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合作抗战之前，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当作头号敌人，视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对全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仍对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曾亲任所谓“剿匪总司令”，决心对红军赶尽杀绝。即使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时，仍不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的逻辑是革命（无论什么革命）比帝国主义坏，所以他把共产党作为第一号敌人，日本人才是第二号敌人。他认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然肯作奴隶也不可得。他说：只有攘外必先安内，去掉腐烂的地方才能防止虫蛀；不先消灭共产党，恢复民族元气，就不能抵抗外国侵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蒋介石的“安内”，有两项内容，其一是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其二是消灭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及其他政敌。
反动的内外政策决定了蒋介石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残暴地镇压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致使特务横行，监狱遍地，妄图把共产党的革命力量斩尽杀绝，对日本的侵略实行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以来，许多爱国志士命丧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屠刀下。邓演达、杨杏佛被害，吉鸿昌的英勇就义，到后来国民党著名将领续范亭哭陵自戕事件的发生，均是对国民党反动的内外政策的血泪控诉。
蒋介石以为屠杀政策可以封住人民的口，可以阻挡抗日救亡的怒潮，然而他的倒行逆施激起的是更加强烈的反抗。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汹涌澎湃。上海、北平、天津、南京、西安、太原、开封、济南、广州、苏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学生接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青年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南昌、青岛、太原、长沙、重庆、桂林等城市的数十万工人、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集会，示威游行，发表谈话、文章要求国民党“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实行民主政治。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为目标，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增调日军入关，扬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军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军得到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行动，使中国广大人民强烈地感到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跟蒋介石展开斗争。宋庆龄公开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其罪恶目的不过是实行个人独裁。“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不过说明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何香凝在斗争中别出心裁，向蒋介石“赠送”裙子一条，并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失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为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是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无情的鞭挞、憎恨和鄙视。甚至国民党右派将领中也有个别人卷入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洪流之中。
国民党对内政策的转变
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意志不可违，将检验着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蒋介石面对全国上下发动起来的抗日爱国运动，犹如四面楚歌，究竟何去何从，不得不三思而行了。
蒋介石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不过5000余人，已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对他已构不成什么威胁了；认为《八一宣言》只不过是共产党向他“认输” “乞降”。因此，他决定在不放弃军事围剿的同时，不妨试试用某种方法加以政治解决，也可以平息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蒋介石还认为，要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就必须同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中苏关系改善了，一方面可以对日形成强大压力，来牵制日本对华政策；一方面让苏联影响共产党的政策。于是，蒋介石以大力发展中苏友好关系为契机，开始了内外政策的改弦更张。他首先施放出三只试探性气球，以观苏联的态度。
其一，早在1934年夏，蒋介石派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黻带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蒋廷黻在莫斯科呆了近半年，访问了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代表蒋介石对过去中东路事件表示遗憾，希望改善中苏友好关系，并希望缔结条约来巩固两国关系。苏方对此表示理解。
其二，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后返苏时，蒋介石派梅兰芳率艺术团同往苏联访问演出。艺术团在驻苏使馆为苏联高级官员演出，以后每晚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中国的古典艺术轰动了莫斯科。国民党政府向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赠送了2000多册中国古典文献；在南京成立了中苏文化友好协会，由国民党要员担任主席、名誉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提出，希望在新疆开辟中苏交通，苏联对此作出积极响应。不久，中方修建了从西安经兰州、乌鲁木齐、伊宁到达苏联边境的公路。
其三，1935年秋，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表示希望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并暗示他将和中国共产党和解，共同抗日。苏联为自己的利益计，不愿刺激日本，只同意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欢迎国民党同共产党和解。
这三个试探气球放出后，均收到满意效果。为了急于发展中苏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磋商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及进一步沟通与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国民党采取了更加重要的步骤。这就是陈立夫、张冲的秘密访苏。
陈立夫、张冲都是蒋介石的老乡，在国民党中央任要职。张冲精明能干，足智多谋，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蒋介石一直靠他来斡旋国共两党关系，解决一些棘手、机密事务。陈立夫、张冲于1935年12月启程。临行前，蒋介石特意召见他们，面授机宜，并要求他们行动机密，保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某，乘一条德国邮船从上海起程。同行的还有驻德大使程天放一行，除程天放外，无人知晓他们的使命。邮船航行十余日后到达马赛。陈、张改乘火车到柏林隐居，待命赴苏。由于德国法西斯狂热甚嚣尘上，各国特务云集，蒋介石认为他们久居柏林会走漏风声，指示他们先到欧洲几国走走。于是，陈、张先后游历了法国、瑞士、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
陈立夫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成员之一，怕多时不在党、政重要场合露面，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猜测，他为了掩人耳目，事先写了十几封家信，让其儿子每隔几天从杭州寄一封信回家，告诉有关亲友，说他正在杭州养病。
如此绞尽脑汁的保密措施未能奏效，日本报纸首先披露说陈立夫负有特殊使命访苏，造成苏联大为不安。蒋介石知道消息后，立即召回陈立夫、张冲，谈判在国内与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之间进行。虽然陈、张此行失败，但足以证明蒋介石“改弦更张”的方向已经确定无疑。
蒋介石当时对沟通并改善国共关系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曾派他的亲信邓文仪为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苏十分活跃，频繁拜访苏联高级将领，分别探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邓文仪更重要的任务是接触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他通过陈秋梅介绍，约见了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邓文仪对王明说：“蒋介石过去对日本侵略方针的估计完全错了，日本首先要进攻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国。中国应该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又说：“蒋介石已经获悉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贵党的《八一宣言》，十分赞赏，因而愿意与中共谈判联合抗日事宜。”
王明主动约见邓文仪，对他积极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工作表示赞赏。王明说，国共谈判应在国内进行，因为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国民党应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谈判。王明表示将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央通报信息，促成两党谈判。
蒋介石在南京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提出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鲍格莫洛夫表示将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同时很快在国内找到三条渠道，向共产党传递国民党愿意和谈、团结抗日的信息。
第一条渠道是通过谌小岑打通的。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五四时期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和周恩来、邓颖超有所交往，脱离革命后，同左派人士仍有联系。翦伯赞、吕振羽也是湖南人，谌小岑称他们为“老乡”。谌小岑接受“打通共产党关系”的重要任务时就想到了“老乡”。他找到翦伯赞商量后，给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外围组织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写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南来。”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即向中共北平市委的周小舟汇报。周小舟又同北平市委和北方局的领导人认真研究，认为国民党愿意同共产党谈判，是受《八一宣言》影响的结果，机会难得，不应拒绝，决定让吕振羽辞去教授职务，前往南京探明情况。
第二条渠道还是通过翦伯赞和左恭打通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左恭是左宗棠的后代，共产党员，认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张子华以中共联络员身份在左恭介绍下与谌小岑建立了联系。张子华通过谌小岑又见了国民党曾养甫，了解到南京国民党政府愿意谈判的信息后，亲自赴陕北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
第三条渠道更为机密和重要，它渊源于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最核心人物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这条渠道的开拓者是孙夫人宋庆龄。秘密使者是“红色牧师”董健吾。宋庆龄为捍卫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一直坚持同蒋介石的背叛行为作无情斗争，反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的一天，宋子文来到宋庆龄住处，把蒋介石愿意同共产党谈判共同抗日的消息告诉她，希望宋庆龄设法同陕北联系上。宋庆龄邀请董健吾到家，将一封密件交给他，请他把密件送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证他一路通行无阻，宋庆龄为董健吾办了一张有孔祥熙签名盖章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证书，并再三叮嘱他这是一件有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办好。董健吾于1936年1月中旬，到达西安，由于连日雨雪天气，交通断绝，一等就是40天，只好求助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得知董健吾的重要使命后，用飞机把他送到延安。
第三条渠道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中共中央对董健吾带来的消息非常重视，认真对待。当董健吾被护送到瓦窑堡时，毛泽东、张闻天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林伯渠、博古、张云逸等迎接董健吾。林、博把南京信息向毛泽东发出急电。毛泽东回电要博古陪同董健吾到石楼面谈。董健吾急于要回上海，不想前往山西石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同时见到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听了关于北方局同南京曾养甫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判断蒋介石果真在大幅度地修改其内外政策了。1936年3月4日，由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署名，给董健吾发出如下电报：“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之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的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电报最后说，“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3月5日，董健吾离开瓦窑堡。临行时，林伯渠、博古拿出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三枚银币和大小一套布币，请董健吾送给宋庆龄作纪念。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将中共中央的信件、礼物送给宋庆龄。宋庆龄连连赞赏，极为高兴。不料这条极为重要渠道由于阎锡山的作梗而废弃。
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的强大压力，主动畅通上述三条渠道，结束了近十年来两党以刀枪对话的局面。从此，政治斗争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蒋介石从对日妥协到对抗
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起一直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导致中国军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战而退，以致东北全境和热、察两省陷落。为了替自己的倒行逆施辩解、找根据，他一再宣扬民族失败主义，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一天死。”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更是系统地宣扬了亡国论。他说日本“一切军事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充足”，“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他只要一声号令，真是只需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操纵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办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
当然，蒋介石并不甘心情愿地让日本人肆无忌惮地占领中国，把希望寄托于国联，让世界列强来干预，借外力阻止日本的侵略，于是就有了李顿调查团来华。但李顿调查团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对日本的侵略和中国被侵略的事实似乎永远也调查不清楚，最后留下一张一文不值、犹如废纸的“报告书”，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蒋介石想用最客观的说理、最虔诚的劝告，对侵略者痛陈利弊，晓以大义，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发表一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文章的基调是求和，哀求日本侵略者权衡得失，不要侵略。这是天大的笑话，等于和强盗讲道理，如果强盗讲道理的话就不成其强盗了。日本侵略者不仅不为蒋介石的乞求所动，反而变本加厉，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端，把蒋介石的求和文告撕得粉碎。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世界列强靠不住，和强盗没有道理可讲，只有决心“死里求生”，一改过去的失败主义和单纯妥协退让的态度，一方面急剧改变对苏、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在外交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抗争，在行动上积极准备抗战。
1935年秋，蒋介石视察了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西康、贵州以及西北的陕西等省，准备把这些地区建设成为对日作战的后方根据地。与此同时，他制定了三年备战计划：在外交方面，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在财政经济方面，实行币制改革；在国防方面，加强战略要地及海防江防建设，扩建新建兵工厂，实行兵役法，整编全国军队；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粤汉铁路、浙赣铁路，延伸陇海铁路，着手新建和筹建苏嘉铁路、成渝铁路、湘黔铁路、湘桂铁路、滇越铁路、黔桂铁路，新建滇缅、桂越、川康、甘新等战略公路；在文化教育方面，振兴民族精神，实行“新生活运动”，保护和转移北平等地的文化古物，并准备撤退沿海地区的高等学府。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就外交问题作报告。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和平是有限度的，苟国际演变“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同月，亲日派头子、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蒋介石亲任行政院院长，并改组军事委员会，把著名抗战领袖冯玉祥从泰山请到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月底，汉奸殷汝耕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在南京立即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作出反应，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改任响应“自治”的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将殷汝耕免职拿办。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针对日本胁迫南京承认伪满洲国和华北自治问题，对什么是由争取和平转变为最后牺牲的限度作了明确解释。他说：最低限度“就是保持主权领土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从1936年初到1936年冬，中日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谈判。南京谈判代表张群在谈判中未屈服于日方的压力，对日方的无理要求和挑衅行为，据理进行坚决斗争。如日方企图胁迫国民党承认“满洲国”，搞日、满、华“经济合作”，取缔一切反日活动，中日“共同防共”等，张群采取故意拖延不答，并提出反要求，代表国民党要求日本废除“淞沪协定”和“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府，解散察蒙政务委员会，日本飞机不得在中国领空任意飞行，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中方缉私等。针对日方一再要求中日“共同防共”，张群说：“防共纯系内政问题，无需与任何第三者协商。”
1936年底，日军及内蒙伪军进攻绥远，蒋介石积极赞助傅作义抗战，取得了红格而图和百灵庙等战役的胜利，重创了日伪军。蒋介石公开声称绥远抗战“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华北问题决不迁就”。
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虽然这个过程长达四年之久，但是这个转变极为重要。这是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如没有蒋介石的这个转变，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不可能走到谈判桌上来，共商共同抗日救国大事。虽然谈判也经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总归是开了一个好头，是中国人民之福也。