下层的工作，调查各地女同志，自从反动时局来到以后，回家的回家，走散的走散，管机关的管机关，当然管机关做交通还是一种党内必要尽的义务，但是女同志们都脱离了一切党内的组织以至于一切内外的情形都隔膜了，虽不能说她们是反动，至少她们的勇气渐渐消沉下去，不工作的惰性渐渐增加，虽然女同志们工作能力薄弱，可是还总是直接的减少了党的力量，而且也是一部分有影响于党的危险性的现象，况且现在要找些新同志是很困难的，因此各地各级党部应特别注意女同志的工作，督促和分配她们才好。”[5]可见，因为女同志无形中的离开，中共妇女部已无法维持工作，党的妇女运动一时陷于停顿。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评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依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初步制定了妇女工作的方针。决议案要求恢复党的妇女部，以秘密工作为主要工作方式，加强以女工农妇为中心的妇女运动，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共同组织妇女团体推动以女学生和女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一般妇女运动。[6]10月26日，中共发布通告，敦促地方党部恢复妇女部的工作，分配女同志参加工作，尤其应到女工区域内展开工作。同年冬，中共针对左派妇女运动提出八个革命口号，如妇女运动以劳动妇女运动为中心，妇女应赞助工农武装和暴动，反对欺骗妇女的国民党的假妇女运动，苏维埃制度是真正解放妇女的道路等。通告还对学生、女工、农妇等方面的工作方式提出了建议。[7]这些通告受到当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党内的“左”倾思想影响，助长了妇女运动中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对于大革命后期妇女工作的教训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因此并没有提出适应形势要求的妇女工作路线。

作为挽救时局的最初尝试，中共发动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在近3万人的起义部队中，有一支主要来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30人的女兵队随军转战。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与井冈山农民武装队伍袁文才、王佐联合，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永新农民暴动的重要组织者、中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贺子珍，成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名女红军。9～10月，广东东江起义时，女共产党员区夏民协助彭湃在海陆丰组织300多人的妇女少年先锋队，命名为“卢森堡队”，配合红军开展革命斗争，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广州起义发动时，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区梦觉、陈铁军、宋维静等人参加了起义的有关工作。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底，中共先后发动100余次武装暴动，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斗争策略性不够，大多失败，未能挽救国民革命的失败。武装暴动揭开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而城市武装暴动的惨痛失败和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使共产党开始思考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创农村根据地，探索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为中共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制定革命低潮时期党的工作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大革命后党的妇女工作总路线。中共六大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革命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开展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在六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党部机关为处理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要成立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各部或各委员会，它们隶属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8]根据党的总路线，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认真回顾了党成立以来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的妇女工作的总任务，提出了加强宣传和训练妇女人才的政策，明确了党对女工、农妇、青年妇女、苏维埃区域妇女的工作方针。其主要内容如下。[9]

其一，回顾总结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大革命后期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决议案提出：党在国民革命中建立了妇女的联合战线，但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在妇女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八七会议以后，党在组织上、政策上确定了新方针，但并未制订明确的妇女工作计划，党的组织上有取消妇女运动的倾向；中国革命的阶级分化影响到妇女运动的分裂，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般的妇女运动”“妇女的联合战线”不复存在，党应注意工农妇女中的群众工作；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彻底解放妇女，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才能引导妇女到达解放的道路；女权主义、基督教、国民党的妇女运动是站在反革命联合战线上反对阶级斗争的三种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必须反对；除了争取劳动妇女外，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劳动知识分子应给以引导，领导她们参加劳动妇女的具体斗争。

其二，制定了党的妇女工作的总任务。决议案根据党的争取群众、为建立工农政权而斗争的总路线，规定妇女工作首先注意组织大城市的女工群众，同时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有女同志参加工作，党的妇女运动应群众化，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以纠正过去妇女工作的错误。

其三，系统提出妇女工作各领域的方针。关于女工工作，要求注重和提出女工的特殊要求，引导男女工共同斗争，吸收女工参加赤色职工运动并加入赤色工会，同时在黄色工会中组织女工会议运动以扩大群众基础，在赤色工会机关中设立妇女委员会以指导女工运动。关于农妇工作，提出利用农民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工作，农民组织成立妇女委员会，吸收农妇参加苏维埃政权，加强农妇的宣传与暴动工作，召集农妇代表会议，乡村女工加入工会或农民协会，不再组织独立的妇女协会。关于青年妇女工作，认为青年女工是无产阶级妇女中最革命的一部分，青年团应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争取这部分女工。关于苏维埃区域的妇女工作，提出实行妇女解放的口号，要求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并于必要时召集有关妇女的会议。

其四，提出了加强宣传和训练妇女人才的政策。决议案提出中共应在职工会、农会的报纸上开设妇女栏或副刊，注意印刷传单、宣言和口号，并有妇女积极分子担任通讯员，以扩大党对妇女的宣传。为了训练妇女运动的人才，决议提出在党和职工会的学校、训练班应吸收一定比例的妇女参加，其教育大纲中应研究妇女问题和妇女工作方法，党和职工会、农民组织应帮助妇女工作者的工作。

中共六大制定的妇女工作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中共六大本身存在一些缺点，如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当时最危险的敌人，把党的工作重心依然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六大以后的妇女工作虽然出现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局面，但在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不免受到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决议案将女权主义、基督教、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一概斥为“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否定了这些妇女运动的积极作用，对于团结上层妇女界的力量产生不利后果。

中共六大以后，妇女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主要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