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意气洋洋过秦关，闻曲始觉离家远

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丰厚利润，聊城人民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聊城土地平旷，在会通河开通之前，也像山东西部平原的其他地区一样，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区，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上它“近邹鲁之乡，沾孔孟之化”，聊城人民一向重农习儒，民风朴厚，不善营殖。但自会通河贯通之后，在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裹挟中，聊城人民也自然渐渐地走上了经商之途。民国《聊城县志》中记载了明代聊城孝子傅完贞弃儒经商、积财千缗的故事。《聊斋志异·鸦头》中也有东昌书生王某为了生存，在门前“设小肆”“与仆人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其中”的描写。在清代，整个东昌府的经商风气很盛，其属县观城“为农居六七，贾居二三”，莘县经商者达3200人，占从业人数的8.99%，远远超过当时山东、陕西、河北5.92%的平均水平。乾隆间东昌府的商人还走出鲁西，形成商业团体“东昌帮”。苏州就有东昌商帮与河南及苏州当地枣商在阊门外鸭蛋桥共同建立了枣业会馆，盛极一时。东昌本地盛产的红枣、乌枣等，随回空漕船运往苏州。至宣统年间，东昌枣帮在苏州仍有恒毓等14家。由整个东昌府的从商情况及其属县的从商比例，我们可以想见作为东昌府治所所在地并且就在运河近旁的聊城，其居民从商比例应该会更高。据说，在聊城城厢内，就连白发老妪也会抱布登门求售，以赚蝇头小利。

然而在聊城经商的更多的是外省人。来自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各省的商人都来此大展身手，其中尤以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已执北方商业之牛耳，在山东各地都有广泛的足迹。活跃于山东运河区域的山陕商人，尤以聊城、临清两地最多。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1809年）碑文云：“（聊城）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碑亦云：“东郡（指聊城）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而其中山西商人尤多。山陕商人之所以能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东昌府一带距山西较近，且与河南河北接壤，山陕商人在河南河北经商者较多，容易向鲁西地区扩展。另外，它还与明初以来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有密切关系。据统计，洪武年间，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共接受来自山西的移民近60万人，其中东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90%。原迁移地的商人来到移民区经商，在商贸往来中有信任感，在观念上有认同感，在生活上也有安全感。这自然有利于吸引山陕商人的到来。

山陕商人在聊城经营的商品非常广泛，包括棉布、丝绸、衣饰、皮货、铁器、煤炭、书籍、木材、茶叶、海味、副食杂货等许多种类；另外山陕商人还经营典当、钱庄和票号等业务，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比如书坊和染坊等，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某些在全国居于优势的项目，山陕商人还实行了垄断性的经营。到咸丰八年（1858年），在聊城经营的山陕商人的店铺已多达953家。嘉庆、道光年间，有许多商号的年经营额都有数万两，其中福兴和在嘉庆二十一年（1818年）的年经营额竟高达49.24万两。

在经商过程中，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占领聊城市场，清初山西商人曾在聊城建立太汾公所，以接纳和团结本省商人。后来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又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据说，在聊城东关运河沿岸，共有各省商人建立的山陕、苏州、武林、江西、赣江、福建等八大会馆。其中浙江商人在山陕会馆邻近兴建的武林会馆，一直到1947年才拆除。而其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才全部竣工，共耗银50 333两有余。它坐落在聊城城南、运河西岸，坐西朝东，共占地3 311平方米，拥有各类建筑物160余间，碑刻19座。整个建筑群雕梁画栋，飞檐挑角，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既灵巧雅致又巍峨大方，充分体现了山陕商人在聊城的实力和气派。

山陕会馆是一处会馆与神庙（关帝庙）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的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为戏楼，建于砖台之上，西向，二层，与主殿相对。戏楼后台的墙壁上满是自道光至民国来此演出的艺人留下的墨迹，几无空白之处，令人心生“进得戏楼墨水多”的感慨。戏楼墨迹中所见自山西、陕西、安徽、河北及山东本省来此演出的戏班名可辨认者有28个，尤以山陕两省为多。各戏班演出剧目可准确辨认者近150个，多为山陕梆子戏，此外还有秦腔、乱弹、皮簧以及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戏楼墨迹中有一首诗写道：“二府五县子弟班，会馆唱了正（整）六天。戏价京钱十八吊，还有二千点心钱。”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山陕会馆戏曲演出的盛况。戏曲的繁荣来自商业资本的支持。这些演出活动多数是商家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敦睦乡谊或者酬答地方乡绅民众而约请赞助的。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各地区之间戏曲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