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始行于周代，是当时唯一的一种达于庶民的礼制。其说有三：“《周礼》，乡大夫，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宾之，一也；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二也；州长，春秋习射于序，先行乡饮酒，三也。”[221]后来，乡饮酒礼时有损益，至元代在民间已基本消失。明初宋濂等撰写的《元史》，其《礼乐志》已不见有乡饮酒礼的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又下令重新厘定乡饮酒礼，并将它广泛推行于全国。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重新推行乡饮酒礼，明代的乡饮酒礼又有什么特色，应该如何进行评价昵？
一
由于元末蒙汉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加上长期的战乱，明朝建立之初，到处呈现居民死亡、人口锐减，村里为墟、田畴荒芜的破败景象。往昔的繁华胜地扬州，龙凤三年（1357）被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时，“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222]。素号繁华的苏州城，也是“邑里萧然，生计鲜薄”[223]。湖广所在“多废地”，常德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224]。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225]。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更是“城邑空虚，人骨山积”[226]。特别是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227]。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徐达从汴梁（今河南开封）统率明军北伐，“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228]。直到洪武二十七年，全国各地犹“多荒芜田土”[229]。人民力竭财尽，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地主贵族难以榨取到地租，国家的税源几近枯竭。各地的官府和卫所不断传来报告：“累年租税不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230]。
明初的各级官吏，又承袭元末官场的腐败风气，“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231]，监守自盗，擅权枉法，贪污受贿，无所不为。“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232]。中央各部的官员带头大搞贪污受贿，如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系狱被杀者多达数万人，他们“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233]。地方官员更是群起效尤，巧取豪夺。浙江官府折收秋粮，州县官吏巧立名目额外加征，百姓每折钞2贯，就要加征7种附加税共计900文，高达应交折钞的45%[234]。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三人征粮，“巧立名色，凡一十有八”[235]。各地的豪强劣绅，不仅倚势武断乡曲，凌辱乡邻，而且“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236]，采取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农民，“靠损小民”[237]。
经济的凋敝，使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而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榨取，更使他们的日子雪上加霜，元末农民战争后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复趋于激化。不少元末参加起义的农民，不顾朝廷多次下令胁迫或派兵剿捕，继续屯聚山林，不入户籍，不供赋役。在籍民户，也大批逃亡，如洪武五年，太原河曲等县“民多逃亡，负粮二千五百八十余石”[238]。有的农民还拿起武器，举行武装暴动。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屡有小股农民起义发生，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朱元璋为求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认真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元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惊呼：“所畏者天，所惧者人，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239]他深知民对于君主既有依存的一面，也有制约的另一面，认为君主不仅不能“轻民”，而且要“畏民”“敬民”，说：“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240]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安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强调：“民者，国之本也”[241]，“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242]。从“安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出发，朱元璋还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富者自安，贫者自存”，“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243]，即地主阶级能够保有他们的财富，过上富裕的生活，农民阶级也具备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能够生存下去，两者能够和睦共处，这样社会才能够安定。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上，地主阶级在和平时期处于主导的地位。正是由于富者即豪强劣绅和强者即各级官吏，凭借他们手里控制的生产资料土地和国家权力，肆意兼并，巧取豪夺，把广大农民逼入绝境，才导致小民的反抗，社会的动乱。因此，他主张，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锄强扶弱”，借以协调贫富、强弱的关系，以防止矛盾的激化，动乱的发生。朱元璋不仅一再告谕百官：“天生烝民，有欲无主乃乱。所以乱者，正谓人皆贪心不已，动辄互相兼并，以致强凌弱，众暴寡。”必须采取必要手段，锄强扶弱。“使有力大的不敢杀了小的，人多的不敢杀了人少的。纵有无眼的、聋哑的，他有好财宝、妻妾，人也不敢动他的。若强将了，以强盗论；暗将了，以窃盗论。因此这般，百姓方安。”[244]要求各级官吏做到“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245]，而且在接见浙西诸郡的富民时，也谆谆告谕他们：“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幼，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246]清代官修《明史》，将朱元璋这个“锄强扶弱”的主张称为“右贫抑富”，说：“（明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247]
根据“安民为本”“锄强扶弱”的思想主张，朱元璋在大力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实行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则大兴礼法之治，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248]登基称帝后，他即“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249]。在明礼定律的过程中，朱元璋尤其重视礼治的作用，说：“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250]“朕观刑政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苟为治徒务刑政，而遗礼乐，在上者虽有威严之政，必无和平之风，在下者虽存苟免之心，终无格非之诚。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251]强调要礼法并用，而以礼为主。
礼源于俗而形成于西周之时。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武王举兵伐纣，建立周朝，后由年幼的成王继位，其弟周公旦摄政。周公旦认为殷纣所以亡国，是由于“失德”所致，从而提出“明德”的治国纲领，强调要用德政来争取民心。为此他“制礼作乐”，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典章制度，包括政治制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到了东周，经过孔子和子思学派的理论阐发，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此后，历代王朝无不强调以礼治国，用以定尊卑、明贵贱、辨等列、序少长、睦宗族、和乡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维护和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
“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朱元璋认为这是元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调：“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人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正莫如礼，故有礼而治，无礼则乱。”[252]他还指出：“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疾病，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253]“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254]强调要用礼治的教化作用，淳风俗，淑人情，来协调贫富、强弱的关系，使之各自循分守纪，和睦共存，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因此，在明朝建立前夕，朱元璋在就吴王位后，即于吴元年（1367）六月“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255]，着手修纂礼书。洪武建国后，又从各地陆续征召一批老儒，参与礼书的修纂。至洪武三年九月，礼书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256]，奠定了明代礼制的基本框架，乡饮酒礼即其中之一。
二
在《大明集礼》的修纂过程中，洪武二年八月，监察御史睢稼奏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酒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罚也。今新律（指吴元年律令）颁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士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257]朱元璋于是“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法，敦叙长幼之节”[258]。洪武三年九月成书的《大明集礼》，即将乡饮酒礼列为嘉礼之一，详列其仪注，并对其制定原则及适用范围作了如下说明：“国朝受命勘定海内，即诏有司稽古考文，定为一代之制。于是取《仪礼》及唐宋所行，参酌损益为乡饮酒礼。又采周官属民读法之旨，于行礼之中一人升读律令。县邑则岁一行之，学校、里社则季一行之。里中盖本于正位之说，而宾兴贤能、春秋习射亦可通用焉。”[259]
洪武五年四月，礼部根据这个仪注，奏请将乡饮酒礼推行于全国各地的儒学、里社和各卫的武职衙门：“在内应天府及直隶府州县，每岁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在外行省所属府州县，亦皆取法于京师；其民间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余以序齿坐，……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读律令，则以刑部所编《申明戒谕书》兼读之；其武职衙门，在内各卫亲军指挥使司及卫指挥使司，凡镇守军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编《戒谕书》，率僚佐读之。”朱元璋于是“诏天下举行乡饮”[260]。诏令颁布后，有些地方官即积极加以推行。当年出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创办学校，聘请“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261]，“合乡学及六县弟子员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观礼者若干人，农工商贾远近之观者又以千计”[262]，为一时之盛。洪武六年正月，江西泰和县令刘宗启，在本县学宫明德堂举行乡饮酒礼，“自僚佐暨贤士学官弟子员等凡若而人，列位于明德之堂。于是学徒二三，于于而前，正立张拱，奉法书而更读之，先《令》，次《律》，次《戒谕》，炳炳琅琅，观者如堵，听者动色”[263]。洪武八年十月，江西泰和知县郝行谦，又率僚属与本县土民之高年者，在本县学宫明德堂举行乡饮酒礼，“大夫肃宾于庠门外，揖让升堂，以序就位，乃命诸生祗奉《大明律》而朗读之，又参伍讲之。环堂阶而听者如织，决知禁防之不可犯，决意之无非仁矣，既而以法行，酒爵有经而饮不乱”[264]。洪武十二年，昆山人李尚义担任粮长，也“即其乡宾礼耆英，远近毕至，则有若周寿谊年百有十二岁，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齿，盛升降揖让拜俯周旋之仪，献酬有容，读法胥告，观者如堵墙，莫不感化翕然”[265]。
洪武十四年二月，朱元璋又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谕曰：“乡饮之礼，所以叙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也。朕即位以来，虽已举行，而乡闾里社之间，恐未遍习。今时和年丰，民间无事，宜申举旧章。其府州县则令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如此，则家识廉耻，人知礼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道不待教而兴，所谓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者也。”[266]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明廷正式制定《乡饮酒礼图式》，于洪武十六年十月颁布执行。《乡饮酒礼图式》规定：“各处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乡饮酒礼，酒肴于官钱酌量支办，务要丰俭得宜。除宾、僎外，众宾序齿列坐，其僚属则序爵。”仪式正式开始时，由司正举酒致辞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亲族，外睦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然后由读律者讲读律令，“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里社则“每岁春秋社祭会饮毕，行乡饮酒礼。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年老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其有过犯之人，虽年老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供饮酒毕，同退。不许在众宾上坐。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即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百家之内，以里长主席，其余百人，选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为宾，其次一人为介，其余各依年齿序坐。如有乡人为官致仕者，主席请以为僎”[267]。
洪武二十二年，再定《乡饮酒礼图式》，规定：“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悮，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内，执壶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务要分别三等坐次，善恶不许混淆。”并规定：“其所行仪注，并依原颁定式，如有不遵图序坐，及有过之人不行赴饮者，以违制论。”还规定：“主，府知府，州知州，县知县，如无正官，佐贰官代，位于东南；大宾，以致仕官为之，位于西北；僎宾，择乡里年高有德之人，位于东北；介，以次长，位于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位于宾、主、介、僎之后；司正，以教职为之，主扬觯以罚；赞礼者，以老成生员为之。”[268]这个图式，便成为明代乡饮酒礼的定制。
明初的乡饮酒礼，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参酌古代制度而定的，既别贵贱又叙长幼，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朱元璋认为：“礼莫大于别贵贱，明等威”[269]，“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大治矣”[270]。还说：“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271]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所有礼制的制定，都必须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确定等级名分，举行乡饮酒礼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在明代，现任官员属于贵人，他们“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272]；致仕的官员，“亦复其家终身无所与”[273]，同属贵人；生员是官员的后备队伍，除自身免服徭役外，也可“免其家差徭二丁”[274]，也属于贵人之列。他们的身份都高于庶民一等。明初厘定的乡饮酒礼，便严格区分他们与庶民以及违条犯法之人的不同身份，规定在府州县儒学举行的乡饮酒礼，设主（席）一名，以“府知府、州知州、县知县”为之，如无正官，“佐贰官代”；大宾一名，“以致仕官员”为之；僎宾一名，“择乡里年高有德之人”为之；介一名，“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司正一名，“以教职为之”；赞礼者一名，“以老成生员为之”。所谓“年高有德者”，往往也是致仕官员。这些具有贵人身份者，都各有专席，不与作为众宾的庶民以及违条犯法之人坐在一起。即使是府州县长官的僚属，也是序爵列坐，不与序齿列坐的众宾及违条犯法之人坐在一起。里社在申明亭举行乡饮酒礼，“有粮长者，粮长为主席，无粮长者，里长为主席”[275]，在武职衙门举行的乡饮酒礼，则由镇守武官担任主席，其座位安排和仪式，与府州县学略同，皆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不同等级身份。与此同时，为了协调阶级关系，抑制、防止强凌弱、富吞贫现象的发生，朱元璋又强调乡饮酒礼要“敦叙长幼之节”。《乡饮酒礼图式》据此明确规定：“除宾、僎之外，众宾序齿列坐”，众宾的座位均按年齿的大小排列，而不分贫富，“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老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洪武十八年十月颁布的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还规定：举行乡饮酒礼时，“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坐以违制”[276]。洪武三十年颁行的《大明律》也规定：“凡乡饮序齿及乡饮酒礼，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277]
将别贵贱与叙长幼结合起来，这是历代乡饮酒礼的传统惯例。而将礼法结合在一起，在乡饮酒礼中兼读律令，这是明朝的新创。这种做法的倡议者监察御史睢稼，在其上书中说“《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酒读法之说”，但细检《礼经》即《仪礼》这部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在乡饮酒礼之中并没有读律的内容。此后汉、唐、宋诸代的乡饮酒礼，也未见有读律的仪节，有之则始于明代。朱元璋历来重视律令的制定与普及工作。在登基称帝之前，他即于吴元年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人为议律官，制定律令。十二月，律令编成颁行，他召见议律官及儒臣，又谕之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278]随后即召见大理寺卿周祯等人，说：“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前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周祯奉命编成《律令直解》，朱元璋览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吾以《律令直解》偏（遍）行，则犯法自少矣。”[279]下令颁行全国。睢稼的建议符合朱元璋的旨意，因而被他所采纳，命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法，“使民岁时燕会，习礼读律”。后来礼部奏请推行乡饮酒礼，规定由“能者”即读书人担任的“读律者”诵读《大明律》，里社的乡饮酒礼还兼读刑部所编的《申明戒谕书》，武职衙门的乡饮酒礼也兼读大都督府所编的《戒谕书》。这样，将饮酒与读律结合起来，既习礼又普法，便成为明代乡饮酒礼的一大特色。
明代乡饮酒礼的另一特色是分别善恶。洪武初年，朱元璋命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法时，只强调要用此礼“敦叙长幼之节”，并没有分别善恶的内容。因此，洪武三年九月成书的《大明集礼》，其《县邑饮酒读律仪注》只规定：“众宾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东面北上。若宾多，又设席于西阶上，北面东上；僚佐席于东序，西面北上。设众宾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阶之西，当序，东面北上。”《里社饮酒读律仪》则规定：“众宾六十以上者席于两序，东西相向；六十以下者席于堂下，亦东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于堂下，亦东西相向。”[280]都没有分别善恶的任何内容。后来，随着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斗争的展开，朱元璋又于洪武十四年二月谕礼部曰：“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不许杂于善良之中。”洪武十六年十月颁行的《乡饮酒礼图式》便规定：“其有过犯之人，虽年老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供饮酒毕，同退。不许在众宾上坐。”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将被迁徙边远地区。主席及众宾，推让有犯之人在上坐者，也以同罪处罚。读律之时，“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随着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斗争的深入，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十月颁布的《御制大诰》，又特地重申：“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谕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笃实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迁出化外，的不虚示。”[281]洪武二十二年重定《乡饮酒礼图式》，更将庶民的座位分为三等，规定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专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有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以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内，执壶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务要分别三等坐次。如果不按照规定序坐，及有过之人不行赴饮者，皆以违制论处，告官流放。洪武三十年四月颁行的《教民榜文》，再次重申：“乡饮酒礼，本以序长幼，别贤否，乃厚风俗之良法，已令民间遵行。今再申明，务要依颁降法式行之，长幼序坐，贤否异席。如此日久，岂不人皆向善避恶，风俗淳厚，各为太平之良民？”[282]这样，便将正面表彰与反面警戒结合起来，以期起到彰善瘅恶、化民成俗的作用。
洪武年间根据朱元璋的谕旨厘定的乡饮酒礼，成为明朝的“祖制”而为后世所承袭，在全国广泛推行。但是，这种理想化的礼制，在实际操作中毕竟困难重重。清人秦蕙田即曾指出：“洪武二十二年所定乡饮仪，分善恶三等，序坐不得混淆，盖于讲礼读法之时，微寓彰善瘅恶之指，虽古礼所未有，而于化民成俗之义亦有当焉。惜乎有司视为具文，未闻有实心奉行者也。”[283]明人沈概在回顾明代乡饮酒礼的实施情况后也说：“公过私罪别席之令，虽再申明，然恐启争生衅，废阁已久，而淑慝之戒微矣。”[284]到明中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赋役征敛的加重，等级名分受到严重的冲击，乡饮酒礼已渐废弛。明廷不得不再次重申乡饮酒礼，于弘治十七年（1504）题准：“今后但遇乡饮酒礼，延访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为宾，其次为介。如本县有以礼致仕官员，主席请以为僎，不许视为虚文，以致贵贱混淆，贤否无别。如违，该府县呈巡按御史，径自提问，依律治罪。”[285]但是，乡饮酒礼并未因此而有所起色。正德四年（1509）去职的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在《东丘会老记》一文中说：“自乡饮酒礼废，而后有香山之会、洛阳之会、睢阳之会，以为希阔之学而侈谈焉，斯亦会之近古者也。”又说：“余过宜兴，览而叹曰，乡饮之礼古也，香山诸会之后，继者无闻焉，岂非难哉！”[286]宜兴的东丘之会，恰在正德四年，此时的乡饮酒礼已废而“继者无闻焉”。
三
对据朱元璋旨意厘定并推行的乡饮酒礼，明史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有的学者称之为“化乡饮为刑场”，说：“乡饮酒礼中违条犯法之人于外座同类成席，不许杂于良善中的规定，其实也是类似于剥夺政治权利的社会隔离刑罚。这种刑罚比笞、杖等更残酷，因为它实际上堵死了犯人的自新之路。”[287]另有学者则认为，朱元璋推行的乡饮酒礼是在基层民间移风善俗的措施之一，而移风善俗则是朱元璋施行“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通常情况下，维护正常秩序，所面临的大量问题属于伦理道德、精神文明的范围，而需要实施法律制裁的则属相对少数。因此礼法并行、教化为本治国方略是符合社会客观实际要求的。太祖实行这一治国方略的效果，总的来说是好的。”[288]两种观点一反一正，哪一种观点符合客观实际呢？
说明初厘定的乡饮酒礼是“化乡饮为刑场”，似有言过其实之嫌。明初的《县邑饮酒读律仪注》，对乡饮场所的陈器有明确的记载，谓：“设酒尊于堂上东南隅，加勺幂，用葛巾；爵洗于阼阶下东南；篚一于洗西，实以爵觯；盥洗在爵洗东。设桌案于堂上下席位前，陈豆于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宾之数，皆实以葅醢。设奠爵桌案于东序端及西楹南各一。”摆放的只有盛酒用的酒尊，饮酒用的爵觯，洗手用的盥洗，洗涮酒尊爵觯用的爵洗，以及盛放菜肴用的豆，不见有任何的刑具。而《里社饮酒读律仪》所载的陈设更为简单，只有“各设桌案于席前，豆用葅醢”，加上序宾后的“酒一行止”，读律后的“酒三行止”[289]的记载，可知摆放的只有酒尊、爵觯、豆，没有盥洗和爵洗，也不见有刑具。而据这两个仪注的记载，县邑乡饮酒礼的仪节有谋宾、迎宾、序宾、献宾、读律、无算爵、宾出等，里社乡饮酒礼的仪节有序宾、读律、宾出等，都不见有行刑的仪节。查遍明代的史籍，也未见有在乡饮酒礼中行刑的记录。这样的乡饮酒礼，怎么能说是“化乡饮为刑场”呢？
对乡饮酒礼中违条犯法之人于外座同类成席，不许杂于良善之中的规定，也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细致的分析，不可一概加以否定。
前面说过，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提出了“安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和“锄强扶弱”的主张。为此，根据他的旨意制定的《大明律》和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除对农民的反抗活动做出严厉的惩罚规定，要求他们循分守纪、纳粮当差外，还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元末农民战争的某些斗争成果。就帝位后，朱元璋即根据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地主或死或逃，原为元官府控制的官田和蒙汉地主占有的土地，部分为农民耕垦，更多地成为无主荒地的状况，下诏规定：“各处农民，曩因兵燹抛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其田主回还，抑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种。”[290]他还下令将无主荒地授予无地的农民耕种，北方是“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291]，南方一般是“见丁授田一十六亩”[292]，并鼓励农民尽力垦荒。他同样要求贵戚勋臣和富民势要循分守法，并颁布公侯《铁榜》，严惩公侯之家侵占官民田地财产、接受投献、隐蔽粮差等不法行为。明律还就公侯之家侵占官民田地财产、接受投献、隐蔽粮差作出明确的处罚规定，并严禁王府侵占民田，禁止官豪势要侵占他人田宅，禁止官员在现任官所置买田宅，禁止脱漏版籍、移丘换段、挪移等则、以高作下、诡寄影射等欺隐自己田地钱粮的不法行为[29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主豪强的兼并，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颁布了释放奴隶的诏令，明律又明确禁止庶民之家蓄养奴婢，禁止官民之家阉割、役使火者，禁止将他人迷失、在逃子女卖为奴婢，禁止冒认良人为奴[294]。朱元璋还下诏提高了佃农的身份地位[295]。
在制定律诰抑制地主阶级的贪暴行为的同时，朱元璋还对贪官污吏和豪强劣绅进行无情的打击。明律专为惩治贪污，开列了许多条文。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四编共计201条，其中有121条是专门惩治贪赃受贿、科敛害民的不法行为的，占到总数的56.3%。这些律令制定之后，朱元璋立即付诸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斗争。一旦发现官吏的贪污行为，立即严加惩处，而且不避亲贵，即使是皇亲国戚、勋臣权贵也严惩不贷。除了平时的随时惩办，朱元璋还对贪官污吏进行几次集中的打击，如洪武四年的录天下官吏、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声势都很浩大。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296]。对豪强劣绅的不法行为，朱元璋也严加打击。当时的江南地区，地主经济最为发达，豪强劣绅也最为横暴，朱元璋对他们的打击最为严厉。明初派到江南的不少酷吏，就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朱元璋还借几起大案，牵连诛杀了许多豪强势族。如郭桓案“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297]。特别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江南豪强地主受株连的更多，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不下千家”[298]。洪武三十年“南北榜”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朱元璋又“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告讦告”[299]，不少江南地主也因此而坐牢。此外，朱元璋还将许多豪强劣绅迁离故土，徙置京师、临濠等地，使之再无法横行乡里，欺压小民。他们在迁徙之地入籍后，便不许再迁回故里[300]。
明初乡饮酒礼中违条犯法之人于外坐同类成席，不许杂于良善之中的规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据洪武二十二年重定的《乡饮酒礼图式》，所谓违条犯法之人包括两类，一类是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罪行较轻，另一类是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徙流重罪者，罪行较重。从所列罪名可以看出，过犯之人既有农民，也有豪强劣绅，更有贪官污吏，在有些地方特别是江南地区，豪强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数量可能更多，比例更大。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明谕，这些违条犯法的人，在举行乡饮酒礼时必须“列于外坐”。所谓“外坐”，据洪武十六年颁行的《乡饮酒礼图式》，指的是“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这既体现叙尊卑、别贵贱的原则，又可起到警戒的作用。到洪武二十二年重定《乡饮酒礼图式》，又将过犯之人分为两类，罪行较轻的序坐中门之外，罪行较重的则序坐于东门之内，执壶供事。将犯过之人列坐于众宾席末，或者序坐于中门之外、序坐于东门之内以执壶供事，这对他们无疑会造成人格尊严的伤害。但是，封建社会原本就是个等级社会，这种做法在当时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我们不应脱离当时的时代条件，以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充分尊重人格尊严的标准，去评判明代的乡饮酒礼，进而将它全盘加以否定。
事实证明，明初推行的这种移风善俗的乡饮酒礼，与朱元璋基于“安民为本”“锄强扶弱”治国思想和主张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实行的效果，总的来说是好的。首先，是澄清了吏治。由于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官场的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吏治日渐趋于清明，“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301]。其次，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势力。经过洪武年间的打击，大家豪族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巨姓右族势力遭到严重的削弱，他们兼并土地、飞洒粮差的活动受到严格的抑制，“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刬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302]。这些被刬削殆尽、声销景灭的巨姓右族自然属于违条犯禁的不法豪强，至于遵守法纪的地主则属于朝廷的保护和依靠对象。但他们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下，为了保护自己，往往也多“悉散所积以免祸”[303]，或是“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304]，未敢恣肆妄为。再次，缓和了阶级矛盾。吏治的澄清、豪强兼并的抑制，加上土地关系的调整、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使明初的阶级矛盾渐趋缓和，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呈现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民间甚至出现“道不拾遗”的传闻，谓：“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建文二年，1400）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涂，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处，直不取也。”[305]最后，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流离渐怀归，沉疴渐苏醒”[306]，明朝的经济逐渐走出“土旷人稀”“邑里萧然”的困境，呈现一派“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钱镈”[307]的勃勃生机。此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土无莱芜，人敦本业”，“百姓充实，府藏衍溢”[308]，弼成明前朝的盛世，从而为近三百年的大明江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石。对此，显然应予历史的肯定。
（原载东岳书院编：《礼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97页；《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