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熏风南来，吹皱一池春水

在运河开通的当年，积水潭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史书记载：有一次，元世祖从外地回到大都，过积水潭，看到潭中“舳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并赐郭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旧以都水监兼提调通惠河漕运。郭守敬可以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郭守敬的成功并非是纯粹个人性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在个人的生命轨迹中投下的影子。一个帝国的统治欲望，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自南宋以来法律道德的涣散，人心思动，这一切使得京杭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必然。

郭守敬是京杭大运河这场大戏中的主角，而京杭大运河的清波荡漾之处，同样也为无数平凡生灵的生存提供了一捧水。这让我们想起了“久旱逢甘霖”这一句俗话，可以将封建帝国统治下平凡人的生活世界看作因道德、礼教炙烤而干涸的赤地，在这样一片干涸的土地上，奄奄一息的生物们对于空气中哪怕是一点点的水气都异常敏感，它们会伸展开身体的每一部分去吸收水分。京杭大运河在元帝国的庞大水系中是微小的，但它是从水气丰沛的南方吹送到水气稀少的北方的温暖季风，其中包含的大量温暖水气将滋润着、催促着北方干旱土地中生长的人性之花。

早在京杭大运河伸入元大都之前，这座城市基本上已经是一座国际性的都市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随其叔父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4年后，写出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中，他以浓墨重彩的笔调写到了元大都。

一个“外来者”的描述中最有趣的可能不是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东西，而是他看待这个东西的方式角度让人觉得新鲜。在马可·波罗眼中元大都就像是一座纪念碑一样的城市：整齐、威严、神圣不可侵犯，他特别对于元大都棋盘一样的整饬布局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我们得承认马可·波罗的赞叹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是名副其实；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可·波罗眼中的元大都是一个“外人”眼中的元大都，是从一定的心理定势出发所观看出的元大都，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形成来自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的对欧洲近半个世纪的征服。在那次征服战争中，蒙古的马队一直攻到了马可·波罗故乡威尼斯的城下，以至于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死后好多年，欧洲人还是闻之色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蒙古人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勇士、英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在马可·波罗充满敬仰的语气中，是通过一座城市的描述表达了对于统治者威权的臣服。

在这种臣服的眼光中，一个真实的、由平凡人的生活构成的元大都被忽视了，当然这种忽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马可·波罗在大都的时候，京杭大运河尚未开通，而在京杭大运河开通大约20年之后由熊梦祥（约公元1335年前后在世）所撰写的《析津志》中则展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大都。

根据《析津志》，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直接促生了元大都的商业布局。就在运河开通的第二年，积水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从遥远的南方来的漕船满载着货物从海子闸（澄清闸）鱼贯而入，停泊在浩浩荡荡的“海子”码头，这使得货物贸易的主要地点，积水潭北岸的斜街，成了城市中最大的“市”，也成了人烟辐辏最为繁华的所在，以此为中心，贸易圈扩大到整个的钟鼓楼地区和东、西两城的东、西市，各城门之间。真是“一波激起千层浪”，因为南来的漕船，积水潭瞬时间成了整个元大都的贸易中心。《析津志》中对这一钟鼓“市”这样写道：“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齐政楼（鼓楼），都城之丽谯也……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析津志》）。积水潭北岸斜街的这一个市场被称为斜市街市场，除此之外再加上西城的羊角市、东城枢密院角市，号称北京三大市。西城羊角市相当于今西四一带，为大都城西部的商业中心，这里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集市。枢密院角市相当于今东四南灯市口大街，为大都城东部的商业中心。西城羊角市的形成与京杭漕运并无必然关系，但是东城枢密院角市正位于城外漕运向积水潭前进的中途，也应该是应运而生，是京杭漕运的产物。

根据《析津志》，在元大都城市商业格局中，还有一处所在是京杭漕运所催生的，这就是齐化门外的东岳庙一带。《析津志》记载，这一带因香火兴隆及“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至三月时，庙会兴盛，“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一盛会也”（《析津志》）。而这就是今天仍然长盛不衰的东岳庙会的前身。

商业集贸往往是鲜活人性摆脱封建专制自由成长的前提，京杭漕运促生了元大都的商业活力，也松动了人心灵上的枷锁，造就了一代有活力的城市新人。同时，也正是通过使人们参与到元大都的商业活动中去，这个城市中的人们才真正与这个城市发生了血肉交融的感性关系，使之从无生命的砖石和更加无生命的帝国威权的象征，变成了人们的第二故乡。这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生命和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