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稠密的村庄和心事

四十年前，我认为大周是世界的中心，后来我看到一张全县地图，发现她竟然是很偏远的一个村子，向南走不足二里地，就属于郾城县。

我还认为，天下人，都该姓周的，怎么又冒出一些安、徐、崔、张、尹、贾、吴、孙、梁、师……这些都是大周大队的姓氏。大队，是这个国家最小的一个行政单位吧。大周大队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共十三个生产队。最东边是安庄，住着姓安的姓崔的姓徐的。隔一条南北路的西边叫张尹，是姓张和姓尹的地盘。东南是贾井，姓吴、姓王和姓贾，估计是曾有一口井的，几姓人共饮一井水的意思吧。较为复杂的是我们大周，由东到西一条长街贯通，大多数人姓周，越向西走姓氏越杂，师姓、朱姓、陈姓、梁姓，在长街的中间地段横出一条小道，由路北向后地延伸，属于孙拐，住着一些姓孙的人。这些人不知从哪里来、为何而来，由着什么样的机缘，加入了姓周行列之中，在当初姓周的已经占领了好地段之后，他们背着行李卷向西边走，安下自己的家，心甘情愿变成大周的人。

安庄的东边，隔一条颍河故道，是王曲——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庄，有邮局、商店，有青石板老街、集市，还有一个中学，中学里有一棵千年银杏树。爸爸说他们小时候，秋冬时节，正在上课，听到一颗银杏果落地，“噗”的一声，大家内心一阵小小骚动，只等下课，看谁能第一个冲出去，捡到那颗银杏果。王曲是附近十几里村庄的信息、商业中心，据说当年要将公社设在这里的，王曲人嫌麻烦，一致反对，公社就设在了东边十里地的台陈。

大周村西边是新颍河，新颍河西岸，一望无际，都是我们大周大队的土地。东边安庄和张尹下地干活的人，扛着锄头，从大周街里穿过。新颍河向西几里地，是泥河，现在没有水了，据说当年河水丰茂清澈，却不知为何叫了泥河。泥河向西，属于大郭公社，很远才有村庄，远得站在西边河堰上无法看到。

南边是毛庄，东北是马李。这两个村子，虽然只有二三里地，可从未涉足。乡村其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与人的交往，除了亲戚之外，就只限于生产队里那几十户人家，小孩子之间玩耍，也在本生产队之间。

正北边可以望见的，是双楼周。不知道是不是与我大周村同一个祖先，像东安庄与西安庄一样，因两兄弟闹矛盾分家，一个赌气过了老颍河，在河西另起炉灶——我前面说的，大周大队的安庄，其实是西安庄，在王曲的东边，另有一个安庄是东安庄。清朝初年的两兄弟，不知有着什么样的仇恨，立誓分家远离，宁可跑到几里外的荒滩上开垦新家园，也不愿与自己的亲兄弟抬头不见低头见。而这双楼周，与我大周村，也是相距二三里，不想天天看到你但知道你发生了什么的最佳距离，都知对方的存在，心心念念，互不来往，嘴上再不提起。双楼周的东边，是梁阁，我曾经路过。

上面所说这些都是我大周村周边的村庄，皆在三五里之内，有些近得都快要挨上，密集分布在颍河故道与新颍河之间。它们在我目之所及之处，形成一个乡村孩子最初的世界。

据我有限的知识了解，颍河在历史上的最早出现，是许由洗耳的典故，之后她于几千年的史书里，更多与曹魏事业有关。颍川大地，多少英雄豪杰驰骋逐鹿。现当代以来，又有作家将她写入书中，李佩甫、孙方友的作品中，时常出现颍河的身影。

行走在临颍县境内，到处可见一截低洼处，边上种着杨树，落几层枯叶。平展展大地都用不完，洼处自然不稀罕种什么，成百辈子闲置着，那就是颍河故道。夏季大雨时节，老河道里又聚上水，一洼一洼，静静地躺在那儿，如一面镜子，似乎想要映照出什么，却终也无人理会，年轻人根本不知她为何会是这样一番模样。这条干涸的故道，不知对从前的流淌与丰沛是否怀念，而今却怎么也连缀不起来了，只等着那一洼洼水渗透、蒸发，直到秋天，它一寸一寸浅下去，终至没了影踪。就连桥头路边竖立着的牌子，都将她写错，很多地方写成“颖河故道”。颍河之“颍”，仿佛是个校对死穴，常常粗暴地被“颖”字取代。世人好像根本不知还有一个“颍”字。只是因为她的弱小而无名，地理位置也不重要，就像一个平凡微小的人一样，善于默默无闻，人们提起她的时候，想不起名字，或者常常叫错，张冠李戴。

据县志记载，颍河在临颍县境内拐了一百多个弯，于是村庄名多与湾和水有关，魏湾、郭湾、党湾、丁湾、大张湾、沙湾梁、王曲、杜曲、桥口、下坡郭、小商桥、靳勒桥……因常年河水泛滥，于上世纪50年代将河道取直，于是从地图上看，颍河由临颍西大门繁城镇起，笔直线条一路向东南，仿佛一个人将自己纠缠不清的心事刀斩乱麻。

所以我等晚辈见到的颍河，在村西边约一公里处，村里人称为西河，河两岸的庄稼地，称作坡里。平展展的土地，不知为何用个“坡”字。我猜想是当年挖河挖出的土，垒成河堰，有了坡度。而颍河故道，在村东一公里处。大周村由河西变为河东。现在东乡的一些老亲旧眷，提起我家，还会说，河西俺姨家。“俺姨”是指我的奶奶。

今生最早的记忆，是一岁多，我扶着东屋去往厕所的那面山墙，蹒跚挪步，我的妈妈坐在离我几步远的东屋门口做针线活。我能听到她温柔的声音喊我名字，需要我回应她，好知道我是安全的。四十多年过去，妈妈已经离世，我出生的东屋早已倒塌，我常常闭上眼睛，想还原那时的场景。奇怪的是，每次想起，总是我抽身出来看到那个小女孩扶墙走路的样子，短短的头发，上身穿的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下身穿着双裤，也就是夹裤，能感到大腿开裆处凉丝丝的，沾着一层细土。乡村孩子，本就是尘土包裹的。那么我是谁？她是谁？只知道从那一刻，开启洪蒙，有如电光射向一个大约十公斤的小小肉身，我有了记忆和感知，有了身体，有了作为人的概念，我在这世上的第一个内心体验是：清爽，安全。

村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安详圆润之所在，长大之后，再回大周，听到人们所说诸多事情，爱恨情仇，鸡飞狗跳，像外面那个世界一样的复杂纷乱，我大为吃惊，怎么小的时候不知道呢？那时的人不做这些事吗？想必是那个成人世界，对一个孩子隐瞒了这一切，只呈现给她慈祥与平静。1979年夏天，老师在课堂上讲述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战士英勇杀敌的故事。我在后地拦住路过的西邻居杰叔，要讲给他听。他停下来，腋下还夹着柴火，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现在还记得他安静如水的面孔，像学生听课一样，看着我，从头到尾全是我说，最后我还挥动胳膊，模仿着老师喊口号、欢呼。杰叔一句话也没说，只等我讲完，夹着柴火回家。杰叔排行老二，上面是宗芝叔，下面是雨叔。他们的娘，我唤作二奶奶。二奶奶还有两个闺女，大的不知名字，嫁到了水车梁，小的香莲姑姑，嫁到了桥口村。

所谓二爷，跟我爷不是兄弟。说来话长，从我爷爷往上，几代单传，人口不旺，没有近门的。我家祖上本是跟东边焕章大爷的祖上一脉，过继给了这边他家祖上，所以我家跟东西两边，都说得上近。我常踅摸进他家院子，说，二奶奶，恁家的红薯干面馍，叫我吃一个吧。正在堂屋门口做活的二奶奶站起身，从馍筐里给我拿一个，我坐在她家被数代人的脚步磨得光滑的青石门墩上吃馍，二奶奶在旁边做针线活。这一场景，我并不记得，是后来回老家时，二奶奶说起的。二奶奶白皮肤，一双浑浊的眼睛，眼珠是灰色。红薯干面馍黑乎乎的，吃起来有一丝丝甜。他们家劳力多，饭量大，麦面不够吃，用红薯干充当主食。我却觉得好吃，常去她家讨一块。

二奶奶三个儿子，娶媳妇成为难事，因为每个儿子要盖所房子。弟兄多的，听起来人口壮大，但意味着吃饭和成家都是问题，一般都是大儿子付出牺牲，所以宗芝叔没有说上媳妇。杰叔的媳妇也说得艰难，房子盖起来，塌下一堆账，杰叔临近三十岁，说了北乡一个对象，比杰叔小好几岁，好像不太愿意。彩礼和衣裳，又不能够多给一些进行补偿，新媳妇就不喜欢，闹新房时，秀凡婶一直阴沉着脸，很不配合的样子，怎么都把她逗不笑，半大小子们闹腾到半夜，新媳妇仅有的一双新皮鞋扔来扔去，秀凡婶一直绷着脸。当然，这也是传统教育所致，姑娘变成媳妇，不能表现得高兴，一定要让人觉得你非常贞洁，你一点都不向往跟了一个男人，你才不稀罕男人。

到雨叔这里，不得已换亲。换亲有两种方式。最直接的是两家换，两个妹妹分别嫁给对方的哥哥，彼此也都不挑什么。可是这样，将来生下的孩子，称呼上未免尴尬，该叫姑姑还是叫妗子，该叫舅舅还是姑夫？那么还有一种更曲折的，叫三家转，这给媒人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找来三对兄妹就不错了，男方条件也都没有那么可心，有的年龄大得多，有的略有残疾。为顾惜哥哥，妹妹一般也只得同意。雨婶就这样从北乡来到我们大周，而雨叔的妹妹香莲姑姑嫁到桥口，桥口那家的闺女，给了北乡雨婶的哥哥。好在这几个男子，外形条件都还可以，只是贫穷而已。这样的婚姻，也过得挺好，雨叔雨婶很是相爱。雨婶从小没了妈，有一回大周村有人路过北乡，见回娘家的雨婶跪在她妈坟前烧纸、哭泣。

小时候没有玩具，冬天早上，得到一个冰溜子很开心的，不是人人都有，但又不能抓在手里，只好抱在怀中，一不小心将棉袄浸湿，不敢回家，大人看见了要吵，就那么抱来抱去，体验着拥有一样东西的幸福感，直到太阳升高，它一点点化掉，心里要失落好一阵。那个冬天，我的那块冰溜子是从东边路南进忠奶奶家的屋檐下扳掉的。怎么够得着的？下面踩了东西，还是几个孩子抱住腿往上<扌刍>，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伸出手去，冰凌与麦秸秆相接的部位，晶莹剔透，包裹着几根褐色秸秆，犹如我多年后知道的琥珀一般。

有一个冬天，月圆之夜，我们九队的孩子们在进忠奶奶家门外藏老闷儿（捉迷藏）。玩疯了，谁家大人来叫，都不回家，大人也就不管，自己回家睡了。月亮越来越高，照得大地明晃晃的，我们钻来跑去，麦秸垛，柴火堆，墙头，树后，进忠奶奶家院子……跑了一身汗，腿上微微蜇疼。农村孩子，谁也没见过秋裤，都穿光筒棉裤，一穿就是一个冬季，当然也不洗澡，棉裤内里的褶皱处，是虱子温暖的家园。天好的时候，光屁股钻被窝里，大人将棉袄棉裤拿到太阳下翻过面来，仔细搜寻，将那一窝一窝的虱子虮子找出来，用指甲处以死刑。条件好的，外面有个罩衣罩裤，不好的，连这都没有，棉袄棉裤直接承受一个冬季的灰土与腌臜，许多孩子的袖口有黑亮一块，硬邦邦的，那是擦鼻涕擦嘴的后果。那时物质的穷困，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生产队里的顺大娘，一年到头一套外衣，冬天做成棉袄棉裤，春天拆掉棉花，里外皮儿洗一洗，做成夹衣，夏天来时，将夹衣改成单衣，秋天来临，单衣变夹衣，秋去冬来，再续上棉花成为棉衣。每当季节转换，顺大娘必有一天不能出门，在家进行换装事业。一套衣服，总有穿烂的时候，借的磨的，打的闹的，再置一套，而烂了的，抿成袼褙做鞋。农村人眼里，啥都主贵稀罕，谁家有办丧事，人们为争一块孝布闹来闹去，还会为此结怨，多年化解不了。一块白布拿回来，做蒸馍的笼布，做鞋里子。

小孩子，能有棉衣棉裤穿，不冻着，已经不错了，开心得什么似的，脏嘛，大家都一样，谁也别笑谁。月明地里，成群结伙，开心地疯玩。腿上被风刮得皴裂，再被汗一蜇，身体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小蒸锅，想必每人身上的虱子，也都心满意足地欢闹，聚在一起开个派对也可能的。不时有笑闹声爆发，捉家，藏家，同时欢叫起来，拉住了不放手，扭扭扯扯笑闹一番。直到半夜，连狗都入睡了，整个村庄除了我们之外，再无一点声息，想必大人们睡梦之中，听到我们的闹声，知道是安全的，翻个身，继续睡。又大又圆的月亮在头顶照着，似乎给我们注入了魔力，我们兴奋异常，直到累得再也跑不动了。当我找到麦秸垛后面的一个小孩时，发现她躺在麦秸窝里睡着了。最后大家不舍地离开。2015年秋天，我在鲁迅文学院深造班学习，很有一些不遂愿之事，灰暗情绪郁结于心，冷着脸独来独往。有一天晚饭后下楼散步，走出楼门，突见东方楼群之上，一轮大大圆月悬挂，路灯为之失去光泽。我停下脚步，仰头与那轮圆月对视，她呈现出一种辉煌，无所不在地俯视人间，仿佛问我，四十年过去了，孩子，你还好吗？怎么从临颍来到北京？我潸然泪下。这真的是四十年前那轮明月吗？一代代人长大，老去，而她永远明亮。我转回身，看到我的身影，长长地投在地上。平常都是在文学馆内绕圈，那晚我走出文学馆，顺着大路向东而去，一直仰头望着，对她说了许多话。

再老的人都有娘家，奶奶不但有娘家，还有舅家，娘家在三里外的桥口，舅家在五里远的甄庄，它们都在南边。桥口属于临颍县，甄庄属于郾城县，现在的漯河市郾城区。

去往桥口和甄庄的路，从我们大周村东头向南走。村东的学校旁边，是一条南北路，如一条柔软的绳子，向北一路穿起几十个村庄，而南端由贾井村头拐向东，进入王曲，像是一篇长文，远没有结束。拐弯处，可看到南边毛庄的背影。那时每个村子的概念，就是一片树木包围的房屋，紧密地围成一体，成为自己的独立世界，也就是说，我村人多年来注视着毛庄的背影，而双楼周的人，又望见我大周的后背。外村人除了走亲戚，再无理由去到另一个村子，因为你会被他们的注目礼弄得不好意思。男人们将手里的木锨粪耙，支住下巴；女人会停下正在剥的苞谷；晒粮食的人，停下蹚麦的光脚板；走路的老奶奶，直起腰扶一扶顶在头上的大手巾；就连光身子奔跑的孩子，小马儿（男孩生殖器）跳荡得如错乱的钟摆，也会突然收住脚步，转过头来。他们一律用专注的眼神研究路过自己领地的人，看着你远远离去的背影，相互猜度一番，这人哪庄的，去哪里，篮里<扌汇>的啥。围在一处研讨一番，如果没有理出一个满意答案，他们会有小小的遗憾。

我跟着奶奶从毛庄后地向东拐，去往通向王曲的大路——在我的童年，那就是一条大路了，我在长篇小说《多湾》里提到的白果集，就是王曲，也叫王街。东行大约一里地，向南有一条小路，从庄稼地里开出的，只能容下两人并排行走，遇到对面或身后有自行车，我们要靠向路边，让自行车打着铃走过。偶尔车上的人认识，会打招呼说，去哪儿呀，上来捎恁一段吧？奶奶说，不了，你先走吧，我们没事慢慢走。我猜想那人并不想捎，他连减速都没有，奶奶也不敢坐那车子，架子车对她来说是稳当的。农村的老人，出门时常由家里年轻人拉架子车接送。沿着这条小路走大约一里，就是桥口村的西头，如果是回娘家，就从这里进入村子，由街里向村东走。如果是去她舅家，就继续向南，再走一会儿，到达甄庄。小的时候，觉得这条路很长，走这么远的路，是生活中一件大事。

奶奶的娘家侄儿，我喊他表大爷，长得黑黑大大，小眯缝眼，有五六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我喊她霞表姐，一个温软洁净的少女，皮肤细白，小嘴红润而多汁，说话的时候，白牙齿和红嘴唇都淹没在丰沛的玉露之中，好像一不小心就淌溢而出。她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娇贵得很，不用干家务，在破旧的上百年的到处是灰土和老鼠洞的老南屋的东里边，给她用几张席子隔出一间闺房，夏天里挂一个洁白的蚊帐，洒上花露水，香喷喷的。刚识字的我，认识“公主”两个字，我想，霞表姐就是公主吧。有一年夏天我跟奶奶住在表大爷家，我有幸睡在霞表姐的蚊帐里，在花露水的气息中，在霞表姐轻轻摇动的扇子下入眠。天明起来，我伸手拿衣服，在蚊帐的一角抓住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一只死老鼠，不知为何在咬破蚊帐之后自己死了。我发出一声尖叫，已经起床的霞表姐跑过来，翘着兰花指将那个死东西扔了出去，然后微笑着帮我穿上小布裳。表大娘用一块白布补好了蚊帐上的窟窿。霞表姐不知后来命运怎样，当然也是嫁人生子，成为一个村妇，再没见过她。前几年回老家，听说得病死了。

我的舅家和姨家，在郾城县的孔庄和大杨。姥爷姥娘早逝，我没有见过他们，妈妈又在西安，所以舅家去得少，大约只限于过年和过会。孩子们常说的姥娘家，热乎乎甜蜜蜜的一个所在，对我来说很是陌生。去舅家要路过刘孟，是个像王曲那样的大村，有清凉寺中学，有供销社，还有一个卫生院，卫生院院子很大，一排平房，刷成淡黄色，出厦由几根木柱支着，形成一个厦廊。这些机构都是公家单位，显得这个村子很了不起。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从舅家回来，走到刘孟，站在路边歇息，我说口渴得很，姐姐说，兹言哩，吃那么多饼干，能不渴吗？不记得怎样解决了口渴问题，还是忍着回到家了。也不记得哪里来的饼干，可能是临走时大妗给的吧。只记得那个遥远的下午，西边的太阳斜斜照到街里，我和姐姐面对面站在路边，有这样一个对话。

还有一次去舅家，是冬天，也许是正月初七，也许是腊月二十几。老家那里过年，每家定个日子，招待出门（出嫁）的闺女，称为待客，而闺女要在腊月底割一块肉先送到娘家（再配些油馍馃子更好），正月里娘家人用这块肉招待你，这样初几回娘家时，就可空手而去，打扮一新，轻装行动，专门去吃肉哩。舅家待客的日子是正月初七。

是哥哥骑自行车带我去的，让我在舅家玩一天，他先回去了。下午时候，大妗跟我说，晚上我跟二舅睡。我不愿意，要跟大妗睡，可她不愿意。大舅在漯河工作，二舅还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小西屋的一张小床上。我那时有七八岁吧，心里已经有了男女之别，大妗堂屋东里边一张大床，她的三个儿子都长大了，最小的飞表哥，长得黑，人们都叫他黑飞的，也都不跟她睡了，我作为一个客人，一个小女孩，为什么不能跟她睡在一起呢？大妗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只记得我俩在她家东里边说了很久，她哄劝再三，我终于无奈地答应了，后悔我不该留下来。现在想来，可能是大妗怕我身上的虱子留在她的床上。大妗长得白白净净，也非常爱干净，作为工人家属，她在村里很有优越感的。那个晚上，我和二舅一人睡一头，都蜷着腿，保持不挨到对方。

第二天，二舅骑自行车送我回家，我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脚冻僵了。刘孟街里，有一段路很窄，因为路两边挖了大坑，将本已不宽的路逼得越来越窄。那时人们盖房，打坯取土，指着一个地方狠挖，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两个大坑。路边一根电线杆，二舅骑得太靠近了，我垂着的脚咚地撞了上去，突然疼痛，不敢吭声，假装没有这回事。

那以后，不愿去舅家了。

我爱去姨家。姨家是我童年的一个美好温暖的所在，不只是因为姨长得好看，还因为她对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她家吃住玩几天，走时还有东西可带，吃的穿的用的，她大方地送给我们。有一年夏天，我在姨家住着，他们生产队要留西瓜种，号召大家去吃西瓜，把瓜子吐到面前摆着的一个又一个洗脸盆里，男男女女说说笑笑吃西瓜，我吃得肚子圆滚滚。大杨庄非常大，前后几条街巷，横竖交错，几乎像一个小城市。过了刘孟，向东拐去，大约一里地，走过颍河故道，右边是无水的老河，左手是一段半人高的土坯矮墙，可能是当年的寨墙。再向南拐，走一阵，左拐，再右拐，路过大杨后街，继续向南，两边照样有粮站、学校、卫生所、大队部什么的。从一个窄过道里走过，窄得只能走一辆架子车，两边有几户人家，门总关着。最后一户人家，一扇歪斜薄板的小门，面向东，是一条小街，姨家就在这条街的路南，一个破旧的小院，承载着我童年的诸多欢乐。那扇薄板小门里的人家，只有几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姨将其中的一个女儿介绍给我二舅，成为我的二妗。二妗的一个姐，早年间嫁到我们大队的张尹（生的女儿又嫁给我们生产队的群生）。这两个女人连同她们的几个姐妹全都在三四十岁年纪死去，后来群生的媳妇也死了，据说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二妗给二舅撇下三个孩子，最小的孬蛋，当时只有两三岁。二舅五六岁时，自己父母死去，靠我妈和我姨把他拉扯大。从小丧母，中年丧妻，都叫他碰上了。二舅也想过再娶，交往了几个女人，曾为此受过骗，折了一些钱财。之后他但凡提出再婚，两个女儿就哭。随着年龄增长，只好作罢。后来三个孩子都长大，在漯河市，被我大舅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堂兄关照着，有了事干。

有一次二舅一个人在孔庄家里，高血压发作，在床上挣扎好久起不来，幸好遇到村里人来串门，送到医院抢救，差点落下后遗症。

此时大舅已经去世，他的大孙子，也就是我大表哥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小伙子买了两副麻将，置办两套小桌椅，放在他二爷的门楼里，供孔庄人每天来打牌娱乐，主要是为了让二爷家总有人来往，不至于发病了无人知晓。现在，六十多岁的二舅家里住住、漯河待待。他有一辆小电动车，在漯河时帮着接送外孙，漯河和家里相距五十多里地，电动车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

从大周向东十里地，是公社所在地台陈，台陈东北方三四里，过了京广铁路，有个荒张村，是我姨奶奶的家。两个老婆长得挺像，坐在一起说话。我记忆中去姨奶奶家总是夏天，可能是因为夏天她村上过会。

走那么远的路，去一次不容易，一般会在姨奶奶家住几天。记得有天早晨醒来，见姨奶奶的孙子坐在床边，穿了件白背心，胳膊撑在床帮上，面对着我，也许是他叫醒了我。他大我几岁，我该叫表哥的，他说带我去林子里玩。我跟着去了。大概种的是桐树吧，不太大，树干很直，一排一排的很整齐。刚下过雨，地面潮湿，长着零星青草，开着几朵野花，我穿着短袖，感到微微的凉。林子里有个机井，表哥提醒我说，小心那个井，别掉进去。

每次回老家，都想到颍河去看看。2006年8月的一天午后，我对雨婶说，陪我到河边去看看吧。雨婶是个温柔的女人，她没有说那有啥好看的，都没水了，而是跟我一起走向街里，两人向西而去。我想，这是她嫁到大周三十年来，第一次不干活不下地却只是去看看颍河而走了这一公里路吧。除了我们俩，河坡里再无一人，日晒，潮湿，燠热，寂静，汇成一股神秘的力量，催生河坡里的青草和庄稼，好像每一秒钟都在生长，拥挤成为绿毯。大地不言不语也不风，世界屏住呼吸，万物奋力生长。我们两个脸儿热得红杠杠的，听到自己和对方的呼吸，在河边坐下，相互拍照。

几年前的夏天，已经是东乡某小学校长的二锋开车带我们到泥河边上，只为看上一眼，因为小时候，泥河对我来说，是远得到不了的地方。站在河堰之上，南北两边相望，但见白杨树几行，经年的落叶一地。现在没有人捡杨叶了，爸爸说，他们小时候，放学后的重要事情是割草拾柴火捡杨叶。杨树是中原大地最常见的树木，成材快，种下能早点使用或换钱。四野寂静，仿佛感到大地呼吸的轻微波动，我想到一个比喻：像土地一样安静。二锋说，当年他叔来这里干活，听得到我家的驴叫。我说，怎么可能，直线距离四五里，再说驴叫都一样，咋知是我家的？他说，听得真切，你家驴的叫声，我叔能分辨出来。二锋又指着一间快要塌了的破房子说，这是进原当年看河住的屋子。进原是十队的，死了已经多年。而现在这间青砖房子，布满了绿苔，很难想象曾经住过人的。那时需要有人日夜值守，守护河堤树木，观察水位上涨，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发大水淹了庄稼。

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吧。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词还没有诞生，我就先行实践了。整个70年代，我在乡村度过。童年生活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呢？我要说，是全部。

童年的我，坐着火车来往于临颍和西安之间。我相信作家的很多作品，与他几十年的人生记忆有关。叶广芩在她的小说中，详细写到老北京的羊肉床子，描写那个铜的小秤砣，每磕一下，都叫她害怕，写到院子角落里的一盆绿色植物。作家为什么详细地解释和记录那些与故事看似无关的东西呢？因为那是他的生命记忆，他需要借助小说表达他的童年生活，不是这一篇就是下一篇。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些支离破碎的童年记忆，会在四十年后一点点激活。按说一个孩子，懵懂无知，十年时光，能留下什么，能懂什么？可是我现在所有的写作，我对世界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方式，竟然全部来自童年。我的人生观以大周村为辐射，面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