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

中国大运河贯通华夏大地南北、纵横数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无须讳言的事实。在无数人关于财富、中华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给中华运河儿女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至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对它的正确认识与全面了解，则是任何继承与发扬的前提。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这是运河文明的独特本质所在。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这两种河流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在起源中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与资源，体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直接的生产与实践行为；而后者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政治、军事、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服务功能。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2)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不胜枚举的。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3)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曾说“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万～10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令誉。发达的运河交通，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纻、绵布、纸张成为唐代的贡品，极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由于穿过城区的运河曾数次改道南移，直接推动了常州城区的空间规模不断扩大。(4)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指出：“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5)如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与《说文解字·土部》的“城，以盛民也”一致，城市人口是西方城市社会学评价城市化水平的主要依据，运河两岸城市人口增加也是衡量运河对城市发展影响的重要尺度。如苏州正是在大运河开通以后，才“成为江南运河线上的中心城市，……隋时苏州人户只有一万八千多户，唐天宝间增至七万六千多户，元和年间又发展到十万户，成为江南大郡”。又如运河最南端的杭州，“……隋时一万五千户，唐贞观三万五千户，宋元丰年间增至十六万户，南宋初为二十六万户，至咸淳年间高达三十八万户、一百二十多万户口，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6)。运河城市中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不仅是运河作为国家交通系统固有的聚集效应的直接表现。同时大量的城市人口也只有依靠运河才能生存与发展。如一千多年来，北京人吃的大米就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那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那里不仅山水风光，明媚秀丽，而且有数不清的酒馆、茶店，有身怀绝技的艺人、手艺高明的厨师和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挥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7)。在京杭大运河欣欣向荣的元明清三代，扬州也一直处于繁荣与发展中。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大运河的取而代之。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做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8)

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中国城市在发生上有很大的区别。如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不少人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循环与外部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对外交流更加通畅的有机体。

强大的联系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新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这可以用“经济型”与“政治型”来阐述。“政治中心的核心问题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压制，就具有代表性。经济中心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前者不同，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地探索与扩张的浮士德精神”(9)。以苏州为例，“宋代苏州城的建设和城市经济更加兴盛。从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可以看出宋代苏州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城区有南北向河道六条，东西向河道十四条，街道与河道并行，排列整齐。城里的商业很发达。有米行、丝行、鱼行、船行等数十种行业。运河上往来商船很多。宋人龚明之的《吴中纪闻》称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以杭州为例，“……城市商业十分繁荣，临安城里有四百十四行。北宋熙宁十年，杭州的商税已居全国首位，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咸淳年间增至四十二万贯”(10)。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开放，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鲜明的参照价值与重要的示范意义。

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互鉴，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开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